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侵权行为法

『壹』 德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结果不法说“

就是指行为的不法性会因其损害结果而被认定。

『贰』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您好，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在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
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叁』 中德两国在著作权保护上适用的相关法律问题，请懂行的解答

楼主你好!

中国 德国均是《伯尼尔公约》成员国，根据该条约规定，保护的期限为作者专有生之年及其属死后五十年内。因此中国出版社可以不经许可出版他的作品。

不能出口到德国，这会侵犯德国本土的著作权法，国内法优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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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涉外侵权的法律适用有何规定

我国有关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

（1）关于一般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原则：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2）关于特殊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规则：

①船舶碰撞：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

②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损害：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我国在确定一般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准据法遵循的原则：

（1）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

（2）当事人的共同属人法原则。这是补充原则；

（3）重叠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原则。这是特殊原则。

(4)德国侵权行为法扩展阅读：

行为分类

（1）按构成要件分

一般侵权行为：指行为人基于过错直接致人损害，因而适用民法上一般责任条款的行为。

特殊侵权行为：行为人虽无过错 但依民法特别责任条款或民事特别法应承担责任的行为 。

（2）按侵害对象分

侵害财产权行为：包括侵害物权及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行为。

侵害人身权行为：包括侵害他人身体和心理的行为。

（3）按致害人的人数分

单独侵权行为：致害人仅为一人的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致害人为二人以上的侵权行为 致害人应负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4）按行为性质分

积极侵权行为：指致害人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致人损害的行为。

消极侵权行为：指致害人以消极不作为的形式致人损害的行为。

承担责任

实施行为的人有过错，或虽无过错，但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明知行为的损害后果，或者应当预见到而没有预见到，或已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

例如，某出版社或个人明知某一作品有著作权，或者没有确切根据地以为它没有著作权，而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就出版了该作品，这种故意或者过失就是过错，因而具备侵权行为的一个条件。

如果某出版社在不知情和作者乙进行担保的情况下出版作者乙的作品，而后有作者甲提出作者乙的作品是侵权产物后，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并调查核实，出版社就没有过错，通常仅由作者乙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出版社没有停止出版，在作者乙的作品确是侵权产物情况下，出版社就有过错，因而与作者乙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如果法律明确规定行为人即使无过失，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为人实施的也是侵权行为。

