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代理词在哪个阶段念
开庭后就需要念诉讼代理词。
代理词无法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体通用的文章结构，一般的代理词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首部
每一份代理词都应有一个确切的标题，标题应反映案件性质和所代理的当事人在案中的地位，例如“民事原告诉讼代理词”等，使听众一开始就了解代理词的性质。因为代理词是一种讲演辞，主要向合议庭陈述，因此开头的习惯称呼语是：“审判长、审判员:”
二、序言
序言亦即开场白，要尽量简洁，重点在代理意见部分。序言包括：
1．说明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概述接受委托和受指派，担任本案当事人哪一方面的代理人；
2．说明代理人接受代理后进行工作的情况，即在出庭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如查阅案卷、调查了解案情等；
3．表明代理人对本案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不说。如系上诉案件，则要说明对一审判决的看法和意见。
三、正文
正文是代理词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应根据具体案情、被代理人所处的诉讼地位、诉讼目的和请求以及被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等因素来确定其内容。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依据事实和法律，陈述并论证被代理人提供的事实与理由成立，从而支持其主张和请求，同时揭示、驳斥对方的错误。代理意见通常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等几方面或其中一、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般地讲，代理意见的内容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1．陈述纠纷事实，提出有关证据，反驳对方不实之处；
2．对纠纷的主要情节，形成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进行分析，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认定性质；
3．阐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当事人彼此之间互相谅解，把权利和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
4．提出对纠纷解决的办法和意见。这部分内容既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5．如系二审，还应对原判决进行评论，提出要求和意见。
这部分内容，要从具体案情出发，抓住本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阐明几个问题，为解决纠纷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意见、办法和要求，使案件得到正确、合法、及时的处理。
四、结束语
本部分是归纳全文的结论性见解和具体主张，为被代理人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要求要言不繁、简洁明了，使听众对整个代理词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代理人具名和注明日期。
代理词在写法上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代理词主要用证明的方法来写，对错误的观点有时也可以进行必要的驳斥，用反驳的方法来写，但通常是把正面说理与反面驳斥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正面说理为主，或两种方法兼而有之。
2．代理词必须在熟悉案情，了解真相，掌握材料基础上动笔制作，这样才能对案件了如指掌，才能在法庭上立于不败之地。
3．代理记号要尊重事实、忠于法律，对纠纷事实和证据进行透彻的分析论证。不能歪曲事实和法律，强词夺理，向法庭提出无理要求。
4．代理词所提意见要切合实际，掌握分寸；要以理服人，体现出解决问题诚意；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措词恳切，语气平和，这样才能为对方当事人和法庭所接受。
『贰』 求一篇写的精彩的民事案件代理词
以下是本人写的一片代理词。不敢说精彩，仅供参考！
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诉人十堰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十堰某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湖北某某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的委托，指派本人参加本案诉讼。现依法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一、合同性质不影响实体处理。
本案是关于讼争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纠纷。其实，合同性质并不影响对该问题的处理。一审认定本案“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是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对此合同定性，代理人完全赞同。但是，代理人需要强调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94条规定，无论是何种合同，只要符合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的条件，条件成就时，均可以依法予以解除。因此，本案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主要看该合同的履行是否达到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而与合同的性质无关。
二、被上诉人在履行完保证金支付义务后，上诉人依约履行了自己的土地交付义务。此后应由被上诉人履行的土地开发诸如项目报建、施工、建设等合同主要义务，被上诉人直到本案一审乃至二审开庭，连项目启动的报批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属于严重迟延履行其主合同义务。
讼争双方签订的合同，虽未明确约定项目启动的具体时间，但依据“合同履行诚信原则”以及项目总体工期，当上诉人将20亩地过户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应当及时启动项目开发工作。但是，被上诉人拿过户给其的土地进行抵押所借的银行贷款，并没有用于项目启动，直到被上诉人与2011年4月底引进新的股东后，才于2011年6月开始项目报建，但是遗憾的是直到本案二审开庭，该项目报建也未见批准。可以说，直到今日，合同所约定的项目开发仍然处于未启动阶段，而此时离合同约定的三年半工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此，代理人认为，被上诉人严重迟延履行自己的主合同义务，应当毫无争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被上诉人该种履约迟延，具体是什么原因，只有被上诉人最清楚，上诉人没义务也不必要对其进行原因论证。依据合同法规定，只要上诉人能够证明其迟延履行就够了，至于被上诉人迟延应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则应由其对迟延的合理性进行举证和说明。
