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

① 侵權責任法頒布實施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1、制定《侵權責任法》，體現了我國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觀念。
2、《侵權責任法內》是建設和諧社會容的一個重要的助力。
3、《侵權責任法》的頒布也是我國侵權法理訟的一次全新總結。
4、《侵權責任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民事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②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③ 侵權責任法與侵權行為法有什麼區別

我國法律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並沒有侵權行為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規定∶

1、為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並制裁侵權行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制定本法。

2、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

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

3、 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

4、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

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

5、其他法律對侵權責任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3)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是為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並制裁侵權行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而制定的法律。由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於2009年12月26日通過，自2010年7月1日起實施。

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礙；

（三）消除危險；

（四）返還財產；

（五）恢復原狀；

（六）賠償損失；

（七）賠禮道歉；

（八）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以上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並適用。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法律）

④ 我國法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有什麼意義

《侵權責任法》的誕生，它是民法典的組成部分，它的完成標志著民法典的回主體部分已經答完成了。
《侵權責任法》這部法律對整個侵權責任的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創新。比如說，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制度，規定了同命同價的原則。這些對公民權利的保障確實起了非常重要的意義。還有像醫療損害賠償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產品缺陷的問題、召回制度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侵權領域里這么多學者研究以後得到的共識，這在立法上得以規定，對中國公民的基本民事權利的保護起到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樣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同時也強化了責任意識、義務意識，我想作為一個正義社會來說，確實需要對權利有維護有保護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說這部立法起到這樣的作用。

⑤ 制定《侵權責任法》的意義是什麼

《侵權責任法》的通過實施將會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大的作用，發生重大的影響。第一，它專標屬志著中國民法典的主體部分已經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已初見雛形。第二，增強社會的權利意識。第三，進一步調動人民群眾維權的自覺性和規范化。第四全面規范民事審判活動，實現法律適用的統一化。
《侵權責任法》這部法律對整個侵權責任的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創新。比如說，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制度，規定了同命同價的原則。這些對公民權利的保障確實起了非常重要的意義。還有像醫療損害賠償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產品缺陷的問題、召回制度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侵權領域里這么多學者研究以後得到的共識，這在立法上得以規定，對中國公民的基本民事權利的保護起到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樣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同時也強化了責任意識、義務意識，我想作為一個正義社會來說，確實需要對權利有維護有保護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說這部立法起到這樣的作用。

