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法的經濟結構

Ⅰ 簡述商標侵權行為的種類。

根據《商標復法》的制規定，下列商標使用形式，為侵犯商標專用權的主要表現形式：(一)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具體包括四種情況：1、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2、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的;3、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他人的注冊商標相同商標的;4、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他人的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的。未經許可實施此種行為，無論屬故意或過失，均構成對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犯。(二)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行為。(三)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這類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四種：1、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2、未經商標權人委託或者授權而製造其注冊商標標識;3、超越商標權人授予的許可權任意製造其注冊商標標識;4、銷售屬於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第四種侵權行為，未經商標注冊人同意，更換其注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五)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完畢。

Ⅱ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Ⅲ 怎樣才算侵犯知識產權

判定是否侵犯了知識產權可以看是否主觀意識，是否以經營為目的，情節版嚴重的構成犯罪權，侵犯知識產權罪是指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未經知識產權所有人許可，非法利用其知識產權，侵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秩序和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侵犯知識產權罪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商品罪、非法製造或者銷售非法製造注冊商標標識罪；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假冒專利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知識產權是人類創造性勞動的智力成果，包括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等。

Ⅳ 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各是什麼工商業呢

三次產業劃分范圍如下：

第一產業是指農、林、牧、漁業。

第二產業是指采礦業，製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

第三產業是指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

第三產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

因為工商業不屬於第一產業，也不屬於第二產業，所以工商業屬於第三產業。

三大產業的關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

① 第一產業為第二三產業奠定基礎；

② 第二產業是三大產業的核心，對第一產業有帶動作用；

③ 第一二產業為第三產業創造條件，第三產業發展促進第一二產業的進步。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家統計局關於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報告上對中國三次產業劃分的意見，中國第三產業包括流通和服務兩大部門，具體分為四個層次：

一是流通部門：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

二是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金融業、保險業、地質普查業、房地產管理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遊業、信息咨詢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

三是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教育、文化、廣播、電視、科學研究、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

四是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社會團體、警察、軍隊等，但在國內不計入第三產業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由此可見，這種第三產業基本是一種服務性產業。

(4)侵權法的經濟結構擴展閱讀：

為了規范三次產業、服務業的口徑、范圍，推動我國服務業發展，將A門類「農、林、牧、漁業」中的「05農、林、牧、漁服務業」，B門類「采礦業」中的「11開采輔助活動」，C門類「製造業」中的「43 金屬製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等三個大類一並調入第三產業。

調整後，第一產業為4個大類；第二產業為2個門類和36個大類；第三產業為15個門類和3個大類。

三次產業分類法是紐西蘭經濟學家費歇爾首先創立的一種產業分類方法。他在1935年所著《安全與進步的沖突》中提出對產業的劃分方法。

英國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克拉克在費歇爾的基礎上，採用三次產業分類法對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總結出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按「三次產業分類法」劃分，把國民經濟中以利用自然力為主，生產不必經過深度加工就可消費的產品或工業原料的部門稱為第一產業。

Ⅳ 怎麼才算侵犯知識產權

你好，侵犯知識產權罪是指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未經知識產權所有人許可，非法利用其知識產權，侵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秩序和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

內容
侵犯知識產權罪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 侵犯知識產權罪
的商品罪、非法製造或者銷售非法製造注冊商標標識罪；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假冒專利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知識產權是人類創造性勞動的智力成果，包括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等。

