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东京审判》法庭法官座次的问题！
有，中国确实是排在第2位。影片是根据梅汝璈的日记编著而成。如果感觉电影不可信，可以用emule下载（探索.发现-丧钟为谁而鸣）这里面会用历史胶片详尽的介绍那次审判的过程（当然也是梅的日记为主线），其中就包括座次问题。
http://lib.verycd.com/2004/10/16/0000023311.html
如果没时间下载，可以到下面这个网站了解：
http://www.daynews.com.cn/mag3/20060915/ca494173.htm
2. 我国古代官场的座次是怎么讲究的
历朝历代都是中间为上，当人数为偶数的时候，右为上，左为下！右左，右左，右左……
3. 政府官员参与民事纠纷，徇私枉法应该怎么办
不管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都有回避条款，参与纠纷的政府官员不能直接参与案件的裁定，仲裁参加了的，你可以向法院起诉驳回仲裁，法院参加了的你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起诉。
4.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一文说：“电影一开始，梅汝 H以拆台的方式要挟 其他10位法官，争取所谓中国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我却为他 丧尽法官的尊严而悲哀。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可是我从电影中看到的是，梅汝 H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完全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严 肃性，这次审判不是圆桌会议，座次是明摆着的，法官座次的排定应该有一个规 矩，这次东京审判并不是走过场，不是要以现代方式为复仇凭添一层光环，而是 要以法律为依据，给迫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因此审判的程序、法 官的座次都应该有明确的规矩，都应该体现公正。梅汝 H对占领军最高首脑安排 的座次提出不同意见，就是感觉到座次的排序缺乏规矩，所以坚持要有一个规矩。 假如梅汝 H仅仅是为了民族尊严而争座次，他争得上吗？这个细节表明梅汝 H不 畏强权，完全是一个骨子里的法律人，不愧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而 不是走过场、和稀泥的或者拿原则做交易。当然，我相信，把这个故事解读为梅 汝H的民族气节完全是后人出于政治原因，与梅汝 H本人无关。
5. 传统的座次尊卑上有什么规定和讲究
《仪礼》室内礼节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墙前铺席，坐在席上面向东，即所谓东向坐；其次是南向坐；再其次是北向坐；最卑的位置是西向坐。清代学者凌廷堪在他的礼学名著《礼经释例》就更为确切地提出“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的说法。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通过不少史料，归纳出这么一个结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由此可以看出，《史迹• 项羽本纪》鸿门宴座次的形式，就属于这种室内礼节活动的形式。项羽、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入席，古人设宴，对座次安排十分讲究，主人坐什么位子，客人坐什么位子，都有严格规定，乱坐就有喧宾夺主，以下犯上之嫌。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羽不能让叔父坐在低于自己的位置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项羽让刘邦北向坐，又卑于范增，不把他看成与自己地位匹敌的宾客；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意思是与今天的侍从差不多。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就是通过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现项羽藐视刘邦，以尊者自居的骄傲心理。
以东向为尊，在史书中有充分的反映。比如《史记• 淮阴侯列传》井陉之战，韩信俘虏广武君李左车，请他东向坐，韩信对面施礼救。《史记• 武安侯列传》田蚣“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田蚣以为自己是丞相，不可因为哥哥在场而申私敬，免得屈辱了丞相之尊。《史记• 周勃世家》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很不客气地跟儒生们谈话。《汉书• 王陵传》项羽取王陵母置军中，王陵的使者来，项羽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打算用对王母的这种礼遇来招降王陵。
“室中以东向为尊”“东向”即“坐西面东”，古代地理上“西边”即“右”，这恰恰印证了古时候崇“右”，以“右”为尊。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阶有高低，座次分贵贱。近现代尚“左”，虽不成文，却也约定俗成。如“男左女右”渗透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汉文化源远流长，遥远的古代是否也是以“左”为尊呢？恰恰相反，古代崇“右”，以右为上，为贵，为高。比如《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 两例中的“右”均要释为“上”。又如《〈指南录〉后序》“予出右丞相兼枢密史”，《海瑞传》“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等。