⑥ 醫療機構應如何應對《侵權責任法》帶來的挑戰

《侵權責任法》在「醫療損害責任」一章對醫療機構在診療活動中所應當履行的義務進行了強化，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在醫療侵權損害的證明中引入了推定過錯，即「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第58條）這一規定在《侵權責任法中》的引入直接改變了當前我國醫患關系的格局，它表明，在今後的醫療糾紛中，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將不再是醫療機構承擔責任的唯一前提。因為在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的時候，只要患者能夠證明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行為違反了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就可推定醫療機構對患者的損害存在過錯，並要求醫療機構對患者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顯然強化了醫療機構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嚴格循醫療操作規程方面的責任與義務，加大了醫療機構違法診療的成本。在目前我國醫療實踐中存在很多「醫鬧」現象的背景下，《侵權責任法》對過錯推定的引入，客觀上會使醫患糾紛中的醫療機構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不如此，該法第59條還規定：「因葯品、消毒葯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後，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追償。」這一規定要求醫療機構對因使用瑕疵葯品、消毒葯劑、醫療器械或血液所造成的醫療損害承擔連帶責任，顯然是對醫療機構的診療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進一步強化了醫療機構在診療過程中的責任。
制度性因素無疑是《侵權責任法》給醫療機構帶來挑戰的直接原因，但醫療機構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不規范的甚至是違法的診療習慣則是引發這些挑戰的根源。由於人治在我國漫長歷史中的統治性影響，法律在我國一直都沒有獲得足夠的尊重和認同，有法不依的現象在我國社會生活中表現得極為突出。而這一點也直接影響了我國的各級醫療機構。表現在具體的醫療實踐活動中，很多醫療機構都沒有從思想上真正重視過現有的各類醫療衛生法規的實施，而很多醫學診療行為也沒有完全按照現行醫療衛生法的規定執行，甚至有些違法診療行為在經衛生主管部門責令整改甚至作出行政處罰之後，依舊大量存在。例如：違反《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規定，超出《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上核準的科目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行為或者使用非衛生技術人員從事醫療衛生技術工作；偽造、篡改或者銷毀患者病歷資料的行為；泄露患者隱私或者未經患者同意公開其病歷資料的行為；未經患者同意而對其進行人體醫學實驗的行為；違反診療規范實施不必要檢查的行為；故意延遲治療的行為；以及其他違反現行醫療衛生法規定而進行的診療行為。〔1〕這些不規范診療行為作為很多醫療機構日常診療活動中習以為常的習慣，實際上一直都是引發醫患糾紛的潛在威脅。由於在《侵權責任法》頒布實施之前過錯責任原則是追究醫療機構法律責任的唯一法定原則，而司法實踐中又不允許進行過錯推定，所以，這些不規范的甚至是違法的診療行為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後果並沒有被完全顯現出來；而不規范行醫甚至是違法行醫的成本問題也一直沒有引起一些醫務人員的足夠警覺。但在《侵權責任法》實施後，由於過錯推定製度的引入，客觀上會直接放大了傳統不規范診療行為所引發的不利法律後果，使醫療機構面臨更大的壓力。就此而言，《侵權責任法》實際上只是一個彰顯和放大醫療機構所面臨之挑戰的放大鏡，而在我國各級醫療機構普遍存在的不規范診療習慣才是醫療機構面臨挑戰的真正根源。
針對《侵權責任法》對醫療機構形成挑戰的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筆者以為，醫療機構為了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工作:首先，應當摒除各種不規范的診療習慣，減少診療中的過錯行為。《侵權責任法》的頒布實施之所以會對各級醫療機構帶來挑戰，除了制度性的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國各級醫療機構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些不規范的甚至是違法的習慣性診療操作。由於《侵權責任法》的頒布實施，這些過去在我國醫療實踐中由於沒有支付多少成本因而未引起各級醫療機構足夠重視的診療習慣勢必將逐漸顯現出其負面效應，從而加大醫療機構從事醫學診療活動的風險與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醫療機構要很好地應對《侵權責任法》所帶來的挑戰，就必須從抓習慣入手，規范醫務人員的日常醫學診療行為，摒除以往形成的各種不規范醫學診療習慣，並防微杜漸，形成依法規范行醫的良好執業習慣。這是減少和避免不規范醫學操作由於《侵權責任法》頒布實施所帶來的強烈顫震之治本之道！
