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民法理论侵权

1.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在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以及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

(1)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法律事实。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确认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但与传统民法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民法通则》上确认了民事行为这一概念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而民事行为则是一个中性概念是指民事主体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它相当于传统民法上的法律行为。

(2)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

①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统辖着合同法、继承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而且用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②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真正保证了个人生活空间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使个人处理自己事务的理想成为可能。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行为。私法自治旨在保障经济活动的运作不受政府的统制或者支配而是经由个人意思决定所体现的自由竞争。法律行为正是个人自由竞争时的方式和方法。

③法律行为概念的提出使民法理论甚至民法典的体系更加完善。从理论上来说它解决了意思自治 原则适用在婚姻法、继承法上捉襟见肘的情况摆脱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者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例。从立法上来说它使民法典总则得以完美的呈现没有法律行为就没有民法典总则这在民法学术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技术上讲它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和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通过抽象性和概括性规定能力克服了罗马法以来对设权行为的具体罗列方法在法学方法上具有简化法律规定和协调体系化的价值。

④它扩充了意思自治的空间。近现代的民法都是以私法自治为其根本原则的法律行为制度的构建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真正贯彻而且有效地扩充了私法自治的空间。特别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提出使意思自治得以在物权法中生存。传统的物权法除了所有人的处分自由之外是几乎没有个人的自由意思空间的但是法律行为的出现使传统的债的履行行为成为了物权法上的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物权行为。

2. 民法所有权四项全能举例子

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4个权能。
拥有了4项权能，便完版全拥有了所有权。权
但这四项权能往往是相分离的。比如出租，就把占有和使用的权能过渡给了承租人。但其中最核心的权能应该是处分权，其他三个权能都可以让渡，但如果处分权都让渡了的话，就标志着所有权彻底转移了。用通俗的话说区别，就是占有不一定表示拥有所有权，但有处分权就一定拥有所有权。

举例：比如你把你的东西无偿借给朋友，那么“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能都被你让渡了。 这时，所有权归谁？当然还是你了——你有权收回，有权出租，有权出卖，有权做任何处置，这就是处置权！所以说，处置权是所有权中最核心的权能，是拥有所有权的标志。

3. 民法总论的民法总论（郑云瑞）

丛 书 名：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作 者：郑云瑞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时间：2004-10
第2版时间：2007-01
第3版时间：2009-01第4版时间：2011-07
第5版时间：2013-09版 次：5开 本：16开页 数：390页字 数：492000千字ISBN：9787301078815 民法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法，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对罗马私法的研究为近代民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代德国全面继受了罗马法，德国法学家以严谨的思维创设了民法的基本制度和理论，形成了概念准确、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民法理论。
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儒家的伦常礼教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家族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个人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能基于自己的意思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只能基于人们在社会中的身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未能形成市民社会，缺乏民法产生的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条件。因此，我国在清朝末年之前一直未能产生民法。
从清末民初以来，我国法律制度全面继受了西方近代法律，民法制度与理论也继承和发展了德国民法制度与理论，从立法上，自我国清朝末年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法典均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对民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在中华民国时期，民法学者对民法典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为当时民法典的编纂以及中国民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民事立法也间接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我国民法理论发展的一个分界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此前，我国民法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均属于传统民法的概念和术语。此后，我国民法理论在传统民法的基本理论之外创设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术语。随着我国民法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学者们逐步认识到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缺陷和不足，这是我国民法制度和理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本书的宗旨是力图恢复传统民法理论的内容，展示传统民法的概念、术语、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民法的理论和实践，阐述民法总论的理论。 第一章民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第二章民法的概念和性质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
第二节 民法的性质
第三节 民法的效力
第四节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第五节 民法的本位
第三章民法的法源与解释
第一节 民法的法源
第二节 民法的适用
第三节 民法的解释
第四章法律关系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种类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变动
第五章权利体系
第一节 权利的概念
第二节 权利的分类
第三节 形成权
第四节 请求权
第五节 抗辩权
第六节 权利的竞合
第七节 权利的行使
第八节 义务与责任
第六章权利主体——自然人
第一节 权利主体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自然人
第三节 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节 监护权
第五节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第六节 自然人的住所
第七章权利主体——法人
第一节 法人概说
第二节 法人的成立
第三节 法人的能力
第四节 法人机关与住所
第五节 法人的变更与终止
第八章权利主体——合伙
第九章权利客体——物
第一节 物的意义
第二节 物的分类
第十章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第四节 法律行为的形式
第五节 意思表示
第六节 条件与期限
第七节 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十一章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说
第二节 代理权
第三节 代理行为
第四节 无权代理
第十二章民法上的时间
第一节 期日与期间
第二节 消灭时效
第三节 除斥期间
主要参考书目

