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求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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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怎么写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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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婚内侵权的法律问题探析，这个题目的论文怎么写拜托各位知道的帮帮忙，我第一次，什么都不懂~~
【摘要】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维系家庭的基础。家庭的文明与和睦是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而婚内侵权行为法律救济的缺失使解决婚内侵权问题难上加难。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婚内侵权行为的救济渠道，才能使婚姻关系稳定持久。
【关键词】婚内侵权 人身权 财产权 损害赔偿
婚内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概念。婚内侵权，即夫妻侵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法侵害配偶另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造成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遭受损害的过错行为。正常的婚姻应是男女平等、恩爱互助、和平共处的。然而在现实的婚姻家庭中，却常常会出现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害事件，主要表现为家庭暴力和对婚姻、家庭义务的违反。
特征。婚内侵权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既有民事侵权的一般特征，又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侵权行为发生时间具有特定性。第二，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合法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与其他侵权行为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其主体的特定性。不具有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的侵权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婚内侵权行为。第三，侵权行为的客体为夫妻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第四，夫妻间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即配偶权及由配偶权派生的配偶财产权是婚内侵权的前提。第五，侵权行为的方式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以作为方式构成的婚内侵权，有家庭暴力导致的人身伤害、私自处理共同财产导致对财产权的侵犯等。以不作为方式形成的婚内侵权，有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等。
婚内侵权是对夫妻间法定权利的侵害。各国婚姻立法对夫妻间权利义务的设定不尽相同。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姓名权、从业权、操持家务义务、同居义务;《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同居权、忠诚义务、住所共同决定权及夫妻间的连带责任等。我国则规定：夫妻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夫妻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之间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但概括起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及于彼此的人身及财产乃各国婚姻成立之通例。
婚内侵权的种类
侵害夫妻间的人身权。这些人身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生命权是维护生命的安全、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是双方享有法律上人格的基础和前提。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完全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具体人格权。健康权是指公民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动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身权，这三种权利是专属于权利人自身的。夫与妻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另一方的生命权，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法人对自己的品德、才干、名声、信誉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不受侵害的权利。肖像权是指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再现出来的自然人形象。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是以肖像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肖像首先体现了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人的形象为个人所固有，是个人存在的有形的特征。而肖像客观再现了人的形象，是自然人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人对其肖像也享有一定的财产利益，如果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卖、使用对方肖像的，并且这种行为之目的并非为家庭财产之增长或夫妻利益之增进，则另一方就构成了对肖像权的侵害。
侵害夫妻间的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夫妻关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对于夫妻关系而言，配偶权实质上是夫妻权利关系中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夫妻关系与其他民事主体间关系最主要的区别点。婚内对配偶人身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
一、有违夫妻忠实义务。从婚姻家庭领域的角度看，忠实主要就是指作为配偶权主体的夫妻，不得有婚姻外的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情感的出轨，保持感情专一。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背主要为：婚外恋、与他人通奸、重婚等情形。
二、侵害夫妻同居权。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扶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
三、遗弃。遗弃是对配偶扶养义务的不作为行为。我国现行婚姻法对遗弃的解释仅包括经济扶养上的遗弃，却忽视夫妻间感情的交流与支援，但实际上，精神的遗弃给对方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比拒不支付扶养费更为严重。因此，遗弃应当包含：不履行法定援助义务，即配偶在危难时拒不援助;性遗弃;出于恶意精神上长期冷落对方，夫妻关系形同虚设;经济上遗弃，即有扶养能力的一方拒不扶养没有生活能力的另一方。
四、侵害夫妻共同生育权。生育权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民基于婚姻基础而享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自由。侵害夫妻共同生育权主要有：妻一方拒绝丈夫合理的生育要求或无正当理由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夫一方违反计划生育，强迫其妻违法生育;妻一方与人通奸，卖淫怀孕生子;夫一方未经妻同意为他人供精;妻一方未经夫同意采用第三者精子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
侵害夫妻间的财产权。夫妻财产权是夫妻之间直接体现一定经济内容的权利。依婚姻财产的不同归属，对夫妻财产权的侵害行为表现为：一、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婚姻法，婚姻存续期间的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因此，侵害夫妻共同财产表现为：未经对方同意，超越或滥用家务代理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未经配偶同意出售、购买房屋，以夫妻共有财产对外投资经营等;未经对方同意，以其他方法非法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如用夫妻共有财产给付本人对第三人的赔偿金;以夫妻共有财产给付非法债务;离婚诉讼前或离婚判决生效前隐匿、转移、毁损、转让夫妻共有财产;基于家庭冲突或醉酒毁损夫妻共有财产，如醉酒人损毁、焚烧家具等等。二、侵害配偶个人财产。依照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配偶个人财产包括婚前个人所有、受赠、继承的财产;婚后约定属个人的财产;归个人使用价值不大的特别财产，如一般首饰、衣物、书画等。所有人有绝对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对方不能限制、干涉。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的必要性