一审中，被上诉人对其迟延履行的现状并没有异议，但以所谓的不安抗辩权辩称是主动中止，而非违约延期，主张不承担责任。一审也予以了支持。这显然是诡辩，故意曲解法律，上诉人的补充上诉状中对此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因被上诉人严重迟延履行合同，导致上诉人订约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所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依法应当解除双方的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时，除了收取应予退还的1000万保证金之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对于上诉人而言，本案合同的实质是，拿土地换门面。如果不能及时拿到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门面，上诉人的签约目的上就落空了。依据合同，本案房地产开发项目纯资金计划投入1.6亿，建筑面积月9万㎡，正常工期三年。但是，离双方约定的交房时间不到1个月的时间，项目尚未启动，更没有施工建设，被上诉人绝不可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门面。即使按照双方合同第七条第三款约定，可以延期六个月交房，即到2012年11月6日前交房，但按照被上诉人目前的开发进度、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发规模以及正常的建设进度，被上诉人也绝无可能到期交房。而且，依照被上诉人三年多以来的开发效率，这种等待将会遥遥无期。同时，上诉人将20亩地过户给被上诉人之后，反而因债务纠纷导致该过户地块被多次查封，甚至直到二审开庭之日，该地块仍被被上诉人的债权人湖北田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申请查封保全。总之，按照被上诉人严重迟延履约的现状，上诉人不但不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合同目的，甚至连土地都有失去之虞。我国《合同法》94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由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代理人认为，本案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建设土地使用权合同应当解除，也必须解除，并依法恢复原状，将已经过户了的土地归还给上诉人。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合同的解除完全是被上诉人严重迟延履行合同造成的，造成了上诉人经济损失显而易见，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98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第七条约定，被上诉人“未依约完成项目开发建设延期6个月仍不能将房屋交付使用的，前期已付的1000万元归上诉人所有，已建成的房产由甲方处理，甲方仅退换建设成本给乙方”，本条实际上是对严重违约违约金的数额的确定，本案被上诉人对项目未实施任何开发，因此，被上诉人的保证金应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上诉人。
四、现在解除本案合同，有利于减少讼累，提高涉案30亩地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客观的说，本案虽然具备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但从诉讼技术上看，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起诉时间稍嫌过早。但是，如果真等到了2012年11月6日即被上诉人不能按合同所确定的最后交房期限之后，再去解除合同的话，不但要再打一场解约之诉，而且会因为被上诉人的开发投入，造成更大的经济纠纷，劳命伤财，既不必要，也有亏我国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此其一。
其二，反过来，现在被上诉人尺土未动，项目申报刚刚开始，也就是说项目开发并未实际投入，至于说其先拿出了1000万保证金，但是其很快利用该地块向银行抵押借了1200万，也不存在此亏问题，因此，解除合同也并不会造成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其三，现在上诉人资金充足，已经对包含在内涉案30亩地在内的60亩地形成了整体开发规划，并报经十堰市审批通过。同时该60亩地是一个整体，地处十堰市火车站，是十堰市的窗口地段，市政府对其开发建设也有整体要求，因此，解除本合同，将该30目的纳入其余30亩地一起开发，既符合市政府的要求，也能更大发挥整个地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四，该整体规划已经开始实施。上诉人不仅完成了项目报建工作，而且已经动工，代理人在法庭调查中已经举出相关证据。如果本合同不能解除，30亩地不能纳入整体开发，不仅造成整个规划的支离破碎，不能实现市政府的要求，而且对已经动工的先期项目，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合同所约定的项目，都是重大的经济损失。
综上，本案合同不仅符合解除条件，而且解除利远远大于弊。因此，恳请合议庭能在综合考虑本案事实、法律规定以及最大发物的作用角度，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以上意见，请酌纳。
代理人：湖北惠平某某事务所
吴某某 律师
2012年4月18日
『叁』 余秋雨诉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肖夏林委托，我在其与原告余秋雨名誉权纠纷一案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我方法庭辩论意见的基础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
1．本案基本事实
被告肖夏林于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以批评原告余秋雨和所谓“余秋雨现象”为主旨的8000字长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该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评了原告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认为名城与顾问是一种名利交换，是双方互通有无，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描述成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据。原告律师承认被告的文章属于文学批评性质并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作为被告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亲笔证词。黎鸣先生证明在被告文章发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坛确有余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获该市有关方面奖赏一套别墅或住房的传闻，虽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价购买和是无偿获赠，但类似“消息来源出自多处、多人”，说明被告有关原告获赠别墅的表述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诽谤”。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诉讼心态》（载《北京日报》2003年5月18日）一文，证明作为文化人的作者对被告所说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诉讼，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是“绝对不会知道有什么‘送别墅’的说法。”的。说明无论受赠别墅是否是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都未能引起关注，也未对原告的名誉造成损害。
综上，本案事实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学批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据文坛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说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赠一套别墅的事实。但这一描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以此描述为依据的讨论，余秋雨的社会评价也没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还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关于范志毅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以说明内地法院已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审理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双方争议焦点
