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環境污染民事侵權責任的主要法律依據有哪些
您好，根據新《環境保護法》第五十九條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違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罰款處罰，被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自責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處罰數額按日連續處罰。
前款規定的罰款處罰，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按照防治污染設施的運行成本、違法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或者違法所得等因素確定的規定執行。
地方性法規可以根據環境保護的實際需要，增加第一款規定的按日連續處罰的違法行為的種類。
第六十條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超過污染物排放標准或者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責令其採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等措施；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責令停業、關閉。
第六十一條
建設單位未依法提交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或者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未經批准，擅自開工建設的，由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責令停止建設，處以罰款，並可以責令恢復原狀。
第六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重點排污單位不公開或者不如實公開環境信息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公開，處以罰款，並予以公告。
第六十三條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有下列行為之一，尚不構成犯罪的，除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予以處罰外，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一）建設項目未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價，被責令停止建設，拒不執行的；
（二）違反法律規定，未取得排污許可證排放污染物，被責令停止排污，拒不執行的；
（三）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灌注或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防治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
（四）生產、使用國家明令禁止生產、使用的農葯，被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❷ 環境侵權糾紛如何適用法律
侵權責任法
第六十五條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六專十六屬條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第六十七條兩個以上污染者污染環境，污染者承擔責任的大小，根據污染物的種類、排放量等因素確定。
第六十八條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污染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污染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❸ 環境侵權救濟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自行協商、和解
自行協商就是當環境侵權行為發生後，侵權人和受害人本著公平、妥善解決環境糾紛的精神，為避免問題擴大，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自行協商比較適用於小型環境侵權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嚴重性並沒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訴訟道路，當可以私下了結時，自行協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協商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解決環境侵權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協商當一方或雙方不合作時就無法實施；當一方法律知識欠缺時，可能會導致協商結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於維護自身權益等。
但總的來說，自行協商是一種能提高效率的侵權救濟方式，我國認為能協商解決的問題一般盡量協商解決。
（二）調解
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居中調和，達成解決矛盾的協議並自覺執行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可分為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等。此處所講的調解主要是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居中調解，同樣要遵守自願公正的原則，其調解結果不具有強制力，當事人不服其調解結果可向法院訴訟；而司法調解是人民法院居中進行調節，其調解結果具有強制力，當一方不履行時另一方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根據事先後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民事爭議提交雙方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裁決，解決糾紛。仲裁具有自願性、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等特徵。但我國目前在環境領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糾紛外，既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法規，也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機構。從實踐中看，我國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也為把國內環境糾紛列入仲裁受理事項。這是我國需要繼續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四）訴訟
訴訟是最強力的環境侵權救濟途徑。環境侵權案件一般適用無過錯原則，即當受害人受到環境侵權時，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訴訟具有極強的強制力，是公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進行環境侵權救濟的最有效措施。但由於現如今公民的環境法律知識較為薄弱，環境侵權維權意識不足，除重大環境傷害案件外，公民很少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對簿公堂。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❹ 環境侵權案件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環境侵權訴訟中，應適用嚴格責任。污染者的加害行為應當排除「違法性」的適用，但在環境保護單行法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部分單行環境保護法並不沒有在污染構成要件上與這兩個法律規定保護一致。如《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卻未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因此，違法性是否為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在具體案情中要根據不同的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來判斷。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在舉證責任分配上，被告承擔具有法定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為與其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規定的本意，應當降低原告舉證責任的證明標准，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由污染者承擔，並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基於環境污染責任在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特殊性，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即與一般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對因果關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證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對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證明責任。所謂「初步的因果關系「是指原告的證明標准較低，即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污染行為具有導致其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❺ 關於環境污染的侵權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應該包括哪些是否應該包含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的情形。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❻ 環境侵權造成損害該如何救濟
（一）環境侵權損害之法制救濟
1.完善環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訴的積極性
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實際上是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相應法律基礎，也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化實現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徑。
首先，在立法上拓寬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資格不應僅僅限定於直接利害關系人。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當是應有之義，以此強化我國的公共環境利益保護，明確檢察機關履行職責並行使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導地位。此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發點是為了公益，那麼只要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即可借鑒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逐步將自然人納入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內。有些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問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發現，等待相應符合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或將錯過最佳環境修復期，賦予自然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則可補強訴訟的及時性。有學者擔心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可能導致濫訴，實屬不必要的擔憂。一方面，出於訴訟經費、時間、訴訟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訴訟畢竟在少數；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其作為國家機關，肩負檢察監督、起訴等多項職能，出於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濫訴的可能性。
其次，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協調法律之間的規定。環境問題存在滯後性、潛伏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導致許多污染問題在當下難以暴露出來，而是在時隔多年後慢慢顯露。鑒於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應包括已經發現的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更應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具體而言，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納入損害環境公益之虞的行為。此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導致法律適用存疑。《環境保護法》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適用原則中有「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但人大常委會為人大的常設機構，二者屬同一位階還是人大的位階高，理論界莫衷一是；法律適用原則中「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但前提是屬於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是否為同一機關，理論界亦爭論不一，此兩項法律適用原則均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導。因此，亟待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改變法律規定之間不一致的現狀。筆者建議，在當前制定《環境保護法典》環境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待未來《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中，協調環境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與《環境保護法》保持一致。隨著環境法治的發展，亦可待今後時機成熟時指定《環境保護法典》。就當前存在的問題，可由相關司法機關出具司法解釋予以補強。
總體而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顯然較過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進環境法治的發展。然而，日益嚴重的多類型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法》尚不足切實指導司法實踐，公民維權之路依然艱辛，有待從立法上為公益之訴提供保障，增強公民、法人及其社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及維權的積極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僅從大方向提出拓寬原告資格及受案范圍，其他立法上的建議學界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
2.逐步推行環境稅制，反哺生態系統
我國現行稅制並未設立獨立的環境稅，但2014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可見，環境稅制改革已勢在必行。
❼ 環境污染侵權法律依據有哪些
環境保護行政處罰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2、《北京市實施〈中華人專民共和國大氣屬污染防治法〉辦法》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4、《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辦法》
5、《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
6、《北京市環境雜訊管理暫行辦法》
7、《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8、《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
9、《排污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
10、《排污費徵收標准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