事实上，在我国建立婚内侵权制度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我国立法和理论界对婚姻本质的认识见仁见智。对夫妻关系抱持有契约论、制度论、身份关系论等不同的观点。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关系，抑或是伦理关系历来争议较大且没有定论。它既具有契约的特点又有很明显的身份色彩还带有伦理性，当事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在理论上纠缠不清，这也是婚内侵权制度建立的理论障碍。
其次，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冲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三纲五常”、“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深入人心。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如果受到婚内侵权的伤害，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将自己受到的家庭伤害诉诸法院的。同时，一般的社会观念也不完全接受婚内损害赔偿，社会舆论过分强调夫妻感情为婚姻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等因素使得婚内赔偿也没有得到立法的肯定。
第三，现行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没有约定时则采取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采取的是婚后的所得共同制，因此只有在配偶一方死亡或离婚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份额，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很难界定。因此，很多人认为，婚内侵权的赔偿实际上就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入另一个口袋，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夫妻婚后实行共同财产制导致的损害赔偿难于执行，赔偿意义不凸显正是建立婚内损害赔偿的客观障碍。婚内侵权赔偿责任制度建立虽然困难重重，但其制度的建立还是有相当的必要性。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合法的财产、人身权利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法院不受理婚内的侵权赔偿纠纷。虽然，《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应予优先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对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力度不够，没有相关的机构直接宣告该解释不能适用。同时不受理婚内侵权赔偿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律的争讼，维护了家庭以及社会稳定，由此就造成了法律上的相互矛盾。该《解释》把离婚作为夫妻间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否定了婚内侵权赔偿。
我国目前的婚内侵权制度主要是由民法和婚姻法共同构筑而成，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婚姻法是我国的特殊法，在适用的规则上遵循特殊法优于基本法。我国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内侵权的形式、解决方式、承担责任的形式，但此规定却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婚姻法规定的侵权形式仅限于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实施家庭暴力，既没有规定如侵害名誉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典型的侵权行为形式，也没有规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同居义务以及侵害一方生育权等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在财产方面的侵权责任更没有具体规定。
其次，婚姻法规定的侵权救济手段单一而且保护力度也非常薄弱，仅限于公安机关制止或依照治安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或请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予以调解，也没有明确规定侵权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
第三，《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是相悖的。在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正是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排除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几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应负的责任，如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等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追究。对上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附加了“离婚”作为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婚姻当事人一方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如果当事人不离婚，则不用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即使受害人单独提起损害赔偿，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法院也不予受理。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情理。
总之，婚内侵权制度的缺位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的保护。我国目前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利益的诉求显得力不从心，而《民法通则》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宽泛，并且二者还缺乏必要的衔接甚至相互矛盾，这是导致目前司法现状的混乱的主要原因。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填补相关法律的空白。我国法律规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行为人行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行为人的行为与该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只要没有特殊法律免责情况，侵权人即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对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作任何限制，也没能对该侵权责任的主体作任何限制，更没有因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婚姻关系而将侵权人排除在承担侵权民事责任之外，侵权人不能因与受害人存在婚姻关系而免责，这种立法的导向在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就可见一斑。从法理上说，任何人受到非法侵害都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造成夫妻一方在受到婚内侵权时得不到保护与补偿的局面。无过错的受害者要么继续忍受对方的过错，要么只能离婚，除此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这既助长了侵权者的嚣张气焰，也显然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之精神。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以为不愿离婚同时有赔偿诉求的受害者提供一条法律救济的途径。一旦确立了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就可以为夫妻间的侵权行为提供一条有效的救济途径，消除夫妻间侵权得不到赔偿的现象，同时也弥补了法律对此问题规定的缺失。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可以构建和谐家庭。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堵，而要靠有效的疏通。夫妻感情是夫妻双方在相濡以沫，互助互谅的基础上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种牢固的情感。