其次，應當加強對醫務人員的法律培訓。從法理上來說，知法是守法的前提。〔2〕因為只有知法才能夠了解自己依法所承擔的義務，也才能夠嚴格履行這些義務，並因此而不至承擔因為不履行這些義務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後果。在依法治國已經被明文載入我國憲法而法治亦已成為當代社會之主旋律的宏觀背景下，醫學診療作為醫療機構向社會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顯然也已被納入法治的軌道。立足於法治的立場，醫學診療活動只有依法進行才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而很顯然，醫學診療活動依法進行的邏輯前提就是廣大醫務人員的知法與守法，亦即了解並掌握法律，明晰並履行自己在診療活動中依法所應當承擔法定義務。但從我國醫療實踐所反饋的實際情況來看，很多醫務人員在相關法律的認知、了解與掌握上都還存在盲區，不但對法律學習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夠認識，甚至有些醫務人員還存在厭煩法律學習的情況。這已成為我國醫療實踐中引發醫患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侵權責任法》引入了包括過錯推定、瑕疵醫用產品連帶責任等在內一些旨在強化醫療方責任的制度措施後，醫務人員違法從事醫學診療活動的風險與成本已被無限放大。在此背景下，作為醫療機構依法執業之邏輯前提的醫務人員知法與守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經凸顯出現。為此，醫療機構應當主動採取措施，加強對廣大醫務人員的法律培訓，並尤其是醫學方面的法律培訓，敦促廣大醫務人員了解、明晰並進而嚴格履行自己在從事醫學診療活動時所應當遵守的義務。在具體的操作方式上，醫療機構可以採取「引法入院」的做法，通過邀請相關法學專家做專題報告或聘請其擔任醫院法律顧問等方式對廣大醫務人員不定期地進行依法執業方面的集中培訓或教育。
而針對一些醫務人員對法律學習與培訓不感興趣的情況，可以考慮將法律測試作為對廣大醫務人員進行考核的一項基本內容，使醫務人員的法律學習與其自身利益直接掛鉤，刺激其學習法律的興趣與熱情。
再次，應當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並利用好社會上的法學資源。（1）就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來說。《侵權責任法》的頒布實施客觀上加大了醫療機構違法從事診療活動的法律成本，需要醫療機構加強自身知法和守法方面的建設，而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如法律事務部、醫學法律研究中心等）則不僅可以方便對各類醫務人員進行法律咨詢與法律培訓，以指導各個業務科室的醫務人員學習和掌握與本科室業務相關的法律、法規與規章，監督各個科室貫徹實施法律、法規與規章的情況，而且還可以在發生相關的醫患糾紛時及時介入，並給醫療機構提供相應的對策建議。這無疑有助於避免或減少不規范診療尤其是違法診療行為的發生，將這些行為可能會給醫療機構帶來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之內。（2）就利用好社會上的法學資源來說。我國已經出台的很多法規、規章或醫學診療操作規范中都對設立由包括醫學、法學、倫理學等等方面專家組成的專門的生命科技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基因晶元診斷技術管理規范（試行）》等，但就其實踐情況來看，很多醫療機構盡管都成立了這類的專門委員會，但卻並沒有對法學專家的參與問題給予應有重視，很多委員會中往往都找不到法學專家的身影。這很容易成為引發違法醫療操作的一個缺口。為此，需要各級醫療機構切實重視法學專家對生命科技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的參與，積極吸納法學教授、律師等法學專家介入對醫學生命科技臨床應用的項目審查堵塞由於存在法學專家盲區而出現的醫療管理漏洞。
最後，應當利用好《侵權責任法》中的一些保護性條款。《侵權責任法》固然引入了過錯推定、瑕疵醫用產品連帶責任等加大醫療風險與違法醫療成本的制度，但其基本目的卻是為了引導和強化醫療機構規范行醫、依法行醫，而不是故意對醫患關系一方中的患方做偏袒性規定。正因為如此，《侵權責任法》在強化醫療機構責任與義務的同時，也對醫療機構依法執業做了保護性規定。如第60條規定的「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一）患者或者其近親屬不配合醫療機構進行符合診療規范的診療；（二）醫務人員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三）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難以診療」以及第64條規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干擾醫療秩序，妨害醫務人員工作、生活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等。這說明，《侵權責任法》在強化醫療機構責任與義務的同時，並沒有漠視和忽視醫療機構自身的合法權益保護問題，而是也給予了正面的法律規定。這些規定實際上是醫療機構進行自我保護，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法律屏障。就此而言，醫療機構沒有必要對《侵權責任法》新制度所帶來的挑戰表現得過於驚慌，而應當學會利用這些保護性規定，維護自己合法診療過程中所享有的合法權益，盡量爭取醫患關系中的主動權。
總而言之，對於各級醫療機構而言，《侵權責任法》的頒布實施客觀上加大了醫學執業風險與違法醫療的成
本，對其從事醫學診療活動帶來了巨大挑戰。然而如果辨證地看，則這些挑戰對於醫療機構來說其實更是機遇，因為它可以促使各級醫療機構真正從思想上關注和重視不規范醫療所招致的法律風險，從而主動採取措施預防和避免這類風險的發生。而這一點，不但可以增強各級醫療機構醫療活動的規范性，提高其抗擊醫療風險的能力，對於保障廣大患者的合法權益來說，顯然也是大有裨益的。