侵犯知識產權罪 中國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過去僅分散見於《商標法》、《專利法》以及全國人 侵犯知識產權罪
大頒布的《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和《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中，並沒有將其認定為獨立的犯罪類別。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案，經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侵犯知識產權罪"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類別規定於"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從而對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第一次以刑法基本法的形式作出了規定，加大了對於此類犯罪的懲罰力度。修訂後的《刑法》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侵犯商標權的犯罪
包括：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以及偽造 侵犯知識產權罪
、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
第二類是侵犯專利權的犯罪
主要是指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行為。 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利權書，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利權，
第三類是侵犯著作權的犯罪
主要指以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作品、電影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體及其他作品，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或者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等形式侵犯著作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構成的犯罪。
第四類是侵犯商業秘密的犯罪
《刑法》規定，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害的，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
客體要件
范圍
2006年全國法院審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例 「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權益。其中的權主要指權利，包括國家權利、法人等單位權利與公民個人的權利，其中的益指利益。包括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台灣學者林山田認為:「經濟刑法的保護法益為國家的經濟秩 侵犯知識產權罪
序與經濟結構的安全以及個人的財產法益。易言之，經濟刑法的保護法益包括『超個人』與個人的經濟利益，即經濟社會中的公益，以及消費者及參與經濟活動者個人的財產利益。」侵犯知識產權罪屬於類罪，作為一個上位概念，其下位包括侵犯商標罪、侵犯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等個罪。
無形產權
就知識產權本身而言，無論是商標權、專利權還是著作權，其均屬於一種無形產權。其客體與所有權的客體盡管性質相同，但是，其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所有權的客體是一定的動產或不動產這種有形物體，而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無形物體。作為所有權客體的動產或不動產，不僅存在於理念之中；而且作為一種物理現象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其獨占性是完整的，即一個主體使用的時候，其他主體無法同時同樣使用。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產權，在客體存在於抽象的理念中，並不完全表現為物理現象上佔有、使用等，當一個主體使用時，並不能同時必然排斥其他主體的使用。因此，知識產權極容易被侵犯，而且對侵權行為的發現也相對困難。由此可見，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犯罪客體與其他傳統的侵犯財產犯罪盡管有相似之處，但其差異也是涇渭分明的，正是這種客體的差別，使得兩類犯罪的犯罪構成、既遂與未遂的標准以及法定刑均有較大的出入。
核心內容
但是，同樣作為一種無形產權，同樣是作為一種「訴訟中的物權」，知識產權的各類下位權利的核心內容各具有自身特點。如日本學者紋谷所言；「版權的人格色彩極濃，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發展精神文化；但工業產權的競爭色彩較濃，其目的是為了發展物質文化。」但是，在分析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客體時候，應以商標權、專利權和著作權等權利為核心；如果具體細化為財產權或人身權等，這實際上是分割了以上各種權利的完整性。因為，作為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其本身就兼備了這種屬性。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否定對各種權利不同側重點的研究。恰恰相反；其對分析犯罪構成的其他要素以及量刑不無裨益。
客體的分析
通過對侵犯知識產權罪客體的分析，侵犯知識產權罪等法定犯罪，其違法性的刑事特徵不僅是對刑事法的違背，更主要的是對知識產權法等上位法的違背。因此，在考察犯罪客體的時候，依據的標准不能或至少不能再以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的犯罪特徵作為尋求客體的主要依據。恰恰相反，應將知識產權這一權利組合體作為同類的客體。考察具體犯罪的時候，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權利實際上也是一類權利組合體。從知識產權法律意義上說，其包含了私權和公權、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多項權利。這既是知識產權法的獨立於其他法律的根本依據，更是其犯罪客體區別於自然犯罪的特點。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犯罪客體是一類權利組合體:即既侵犯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人身權利，又侵犯了其財產權利；既侵犯了國家和社會的公權又侵犯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私權。
客觀要件
特徵表現
侵犯知識產權罪 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客觀要件表現為未經權利人同意，侵犯他人專有權利，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其特徵表現為:
無權源
首先，行為人之行為無權源，即其行為未經權利人同意或授權。根據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的有關規定，專利和注冊商標可以通過合法的行使轉讓，權利人還可以同意第三人使用和享受該權利。因此，專利權人和注冊商標權人同意他人使用和享受該權利時，即使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規定，也只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不成立犯罪。只有未經權利人同意，違背了權利人意願的行為，才可能是犯罪。當然上述行為往往有例外限制，如存在著作權的限制或強制授權等，即使行為人之行為未獲得權利人的同意也應視為有正當權源。
專有權利