4.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看法.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5. 求论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民事责任的文章2000字

法人人格权是与法人财产权同等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它表现法人独立的主体资格，标志法人全部活动的总的评价，并体现一定社会评价的权益。确认并保护法人的人格权，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些规定仍很不尽人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关于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根据当代学者的观点，法人制度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其最终被法律所确立，应首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从该法典的制定过程来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经历了-个步履艰难的过程。第一次草案只规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负担独立的财产义务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与保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则赋予法人以所有财产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权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员会上又特别赋予法人一种人格权-名称权。德国多数学者主张保护法人的名称权，但也有较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2条虽然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的姓名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对人格权作了一般规定。该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权利，井负一切义务。但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等，并以人类之天然性质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采取了瑞士立法例，该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虽未提到人格权的概念，但规定了保护公民和组织名誉和威望的规则（第7条）。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专门设立一章共计10条规定了人格权，并极力扩大人格权的范围，它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肖像、荣誉、名誉、尊严、姓名、自由、个人生活秘密（及通讯秘密，营业秘密）等。“这里的新规定，是对人格权的保护规定，也必须适用于法人。”（1）该法典实际上已赋予法人具有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等。原《东德民法典》在第327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应受尊重的人格权，特别是他的荣誉、名誉、肖像、姓名、著作权或创造性活动产生的其他类似的应予保护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的请求权；第二款规定了企业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这种请求权。这样，该法典间接地赋予了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几种人格权。

我国《民法通则》设专节建立了人身权制度，它对法人人格权问题作了迄今最为集中、全面的规定，明确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独创。

通过以上对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尽管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人格权的享有，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基础，是权利主体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2）但从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早期的有关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体与其人格权的确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权的真正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严格地说，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20世纪的事情。

2.如果说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权，或有的仅把其作为一项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种民事权利规定在民法债编侵权行为章节的话，那么现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经开始把它作为民事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下来，而且用独立的章节加以系统地规定。

3.法人人格权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营业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人的人格权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转变。

4.法人人格权能否被法律所确认，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关系密切，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言，在实行高度集权管理，推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确认法人人格权的必要和可能。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资格，为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赋予法人以人格权。于是，这些国家在进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时，修改或重新制订了民法典，对法人人格权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5.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认，不仅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法人制度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

二、法人人格权的法律特征

法人与自然人虽然都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法人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人格权虽然与自然人人格权有其共性，如都是绝对权，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

首先，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等。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权，可称为著作精神权，不法损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权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损害。（3）那么，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权呢？各国著作权法规定不尽相同，学者们认识上也有严重分歧。一种主张认为，创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创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单位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创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权，多数大陆法系的国家如德、法等国都持此种主张；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作者原则上应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在指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职务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国持此种主张。我国著作权法起草时，学者们对此也认识不一。不过，从我国《民法通则》第94条及《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来看，基本上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

尽管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权，但我们认为，著作人格权虽名为人格权，却与-般人格权完全不同：1.一般人格权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权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2.一般人格权的容体是权利主体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权的容体是作品；3.-般人格权与权利人人身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权与权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独立存在；4.一般人格权存在于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权则始于作品形成，并不因权利人死亡而随之消灭；5.一般人格权与人身不可分离，它不能被转让，也不能被放弃，著作人格权只是与作品直接联系，因而并非绝对不能被转让或放弃；6.侵犯-般人格权，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权并不是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间接侵犯了他人的发表权或署名权，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物质利益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其人格权也是一种无形财产。譬如说，声誉较好的企业比较容易吸收社会资金，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推进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信誉好，质量优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就强，就畅销；企业对社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就能取得各种荣誉称号，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的名誉、荣誉、名称就是市场，就是财富。因此，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法人的人格权既是一种人身权，又是一种财产权。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1条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条第2款将厂商名称纳入了工业产权的范围。

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可以依法出售或转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主要是因为这类人格权本身也是一种财产权。