古代崇“右”，也有例外的情况。同是《史记》在《魏公子列传》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节中，先记“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后文又说侯生“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左”为何变成了“上坐”呢？这就要另当别论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说：“古代车骑以左为尊位”。此处的“虚左”则表现了公子的仁而下士。中学课本《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配有插图，此插图有三处严重失真：车错、马错、座次错。课文明确写着：“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从插图上看，实际是“虚后”。正确的座次排列，应该是信陵君和侯生同在车厢前部，侯生居左。
6. 与政府官员有民事纠纷该怎么处理
你指的是纠纷当事人为政府官员还是纠纷一方的亲属是政府官员，并在其中出谋划策呢？如果是后者，你也别怕，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真理也只有一条，道理也只有一个，你怕什么，如果这官员在里面搞是非，你可以向当地纪委反映，现在纪委对这种问题还是很敏感的，只要有问题，一告一个准。
7. 法庭座次的问题 由来
法庭上怎样排座次
法庭有两个空间。一个是现实空间，即在一定的房屋内（特殊情况下是露天的），有特定的物的设置以及不同的人扮演不同角色；另一个是虚拟空间，它是在现实空间之上，由法律程序的展开，控辩活动的推进以及法官对案件实体的心证形成等要素和线索构成，即所谓“法的空间”。虚拟空间系观念的构成物，它以现实空间为基础，又与现实空间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刑诉法学者研究庭审，包括研究程序的展开、追诉和对案件实体心证的形成方式及原因，这是对虚拟空间的探索和构筑。而对于法庭现实空间的研究则往往被这些程序法学者所忽略。
法庭空间的一般特性可以称其为庄严性。这种庄严性表现在法庭建筑的庄严肃穆，法庭设置的秩序明确以及法庭器具的意蕴严肃。再配以仪式化的活动，使国家审判权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法庭空间设置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各诉讼角色的位置与相对关系，其设置和安排的方式被司法的理念和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其文化和心理的作用对程序进行甚至审判的结局产生某种影响。总的看来，在法庭空间设置上，反映现代民主和诉讼合理化观念的设置方式是法官居中同时其位置高于诉讼两造，以示相对于两造的“居于其间、踞于其上”，即审判中心和审判至上。控辩双方相对设置，体现出平等观念。而证人位置则要考虑便于各方观察和审查等技术性问题。大致说来能兼顾价值和技术的法庭设置方式较为合理。
然而，反映不同法律体系的不同理念，法庭布局和设置可能出现差别。其中有三个问题较为突出：
第一个问题，法官位置该不该高出一截。从各国的情况看，法官席的奠基普遍高于其他席位。这种设置有两重意义：一是体现法庭尊严，象征法官在法庭上的崇高地位；二是从上面可以居高临下，观察整个法庭内各种发生的情况，便于法官把握法庭实施诉讼指挥。但在法官及法院在社会和司法体制中的地位有争议时，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庭设置方式也可能发生争议。如1996年3月我国修改刑诉法后，就法庭设置中法官席是否应高于检察官和辩护人席，就有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议，后来有关机关出来协调，确认法官席高一些是必要的，并发文确定。
第二个问题，检察官的位置设在何处。指检察官应不应当与辩护律师平起平坐。在欧洲大陆，某种国家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理念使检察官的法庭位置可能高于辩护律师。在改革前的波兰，法庭的一端是一个高约两英尺的讲台（与欧洲大陆各国相似），在讲台上有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在桌后面坐着参加庭审的法官们，在桌的右端坐着书记员，检察官则坐在桌子的左端。讲坛前的地面右侧有一张长凳是被告坐席，辩护律师坐在他前面，以便能自由交谈。在左侧有两张长凳，一张给私人控诉者或民事原告，另一张给他们的律师。证人席位于审判席的前面。在德国和法国，检察官与辩护方在审判庭上也是有区别的。例如中国刑诉法学者代表团1993年11、12月访问法国、德国，所见德国布兰登堡州中级法院法庭以及法国重罪法庭布局，检察官均是坐在法官一侧，而不是与辩护律师在庭下相对而坐。法国、德国检察官坐在法官一侧，显示其为官方“护法人”的身分，表现了某种职权主义的理念。
在意大利，过去检察官作为司法官员，和审判官一起坐在台上，律师坐在台下。1988年意大利新刑诉法出台，新法改变了过去的法官职权主义诉讼形式而向当事人主义靠拢，检察官位置下移，与律师相对。
第三个问题：被告人应当坐在哪里。这主要是指，被告人是作为诉讼两造之一，即辩护方的实质主体，与辩护人坐在一起，还是与辩护律师分离，作为受审的对象单独设席。
