❶ 侵權行為法的功能是什麼啊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侵權法的功能還包括創設和催生新的人身權的功能. 侵權法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個方面 ： （一）填補損害。 有權利就必須有救濟，侵權法的最初出現就是為了使權利受到侵犯之人得到救濟。因此，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原告所受到的損害得到賠償。將賠償視作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這不僅意味著侵權法通過以賠償作為侵權案件的主要裁決種類已實際成為原告獲得損害賠償的一種主要途徑,而且意味著侵權法應自覺地以此為其首要目的和功能。如上所述,侵權法的實質是對法律所規定的某些特定權益實行保護,而保護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能採用迫使被告向原告做出(經濟)賠償的方式來實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章第三節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三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並應當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八條：「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第一百二十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雖然我國沒有專門的侵權行為法，也未在民法通則中專章規定侵權行為，但是從以上法條可以看出，我國法律規定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此種賠償採取的是填平原則，即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失。使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非在懲罰，因損害賠償基本上並不審酌加害人的動機、目的等，其賠償數額原則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的輕重而有不同。 在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齊二葯」假葯事件中，受害人因購買和使用假葯遭受損失而向葯品生產者請求賠償是會得到法院支持的，這種賠償既包括物質損失，也包括非財產的損失。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賠償僅限於實際遭受的損失，即損失多少賠償多少，其主要目的是在使被害人的損害能夠獲得實質、完整迅速的填補。 需要說明的是，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在目前來看，已經不限於損害轉移（loss shifting）。損害轉移是指將被害人所受的損害轉由加害人承擔。此為傳統民法所強調的功能，著眼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關系，以加害人行為的可非難性（故意或過失）為歸責原則，標榜個人責任。 隨著保險制度的出現和發展，損害分散（loss spreading）成為一種新的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責任保險制度適用的結果是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從實際侵權人轉由保險公司承擔，最終通過保險公司這一媒介轉嫁給社會承擔。這實際上是在同種危險製造者之間進行社會性的分散，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損害賠償責任的社會化，即損害分散。此種分散損害的方式具有使權利人的的救濟獲得保障和同時避免加害人因大量的賠償而陷於破產或困難之效果。由此，筆者認為許傳璽教授提出的損失分擔作為一項獨立的侵權法功能並不合適，損失分擔應當是填補受害人損害過程中的損失轉嫁的一種方式，具有從屬性；損失分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分散風險、保障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是保險制度的功能，並非侵權法的功能。需要說明的是，保險制度產生的責任分擔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羅馬法以來「誰侵權誰承擔責任」的古訓。 無論如何，這都是侵權法填補受害人損失的功能的體現，意義在於使受害人的損失得到合理、公正的轉嫁，使損失得到彌補。 （二）預防。 侵權法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預防損害的發生。損害的不發生或者少發生，顯然比損害發生後再進行責任的分擔更有優越性。傳統的侵權行為法通過規定侵權行為人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為人，引導人們正確行為，預防各種損害的發生，從而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活的和諧。 侵權法通過它內在的激勵機制，即如果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造成了他人的權益損害，那麼行為人必須為此而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與填補損害的功能相聯系的。對於受害人來講，當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填補；對於加害人來講，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轉嫁，有加害人來承擔此損害（即使在存在責任保險的場合之下，當損害發生後，加害人仍然面臨著提高保費或者終止保險合同的風險）。因此，加害人作為一個理性人，總會盡量避免因自己的行為導致損害的發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查，如果預防損害的成本小於預防的（預期）收益，則進行預防就是必要的，因為它是有效率的，此時，行為人作為理性人會選擇預防損害的發生，由此侵權法發揮了預防損害發生的功能。相反，當預防的成本大於預防的（預期）收益時，則意味著預防行為時無效率的，因此無須預防（如不可抗力等）。 結合本文開頭的案例，如果葯品生產者預期到當其生產假葯、劣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損害並因此被捲入訴訟，並且訴訟一旦發生，其將面臨著承擔非常重大的責任時（如巨額的民事賠償，惡劣聲譽、喪失在該領域繼續生存的機會），那麼葯廠就要權衡，其製作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收益多還是可能帶來的損失多，或者是其嚴格生產標准，不生產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損失多還是預期的收益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通過利益權衡，作出對其最為有利的選擇。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少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巨額賠償等風險時，此時其就會選擇嚴格按照標准生產，其就不會違法生產。這個時候我們說，侵權法的預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說，與上面相反，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多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賠償等風險時，此時侵權法應該發揮的預防作用就沒有發揮，或者說現實中的侵權法在預防侵權行為方面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它鼓勵人們去做壞事。 以上的討論又引出了侵權法的另外一個功能：懲罰。懲罰功能與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息息相關的。 （三）懲罰。 傳統觀點認為，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僅具有補償性，這種損害賠償原則是根據民事主體地位平等的特徵而確立的(此觀點為大陸法系民法之通說)。