正因法人人格权具有上述特点，决定了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往往只会给法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而不会造成什么精神损害。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认识不一。如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既然通说以实在说为法人的本质，那么“在理论上法人亦因具有权利能力应同样可为赔偿权利人”，“权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痛苦之感受乃客观认定即为已足，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更有进者，法人之人格权受侵害之结果，如其内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内部自然人为法人机关或法人机关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认定，实在说-组织体说方始前后一贯。”（4）我国大陆一些学者也认为，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污损，会给法人造成产品退货、合同解除等财产损失，也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和工人的劳动热情，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侵害法人的名两极、名誉权和荣誉的，也可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5）

我们认为，法人的本质采取“实在说”，并不能得出法人会产生精神损害的结论，因为实在说只能说明法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人。判断决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会产生精神损害，关键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在于它是否具有产生精神损害的可能性。既然通说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么作为社会组织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精神损害。当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权，很可能给其决策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这毕竟是其工作人员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法人虽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其工作人员则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侵害法人的名誉，致其工作人员的名誉亦受侵害时，其工作人员可以请求侵害人给付慰抚金等。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国外理论界有入把资产阶级的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这个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称为‘拟制的人’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属性，摒弃了传统民法认为‘法人没有精神可言’的见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么法人也就会产生精神损害。这种说法，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国外有人把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是针对以前民法理论只承认自然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这一现实而言的，它实质上是指在观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视为同自然人一样，而不是说法人也有精神。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体例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法典都采用的是“非财产损害”的概念；从各国民法理论来看，德、奥、瑞等国的通说认为：非财产上损害，虽以精神痛苦为主，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均为其表现形态，但尚应包括肉体上的痛苦在内。名誉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体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会产生肉体的痛苦，精神与肉体均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其所受的痛苦，应同属非财产上的损害。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抽象言之，系指权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财产上价值遭受损失而言；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是为精神或肉体痛苦，其基本特色，在于不可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7）“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指财产损害以外之所有损害而言，并非单指精神上痛苦或损害”，“盖民法第195条所谓非财产上损害之范围，原较精神上损害范围为广也。”（8）由此可见，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非财产上损害。

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民法上的精神与哲学上的精神并非等同，哲学上的精神带有主观性，而民法上的精神并非全是意识的形态方面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理论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内容称为“精神实体”，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实体，法人也有精神实体，法人的名称、名誉、荣誉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实体，侵害了这些实体，就会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9）

我们认为，精神与精神实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带有主观性，是人脑的产物，而后者则具有客观性，同时，自然人的精神实体与法人的精神实体也并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实体是以具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态与心理形态为基础发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实体是基于法人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而发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可分为主观名誉和客观名誉，而法人的名誉指客观名誉（社会评价的名誉）。（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实体可能产生精神损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实体不可能产生精神损害，但并不排除产生精神损害以外的其他非财产损害，如社会评价的降低等。

三、多数国家或地区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先驱，但它们无论属于大陆法系的，或是属于英美法系的，都主张对侵害法人人格权所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由侵害人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如请求为谢罪广告，或交付谢罪书状，或在法庭当面谢罪（道歉），或将被害人胜诉判决书登载报纸，或登报更正或反驳等。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学说与判例都曾认为法人名誉受到损害，仅得请求除去其侵害及请求赔偿财产上损害，不得请求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处理有关案件中，也认为依法组织的法人，仅其社会价值与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誉遭受损害，无精神痛苦可言，登报道歉已足恢复其名誉，不应再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多数学者对此种认识和处理表示赞同。

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根据英国学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凯尼的观点：“法人，作为原告，能够对其遭受的各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是显然对于某些类型的侵权行为如侮辱或凌辱，由于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法人不可能受这种侵权行为的损害，不过，法人对此给其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损失，仍有权提起诉讼。”（11）

当然，随着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对法人人格权保护的民事责任形式最近确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如最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为，应该承认法人在受到侵害后，对其所遭受的非财产损害也享有不同于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日本东京最高法院认为，法人因名誉被侵害而产生的无形损害，只要可以用金钱加以评价，就应承认法人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日本一些民法学者也一改传统的否定说，认为法人亦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12）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审理一仿造他人商标案的判决中认为：“上诉人伪造备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专用商标纸或包装纸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信誉权，而信誉权为名誉权之一种，依民法第195条第一项规定，纵非财产上之损害，亦非不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3）

尽管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与判例肯定法人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人也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其一，如前所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并非同一概念，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除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二，毁损法人的名誉，可能导致该法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影响其信誉等，这只能说就是给该法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三，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不同于给付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且要以造成的非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评价为前提。