鉴于原告系当代著名作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力，属于公众人物，而被告则是一位关注社会现象的文学批评家，负有针砭时弊匡扶正义的道德使命，本案与普通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有很多不同。我们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是否应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实际侵犯；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其名誉权是否应得到与普通人同样范围和程度的保护；我国法律中关于名誉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含义是什么。
二、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精神，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所谓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而名誉则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主体个人的主观自我评价，因而名誉主体不能以个人情感受到伤害为由认定他人行为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就如何认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我们的主要答辩意见，将围绕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展开：
1．原告应举证证明其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但原告的名誉事实上并未因被告的行为受到损害。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在名誉权侵权责任认定中，“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事实”是确定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在民事上无损害即无责任，如果没有合法民事权益被损害的事实，也就无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参见梁书文等编著《审理名誉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3页），提起名誉权纠纷的前提是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但在起诉状和庭审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语言指责被告恶意批判、围攻原告外，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所谓被告在本文中由“恶意批判发展到具体诬陷”，“断章取义”“彻底歪曲”原告对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制造“耸人听闻”的事实，以及所谓受赠别墅的说法“损害了深圳市政府的声誉，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等等，对证明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均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原告“无中生有”地“蓄意伪造”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捏造”和“诬陷”原告“受贿”云云，均系原告对被告的看法，并非其名誉确实受到损害的证据。鉴于“诬陷”“受贿”等术语均为刑法上的具体罪名，有着法定含义，而原告不具备“受贿”的主体资格，被告也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诬陷”行为。至于“诋毁了原告的人格、也诋毁了原告参与的这项新兴的国际学术研究计划，伤害了原告在海内外的广大读者。”更是本案名誉权纠纷无关。一句话，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这些事实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该文发表至今，尚未发现有人就所谓“别墅”事件发表意见，也无人据此指责余秋雨受赠别墅，并且被告的说法已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反证被告的这15个字对原告名誉的影响甚微。事实上，2000年以来，余秋雨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海内外举办的多场文化活动，举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中央电视台“飞天奖”和“星光奖”颁奖典礼、中央电视台“哈药六杯”“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据说其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影响所及洛阳纸贵。被告的行为并未造成原告名誉的实际受损。
再者，由于名誉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并非以当事人的自我评价为准，因而余秋雨对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为认定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依据。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获得经济收益，在公众眼中不仅不是不名誉的事情，反而可能会使其社会评价上升——获赠别墅本来就是很光荣的事情，想想作为手机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务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李湘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开放城市重奖知识分子赠车给房的大手笔，就不难理解我们上面的说法了。具体说来，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获赠别墅，公众不仅不会认为余秋雨先生文人无行，更有可能钦佩余秋雨的才学和运气。因此，余秋雨的名誉并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损害。
综上所述，原告对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举证；被告的陈述并不必然损害原告的名誉事实上也没有对原告的名誉造成实际损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
2．被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道德使命，决定其批评“余秋雨现象”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
原告代理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并且承认文中不乏对余秋雨善意的规劝和告诫，但原告坚持认为不论全文中肯与否，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真实存在，其陈述即构成对名誉权的损害。这种认识成立吗？