对婚内侵权的行为，双方如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将其用一个合理的正当的途径来解决，对于受害的一方而言，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得不到补偿和宽慰，一味的隐忍只会使得双方的感情存在更多的危机，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和纷争。婚内侵权的赔偿不仅不会损害夫妻的感情，恰恰相反，如果受害方得到公正的评判，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安慰，才能真正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隐患和隔阂，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内侵权的赔偿更加有利于家庭的长久和谐。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人格权。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我国《宪法》也明确提出保护婚姻家庭。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相互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吸收相互间的独立人格。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由于思想的解放，“夫妻一体”的观念逐渐为“夫妻别体”所代替，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不再是夫妻之间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借口。夫妻虽然是共同组建家庭的基础，但彼此显然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现代民法的精神是尊重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平等，所以，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只要符合我国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而构成侵权的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便二人是夫妻关系，如果一方因为另一方的婚内侵权行为受到损害，法律也应该给予救济。另外，“法不入家门”的观念正逐渐被抛弃，婚姻法修正案关于家庭暴力的明确规定正反映了这种立法观念的变更趋势。由家庭暴力、婚外情引发的婚内赔偿案件的频频发生使一部分群体产生了相应的利益需求，对于受婚内行为侵害的群体而言，如果法律的保护不能延伸到家庭的范围内，很多违法犯罪行为就会因此而得到规避，受害者的权益也会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而得不到保障。
婚内侵权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
婚内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婚内侵权应该和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致，即遵循四要件说。一、过错。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婚内侵权行为的主体为婚姻家庭中配偶的一方，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即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却实施侵害行为。鉴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夫妻一方如果因一般过失而侵害了另一方的权益，可以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存在重大过失的除外。二、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侮辱、诽谤、丑化等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又没有阻却违法的事由，就可构成违法。因此，对于婚内损害赔偿而言，行为违法表现为婚姻关系中配偶一方违反民法以及婚姻法的规定，实施了侵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即构成行为违法。三、有损害事实。是指对配偶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损害，既可以是物质损害，也可以是精神损害，该损害必须是确定的、真实的、可补救的。根据现今民法的基本理论，人身利益的损害可以以金钱给予补偿已经成为通例。四、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要夫妻一方实施的侵害行为的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可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婚内侵权的归责原则。侵权的归责原则一般可分为过错原则、推定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而在婚姻法中有规定，离婚时有过错一方应对无过错方进行一定财产补偿，这符合过错原则。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平等、自愿这一民法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过错的评断标准也各不相同，婚姻关系中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需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婚内侵权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形式。一般来讲，责任的承担方式不应有所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民事侵权责任方式：赔礼道歉，加害人停止侵害，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对于前几种方式，判决后易于执行，而赔偿损失却不大容易操作。在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定婚姻关系时，赔偿责任承担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对夫妻个人财产认定上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法律规定婚姻中财产制度主要存在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制度：一、对于夫妻间对财产有特别规定的，只要约定合法，则能认可约定的法律效力，赔偿金可由侵权方从约定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中支付给对方，转归受害者个人所有。二、夫妻对财产关系虽然没有特别的约定，但是如果侵权方拥有其他依法认定为个人所有的财产或婚前财产足以支付赔偿金的，可以从侵权者的个人财产中直接支付赔偿金归受害方个人所有。三、夫妻间既无特别约定，侵权方又无明确的婚前财产或其他明确的个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侵权方拥有的只是与受害方共同共有的财产，而这种财产在婚姻关系终止前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侵权赔偿难以实现，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是最为常见的。
根据侵权行为法的基本理论而言，在当事人之间如果产生了侵权之债，由此在夫妻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损害赔偿的，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的相关规则，当事人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协议用夫妻共同财产赔偿，此赔偿额转为受害方个人财产。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一方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请求强制执行。
总之，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的现状的确是婚内损害赔偿执行难的一个主要障碍，但不是婚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建立的全部原因，相反却是社会各界想要加以克服的一个问题。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婚内赔偿判决执行难的现状，使婚内赔偿判决有实际的意义，司法机关通过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判决，以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可以达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侵权人的违法行为、维系和规范夫妻关系的目的。
综上所述，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出于传统观念的限制、立法的缺失以及司法实践的困阻等原因，使得婚内侵权这一社会问题迟迟未得到根本解决。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际上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所在。
Ⅳ 关于侵权责任法方面的论文题目有哪些给点建议~~`
侵权行为是一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因此侵权行为也可以称为一专种侵害行为，这可以从词源学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中文的“侵权行为”一词“最早于清末编定《大清民律》草案时才开始应用。”但是在旧中国民法中对侵权行为的概念却缺乏明确的界定。