在前苏联，民事立法的出发点，只限于赔偿物质损害。这是因为，精神损害不能用价值、货币表现来衡量。这种赔偿永远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征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受害人追偿因侵犯其荣誉权和尊严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匈牙利1977年修订并重新颁布民法典时，基于仅仅因为受害者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赔偿是不公平的，何况这种非财产方面的后果，可能比财产上的损害更为严重，于是该法典规定，人格权被侵害的人有多种请求权，他可以主张一些特别的民法上的请求权，不仅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并通过以侵害人的费用发表声明而得到相应的名誉恢复，而且也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规定，对人格权保护，也必须适用于法人。

南斯拉夫债务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实践，在该法第155条中为精神损害下了一个概括性定义：“对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根据这一定义，南斯拉夫债务法实质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法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仍然采用的是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

四、我国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法人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失的，侵害人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仅造成了非财产损害呢？我国学者对侵害人要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无异议，但对侵害人是否还要承担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却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条款不能作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我们同意后者意见。

从民事损害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由于早期的侵权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认财产损害而不承认非财产损害，因而当时大多数民法学者均主张差额说，即以某人未受损害前之财产与已受损害后的财产相比较，所生的差额谓之损害。这时所说的损害可以说就是损失。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个人人格的自觉，非财产损害逐渐受到重视，非财产损害赔偿也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有关立法所确认，传统的差额说已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事实上，民事损害不仅包括有财产的减少和应得利益的丧失，而且包括那些没有造成损失，但确确实实存在的损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誉，尽管不可能发生损失，却不能否认损害的存在。在这里，损失是指经济上的损害，即损害包括损失，损失只是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民事损害的性质上来看，财产损害总是和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相联系，这种损害表现为受害人财产价值减少，完全或部分丧失等，它属于有形损害，能用金钱来加以计算，因而财产损害又可称为财产损失；而非财产损害通常和财产没有直接联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属于无形损害，不能用金钱、货币来衡量。即使法律上规定这种损害也应赔偿，但这种赔偿严格上说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慰藉，因为它永远只能是大概或象征性的。因此，那种认为“损失也可以是给他人造成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不是专门针对精神损害而言的，而是指当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不法侵害并造成财产损害时，才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仅造成非财产损害，受害入只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即使《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也并没有规定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可以用金钱赔偿。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该条第一款推导出第二款是确立法人精神损害的立法依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仍是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如西安莲湖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审理康达医疗保健用品公司诉西北工商报社、陕西省医疗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誉权一案所作的判决中，判处省医疗器械公司赔偿康达公司一万五千元，工商报社赔偿康达公司五千元，两被告所作的赔偿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致使有的用户不再向康达公司订货，有的因此终止了购销合同，结果使康达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并没有因此承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从我国其他法院审理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案件来看；也都否认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在审理上海新亚医用橡胶厂诉武进医疗用品厂损害法人名誉权纠纷案时就是这样严再次，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达的《关于审理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法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抚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l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

6. 传统民法理论侵权行为范围

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其中特殊侵权包括：
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内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雇佣容活动或雇佣关系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帮工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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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超越概念法学