不难发现，《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批评对象是以余秋雨为代表“余秋雨现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谓“余秋雨现象”即文人为获取知名度和经济利益而远离书斋远离文化、过分亲近媒体、过分迎合和误导公众的行为。被告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余秋雨惋惜和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诸如告诫余秋雨不应自比鲁迅和郭沫若，因为后者“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批评余秋雨“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没有书斋中的积累超拔和创造，它就不可能发展。没有电视文化照样前进，但没有书斋就不会有学术，更不会有大师诞生。”以上批评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和不满。作为文学评论人，当被告感觉原告对深圳文化的评价已经背离了文化本位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具体表现，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因此他从直觉上相信了当时文化圈中盛传的“深圳送别墅”一说。被告对余秋雨的批判体现了其对不可取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这种批判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
我们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大多数人会对被告的观点表示赞同。虽然我们不想讨论原告起诉的动机，但在明确表示赞同被告观点的同时，余秋雨执意指控被告侵权，坚持以司法手段解决文化纷争和文坛恩怨，确实也为包括被告在内的大多数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据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范围应有别于普通人的理论，本案被告对其具体的事实陈述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1．我国有关名誉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有关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对名誉权、隐私权的概念和构成至今仍无准确的规定，而法律不加区分地对公众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誉权”给予与普通人“平等”的保护，已成为对公众人物进行正常新闻监督和批评的最大障碍。
民法通则第101条确立了名誉权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则，但对什么是名誉权以及如何构成侵害名誉权却未给出任何定义；最高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未说明隐私、丑化、侮辱、诽谤的具体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就构成侵害名誉权责任的要件进行了简单列举，但未回答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的具体所指。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以“真实证明”原则，根据简单的事实出入判决刊登批评报道的新闻媒介和批评家败诉。新闻监督和文学批评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已随着公众人物权利意识的增强而逐渐丧失殆尽。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引入和借鉴“公众人物”的理论刻不容缓。
2．公众人物的概念和实际恶意原则的引入。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事务中起突出作用或位于某些公共争论前沿并试图对问题产生影响的人。“公众人物”是美国诽谤法中的概念，源于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及此后的几个名誉侵权判例。这一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在起诉媒体诽谤侵权时，不仅要证明侵权行为已经实施并且已经给自己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而且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系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这是因为，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是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等于是自愿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险；并且在受到诽谤时，他们有大量机会通过媒体对错误言论进行反驳。而普通人缺少机会去反驳，也没有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诽谤行为的伤害。为了公平起见，法律保护普通人和公众人物名誉的力度应有所不同，法律对普通人名誉的保护力度应大于对公众人物的保护。“实际恶意”的有无是确定针对公众人物实施诽谤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若公众人物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名誉侵权即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司法解释中所谓“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当其适用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时，应被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实际恶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过失概念。
3．原告系公众人物，其名誉权保护力度与普通人相比应当受到限制。
随着《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著作的相继问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为“学者作家化”的先行者，为把学术变成一种大众可以共享的东西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说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也正是由于大众的认同与喜爱，他才得以与电视台联手在岳麓书院设坛讲学，在北大千人礼堂公开演讲，并成为上海、深圳、大连的文化顾问，成为这个时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渐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并从中取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利益。原告自己也声称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般说来，虽然并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众的关注，比如作为公共信息的国防信息可能无人问津不为公众所关注；但凡是公众关注的信息都应属于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细节等因追星族的关注而成为公共信息。由于公众的关注，公众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应进入公共信息的领域，其一举一动都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公众人物获取巨大利益和荣誉的代价，原告的名誉权保护力度应与普通百姓与所区别。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诉肖夏林名誉侵权，除需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具体现实的损害外，还必须证明肖夏林的行为本身系出自其主观上的实际恶意，即明知所谓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是虚假的却仍然不计后果的去传播这一虚假事实。
4．被告肖夏林不具备核实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条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实描述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