Ⅳ 《馒头》是否侵权《无极》论文取什么题目好
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让家人，让亲戚，让朋友都以你自己为荣，也许我们会失败，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我们就更应该要坚持着，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他们发明灯的时候，同样也有失败过，更不是一次两次，正因为你曾经失败过了，那样你的经验才会积累的更多，你的成就才会更高。如果就这样被打到了，那么就是一个懦夫的行为，也正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更多成功的人更有自信，让更多的后来人看到懦夫的代价。
人的一生也就只有那么的一次，错过了就不在回来，我们不像电影里的主角那样，结局总是美好的，我们只有靠自己，人生如戏，要做就做主角不要当个观众。
Ⅵ 学年论文，想写有关侵权责任法的，什么题目比较好写
浅论侵权法中的防御请求权
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
Ⅶ 侵权责任法的论文写什么观点比较好
网络侵权，面广，容易联系实际而且现在正是热门话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Ⅷ 请问，以侵权行为。为论文题目 要怎么写。。。
你可以试着从特殊侵权方面进行研究，这里面问题比较多，讨论的也比较多。
Ⅸ 急需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论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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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一篇关于产品侵权的论文
侵权责任法在食品侵权方面的私法救济性
——以毒奶粉事件为模型的思考
陆梦慰*
【摘要】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突发事件，给大量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政府在惩治相关方给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补偿的同时，更应以此事件作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的一个启发。在其立法中对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的设置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倾斜，以体现其私法救济性法。
【关键词】食品侵权 归责原则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掺假丑闻，目前造成1.3万多名婴儿身患泌尿系统结石，其中3名甚至因为肾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时牵出乳制品行业的一个惊天秘密：即为了应对质监局对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测蛋白质含量）指标，已形成了集体往生鲜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值此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该事件的曝光无疑引起了对消费者寻求食品侵权行为之私法救济的诸多关注，即作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体现其对受害人的保护性倾向。具体包括：对于食品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消费者）来说，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食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如何主张。
一． 食品侵权的特点
食品安全侵害作为典型的现代型侵权，与其他民事侵权相比，无论从侵害手段、因果关系认定乃至损害程度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行为大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违德性的特征，例如损毁他人财物、砍伤他人身体等等，其价值的非难性比较明显。而食品安全侵权则不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奶粉中会存在何种添加物以及该添加物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将导致侵害的难以规避性。另外，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质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标准，所以，对突发的重大质量瑕疵缺乏预见性。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导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愈加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或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表现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则为受害人难以精确说明食品质量问题与自身损害的因果联系，缺乏权威的质检机构对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让消费者自己证明究竟多少数量的三聚氰胺会造成侵害，难度将相当大。
（三）侵害程度与侵害范围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对特定受害人造成的个别权益侵害现象，不太会出现大范围的全体受害现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则是一种现代型的集团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普遍权益。食品质量侵权通常表现为某种特定食品对长期食用该产品的所有人的广泛侵害。这种侵害往往会形成社会性权益侵害的现象，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责任事故。
食品侵权的上述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对这类侵权，如果依旧死板地适用传统侵权法，则势必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难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发挥民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在这里，笔者将结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讨在食品侵权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
（一）对归责原则的概述
“归责”在法律上的含义，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是任何一种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然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和体系。
对产品缺陷致害责任应该适应何种归责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过错责任说，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说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即为有过错，因此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是一种过错归责。二是过错推定责任说，该说认为，当瑕疵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先推定制造商或销售商之过失，将举证责任转换至制造商身上，如果制造商无法举出抗辩理由，就需要承担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是一无过错责任，无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是二元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既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适应过错责任原则，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严格责任原则适应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直接责任、表面责任 和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实质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适应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和运输者、仓储者及中间供货人的最终责任。