在对抗制诉讼中，被告人与辩护人坐在一起，一方面是体现与控诉方至少在形式上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便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沟通，以有利其辩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借鉴对抗体制改革司法制度，但被告人与苏联时期一样，仍须坐在周围有法警监视的“被告人席”上，这使得辩护律师几乎不可能与其委托人进行有效地抗辩协商，因而有学者评价改革不彻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作为受审对象面对法官，他与检察官和自己的辩护律师保持同样的距离，同样也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调查对象。这种设置与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不享有沉默权，他作为证据来源需要回答法庭提问因而不完全具备主体地位有关。因此，应当说我国刑事审判中的法庭设置只有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形式平等而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如果下一步我国设置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制度，现行法庭布局也许应当改变。
8. 在电影东京审判中梅汝璈为什么会争法官的座次
“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9. 请问唐朝官员座次是具体怎么分的
唐皇朝的行政机构，承袭隋代，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在这个基础上，依据历史的惯例与经验，再衍生出一些具有执行、监察、侍从或其他功能的机构，共同组成唐皇朝的朝官制系统。
唐代的朝政决策与执行机构是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总的说来，中书省负责发布诏令。中书省在唐代曾一度称为内书省、西台、凤阁和紫微省，长官中书令通常担任相职，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其下属中书侍郎在唐代初期作为中书省长官的副手，在唐高宗和武后时，开始被任命为宰相。这种情况到安史之乱后成为惯例，因此中书侍郎在实际上也脱离了中书省的日常事务。
中书省最重要的诏令起草工作，唐代主要由中书舍人实际负责。中书舍人共有六员，还兼负宰相会议的秘书事务。由于起草诏令事关重大，实际上参与了军国政事，不仅需要较高的文学才能，也要有较好的政治才干，因此唐代十分重视中书舍人一职，其被视为文学之士担任的最高职务。此外，中书省还设置起居舍人二人以记录皇帝言行与诏令内容；通事舍人十六人以负责朝见礼仪和传达诏命；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和右拾遗各二至六人的谏官，以对国家政事提出批评和建议。
门下省，在唐代一度被称为东台、鸾台和黄门省。负责对诏令的审议与封驳，即拥有封还皇帝诏书和驳回臣下章奏的权力。这一职权唐代实际上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行使，给事中一般设置四人。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副长官门下侍郎通常兼任宰相之职。虽然对诏令照例进行审议并署名，但较少行使封驳职权。唐玄宗时，李乂任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乂在门下，多所驳正，开元初，姚崇为紫微令，荐乂为紫微侍郎，外托荐贤，其实引在己下，去其纠驳之权也”。可见门下侍郎行使纠驳权，由于职高望重，对中书省（紫微省）诏令的颁布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以致中书省长官亦不得不有所顾忌。门下省和中书省一样也设置谏官，包括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和左拾遗各二至六人，以负责对朝廷各项决策的得失进行评论和建议。此外，与中书省相对应，门下省还设起居郎二人，负责朝廷政事的记录和皇帝言行与诏令的记录整理。
为了便于决策活动的进行，中书、门下两省还分别设置一些下属机构与官职。其中较重要的有：中书省下属的集贤殿书院和门下省下属的弘文馆，这两个机构收藏有大量图书，具有皇家图书馆的性质，可供皇帝、宰相和其他官员参考。史馆，初属门下省，后属中书省，负责国史的修撰。符宝郎，属门下省，负责各种印鉴符节的掌管。
尚书省是唐代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在唐代初年，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因此尚书省既是朝政决策机构也是最高行政机构。但到唐中宗时，由于皇朝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尚书仆射被排斥于宰相之外，因此尚书省成为单纯的朝廷行政机构。唐代尚书省的总办公机构称为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负责尚书省各类文书的审核、签发与存档，指导六部诸司工作。都省事务由尚书左右丞和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主管。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在唐代中期以后，多成为授予大臣的荣誉职衔，并不具体负责尚书省日常事务。