⑦ 試述我國侵權責任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採取怎樣的判斷標准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的相關學說
（一）條件說
條件說又稱等值說，該說認為所以引起結果發生的原因都是損害結果的原因，因而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行為都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條件說的優勢在於它使用起來比較容易，按照該學說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較容易發現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但學者們對條件說的批判也很多，認為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它把所有的條件都同等看待，沒有區分不同條件之間的不同作用，這樣在共同侵權的案件中便不能確定各侵權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和范圍。
第二，該學說認為所有為損害結果發生提供條件的因素皆為損害發生的原因，這就將許多無關緊要的因素牽扯進來從而擴大了責任主體的范圍，造成真正有責任行為人的難以確定。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很多學者認為條件說在認定因果關繫上缺乏靈活性，在稍微復雜的因果關系認定中往往出現不合理的認定結果。因此，現在僅在一些簡單的案件中適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學說之外。
（二）原因說
原因說認為導致損害事實發生的眾多條件中並非所有的條件都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只有那些對損害結果在時間、空間上距離最近，或對損害結果的發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損害發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為人承擔責任。
該說在理論上把對損害結果作用不同的條件區分開來，單從理論上來看有其進步性。但是該說也產生了兩個新的問題：
第一，原因說只提出要把條件跟原因區分開，但是其並沒有明確說明該如何將兩者區分開，只是給了一個主觀、相當寬泛的標准，但在司法實踐中，損害發生的條件往往錯綜復雜，對損害結果的作用難分輕重，所以原因說在審判實務中適用的難度會很大。
第二，原因說把眾多條件中所謂的「原因」認定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唯一具有因果關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條件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在事實上可能造成當不能認定「原因」時，所有條件都與損害的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從而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合理情況發生。
（三）法規目的說
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以法規的目的來決定。行為人就其行為所引發的損害是否應承擔責任，基本上是法律問題，依照法律規定來確定，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法規目的說在解決一些與立法目的相牽連的案件的時候，能夠發揮比其他學說更為明顯的優勢。但是法規目的說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權利都被法規目的所包括，也並不是所有的侵權行為都有法律來規制。依照法規目的說，在某些特殊侵權行為發生的時候，權利的保護就毫無希望可言。並且以法規目的來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事實上會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權人在法規目的的掩蓋下逃避法律責任。例如，如果侵權人知道某一法條是為保護某一權益而設的，那麼他就可能將受害人的其它權益置於該法條規定的情形之下，從而使得該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從實踐中看，法規目的說對因果關系解決也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法規的目的在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直接的規定，而法規目的說卻舍棄了因果關系認定的標准，直接以法規的內容與目的來衡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樣就缺乏明確的標准，最終仍然由法官來判斷法規的目的，使法官成為了法律的解釋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蓋然因果關系說
蓋然因果關系說發源於日本，是因果關系證明的一種方式。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理論。蓋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對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關系證明．應該只要就因果關系的存在表示出相當程度的蓋然性程度即為充分，所以，應當將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受害人轉換到加害人身上。有學者將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的理論要點歸結為：第一，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形式上仍為原告承擔；第二，證明責任在實質上進行轉換，即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因果關系的不存在。因果關系就應該被肯定；第三，「蓋然性證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確的領域。但尚未到達證明的程度的舉證。」從價值方面分析，蓋然性因果關系學說減輕了被害人的證明負擔，有利於社會弱者利益的保護。[7]
（五）相當因果關系說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系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知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即有因果關系。馮·克里斯認為，只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原因和結果之間才有因果關系：(1)它必須是損害的必要條件；(2)它必須在相當量方面增加損害的客觀可能性。由此可知，並非引起某個事件的每個條件都是原因，只有使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條件才是該結果的原因，才會承擔責任；如果該條件在一極其特殊的，或者極可能小的情況下導致了結果的發生，並且該條件是一種事物在一般進程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則該條件不屬於導致結果發生的原因。台灣著名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以行為時存在而可為條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知識經驗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一般的有發生同種結果的可能，其條件與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系」。換言之，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依行為時的一般社會經驗和知識水平作為判斷標准認為該行為有引起該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上該行為又確實引起了該損害結果，則該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關系。