对于公众人物进入公众领域的私人信息，公众与公众人物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境地，这决定了公众对公众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确定性和可错性。各国实现言论、新闻和文学批评自由的实践证明，若要求对公众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确，毋宁说是缺乏监督公众人物的诚意。
举例来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于特区政府加税前“突击”购车，显然不会是为了逃避几万港元的加税——他是放弃了每年数千万港元的收入来就任年薪两百多万港元的政府公务员职位的，但时间上的巧合恰好给了媒体和批评者想象和怀疑的空间——梁锦松存在道德上的风险！于是批评指责的报道纷至沓来——其中难免有对受害人梁锦松伏明霞夫妇的“诬蔑不实之词”。但我们除听到董建华谴责其“无心之失”外，只见到阿松不断地作揖道歉、双倍捐款、表示辞职，唯独不见梁大人运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张名誉权！道理很简单，并非因为香港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梁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而是因为他本人是公众人物！他只有对公众的指责表示宽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既没有手段对余秋雨在深圳的房产进行调查，在特定情况下也没有义务这样去做。出于正常人心理，他相信当时文化圈内盛传的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具备客观上的合理性。换言之，被告并非是在无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赠别墅的“耸人听闻”的事实，更没有以此为出发点继续散布这一信息。原告既没有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涉讼事实描述的实际损害，也不能证明被告是出于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而制造和散布这一信息。因而即使这一信息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诋毁性，但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对这种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上海静安区法院对范志毅一案的判决中已体现了这一原则，即“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容忍与理解。”
综上所述：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并且事实上原告的名誉没有受到被告行为的实际损害；被告文章中关于余秋雨受赠别墅的陈述是基于相信当时文坛圈内的传闻而非自凭空捏造，被告既无手段也无义务去核实这一事实的真假，被告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而相信有关传闻系正常人的反应，并非“明知”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虚假仍然不顾后果地传播，被告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行为没有过错。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此致
『肆』 债务纠纷案原告本人出庭需要代理词吗
债务纠纷，原告本人出庭，一般是不需要在提交代理词的。
只有案件很复杂，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因为时间限制没有说清楚，或者担心法庭不能完全记录自己的主张或者意见的，才向法院提交代理词。
『伍』 请帮忙找一份民事一审案件的代理词，正文部分不作要求，结构一定要完整！谢了！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圣伦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谭云忠的委托，指派本所刘鑫律师担任原告谭云忠的一审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后，代理人通过调查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代理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现结合有关事实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此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本案的主要事实。立遗嘱人方祥珍于二00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所订立的遗嘱中约定“一、我去世后，将属于我所承包的土地（约1.096亩）由长子孙信元继承，其他人不得提出继承主张。”立遗嘱人方祥珍并于二00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逝世。原告与其母亲方祥珍一直是同一个户口，在承包土地时，是与原告作为一个家庭承包的，所承包的土地属于家庭。而立遗嘱人方祥珍的长子孙信元早在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之前就已经与方祥珍分家，另立门户。 二、法律依据。 1、本案诉争土地1.096亩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决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与一般意义上的继承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有其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指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受到集体成员权的影响。就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而言，它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前提的。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它为集体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承包的农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时，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不发生继承的问题。 2、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承包经营所得的收益是一种财产权利，承包人死亡时其承包经营所得的收益应当依照继承法规范继承。法律所允许的继承范围是指：承包经营所得的收益，而不是指承包经营权本身。 3、从我国的现行法律来看，家庭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我国《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那么，我国的法律是否允许继承人继续承包呢？《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第三十一条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第五十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只有两种情情况，这就是林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如果认为家庭承包的土地也可以由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话，本法显然不会做如此表述。 综上所述，本案诉争土地1.096亩的承包经营权不是法律所允许的继承范围。所以该遗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无论其是否经过公证；只要是违法的事实，即使经过公证，无效的还是无效，不能因为经过公证，就能使无效的变为有效。 此致贵阳市小河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代理人：圣伦达律师事务所 刘鑫 律师 二OO九年五月日十一日