目前，过错责任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抛弃，过错推定责任说仅适用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生产者不能以其对产品缺陷致害无过错作为抗辩，如适用这一原则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损害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的别称，其实，二者差异颇大。从法律责任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失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在“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另外，严格责任仍然允许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求免责；而无过失责任纯粹为客观归责，一旦被告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被告就被确定要承担责任。
因此，现在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中，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的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是指：只要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作为一种专门因应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产品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侵权领域的应用则由于具有下列两个特点而备受青睐：其一是预防优势，即对于预防因为食品缺陷与风险所招致的损失，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总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风险或损失扩散优势，即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比较容易地将缺陷食品或风险食品造成的损失通过增加费用或保险等手段分散出去，转而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 符合其“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的基本思想。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 谁收益谁负担风险 ” 的罗马法原则 ,食品制造商销售食品赚取利润自然应当对其产品缺陷所招致的损害负责 ,况且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可以刺激食品生产企业改进产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
（二）我国在相关问题适用的归责原则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中。目前，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有很多约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论界一般认为41条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42条规定销售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之比较
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民法通则》第 121条,下同)、产品责任(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124 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127 条) 、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包括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 (不得以选任或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免责)(43、121条) 等。这也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条) 、受害人故意 (123条) 、第三人过错 (127 条)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五个方面。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
所以,从适用范围上看,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为尽快平息纷争,尽量降低审判成本、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技巧,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比前者普遍、广泛得多。
三．食品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关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其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启示性事件，同样揭示出举证责任在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时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有关部门以检测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却没有明确造成损害的剂量之上限。那么，消费者应依何标准主张产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费者的损害范围除了包括实际身体健康受损的所主张的医疗费外，没有实际受到缺陷产品侵害，但其去医院检查花去的检查费用及车马费是否应包括在内？最后，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也被牵扯进来。这就导致消费者索赔的困难，如何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特定企业造成的，也将是侵权责任法不得不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
产品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产品存在缺陷；存在损害事实；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下面，笔者将一一解读我国现有法规对各构成要件的规定，并就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作相应展望。
（一） 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
础。产品缺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得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阀”。 因而，它往往成为利害关系人争执的焦点。
在我国,关于产品缺陷含义的界定与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则》第
122 条中规定: “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在解释上应按产品责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进行解释。《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第46条的规定,是我国有关立法上首次使用产品“缺陷”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吸收了国外产品责任法中界定产品缺陷的主要内容,把“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的基本含义,同时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增加了有关“安全标准”的内容。这条规定是对《民法通则》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扬弃,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来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实践中,怎样来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呢?
在产品责任法发展最迅速、最完备的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认定标准:一是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期望标准,即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程度,则具有不合理危险性,因而该产品就是缺陷产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误将其食用会有碍健康。对于这种危险，正常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消费者不会预料自己所购买的奶粉中含有会使人患泌尿系统结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刚性和弹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弹性标准。借鉴美国的“消费者合理期待”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可以适用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诚信原则，消费者便可以此来主张奶粉存在缺陷。
2. 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生产者是否可以产品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而主张不存在不合理危险,并据以要求免责?