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德國，是大陸法系在侵權法因果關系認定中適用最廣泛的理論。作為大陸法系的通說，相當因果關系說因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價值，所以在其產生的一百多年裡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將「條件判斷」和「相當性判斷」有機結合了起來。合理的確定了責任的范圍。相當因果關系的構造可分為「條件關系」和「相當性」兩個組成部分。其要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首先確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條件，而後再藉助一般社會經驗對這些條件進行判斷，進而斷定造成該損害結果的原因，確定損害賠償的責任范圍，從而避免了單純採取條件說所造成的因果循環，牽連范圍過寬，一概而論使每一個有牽連的加害人均承擔責任的責任范圍過寬現象的發生。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將「可能性」納入判斷因果關系中，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為「可能性」判斷一般取決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驗與見識，所以在依據相當因果關系說判斷某侵害行為是否為某損害後果的原因時，並不要求受害人對因果關系的證明達到精確和絕對的地步，只需證明該侵權行為依一般社會經驗極大的增加了損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則極大地減輕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突出表現在環境侵權案件中，在該類案件中一般採用「蓋然性」的方法確定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例如，某化工廠污染了某居民區的水源。該居民區大部分居民喝了該水之後均呈現出不同輕重的中毒情況，則該居民區居民只需證明該化工廠侵權的「極大蓋然性」即可，而無須親自證明該蓋然性已經達到了確定性的程度。
雖然相當因果關系說已逐漸被大陸法系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相當因果關系說亦有其固有的理論缺陷：
其一，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易造成使用的差異性。由於因果關系說的可能性理論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為人對極大增加損害結果的可能性理論並不能提出精確的認定標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國家或同一地區，同樣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其判決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可能會出現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認定因果關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現象的出現。
其二，相當因果關系說缺少必要的法律價值取向。美國著名的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認為「價值判斷在司法過程中會發揮最大限度的作用。價值判斷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於它們被整合進了作為判斷客觀淵源的憲法規定、法規以及其他種類的規范中。」由此可見，價值無論在司法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當因果關系說藉助數學及社會統計學理論對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是科學的。可是侵權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畢竟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的解決就必須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取向，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此並未做出明確的規定。
其三，相當因果關系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並不能對社會中發生的所有的侵權案件判斷其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並且有些案件並不適宜採納相當因果關系說，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權案件。
其四，相當因果關系說對所謂的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在理論上有混淆「過錯」判斷的嫌疑。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所謂的相當性表現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預見到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條件關系，不論行為人是否能預見，都認為存在因果關系；凡是為一般人所不能預見但是行為人能預見的，也認為存在因果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事人的「過錯」的判斷。一般人所能預見，而行為人卻沒有預見，此為行為人之「過失」；一般人不能預見，行為人預見了仍然追求損害結果的發生而為之，此為行為人之「故意」，只不過這種故意隱藏得更深，若無有力證據很難證明而已。相當因果關系說把本應當在過錯中進行的法律判斷搬到因果關系的認定中，並稱之為「相當性」的判斷，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忽視了過錯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學者們在討論因果關系的問題時，往往高估了因果關系認定在侵權責任認定中的作用，給人一種「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即等於侵權責任成立」的感覺，把過錯放在一邊，這種做法，誠不可取。
侵權責任法中因果關系認定問題的實質與解決
因果關系的認定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學說，無論其如何科學、如何合理，均無法解決所有侵權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某一理論學說在此類侵權案件中具有應用價值，而在另一類型的侵權案件中則可能無法適用。所以，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問題主要是一個司法問題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因此，如何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因果關系認定規則，乃是擺在所有民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在構建侵權責任法因果關系認定規則時，應當堅持司法主義的邏輯進路。不宜在侵權責任法中將因果關系認定問題復雜化。而是應當將主要問題留待司法實踐中去解決．賦予法官在判斷因果關系時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權。