尚书都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之下又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吏部主要负责官吏的铨选、考课、封爵和勋赏；户部主要负责户籍、土地、赋役、仓储和市易；礼部主要负责科举考试和礼仪、祭祀；兵部主要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刑部主要负责刑狱和财政审计：工部主要负责国家土木工程和屯田、水利。六部的长官为各部尚书，副长官为各部侍郎，而诸司的长官为各司郎中，副手为各司员外郎。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务，是上承皇帝和宰相等最高决策集团所颁布的诏令，把它们拟定为具体实施的政令，再颁发给朝廷的九寺五监及地方各府、州、县具体执行。另外，六部诸司还负责检查和处理朝廷各部门和地方府州向尚书省申报的一般行政事务。因此，朝廷的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以及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五监，实际上是接受尚书省指令的下级事务机构。正如唐代史学家苏冕所说：“九寺、三监……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职事，尚书准旧章立程度以颁之。”九寺的长官称为卿，总称为九卿，其副手为少卿和丞。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都水监的长官称为使者；少府、将作、军器监的长官都称为监。九寺五监的职权范围，上承尚书省六部诸司，且与六部有大体固定的对应关系。按照唐代的“故事，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然后施行”。这里的诸司即指九寺、诸监、诸卫，省司即指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由此可见唐代前期尚书省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枢要地位。
为了使官吏系统有效而正常的运转，除了建立各种与决策和行政机构有关的制度外，还必须对各级官吏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为此，唐代承袭前代制度，建立御史台，以监督各级行政机构对国家政令的实施，以及对违犯朝廷法纪和律令的官吏进行纠举和弹劾，即“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代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唐代中期以后，御史大夫职位崇高，不常设置，御史中丞成为实际上的御史台长官。
御史台的下属机构是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任职，统称为三院御史。唐代规定，侍御史设置四人，主要职责为纠察弹劾百官和参与审讯重大案件，其中年资最深者一人，还负有处理御史台内部日常事务的职责。殿中侍御史设六人，主要掌管百官朝见皇帝的序列班次，以及负责京城左、右巡，纠察其管辖区域内的不法之事。监察御史设十人，主要负责“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职责更为繁多。但就监察御史的主要职责来说，以分察和分巡最为重要。所谓分察，是指监察尚书省六部，并可列席尚书省会议。分巡，是出使巡察地方州县，把各地的“长吏政俗、闾阎疾病、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奏闻”。从御史台的职权来看，虽然十分繁杂，但其主要职责仍然是对整个官吏系统进行监察和对不法官吏进行弹劾。
在唐代的朝廷官制系统中，中书、门下两省与尚书省六部、九寺五监、御史台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朝政决策一执行一监察系统，是唐皇朝的核心机构。在这些核心机构之外，还有一系列辅助机构，多属皇家宫廷机构性质，直接为皇室宫廷服务。它们主要包括秘书、殿中、内侍三省和东宫官吏。其中前三个机构虽然也称为“省”，但其地位实际与寺监相等，其长官亦均称为“监’，副长官称为“少监”。
秘书省是掌管皇家图籍档案的机构，除设置监、少监和丞的官职负责省事外，还设立秘书郎掌管皇家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的抄写贮藏，校书郎负责校雠典籍。此外，负责天文历法的太史局（又称司天台），一度也属于秘书省管辖。殿中省下辖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与医药。内侍省则是宫廷宦官和宫女的管理机构。东宫官是皇太子的下属宫廷机构，其设置模仿朝廷的结构：其太子方师、太傅、太保（总称三太）和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总称三少）是太子的导师，另设太子宾客作为太子侍从官，这些职官都没有具体职掌。设詹事府总管东宫官吏和政事，相当于中书门下和尚书省六部。设左春坊负责侍从规谏，相当于门下省之职，右春坊负责文书启奏，相当于中书省之职。此外，在左春坊之下设崇文馆，掌图书经籍；司经局掌校刊经史；典膳局、药藏局、内直局、典设局和官门局，负责太子的衣食住行。以上这些机构，与弘文馆、秘书省、殿中省大体对应。另外还设立东宫三寺，即家令寺、率更寺和仆寺，负责东宫具体事务的执行，也与九寺五监相对应。虽然东宫官职庞大繁多，但实际上多为闲职。
