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医疗纠纷被告写下欠条，后因被告说被迫而写，不给原告钱。被告现在起诉原告偿还欠款,那案由应是什么
看哪个对你更有利。
⑵ 医疗纠纷是否属疑难案件
医疗纠纷是否属于消法的保护范围，目前依然处于争议。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一直是法院审理案件的难点。近来年，随着医疗机构改革，部分医疗机构市场化经营，社会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断增多，患者在医疗机构医疗过程中受损害的情形越来越多。因此一些地方性法规将医疗纠纷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如浙江省《实施办法》规定了患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及医疗机构诊疗过错造成患者人身伤害的民事责任，明确把医患关系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福建省《实施办法》也明确把医患纠纷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领域，但绝大多数省份，对此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目前对于医疗纠纷是否属于消法的保护范围普遍存在三种观点：
认为医疗纠纷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由是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也不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普通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特殊消费行为。同时，患者也不是消费者，医院的医疗消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导性价格，不采取市场的随行就市，因此，患者交付的费用也与得到的诊疗服务不是等价交换。因此，医疗纠纷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认为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商品，并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也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院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但我国当前医院并未完全推向市场，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因此，同时也应适用其他专项法律或有关立法的规定。
基于以上观点，个人认为目前还是应该尽快由人大立法，明确医疗服务是否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单方面听取卫生系统的意见或者一种声音，都失之偏颇，最高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广大患者、消协、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意见，必要时举行立法听证会和专家研讨论证会，尽快将医疗纠纷的适用法律明确和完善。
⑶ 打医疗纠纷官司应以谁为被告
现实困惑
韩某因头疼到某医院治疗，该医院医生夏某对韩某进行诊断后开了药，由护士杨某对韩某进行肌肉注射。随后，韩某一直感到被针扎过的左臀疼痛，无法正常活动。三天后，韩某疼得无法忍受再到医院就诊，被确认为肌肉注射造成坐骨神经损伤，韩某为此支付医疗费等费用8千余元。出院后，韩某将为他治头痛的医生夏某及护士杨某告上法院并要求赔偿。夏某与杨某辩称自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行为的后果应由医院承担责任，因此韩某不应将他们列为被告。韩某告错人了吗，医疗事故应以谁为被告?律师点评
本案中医生夏某与护士杨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由医院承担相应的责任，韩某应将医院作为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被告。实践中，在医疗事故赔偿诉讼中以医生个人为被告，多出现在个体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致人损害的情况，而且即使是个体诊所所雇用的人员在治疗中致人损害，也应直接以个体诊所的业主为被告，而不应该向受雇人索赔。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甲医院的医生在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聘于乙医院，即所谓的“干私活”。这种情况下如果致患者伤害的话，则应以医生本人与乙医院作为共同被告，而不应以甲医院为被告。如果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医疗机构通过某种方式的合作共同实施医疗行为，一旦因医疗过错伤及患者，则可将两家医院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特别提醒
因为医疗事故受到伤害，患者不能直接告医生，而应当以医院为被告，这是因为此时医生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这并不绝对，如果医生“接私活”给患者看病，造成医疗事故的话，则由医生个人承担责任。
⑷ 医疗纠纷中的医院解散了，那么我应该找谁来当被告
这个问题最好能找找律师咨询下.可以的话,可以找到免费帮你大官司的律师.