⑧ 從審判實踐看如何完善《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規定

在民事案件審理中，類似僱工建造房屋、請鄰居或朋友幫工以致於出現人身損害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於雙方法律關系的認定成了案件審理的難點。在《侵權責任法》實施之前，難點多存在於僱傭關系與承攬關系的區分上。隨著《侵權責任法》的正式實施，特別是《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了個人勞務關系，加上目前學界對勞務關系的理論研究較少，因此如何處理因個人勞務關系產生的糾紛成了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對《侵權責任法》第35條進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侵權責任法》第35條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與個人勞務關系相關的法律規定 （一）與個人勞務關系相關的法律條文： 1、《侵權責任法》第35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的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2、《解釋》第9條規定：雇員在從事僱用活動致人損害的，僱主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第11條規定：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僱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僱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僱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第13條規定：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個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個人應當承擔幫工責任。被幫個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幫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賠償權利人請求幫個人和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應當支持。第14條規定：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給與適當補償。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 二、與《解釋》相比，《侵權責任法》第35條的不足之處 （一）《解釋》的規定更全面、更具可操作性。《解釋》第9條及第11條規定的是僱主責任，該規定包括了：1、僱主責任的歸責原則為無過錯責任。2、僱主的追償權。《解釋》第13及14條規定了無償幫工關系，包括：1、對被幫工人適用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2被幫工人的免責事由。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可以不承擔責任。3、致人損害時的連帶責任：在致人損害的情況下，如果幫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應與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相反《侵權責任法》第35條對個人勞務關系的規定，可以概括為兩種情形：1、在提供勞務的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時，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此種情形適用了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且沒有規定例外情形，2、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則適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雙方根據各自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該規定過於簡單，對無償幫工、僱主的追償權都沒有規定，在實踐中不如《解釋》更具操作性。 （二）《侵權責任法》第35條首次提出勞務關系這一概念但未對其進行明確，進一步增加了審判實踐的困擾。表面上看，僱傭關系、無償幫工關系與個人勞務關系的法律規定好像很是明確。但對於從事民事審判工作的審判人員來說，無論僱傭還是幫工，都是提供勞務的過程，勞務關系實際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面對一個具體的案例時，如何對勞務關系做出認定，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特別是《解釋》經施行多年，群眾對僱傭關系這一概念較為熟知，審判人員亦對如何認定僱傭關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之後，又提出了勞務關系這一概念，徒增司法實踐的紛擾。 （三）《侵權責任法》第35條中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規定採用過錯原則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時，有認真完成僱主所指示的工作的義務，同時應負有照顧自已的義務，否則一旦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不問提供勞務一方是否有過錯，接受勞務一方都得承擔責任，顯失公平。但該條並未規定接受勞務一方對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他人損害的提供勞務一方享有追償權，存在不足。同時該條亦未規定勞務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勞務的一方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的追索選擇權，亦未明確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後，是否可以向第三人追償以及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而實踐中這種情形是非常多見的。 （一）應明確個人勞務關系的概念。 《侵權責任法》第35條是第一次在正式立法中採用勞務及勞務關系的術語 ，但對於勞務關系的概念，目前仍沒有明確統一的法律定義。因此立法對個人勞務關系的定義做出明確，對審判實踐無疑具有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勞務關系大致具有如下特徵，首先勞務關系的主體具有平等性。在《侵權責任法》第35條中，規定的是個人勞務關系，因此可以理解為公民個人之間關於提供勞務而形成的法律關系。其次，勞務合同標的和履行標的具有特殊性。勞務合同的標的是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供勞務。勞務合同是以勞務為給付標的的合同，只不過每一具體的勞務合同的標的對勞務行為的側重方面要求不同而已，或重於勞務行為本身即勞務行為的過程，如運輸合同；或側重於勞務行為的結果即提供勞務所完成的勞動成果，如承攬關系。 （二）應借鑒《解釋》第9、11條的規定，明確：提供勞務的一方從事勞務活動致人損害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提供勞務的一方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提供勞務的一方追償；提供勞務的一方在從事勞務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接受勞務的一方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勞務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勞務的一方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提供勞務的一方在從事勞務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接受勞務的一方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接受勞務的一方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三）應借鑒《解釋》第13、14條規定，明確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工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個人應當承擔幫工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幫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賠償權利人請求幫個人和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幫工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給與適當補償。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 作者單位：北海海事法院