「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於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俾於賠償之結果,有如損害事故未曾發生者」。 然而，隨社會之進步，市場經濟之繁榮，人們逐步發現僅憑損害賠償的補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體之間失衡的社會利益，不足以維護社會安全，唯有懲罰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過分行為。求最終社會之公正。 多數學者認為懲罰應當是侵權法一項功能。 學者也有不同意見，許傳璽教授則認為懲罰不是（美國）侵權法的主要功能。由陪審團和或法庭依據侵權法所做出的賠償裁決通常僅限於原告所遭受的實際有關損害(有時也可以包括原告的訴訟費用);因此,很難說在賠償之外,侵權法對被告另有懲罰的目的和功能。當然,在極少數情形下,法庭可以指示陪審團做出由被告向原告償付遠超出原告所受損害的賠償數額,即所謂的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以加強對有關侵權行為的遏止和懲戒。但是,由於判例法或制定法對此類情形通常有非常嚴格的限定,如要求被告存在「惡意」(malice)、被告行為「惡劣」(outrageous)等等,陪審團和或法庭通常極少做出懲罰性賠償的裁決(雖然由於懲罰性賠償通常更易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興趣被廣泛報道和傳播,從而造成此類裁決相當普遍的假象)。另外，作為一種調節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法律權益的部門法,侵權法畢竟屬於私法的范疇,而不屬於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公法領域。
❷ 侵權責任法為什麼是一部救濟法
因為侵權責任法中，明確了侵權的責任認定和承擔。在權利人的權利受到非法侵害時，試用侵權責任法能夠救濟該權利人。保護權利人的權益能夠得到賠償。
❸ 什麼叫『權力救濟功能』
通過一整套的法律法規以及能正確使用權力的人群對 弱勢群體（泛義）自身權利的維護和幫助，以實現他們享受自身權利的基本條件。
我的理解。
❹ 權利救濟功能什麼意思
是指在權利人的實體權利遭受侵害的時候，由有關機關或個人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採取一定的補救措施消除侵害，使得權利人獲得一定的補償或者賠償，以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❺ 制定侵權責任法有何重要意義
法治的價值在於規范公權、保障私權，侵權責任法作為規 范侵權行為應當承擔的相應法律責任的法律工具，作為確保民事 主體合法權益在受到損害後得到合理彌補的重要法律形式，集中 體現了法治的重要價值——保障私權。它是法治<div class="dib hot-words pr" "=""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社會中一部重要 法律，也是構建法治社會的基礎。侵權責任法越發達的國家，法治 就越健全。所以，侵權法在世界各國的民事法律體系中都占據重 要地位。我國民法通則中將侵權行為法獨立列為一節，也說明了 其在我國民法體系中的重要位置。
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物質財 富的不斷豐富，以救濟私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侵權責任法，在現 代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明顯和重要。尤其是第三次技術革命' 之後，很多新的情況被納入到侵權法的調整范圍內，無論是大陸法 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對侵權法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論研究和 更加與時倶進的立法跟進，以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需求。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帶動人們的法律觀念和維權意識也不斷增 強，要求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范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同時，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高度危險作業問題、網路 侵權問題、非法披露他人隱私問題等都越來越受社會公眾的關注， 受害主體的維權訴訟大量增加。這些都對我國現行侵權法方面的 既有規則提出了挑戰。
我國關於侵權行為以及侵權責任的規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 則，但民法通則中關於侵權行為一節的規定過於簡單、過於原則。 除民法通則之外，國家賠償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 法、產品質量法等單行法律法規也有一些關於侵權責任的補充規 定或特別規定，但這些規范又過於分散。
為進一步適應當前社會的發展需要，保護民法所確定的各種 權利主體的合法權益，不斷完善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系，全國人大 在經過四次審議之後，通過了這部侵權責任法。使其成為繼物權 法之後，我國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對保護公民、法 人的合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並制裁侵權行為，化解社會矛 盾，減少民事糾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❻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❼ 侵權法的定義、特點及功能是什麼
侵權法是保障私權的法律，但侵權法並不是確認和創造權利的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版不是權利法權。侵權法是什麼呢？首先，它是在權利和法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提供救濟的法，它是通過對私權提供救濟的方法而保障私權的。因為侵權法與其他法律不同，就在於它是一種救濟法，它調整在權利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是否救濟以及如何救濟，從這個意義上說，侵權法調整因權益受到侵害而形成的社會關系，它的核心就是解決對哪些權利和利益進行保護。侵權法必須在引發侵害後果之後，才能發揮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很多學者認為，侵權法是一種事後的法律，是對社會關系的第二次調整。侵權法本身作為救濟法不能主動介入到某種社會關系裡面去，換句話說，侵權行為法是權益遭受到侵害之後所形成社會關系，它的核心是解決在權利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應該怎麼救濟的問題。
❽ 《侵權責任法》的意義
我國抄的侵權責任法於2009年12月襲26日審議通過，將於2010年7月1日開始施行。侵權責任法作為民事法律體系（即通說的未來的民法典）的基礎法之一，在民事糾紛中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
在人們的日常法律關系或者說可能產生的法律關系中，因為侵權是僅次於合同的民事行為，所以對於公民來說並不陌生；又因為侵權的形成或者形式不可能預先設定，處理結果往往因為人的不同或認識或思維的基點的不同而迥異，所以較之合同行為和處理結果更復雜，更有盡快制定並認真執行的必要。
「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什麼權利」通常被理解為是「有權利必有救濟」的另外一種說法，但兩者絕不是語義反復或者涵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者的初衷和雄心旨在實現侵權行為和責任在法律上實踐上述兩句話的含義，所以侵權責任法獲得通過，是中國法治進步的又一個亮點一點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