在文官系统之外，唐代还设有武官系统。由于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所以在朝廷设立十六卫。十六卫的名称，唐代前期变化甚多，到唐玄宗开元时方大体上固定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右左威卫、右左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其中前十二卫均管辖府兵，只有后四卫不辖府兵，负责京城和宫殿诸门警卫以及皇帝的贴身宿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和将军二人统率，下有长史、录事参军总管各卫日常事务，仓、兵、骑、胄四曹分别负责俸禄、给养、考绩、宿卫、马匹、兵械等具体事务。十六卫直接统属于皇帝，但他们没有调兵的权力。需要命将出征时，一般由皇帝和宰相议定后，颁发诏令到兵部，由兵部再发下符契，与诏令一起同时颁下各折冲府或州郡发兵。除十六卫外，东宫官中还仿照十六卫建制设有十率府，各设率一人，副率一至二人统管，下辖一定数量的府兵，作为太子的禁卫部队。以上十六卫总称为南衙诸卫，因其官署均在长安、洛阳两京宫城之南的皇城内。
唐高宗时，由宫城北门玄武门禁军发展而来的北衙禁军开始兴起，逐渐取代南衙请卫的职能。南衙诸卫则由于府兵制的废弃，逐渐成为闲司，其长官大将军、将军也变为武官升迁的官阶，不再拥有实际职权。
最先设置的北衙禁军是左右羽林军，玄宗时设左右龙武军，肃宗时又设左右神武军，以上称为北衙六军，各设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统率。唐代宗时再以神策军列入北衙禁军行列，德宗以宦官任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统率，因此神策军势力迅速发展，凌驾于北衙六军之上。唐代后期，北衙六军的大将军、将军等职也逐渐成为武官迁转的官阶，实际并无兵权。
唐代的地方行政系统，在唐代前期，采用州、县二级制。到唐代中期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同时出现了新的二级行政区——府。
州的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没有具体职事，辅佐刺史处理州事，但又往往成为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因此唐代后期的中、下州一般都不置上佐之职。判司指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六参军，与朝廷尚书省六部相对应，具体分管州的官吏考课、礼仪、赋税、仓库、户口、驿传、刑狱和工程水利筹各个方面的事务。录事参军则负责监察举劾本州六曹官吏，相当于朝廷御史台与尚 书左右丞的职责。此外，唐代的州级官员还有经学博士、医学博士、市令等，分别负责学校、医药与市场交易。
唐代县的长官为县令，下设县丞、主薄和县尉，作为主要僚佐。县丞是县令的副手，相当于州上佐；主薄负责勾检稽失，监察官吏，相当于州录事参军；县尉负责管辖诸曹吏员、追捕盗贼，相当于州判司。唐代最盛的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有府州三百二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可见唐代地方官吏系统的庞大。
随着时间的发展，唐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府与道的出现。唐代把京都和曾作为陪都的州，为显示其地位的重要而称为府。府的设官与州相同，仅名称稍有变化，如其长官改称尹，副长官改称少尹等。此外，在边疆地区还设置都护府，以管辖广大边境区域，都护府的设官也与州相同，仅其长官称为都护与副都护。
道在唐代前期，是一种监察区。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因山河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采访使巡视，监察地方官吏和了解各地情况。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因十道分为十五道，置十五采访使，检查如汉刺史之职”。唐代后期，道的长官观察使一般都兼任节度使，拥有军权，权力更大，形成大小不等的方镇。各个方镇管辖的行政区域也称为道，这样的道到唐宪宗元和时有四十七个。正如宋人洪迈指出：“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郡府，权势不胜其重。”道的长官的下属，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等一大批幕职官员。
唐代沿袭隋制，把官员分为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实际上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等级是三十二等。这些等级总称为流内官，为正式文武官员。此外还有流外九品，实际上已属于吏员，不属于正式官员的范围。官员的散官称号与品级大致对应，表示官员地位与资历高低，作为升迁的序列。
唐代的品级与散官还与官员服饰等级制度相联系。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绯（朱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同时，唐代高级官员都有一个表示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金饰之，称为金鱼袋。五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银饰之，称为银鱼袋。
唐承隋制，文武官员均可授勋官，共有十二级。按照规定，勋官可以与相应品级的公卿大臣处于同等班位。但实际上由于授勋过多，动以万计，因此无职事的勋官实际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仅仅成为一种授予的官员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