概念法学源于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历史法学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它以罗马《学说汇纂》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正是在概念法学的基础上，大陆法系科学的法学理论才得以形成，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法典的制定。在许多学者看来，追随德国法系的中国民法过多地受制于概念法学的僵硬性与封闭性而变得越来越与现实隔膜。早在1997年王卫国教授就提出“超越概念法学”。在随后的几年中，民法学者就概念法学于民法理论的建设所带来的利弊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最近有关的争论则出现于民法典草案的制定中。在资深的民法学家中，有对德国民法典以及德国的概念法学情有独钟的（如梁彗星），也有对德国模式采取批判加综合态度的（如江平），有对传统民法理论加以重新阐释或维护、辩解的（如尹田），也有对传统民法理论提出质疑并试图加以改造、乃至抛弃的（如台湾的苏永钦）。很少有哪一个学科享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有如此众多出色的专家、但同时又对该领域如此重大的问题存在如此之大的分歧。按照科学史学家库恩的理论，这只能发生于学科的范式转换过程中。为了说明范式的转换，首先必须明确主导的范式是如何运作的并为何在一定的时期会受到冲击。
由于“罗马法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几百年以来，在继承罗马法的国家中法学家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对罗马法进行注释以及评论，并对罗马法根据现实做一些个别的修补工作。从世界上第一个民法典《法国民法典》诞生至今，在罗马法的基础上最大的创新是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德国民法典》，是它们第一次以有体物为基准，将笼统的财产概念予以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有序的民事权利体系。以后的民法典制定，不管最终是否以德国模式为典范，都比较强调对概念的分析以及民法典的逻辑性、体系性，即便有的民法典出于现实的需要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逻辑严密性的要求，但在民法理论中，法学家们可以说从来都是立足于这些方面而进行研究的。以罗马法为源泉、以德国民法典为楷模、以形成严谨的概念体系为目标，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大体上我们说，这就是存续了两百多年至今仍居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它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潘德克顿法学的衣钵，因此，认为现在的民法理论仍然处于概念法学的禁锢中并没有大的偏差。这种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弱点并不在于它对概念和逻辑的强调（这只是表象而已），而在于它在追求体系的严密性的过程中忽略了研究中真正的主人公，即现实生活。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这种研究范式的生命力非常有限，当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与既有概念体系相对应的生活形态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大限也就临近了。二十世纪中后期知识经济的兴起，大大加速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衰微。
因此，如果认为民法不是一套自我关涉的概念体系而是用于描述、刻画以及指导现实生活的体系的话，那么，它必须摆脱概念法学所设置的禁锢，回到现实生活。如何使得民法能够与流变的现实生活尽可能地吻合呢？这就需要一套普适性的理论，能够针对变化了的现实给出相应的答案。而在主导的范式下，这样的理论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倚靠在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上的现代民法“理论”并未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只知道将过去的法权体系用于现实，而不明白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该法权体系是与现实相吻合的，因此，它仍然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有人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虽然罗马法延续至今日，其间也经过了注释法学、概念法学的改造和加工，在罗马法这一民俗的概念体系中已经掺入大量的分析性的概念，但是，这些分析性的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罗马法原有的基本结构，它们只是附着在罗马法原有的民俗性的概念之上，协助罗马法这个古老的法律结构去应付现实社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只知道模仿一台复杂的机器，但始终不明白这台复杂的机器运作的原理。如果说，罗马人出于实用的需要发明了罗马法这套机制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面对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除了对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民法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就再也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有多少进步了。这是一种缺乏反思性的民法理论，一种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民法理论需要在实际需要与机制设计之间建立起科学的联系-不是一种实际需要一变，机制设计的原理也需要变化的联系。这样的原理显然至今仍然缺乏。由于我们缺乏一门纯粹法律科学（分析民法学）作为学智上的支撑，所以，对德国和台湾的民法理论缺乏内在的反思能力。因此，现在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似有不少困惑，我们往往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尽管他国的法学问题未必就是我们的现实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民法概念所限定的方向研究下去，而无法超越和突破民法学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既定概念。”
因此，要真正超越概念法学，就不能仅仅对既有的概念关系进行拓延，以充当权宜之计，或者在既定的概念体系之旁通过零星地引进英美的个案公正以缓和概念法学的僵硬性，而是必须为民法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这个系统化的理论支持不是别的，正是关于经济基础与法权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当然，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超越概念法学本身了，而是为构造新型的、适应于现实需要的概念法学提供一套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其实，概念法学本质上是法律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因为法学之所以成为法学，乃至法治之所以成为法治，就在于它的最本质的方法就是概念法学的，它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规则。如果抽取这一条，法学不成其为法学，法治也会变为人治。”
目前民法学界的某些思路表面上看是在为构建民事权利体系做出努力，但实际的效果却是相反。比如有人指出，“民事权利体系本是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的总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完全不必由‘物’来统领。‘有形物’仅是财产产生和拓展的一种途径，而财产并不必然局限于‘有形物’”。“从财产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权是一开放的、扩展的权利体系，其种类和形式并不局限于某一人为设定的传统框架，如果当代的某些财产权利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无法定位，我们只能说传统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不能将当代的新的财产形式排除在私人财产权体系之外。”这种思路的实质是通过拓展财产权的范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这样的拓展并没有建立在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上，只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因此，反而导致既有的有序的民事权利体系“碎裂化”-表面上的建构到头来却变成了解构。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以德国模式为指导来制定民法典的梁彗星先生如此反对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英美法系国家，民法的演进遵循的是一套与大陆法系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大陆法系民法的演进路径是集中式的，而英美法系的是分散式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创造者不在法官，而在立法者，英美法系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这种民法演进路径的迥异对于民法理论的研究来说，意味着英美法系国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需要全面、系统地、划一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多少降低了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中法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系统性风险。加上普通法传统的务实精神以及法官所受到的分析法学的训练，可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就不需要类似于概念法学那样的理论。但是，我们是否能说在这些国家中法官如何创造法律就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引呢？否！因为，毕竟法官以什么样的思路、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判案，并不是完全不重要，至少，对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法学学者来说是如此。这意味着在一个不那么紧要的层面上（之所以说不那么紧要，是因为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法官判决的思路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那样在整体上对法的演进起决定性作用），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波斯纳与德沃金之间旷日持久的实用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之争。前者主张采用一种灵活的实用主义，认为法官只有在依据先例判决也许是产生最有利于未来之结果的最好方法的范围内才关心与以往保持一致；后者认为实用主义策略过于油滑，且本质上也是建立在决策者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主张法官们需要从哲学家们关于道德哲学的争论中获益。二者之间的争论表面上与民法体系的建构无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涉及到应当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法的创造这么一个问题，只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个问题在更加全局性、基础性的层面上出现在立法阶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个问题在局部的、非基础性的层面上出现在司法阶段。总之，可以认为，民法理论的系统化即便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是需要的-无非是需要的程度不如大陆法系罢了。而有的学者认为，英美法系的财产权理论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从此处的分析来看，这并不是因为英美法系的理论就比大陆法系高明，而是因为在与谈论大陆法系的问题同样的层面上，英美法系根本就没有理论！也就是说，在更综合的层次上，英美法系舍弃了对理论的追求，而在更具体的层次上由高素质的法官予以弥补；而即便是这样，难道不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议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既有的法制传统决定了这些国家只能通过真正地超越概念法学而不是引进乃至全面继受英美法系的做法变相地超越（严格地讲，这就已经不是“超越”而是抛弃了）概念法学来实现民法的演进。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大陆法系国家“法的发展不是从‘活动’到‘规则’的现实的、活生生的运动，而是从概念到规则，从逻辑到体系的学究式的推演。”这种学究式推演活动背后的法制传统包括：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的弱小、私法精神在公法领域的渗透力相对较弱、公权的强大具有很大的惯性、法官所受的训练以及其所在的社会法制环境妨碍了法官在个案中造法等。这一系列互相支撑、互相作用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在大陆法系国家只能产生集中式的法制变迁，而集中式的法制变迁需要以相对正确的、系统化的理论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建构真正的民法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良性演进的唯一出路，新的研究范式也只能由此诞生，同时，这才是超越概念法学唯一正确的方向。