⑸ 医疗损害纠纷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各自对哪些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原告就损伤赔偿进行举证，被告就不赔偿的责任进行举证。
⑹ 医疗纠纷法院判决后被告赔偿，原告不追究被告赔偿；他们之间的协议有效吗
判决后双方自愿不执行，就了事了，谁管。如果不执行判决损害本案第三者的利益，第三者应得利益不能侵害。
⑺ 医疗事故找谁打官司，一般怎么走司法程序
一、管辖法院的选择
要起诉医院，首先就要确定到哪个法院起诉，也就是法院管辖问题。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都在区、县层级的基层法院，除非把诉讼标的刻意提高到上千万，才可能到中级法院立案，但这样做得不偿失，因为法院非但判不了这么多，当事人还要搭上不菲的诉讼费。
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多归医疗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法定管辖，当事人无法选择，而当地法院与医疗机构的关系是大部分患方当事人所忌惮的。
但是，历经多家医疗机构诊治，特别是跨省市的，选择法院管辖就需要讲究。夸张一点说，有时法院管辖的选择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
笔者到上海执业之前在江西执业，曾接到一起股骨颈骨折引起的医疗纠纷案。患者骨折后在县医院保守治疗后，效果不佳转入上饶市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医师说最佳治疗期耽误了。出院后患者准备起诉当地县医院，笔者接案后，建议其把上饶市的医院一并起诉，从而可以在上饶市立案，避开县法院的管辖。但原告从内心来说是感激那家做手术的上饶医院的，不忍心将其推上被告席。笔者向他解释，这只是诉讼上的策略，最终说服了他。县医院接到诉讼文书后，表示愿意支付补偿与原告和解。
笔者前段时间接到外地患者咨询，他在外地医院治疗肾结石失败，到上海的医院找专家看，专家指出是当地医院手术失败，于是在当地医学会申请鉴定，结果是不构成医疗事故。该患者问笔者该怎么办，笔者建议他把上海医院和当地医院一起告，这样就可以在上海立案，从而可以在上海鉴定，当地医院的保护网就破了，胜诉把握相对来说也就大了。
以上是从选择法院管辖角度考争取打赢医疗官司。
二、案由的选择
由于对鉴定的态度以及法律适用的有所不同，医疗纠纷还存在案由的选择问题，但各地法院对此有不同的处理。
在上海，不管选择什么案由，医疗纠纷一般都必须由医学会鉴定，且都适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北京，既可以选择医疗事故也可以选择医疗过错作为案由。
事实上，医疗纠纷涵义并不明确，案由选择还是有文章可做的，有时还能决定案件的胜负。
有一位老太太骨折后到上海某医院做植入髓内钉固定术，后来又做了三次手术，遗留下患侧膝关节功能丧失等后遗症。患者认为医院在医疗上存在过失，医院则认为手术得当。为了得到赔偿，患者滞留医院达六年之久。患者家属找到笔者，看过材料后，笔者建议她不要在医院手术有无问题上纠缠，而应该看当初植入的产品质量有无问题，进而改打产品侵权官司。虽然在病历记录中没有发现植入物有断裂的记录，但仔细阅读X光片子，发现髓内钉的一个螺钉有断裂，而且病历上相关植入物的资料也不齐全。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医院告知髓内钉是进口的，且可终身保留，家属在第二次手术取出髓内钉后，特地要求医师拿给他们看一下，医师却说已经丢掉找不到了。果不其然，笔者代理患者提起产品侵权之诉后，医院由于不能证明产品的正规来路而不得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争取避开医疗鉴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在患者心目中往往欠缺公信力和权威性，提起医疗诉讼后，患者方一般都反对由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
在实行医疗纠纷双轨制的地方，绕开医学会鉴定问题不大，但在规定医疗纠纷一律进行医学会鉴定的地方(比如上海)，医疗鉴定似乎避无可避。但深究起来其实还是有空子可钻，这就是挑病历的毛病。
因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果医院的病历不真实，医学会不得进行鉴定。根据举证规则，医疗侵权纠纷，医院负有举证责任。医学会不鉴定，意味着被告举证不能，被告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接到医疗纠纷案子，一般原告前期的证据保全工作已经完成，该复印的已经复印，该封存的已经封存，接下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从病历上看能否找到让法官、医学会接受不能进行鉴定这一观点的蛛丝马迹。这样的工作有一定难度，不是说找到病历涂改、签名不一致这样的证据，法官、医学会就一定会不鉴定，因为还牵涉到是否 “实质性修改”的问题。笔者就曾遇到经过司法鉴定说病历做了修改的案子，医学会照样鉴定。
作为代理人，律师的工作是要把病历不真实与争议焦点相结合，说明病历不真实很可能影响到鉴定的进行。
比如有一起案件，患者死亡而且已经进行尸检，结论对患方不利。笔者接案后，反复阅读病历，发现护理记录与医师病历记录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护理记录中护士签名笔迹前后不一，通过前后病历对比发现本来不在班的护士在护理记录上也有签名。法官向涉案护士调查，在事实面前她们不得不承认造假，医学会了解这些情况后致函法院终止鉴定，法院判决医院承担完全民事责任。