其次，行為主要侵犯了他人的專有權利，在某些場合下則可能表現為對行政法規范的侵犯和違反。犯罪行為基本表現形式上，只能是作為，即行為人採取了積極的動作而違反刑法的規定。侵犯知識產權罪只能由作為構成，不作為不可能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罪。 最後，侵犯知識產權罪不屬於行為犯，而是結果犯。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從其危害結果和犯罪情節中表現出來。所以行為必須是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特別嚴重情節。侵權行為未造成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就不構成犯罪。如「個人侵犯著作權犯罪違法所得2萬元以上的屬於違法所得數額較大， 違法所得10萬元以上的屬於違法所得數額巨大」。 行為人主觀過失不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罪
犯知識產權罪的行為表現方式因權利客體以及具體專門法律的規定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從宏觀分析，其仍具有共性，即其行為方式主要包括:
假冒行為
。所謂假冒行為，是指未經權利人同意或許可，第三人在其製品上標注知識產權權利人的的專利標記、商標、名稱等。在我國刑法中主要是指假冒注冊商標(現行刑法第213條)、假冒專利(現行刑法第216條)、假冒他人署名(現行刑法第219條)。
非法出售行為
。一種是指銷售「冒牌貨」的行為，即銷售未經許可而載有與受保護的商標、專利或實質相同的標志的任何相同物品。我國現行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即屬此類行為。另外一種是侵犯著作權的發行、出版、出售行為。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發行其文字作品、電影、電視、錄象、計算機軟體以及其他鄰接權作品的；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非法製作行為
。第一類是偽造、擅自製造行為。其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未經授權而製作；二是超越授權范圍而製作。如現行刑法中的第215條非法製造注冊商標罪等。第二類行為是非法復制行為，及未經權利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以印刷、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等方式，重製他人作品。如我國現行刑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等。 (4) 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披露、使用 商業秘密 的行為。 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犯罪對象的認定則較為復雜。其內容最終必須以知識產權法律的規定為基礎，並隨之變更而變更。所以各國此類犯罪的對象構成有所差異。我國刑法的規定基本上是採納了狹義的知識產權的標准，但同時又增加了包括商業秘密在內的部分廣義內容。但范圍仍十分有限。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對象構成較為豐富，其中某些規定值得我國立法借鑒:
其一， 商標相鄰標志
。商標相鄰標志是指除商標以外的用來標志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所有文字和圖形，其主要包括商品裝模、商號及原產地名稱等。相當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刑法中對商標相鄰標志的侵權行為均有明確的規定。例如，台灣刑法典很早就規定了妨害商標商號罪；下及偽造商標、商號罪、虛偽標記商品罪等4種犯罪。中國除對極少數酒類實行全包裝保護之外；其它的相鄰標志沒有專門的法律保護，只是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了侵犯商標相鄰標志如名稱、裝演等行為的民事責任，顯然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建議在進行刑事立法時，有關商標權侵權的犯罪一節應該相應地反映這一現實需要，使刑法內容進一步規范化。
其二， 鄰接權
。我國對侵犯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犯罪化的立法與現有的相關民事法律立法並未銜接，因而，不能適應打擊該類犯罪行為的需要，而國外卻有相關立法，國外的相關立法值得我們借鑒。
施行期限保護
由於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對專利權及著作權的部分權利均施行期限保護，因而，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也只能發生在此期限內，超過此期限則不構成犯罪，現有的我國刑法對此沒有予以規定，可能會造成司法操作的困難，對此應通過立
《刑法》規定
侵犯知識產權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而不能由過失構成。這是因為:第一，從刑法理論上來說，侵犯知識產權罪可歸入法定犯。法定犯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其本身並不一定蘊涵著法律所禁止的性質，國家之所以認為這種行為是犯罪行為，完全是出於其某種行政政策的考慮和需要。法定犯由於其倫理道德上的可譴責性較弱， 因而不宜對其主觀罪過過於苟責，行為人只有在出於故意的情況下，才宜作為犯罪處理。過失行為則通常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處理。這是刑法謙抑的價值取向的必然要求。第二，從刑事立法來說，考慮到刑事立法以懲罰故意為原則，過失為例外和犯罪故意一般不作規定、過失則明確規定的立法的原則，侵犯知識產權罪應屬故意犯罪無疑。
認識角度而言
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故意，從認識角度而言，其認識的內容包括:行為人必須對犯罪對象的性質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即明知是已注冊的商標，明知是他人的專利及專利產品，明知是他人注冊商標的標識；或者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以及明知是他人的著作權和專有技術，與此同時，行為人還必須對自身行為性質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如對假冒行為、銷售行為、非法復制行為有著較為明確的認識。從本罪的意志因素而言，同樣存在著希望或放任的因素:多數行為人表現為積極的追求，即追求違法所得利益，追求作品聲譽、信譽等的喪失；同時，也不排除少數情況下，對他人作品、注冊商標、專利等造成嚴重後果漠不關心、聽之任之。也就是說，侵犯知識產權罪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直接故意犯罪，少數情況下是間接故意犯罪。
犯罪目的內容
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犯罪目的內容，尤其是否以以營利為目的，在理論上有不同觀點。而且，在現行刑法的法條設置上，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規定了 「以營利為目的」為必備要件，而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商業秘密罪則均沒有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作為成立犯罪的必備要件。在理論上，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罪在主觀上，必須是故意，且以營利為目的； 以營利為目的是這類犯罪的共同主觀特徵，同時，也是構成犯罪的主觀要件；第二種觀點認為，現行刑法僅對侵犯著作權類犯罪規定了「以營利為目的」，而對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罪則沒有規定，實行差別待遇是沒有根據的，並認為在世界上如日本、義大利、法國等國的刑法中均未將「營利為目的」作為侵犯著作權類犯罪的主觀要件侵犯知識產權罪，這些國家的立法經驗是可以借鑒的。第一種觀點把侵犯知識產權罪單純地納入貪利型犯罪，也失之恰當的。如果以侵犯他人人身權利或其他其他復雜動機或目的而侵犯知識產權，並引起惡劣、嚴重後果等嚴重情節而社會危害性嚴重的行為也應以犯罪論處。