『伍』 德国关于冲突法的规定！

（二）德国冲突法的变化
在德国，人权问题影响冲突法是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实现的。在人权保护方面，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邦德国宪法第1章就规定了基本人权问题：“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之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石。”两德统一以后，原西德宪法适用于德国东部地区，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关于男女平等方面的规定。在宪法第3条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之后，加上了“国家促进真正落实男女平等，并致力于消除现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规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应因其性别、家世、种族、语言、籍贯、出身、信仰、宗教见解和政治见解而受到歧视或享受特权”之后，补充规定“任何人不应因其残疾而遭歧视”。由此，德国宪法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可见一斑。
德国宪法法院作为德国宪法的解释者，长期以来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制衡和保护基本人权不遗余力地发挥着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作用。在欧共体建立以后，由于最初的三个共同体条约没有明确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德国宪法法院保留了对涉及基本人权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欧共体缺少一种保护由宪法赋予德国人的基本权利的组织机构与程序，法院就必须保证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性要求相一致，因为宪法中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欧共体缺乏对基本权利保护，特别是缺少一个具有充分立法权的、能对欧洲人民负责的民主选举的议会。只要统一化进程中缺少与宪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就保留审查欧共体法与德国宪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权。这种情况直到欧洲法院开始关注人权保护以后才有所改变。
早在1971年，德国宪法法院就曾指出，在冲突法中应该考虑基本权利问题。德国还专门修改了其冲突法（意大利也是一样），删除了在家庭事务中适用对丈夫有利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关于夫妻双方平等的原则。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第6条将德国宪法法院的观点明确地形成法律：“如果适用某一外国法律……与基本法发生冲突时，则不适用该外国的法律而适用德国的法律。”它是德国宪法对冲突法进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备娶一位德国妇女为妻，该妇女已与本国前夫有效地离婚。根据当时的《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3条，男女结婚能力适用各自本国法，而根据当时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与离婚的人结婚，德国受理法院最初以此为由驳回他们的结婚请求，后来他们在德国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宪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决，认为：宪法第6条保护家庭的规定意味着人们有权缔结婚姻，无论对于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时，德国已加入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缔结婚姻，不受种族、宗教和国籍的限制。如果冲突规则的适用结果违反了宪法性的规定，理应放弃冲突规则，而直接适用宪法的相关规定。在随后的许多案例中，德国宪法法院以违反宪法为由，废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冲突规则，这些冲突规则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国籍为连结点来指引法律适用。例如，德国最高法院在1983年废除了《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5条，该条文规定：“夫妇财产制，在结婚时夫为德国人，则依德国法。”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规定。该法第17条“离婚依起诉时夫之本国法”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废除。
总的说来，在欧洲，虽然没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法律适用理论，但欧洲各国显然接受了美国国际私法各流派对实质公正的价值追求，并将这种价值追求转化为改变或制定与个人权利关联的冲突规则。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他们没有含蓄或隐晦地使用“公正”标准，而是直接以人权观念为价值目标，以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为衡量标准，去检验和改变冲突法领域中的具体制度和规则。从制度角度来看，主要涉及国籍和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规避与直接适用的法等。
1．在国籍与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欧洲各国普遍淡化了国籍作为连结点在冲突规则中的作用，赋予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一方面，淡化国籍因素是为了适应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后，各国人民相互流动频繁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给予外国人（特别是共同体内部各国人民）与本国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外国人实行彻底的平等保护，体现了欧洲各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强调人权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违反本国关于基本人权保护的政策成为公共政策保护的一项基本内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从男女平等原则，到诉讼权利救济（欧洲宪政思想中的正当程序保护），都围绕人权问题展开。在人权保护以外的公权方面，则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适用的法方面，欧洲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通过欧共体（现欧盟）制定了大量关于人权保护的实体私法，并且赋予这些法律以强制的直接效力。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与本国有关人权保护的国内法冲突时，不再按照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去适用外国法（或共同体法）；二是当国内法与《欧洲人权公约》或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共同体法不一致时，适用人权保护水平更高的法，将国际条约或共同体立法中的内容解释为符合本国宪法保护的人权要求。同时，对于规避人权保护方面法律（包括规避外国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的行为，不赋予法律效力。
人权保护对于冲突规则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涉及3个方面：
1．出现了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在双边选择规则中，法院有权选择有利于某种结果出现的法律。这种规则主要适用于以下3种情况：（1）有利于婚姻、遗嘱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于某种身份关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离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于特定方当事人的法律，如侵权行为的受害者、被扶养人等。
2．在冲突规则中体现对弱者权益的特别保护。如在跨国劳动雇佣争议、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以及跨国产品质量侵权争议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结果定向的双边规则外，要优先选择对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权保护在冲突法的国际立法方面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受人权保护思想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冲突法立法都进行了修改。这就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权保护水平大体一致的西欧国家，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相继缔结了一些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有关的冲突法条约，如1958年《海牙扶养儿童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70年《海牙承认离婚和分居公约》等。

『陆』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柒』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您好，以下内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论文：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

著名德国学者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评德国物权行为理论时，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理论对生活的强奸。”[63]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来分析侵权法中的违法性理论。笔者认为，违法性理论是德国法的产物，也是德国语境下的产物，其用于解释德国法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是，鉴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明显排斥了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国法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侵权责任法》，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我们不否认，运用此理论可以来解释个案中的个别现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来概括所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则既不符合现行立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从中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显然在过错责任中采纳了三要件说，将违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过错的概念吸收了违法性的概念，这是笔者学习研读侵权法的点滴体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捌』 联邦德国专利法对侵犯他人专利权的刑事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我国专利法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专门规定；我国刑法216条对假冒专利犯罪的定罪量刑进行规定。根据前述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专利侵权问题，依法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不但这是我国的法律规定的，即使美国、德国等对专利强保护和历史悠久的国家等，都没有法律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由于专利权专业技术性等特性和社会公共利益所决定的。

『玖』 德国民法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的承担的规定

台湾民法更多的继承了德国法的规定，对被监护人采用责任能力肯定主义，而我国民法通则则采用了以法国民法为例的责任能力否认主义的立法模式。两者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对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有责任能力采不同的态度。台湾民法187条认为无民事行为人或限制民事行为人应该有责任能力，而我国民法通则133条则认为无民事行为人或限制民事行为人无责任能力。这里牵扯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难题即责任能力的法律性质问题。对此学界有诸多争议。但在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的识别能力。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表现在监护人责任时，如果我们将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区分，在考虑无行为能力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承担时考虑行为人的识别能力的话，法律制度的设定显然要优于对识别能力不进行区分的状况。

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无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承担问题，早在罗马法中便已存在，精神病人和低于责任年龄的儿童行为不过是动物的行为或仅仅是一个事件。[4]《十二铜表法》第12条第2项规定：“家子因不法行为致他人损害的，家父应负赔偿责任；家父亦可将家子交予受害人而免责。”[5]罗马法以后，各国民法对监护人责任均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其中，《民法通则》18条对监护义务的规定，是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的基础；《民法通则》133条是对于监护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