如果在管辖法院、案由和医学会鉴定方面都无法 “另辟蹊径”，那就只能围绕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寻找突破口。
四、仔细阅读病历资料
病历资料毫无疑问是医疗诉讼中的证据之王，能够找出病历资料的不真实处从而阻断医方的举证之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但这种机会不是每起医疗纠纷案件都可以遇到的。
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地仔细阅读病历资料，找出医方的漏洞，从而有针对性地查找权威医学文献资料，准备医疗鉴定陈述材料。
笔者曾代理患者严某与上海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一案，就是通过仔细阅读病历资料发现问题，一起诉，医院方就认输了。
患者因贲门癌住院，术前肾功能化验结果正常，术后却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患者认为医院的手术出了问题而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但医方认为患者急性肾功能衰竭是手术的并发症，且术前告知书中提到了，否认医疗行为存在任何过错，双方协商不成。
初看病历资料，似乎官司很难打赢。但笔者不死心，静下心来再仔细阅读病历资料，从三测单、医嘱单、入院录、手术记录，化验单一字不漏地读。
术前化验单显示患者尿化验正常，但术后才出现尿蛋白且逐渐加重。是否与用药有关?医院术后给患者使用的药物是 “亦清”。
查找 “亦清”的正式药品名称是：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问题于是真相大白，患者的肾功能损害是药物引起的。 “亦清” (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属于氨基甙类抗生素，具有肾毒性。在患者产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后，医方还不知道 “亦清”属于氨基甙类抗生素。
医师被美妙的名称所蒙蔽，根本没有追究其属于哪一类。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在发现患者已经出现轻度肾功能损害后，还继续使用一周才停药。
五、悉心选择文献资料
以前有报道说一老农钻研医学书籍终于打赢医疗官司，事实上很多医疗官司的患方当事人都有查阅医学资料的经历。医疗文献资料在打医疗官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说每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都能用医学研究资料作为证据的。
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阅读了一定量的医学文献资料，但是资料上的说法可能莫衷一是，甄别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医疗官司需要具有医学背景的律师的原因之一。
在最近的一起医疗官司中，患者因听神经瘤而入住上海某医院手术，由颇有名气的医师操刀，但手术后患者出现颅内出血昏迷而转入另一家医院做脑外手术，留下偏瘫的后遗症。患方与医方交涉，医方说术前已经告知了术后有可能发生颅内血肿，不存在违反医疗常规的地方，交涉无果。
笔者悉心寻找文献资料，一篇资料上说听神经瘤手术中出血都是术者操作不当引起的，该文作者是本市知名专家，笔者由此论证医方存在医疗过失，医院方后来同意协商解决。
六、注重鉴定程序权利
很多患方不信任医学会的鉴定，从心理上排斥这一程序。其实，对医学会鉴定的程序性权利患方要予以高度重视。
在办理高某在上海某医院进食窒息死亡一案中，尸体解剖证实患者是食物窒息死亡，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医疗意外。在进入鉴定程序后，有个鉴定专家组成的环节。医学会认为患者在精神病医院死亡，精神病专家为主要人选。但笔者认为，患者虽然是精神病人，但治疗的是感冒高热，且医方请了综合性医学院医师会诊，死亡与精神疾病没有太大关系，以精神病专家为主显然对患者方不利，于是笔者代理患者方要求鉴定专家应该以普通内科为主，结果定性为医疗事故。
此外，鉴定程序中还有申请鉴定专家回避权、鉴定时陈述权等，均应认真对待。
七、从不利鉴定找漏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患者方不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不利的鉴定结论出来，如果能够争取司法鉴定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可能重新进行法医鉴定，也不要完全认为一点希望也没有，要尽量从不利的鉴定中找出漏洞。
常见的方法是，利用法官与鉴定专家对过失与因果关系的认知不同，从鉴定分析意见中寻找突破口。在医学会鉴定初期，鉴定分析意见中经常有医方 “不足”、 “缺陷”等用语，法官就是把这些用语转换成法律上的过失。这一招被鉴定专家识破后，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就很少露出 “狐狸的尾巴”，很少有 “但书”的情形出现。这样需要从鉴定报告的鉴定分析意见，以及前面的 “诊治概要”的字里行间找出鉴定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