笔者认为，不宜优先适用强制性安全标准,不应将其代替不合理危险而成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标准,否则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他们往往通过参与标准的制订来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安全标准的制订不仅受到制订者认识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使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呈现滞后性,某一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可能并未包括该产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标。符合强制性指标的产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标准范围以外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这些安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合理的，而笼统的规定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产品即无缺陷显然有失偏颇,势必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显然与产品责任制度创设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用户利益相违背。因此,应该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不符合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经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消费者如果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那么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中可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作这样的理解: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但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是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讲,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是由产品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决定的,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作为衡量标准,而安全标准只是实际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据,但不能作为优先适用的标准,不能将不合理危险标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应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
（二） 损害事实的范围
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导致财产或非财产的减少或灭失结果的客观事实。就损害事实的本质而言，侵害事实必须造成损害后果。可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疾、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期限以及各种形式的财产损失。
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据便是损害事实，有损害才有救济。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赔偿的方法承担的，一方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性，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仅有违法行为，而无损害结果，那么赔偿也就无从产生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损害事实主要有两类，即财产损害与人身损害。 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实质上是对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的财物方面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证明的、无法确切计数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财产损害的类型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已得利益丧失或现有财产减损，例如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诊疗而花费的医疗费。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灭失，如医疗事故致残导致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减损的劳动收入。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纠纷案件绝大多数会造成人身损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对人受到人身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财产损害具体该如何定性呢？这里就存在定义损害范围的问题，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对人确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肾结石（主损失），那么所有因看病而花费的检查费和车马费等（附损失）都应归入损害范围；如果相对人没有患病，那么其相关开销是否应计入损害范围。
笔者认为，应该计入。如前所述，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应该允许消费者在未知的领域内，为规避风险而做的防范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计入损害范围。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借鉴来说，出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考虑，应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损害除了包括财产损害，还应包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除了包括实际的现实损害，还应包括潜在的未来损害。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
（三） 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侵权损害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两大法系各国都主张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除法国民法典对因果关系有所涉足外，各国立法对因果关系及其标准均无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规范和统一因果关系标准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并且，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检讨。于是,为了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僵化与不合理现象,在民事责任及其诉讼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逐渐为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支持。
在我国，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必然因果关系”说，即认为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必然联系才具备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过程，目前在我国占通说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结合毒奶粉事件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前所未有的损害事故也随之发生,如环境污染、 核电站泄露、医疗事故、建筑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药品不良反应事故等等。这些损害事故的事实原因经常牵涉极为深奥的专业知识,普通人难以了解其致害机理,有时甚至穷尽现有的科技知识,依旧无法准确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会因其证明上的困难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且更使加害者逍遥于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以条件说所论证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 又主观地限制因果关系的范围, 此说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 还不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 必须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 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那些依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看来是偶然的条件行为则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学者指出“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可能性，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得过长，涉及的原因也过多，会扩大责任人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复的赔偿，或不适当地扩大赔偿范围，虽然在
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相应的，在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日本，首先发展出了“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诉讼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法则来加以证明 ,可以依照经验的法则 ,综合所有的证据来进行推敲认定 ,只要能够认定只有特定的事实才能招致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这一关系 ,就可证明这一事实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是,“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揭示当事人对这方面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 ,因而客观上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疫病学因果关系”(也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这一学说采用集体性统计方法,从疫病学分析某种疾病发生之原因及其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判断。使用疫病学的方法探寻一定的病因时,必须要对病因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并通常要判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了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越大,该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长和消退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既有疫病学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征进行解释,且不会出现矛盾 (该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减轻的话 ,该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会降低 )；(4)该因素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台湾 ,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在侵权诉讼领域产生影响。而所谓事实因果关系 ,是指因果关系的成立 ,只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如无该行为 ,即不发生该结果 ” 这样的条件即可 ,而无须再判断是否具有必然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因果关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于食品侵权的特征使得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在侵权诉讼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常由于无法掌握有利证据而在诉讼中败诉 ,其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 ,举证责任倒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无过失才可免除责任。” 在我国,根据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项之规定①,由药害侵权所引发的诉讼之证明责任也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就食品侵权问题，可根据本国国情，在博采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有损失，而生产企业需证明该损失与缺陷产品无关，否则就推定其有关，即存在因果关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对因果关系做刚性规定。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对举证责任负担，如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做适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