⑨ 我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特點，詳細一點，字數多一點，不要從其他知道上復制的。滿意的話增加財富值。

中國《侵權責任法》的主要特點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侵權責任法》是民主立法、開門立法的成果，其中凝結了廣大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以及法學工作者的智慧和貢獻，是民商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集體智慧結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過程中，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廣泛聽取司法工作者的聲音；司法界積極配合，為立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民法學界廣泛討論，各抒己見，為《侵權責任法》提供理論支持。《侵權責任法》的每一章節和條文都廣泛徵求了意見，是一次民主的立法，確確實實適應中國當前的情況。
第二，《侵權責任法》體現以人為本的立法精神，是一部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體現以人為本理念的一個民事權利宣言。在內容上，突出了現實生活的需要，重點解決20年來出現的突出問題，如「同命不同價」、網路侵權、建築物倒塌責任、產品的警示召回、保險責任的分擔等問題，在《侵權責任法》中都有了切實可行的規定。
第三，《侵權責任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一是第2條採用開放式列舉的方式規范了本法保障的權益范圍，廣泛全面地對各種私權以及各種利益提供了保護；二是自始至終都貫徹體現了對人和生命健康的最重要、最首要的關懷，把它放在首位來進行保護；三是按照歸責原則建立了一個獨特且完整的侵權法體系，非常科學、嚴謹；四是巧妙地做到了一般條款和具體列舉的結合；五是在《侵權責任法》第15條全面規定列舉了各種侵權責任形式，而且在責任形式的規定方面也實現了一般規定和具體列舉的結合。
學者從歷史角度闡釋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發展，認為《侵權責任法》是外國立法經驗借鑒與本土國情的密切結合，它體現了立法者博採眾長、兼收並蓄的立法風范，以及中國民法學者既有學習他人的胸懷，也有屹立於世界之林的勇氣，因而形成了鮮明中國特點，已經受到各國民法學家的重視，將會對外國侵權法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中國《侵權責任法》獨具中國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權責任法》單獨立法。《侵權責任法》採用單獨立法的形式，是成文法國家第一部以侵權法的名稱制定的法律，這是對傳統民法典體系的重大突破，是對各國民事立法的重大貢獻。這部法律的制定之所以能夠廣泛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普遍關注，就是因為制定這部法律所具有的創新和重大突破意義。
第二，規定了獨具特色的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的專家認為《侵權責任法》第2條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的專家認為《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有學者指出，《侵權責任法》第2條和第6條第1款都是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是一個大小搭配的雙重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是獨創性的立法模式。在成文法國家的侵權法中，只有一個侵權責任一般條款，或者是小的一般條款，或者是大的一般條款，而中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了兩個侵權責任一般條款，第2條是大的一般條款，全面概括全部侵權責任；第6條第1款是小的一般條款，規范一般侵權行為；二者相互結合，構成《侵權責任法》的完整邏輯結構。
第三，突出強調私權優先規則。《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私權優先規則，賦予侵權請求權以優先權保障，當侵權人因同一行為同時承擔侵權責任、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而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首先支付侵權責任。有了優先權的保障，就能夠保證第3條規定的侵權請求權得到擔保物權的保障。這表現了中國立法的昌明，表達了私權的尊崇地位，體現的是國家、政府不與民爭利的思想。
第四，著重解決死亡賠償的「同命同價」問題。學者認為，城鄉體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立法是要維護這種體制還是消除這種體制，有一個立場問題。在死亡賠償金的問題上不自覺地維護二元體制，「同命不同價」的結果就是歧視農民。《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校正了這種做法，拋棄了按照城鄉居民戶口確定賠償標準的做法，實現了城鄉居民的平等保護。
第五，在具體制度構建方面，與會專家學者指出以下侵權責任制度具有中國特色。
（1）醫療損害責任。《侵權責任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綜合平衡受害患者利益、醫療機構利益和全體患者利益的關系，借鑒各國醫療損害責任制度的經驗，對醫療損害責任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打破了世界各國侵權法都不規定醫療損害責任的傳統做法，解決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2）環境污染責任。《侵權責任法》把《民法通則》以及環境保護法中關於侵權法規范進行整合，協調了《侵權責任法》與《環境保護法》以及其他環境保護單行法的關系，補充了新的責任規則。
（3）飼養動物損害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十章專門規定飼養動物損害責任，除了規定一般性條款之外，還專門規定違反安全措施飼養動物、禁止飼養的烈性犬等危險動物、動物園飼養的動物以及遺棄、逃逸的動物造成損害的責任，有助於消除社會危險因素，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4）物件損害責任。有學者系統解析了《侵權責任法》第85條、第86條、第87條的規定，認為既借鑒了羅馬法的歷史傳統，又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內容有重大突破。特別是《侵權責任法》第86條規范建築物倒塌造成損害，由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承擔連帶責任，對於規范豆腐渣工程，警戒不法開發商，保障建築物的質量安全，意義重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