行為人主觀過失不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罪
首先，應該是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身的特徵所決定的，從刑法理論上看，知識產權犯罪可歸入行政犯，即是違法了經濟、行政法規定情節嚴重的行為，如國家制定的《商標法》、《專利法》、《反不當競爭法》、《著作權法》等，行政犯由於其倫理道德上的可譴責性較弱，不宜對其主觀犯意過於苛刻，行為人只有在故意的情況下，才宜作為犯罪對待，過失行為通常只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處理；其次，知識產權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構成而不能由過失構成，也是由刑法的規定所決定的，因為按照刑法規定，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由此可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否可以由過失構成，理應以刑法規定為限。刑法沒有明文規定，行為即時有社會危害性，也不能作為犯罪處理，第三，過失不構成犯罪，符合國際立法的原則，世界上除了義大利以外，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均沒有將過失列入犯罪之中，因此筆者認為，將過失納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觀方面不僅與刑法原理不符，也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同時也不符合世界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
行為人不作為不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罪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觀要求是「以營利為目的」，這就決定了行為人均採取積極地行動並追求希望犯罪結果發生，也就是說客觀行為都採取作為的形式，不作為不符合該罪的客觀要件。不作為是與作為相對應的危害行為的一種表現方式，就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能夠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為。判斷不作為犯罪應當具備如下三個條件，第一，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作為的特定法律義務，這是構成不作為的前提條件，其次，行為人有能力履行特定法律義務，這是不作為成立的重要條件，第三，行為人沒有履行作為的特定法律義務，這是不作為成立的關鍵條件。需要強調的是違反非刑事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並非都構成不作為的義務根據，只有經刑法認可或要求的，才能視其為作為的根據。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一方面要求其他法律法規有規定，同時要求刑法的認可，若只有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而無刑法的認可或要求，
行為人即使不履行這種義務
也不構成犯罪。比如《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網路內容服務提供者負有審查和刪除侵權作品的義務，但如果網路內容服務提供者不作為情節嚴重是否構成犯罪，刑法總則、分則均沒有規定，所以網路內容服務提供者不作為情節如何嚴重、社會危害性如何嚴重都不構成犯罪；再比如《婚姻法》規定家庭成員之間有相互扶養的法定義務，同時《刑法》第261條規定家庭成員不履行扶養義務，情節嚴重的以遺棄罪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是典型的不作為構成犯罪，另外偷稅罪、侵佔罪以及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罪都屬於不作為構成犯罪。