8. 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分则中的体现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在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以及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

(1)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法律事实。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上确认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但与传统民法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民法通则》上确认了民事行为这一概念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而民事行为则是一个中性概念是指民事主体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它相当于传统民法上的法律行为。

(2)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

①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统辖着合同法、继承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而且用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②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真正保证了个人生活空间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使个人处理自己事务的理想成为可能。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行为。私法自治旨在保障经济活动的运作不受政府的统制或者支配而是经由个人意思决定所体现的自由竞争。法律行为正是个人自由竞争时的方式和方法。

③法律行为概念的提出使民法理论甚至民法典的体系更加完善。从理论上来说它解决了意思自治 原则适用在婚姻法、继承法上捉襟见肘的情况摆脱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者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例。从立法上来说它使民法典总则得以完美的呈现没有法律行为就没有民法典总则这在民法学术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技术上讲它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和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通过抽象性和概括性规定能力克服了罗马法以来对设权行为的具体罗列方法在法学方法上具有简化法律规定和协调体系化的价值。

④它扩充了意思自治的空间。近现代的民法都是以私法自治为其根本原则的法律行为制度的构建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真正贯彻而且有效地扩充了私法自治的空间。特别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提出使意思自治得以在物权法中生存。传统的物权法除了所有人的处分自由之外是几乎没有个人的自由意思空间的但是法律行为的出现使传统的债的履行行为成为了物权法上的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物权行为。

9. 民法理论侵权行为可能侵害的是什么权

人身权，健康权，财产权，占有权等。

10. 谁能告诉我 后民法理论 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谢谢 ～

这是相对于传统的抄民法理论而言的，目的在于弥补民法理论之不足
为了抑制垄断, 活跃竞争, 重振和维护现代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 在现代民法之后建立不同于民法秩序的法律秩序, 以补民法之不足, 消弥以民法秩序为媒介而产生的反民法的社会现象的新学说, 有学者称之为后民法理论
后民法理论中的后,一是指时间上的先后，指民法之后而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二是意义上的反正，指反垄断法所确立的法秩序有些与民法秩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