⑩ 《侵權責任法》37條中的群眾性活動組織者，怎麼界定，標準是什麼，有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或解釋，謝謝

在法律上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屬於漏洞。
群眾性活動蓬勃發展，不但數量多、類型新穎，其主體的多元化、時空間范圍的廣泛性均導致法官在審理涉及組織者安全保障義務的案件時往往難於掌握。

涉及安全保障義務糾紛的案由非常廣泛，除安全保障義務糾紛外，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旅遊合同糾紛等各種涉及侵權的糾紛，都可能涉及安全保障義務問題。法官在審理這類案件時，首先會確定損害事實的存在，進而認定造成損害的原因，並將原因歸為一種或幾種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而後就需要判斷該行為是否屬於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之內。而這時如何界定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就成為了法官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法官會面對這樣三個難點，一是適用原則模糊且缺乏內容細化的規則及運用方法。侵權責任法第37條僅原則性的規定了安全保障義務制度的權利、義務主體和責任承擔方式，但對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甚至都沒有原則性的指引，更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學界通過比較法研究提出了一些司法中可以借鑒的原則和規則，但對於法律適用而言還不夠明確和細化。

二是缺乏統一的、合理的思考模型。要界定安全保障義務的合理范圍需要考慮諸如法律規定、行業規范、合理注意、主體性質、活動性質、客觀條件等多種層面的諸多因素，目前缺乏一個基礎的整合多重因素的較為規范便於適用的思考模型。

三是在組織者與管理人安全保障義務競合的情形下，義務范圍的界定缺乏明確的規范。在組織者與管理人安全保障義務競合的情形下，無論是義務主體直接侵權還是第三人侵權，都必須將二者加以區分，才可能對不同的義務主體確定其是否侵權以及應承擔的責任比例。而這也需要明確的區分規則以及規范的審理方式作為司法工作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