《刑法》規定 第二百一十三條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銷售金額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二百一十五條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二百一十六條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第二百一十七條以營利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體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三）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的； （四）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條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的侵權復製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第二百一十九條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三）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 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本條所稱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 本條所稱權利人，是指商業秘密的所有人和經商業秘密所有人許可的商業秘密使用人。 第二百二十條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Ⅵ 人格權侵權賠償有哪些

您好，人格權侵權賠償包括：
1、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方式以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損害為前提。
在各種責任形式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影響這幾種責任的承擔，均不能以實際造成他人的財產或人身損害為前提，只要受害人的財產、人身或其他權利遭到侵害、面臨危險或受到妨礙，即可要求行為人承擔此幾項責任;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重做、更換這幾種責任的承擔只以財產受到侵害為前提;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和賠禮道歉這幾種責任的承擔通常僅以人身權或知識產權受到侵害為前提。而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既可以以他人財產受到損害為前提，也可以以他人的人身受到損害為前提。
2、損害賠償以給付金錢或實物財產為內容
在其他責任形式中，侵權行為人不存在向受害人給付金錢的問題;即使以實物財產賠付，該財產也應屬於侵權行為人所有。而在返還財產的責任形式中，侵權人向受害人返還的財產本來就屬於受害人所有或管理。
3、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受各種因素的制約
其他形式的責任，在實際承擔時較為簡單，易於操作。而損害賠償責任在實際承擔時卻較為復雜，通常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要考慮到賠償的范圍、賠償數額的計算、侵權人和受害人的經濟狀況，在故意侵權中，還要考慮到懲罰性賠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等。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Ⅶ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什麼意思

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科學進步發展的要求，也是促進生產力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宏專觀措施。經屬濟結構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之間，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以及各產業層次和技術水平的構成及其相互關系。
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如下問題凸顯了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必要性。
一,是產業結構不協調： 一,二產業比重結構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結構比重偏低。
二,是地區發展不平衡： 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地區經濟產業結構有嚴重趨同現象，重復投資,浪費資源。
三是農業基礎薄弱，農民進一步增收的難度愈來愈大，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化水平低。
四是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盲目擴張突出。
五是產業技術開發能力薄弱，產業整體競爭力偏低。
鑒於這些問題，需要進行國民經濟結構宏觀調整和戰略調整,

Ⅷ 社會經濟基本結構

社會經濟結構是K.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提出的科學概念。
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佔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制度。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亦即構成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亦即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制度，形成該社會的經濟基礎，並規定這一社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們的社會意識。

科學概念
社會經濟結構是K.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提出的科學概念。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

區分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不同階段的標准 社會經濟結構是區分人類歷史上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標准，也是區分同一社會形態不同發展階段的標准。馬克思主義根據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質的規定性，將人類社會區分為五種基本社會經濟形態：原始公社制的、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同一種社會經濟結構發生的部分質變，使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區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如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使資本主義社會區分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與壟斷的資本主義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的部分質變,使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高級階段（共產主義）。

經濟結構
主要和非主要社會經濟結構，按照在一定社會經濟形態中占據的地位，社會經濟結構可以區分為兩類：①能夠形成社會經濟形態的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②不能形成社會經濟形態的非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後一類社會經濟結構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都沒有占據主要地位或統治地位，如宗法式的、小農的自然經濟結構和小生產者的小商品經濟結構就屬於這一類社會經濟結構，它們總是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占據主要地位或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附屬物。

在處於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中，既可以只包含一種社會經濟結構，也可以包含幾種社會經濟結構。在含有多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社會中，有一種占據統治地位或占優勢的主要社會經濟結構。這種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處於支配著其他社會經濟結構的地位。因此，總是這種主要經濟結構決定整個社會的特徵，形成整個社會的基礎，成為這個社會經濟形態的標志。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還有個體小生產者經濟結構和封建經濟結構的殘余。但這些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都受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支配，使它們本身的特點發生某些變化，並從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發展的要求。

新、舊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斗爭 在歷史上的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解體和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產生的過渡時期，突出地顯示出正趨於解體的舊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新興的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激烈斗爭。例如在封建生產方式沒落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時期，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與沒落的封建經濟結構之間的激烈斗爭。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至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過渡時期，社會經濟領域中存在著包括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在內的五種經濟成份即五種經濟結構（見過渡時期多種經濟成份），其中突出地進行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激烈斗爭。對過渡時期社會經濟結構及其主要矛盾的分析是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科學依據。

當代社會經濟結構情況 當前世界的社會經濟結構呈現出新的復雜情況。既存在著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又存在著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此外，還存在著許多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中明顯地具有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結構。但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本身的傳統的條件復雜，又由於受到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構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在世界范圍內並存和斗爭的強烈影響,存在著多種經濟結構,尚未清楚地顯示出占統治地位的有代表性的社會經濟結構。當前世界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新的復雜情況，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理論的研究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提出了新的課題，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作出科學的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