『陆』 代理词怎么写
代理词怎么写
代理词是现代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诉讼代理人（律师、法律工作者、公民）在庭审过程中独自使用的非正式文书，代理词最重要的部分是质证和辩论，质证和辩论是诉讼代理人多年的心得。一宗案件的代理词通常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来完成。
【代理词格式写法】
代理词无法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体通用的文章结构，一般的代理词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首部
每一份代理词都应有一个确切的标题，标题应反映案件性质和所代理的当事人在案中的地位，例如“民事原告诉讼代理词”等，使听众一开始就了解代理词的性质。因为代理词是一种讲演辞，主要向合议庭陈述，因此开头的习惯称呼语是：“审判长、审判员:”
二、序言
序言亦即开场白，要尽量简洁，重点在代理意见部分。序言包括：⒈说明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概述接受委托和受指派，担任本案当事人哪一方面的代理人；⒉说明代理人接受代理后进行工作的情况，即在出庭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如查阅案卷、调查了解案情等；⒊表明代理人对本案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不说。如系上诉案件，则要说明对一审判决的看法和意见。
三、正文
正文是代理词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应根据具体案情、被代理人所处的诉讼地位、诉讼目的和请求以及被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等因素来确定其内容。代理人应 当在代理权限内，依据事实和法律，陈述并论证被代理人提供的事实与理由成立，从而支持其主张和请求，同时揭示、驳斥对方的错误。代理意见通常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等几方面或其中一、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般地讲，代理意见的内容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1.陈述纠纷事实，提出有关证据，反驳对方不实之处；
2.对纠纷的主要情节，形成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进行分析，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认定性质；
3.阐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当事人彼此之间互相谅解，把权利和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
4.提出对纠纷解决的办法和意见。这部分内容既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5.如系二审，还应对原判决进行评论，提出要求和意见。
这部分内容，要从具体案情出发，抓住本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阐明几个问题，为解决纠纷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意见、办法和要求，使案件得到正确、合法、及时的处理。
四、结束语
本部分是归纳全文的结论性见解和具体主张，为被代理人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要求要言不烦、简洁明了，使听众对整个代理词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代理人具名和注明日期。
『柒』 律师代理词
代理词（民事一审用）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受原告（或被告）的委托和ХХ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担任原告（或被告）ХХ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开庭前，我听取了被代理人的陈述，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阐明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的依据和理由，或阐明反驳原告起诉的事实、诉讼请求的依据和理由）……（提出建议）。
ХХ律师事务所
律师ХХ
Х年Х月Х日
邱兴华律师辩护词
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陕西理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邱兴华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认为
公诉机关对案件的定性是准确的，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在故意杀人罪中，邱兴华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邱兴华被缉拿归案后，如实向汉阴县公安机关供述了在铁瓦殿的整个犯罪事实，具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二.在抢劫罪中，邱兴华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法庭调查表明，邱兴华还如实供述了汉阴县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抢劫案的犯罪事实，在如实供述后，邱兴华至今没有翻供，根据《刑法》第67条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什么是"其他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自首与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定，即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很显然，故意杀人与抢劫在刑法上就属于不同种罪行，因此，我们认为邱兴华对两次抢劫的如实供述，完全符合《刑法》对自首的规定，也符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认定邱兴华构成抢劫罪时，应同时认定其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并在量刑时加以考虑，方为尊重事实、尊重法律。
三.邱兴华案件的犯罪成因和警示
邱兴华触犯两个刑事罪名，致11人死亡、两人重伤，给多个家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今天的开庭审判固然是回归刑法的立法宗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就案审案尚不足以警示世人，我们还应该适当的分析一下邱兴华案件的犯罪成因。
在偏远封闭的山村，47岁的邱兴华有初中文化，又会几样手艺，在当地应该属于衣食无忧的所谓"能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能人"，在1999年，举家搬离了自己的出生地，此后的7年里，频频更换居住地点，在颠沛流离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试图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现状，但现实让其处处碰壁，关爱无处可求，无助无人愿帮，困境中为邱兴华指点迷津的竟然是一位算命老人，使得邱兴华确信唯有依靠祖先的庇护，方能兴家立业，于是，他来到了深山道观--铁瓦殿祭祖还愿，然而，在与道观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后，他的心理世界崩溃了，关心子女学费、希望孩子能有书读的邱兴华，对小学老师至今感恩的邱兴华，偏离了他自身原有的人生航线，最终走上了今天的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