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链接侵权案例

Ⅰ 三大经典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分享

版权在我国也称为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知识产权侵权案例本次就为大家分享3个经典的案件，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对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起到足够的重视，从而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一：苹果APP著作权侵权案《李可乐抗拆记》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承鹏是该书作者。李承鹏指控苹果公司未经其许可，自行上传或与开发者通过分工合作等方式，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苹果应用商店，并通过该商店向社会公众提供下载阅读，获取经济利益，上述行为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苹果公司赔偿李承鹏经济损失1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元。本案是作家维权联盟因苹果公司在其经营的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涉嫌侵犯其著作权的应用程序而向苹果公司提起的系列维权诉讼之一。最终，法院认定苹果公司是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的经营者，应用程序商店是一个以收费下载为主的网络服务平台，并且在与开发商的协议中，约定了固定比例的直接收益，因此苹果公司应对开发商的侵权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苹果公司在可以明显感知涉案应用程序为未经许可提供的情况下，仍未采取合理措施，未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主观过错，其行为构成侵权。这一则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也表现了当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平台的监管行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二：钱钟书书信著作权及隐私权侵权案2013年5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公告。钱钟书遗孀杨季康（笔名杨绛）遂向法院提起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诉讼，认为李国强和中贸圣佳公司构成对其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侵犯。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和李国强停止侵权、赔偿杨季康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并赔礼道歉。此案不仅因涉及著作权、隐私权以及物权等多项权利的认定，颇具代表性并广受关注，而且还对拍卖公司因从事拍卖活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和规范，特别是拍卖公司在拍卖活动中，除应依据拍卖法就拍卖标的的所有权归属、委托人的身份情况进行审查，并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外，对于负载著作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的拍卖标的，还应对相关著作权权利归属、隐私权和肖像权的权利保护等情况进行审查，以履行拍卖法所赋予拍卖人的法定义务。此案的审结，明晰了拍卖者的法律义务，规范了拍卖市场秩序，对维护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具有积极的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三：《推拿》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毕飞宇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推拿》的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该小说。2009年7月，毕飞宇将电视剧改编权独家提供给中融公司。2010年12月2日，中融公司将其获得的授权转让给禾谷川公司。2011年1月，禾谷川公司委托陈枰为文学作品《推拿》的电视剧改编编剧。2013年4月，陈枰与西苑出版社就陈枰版《推拿》（上、下册）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同年6月，该书出版。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陈枰版《推拿》的出版发行行为侵权为由，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西苑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图书《推拿》;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停止销售图书《推拿》;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毕飞宇经济损失14万元;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000元。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市场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故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规制商品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授权，而不是规制商品创作过程中的授权。本案中，陈枰和西苑出版社仅具有改编作品的授权，并不具有出版改编作品的授权，也就是说不具有将相关改编后的作品推向文化市场、作为图书商品流通的授权，因此，被告出版同名作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图书出版市场存在的授权混乱、权利意识淡薄、诚信缺失等现象。通过本案的审理，有利于当事人规范其行为，也对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合法规范经营发展提出了指引。知识产权案例并不仅仅存在与版权当中，商标，专利都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想要了解更多知识产权内容，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Ⅱ 侵权案例分析

林立公司侵权
专利法 第六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回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答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
第八条 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权人。

据以上规定 史密斯只是帮助做此项实验 虽然没有申请专利 但该实验的科学数据及软件的开发均是采用的布莱恩博士的设计理念 因此该成果应该属于布莱恩博士的智慧成果 应该依照专利法予以保护 他是实际的所有者 史密斯的及林立公司行为构成侵权 侵犯了的是布莱恩的权利

Ⅲ 求近两年新闻侵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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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原告败诉的案例

2008年12月22日下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本月19日就数字音乐网站娱乐基地起诉网络MP3搜索侵权案版做出一审权判决，网络MP3搜索合法，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中的绝大部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指出，网络网站服务器并未上载或储存被链接的涉案歌曲，网络提供的是定位与链接服务，并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网络以关键词的搜索方式向网络用户提供MP3搜索服务的行为，不构成对相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原告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54.18万元中的44.65万元。

Ⅳ 如何破解深度链接著作权つ烟

深度链接在互联网行业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其引发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增多，在业界引起较大争议。那么，深度链接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随着内容聚合与深度链接技术在整个互联网行业中的推广与普及，互联网企业基于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等因素的考虑，改变了第三方内容的利用与呈现方式，由此给产业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困惑，比如如何理解深度链接是否适用替代原则等，在业界引起较大争议。厘清这些焦点问题，对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以及在网络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和用户之间寻求平衡非常有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版权》杂志社、腾讯社会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互联网新型问题研讨会将内容聚合与深度链接作为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业界对于深度链接的定义并无很大争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人民法庭法官李颖认为，深度链接不是法律上的术语，而是司法实务中的一种，指的是那些不链接到网页，而是直接链接到文章、图片、网页的超链接方式，或者点击链接后，可在不脱离涉链网站的情况下，从被链的网站下载或在线打开文件的超链接方式。“区分深度链接与普通链接的主要标准是用户是否会误认内容服务提供者。”李颖表示，普通链接不会让用户误认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深度链接时，如果具体内容页面上无任何被链网站的标志或网址，用户可能会误认为还停留在被链网站而产生对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误判。
此外，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国斌补充，要全面分析深度链接的法律问题，还需区分深度链接的几种类型，比如加框链接、嵌入式链接等类型。其中业界关注较多，也是法律问题比较集中的是加框链接。
对于深度链接的问题，李颖认为，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单纯设置原文标题及原文链接，向公众提供权利人已经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的，不构成直接侵权。但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系发挥市场替代作用、不能显示原网页信息的嵌入式深度链接，是构成侵犯著作权还是涉嫌不正当竞争，业界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一种观点认为，深度链接不构成侵犯著作权，可能会构成不正当竞争；另一种观点认为，深度链接方式会使得传播的利益从被链网站转到设链网站，著作权人难以获利，而相关的设链网站发挥了市场的替代作用，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要大于社会收益，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构成侵犯著作权；还有观点认为，这既构成侵犯著作权又构成不正当竞争。”李颖表示。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应根据《侵权责任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来判定深度链接的提供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深度链接应遵守不替代原则
判定深度链接提供商的法律责任，应该要看其是否替代被链网站向用户提供作品内容，享受了作品传播的利益，这也决定了他们是否应该承担内容服务者的注意义务。

Ⅵ 有没有一些侵权行为的案例

倪XX、王X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侵害名誉权纠纷案

一、事实概要

原告到被告下属的超级市场购物，被告工作人员怀疑二原告偷拿东西，于是在公众场合训问二人，并根据市场内所贴无效公告，对被告进行搜查，未查到任何属于市场所有的东西。原告起诉被告侵犯其名誉权。

二、裁判要旨

首先，公民或法人行使某一“权利”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都不能自认为有权利行使这样的行为。法律从未赋予市场工作人员有盘 问顾客和检查顾客财物的权利，因而被告无权张贴要求被告将自己的提包打开供被告工作人员查看的公告。

尽管此公告张贴在市场门口，但由于它没有法律依据，因而是无效的，顾客有权不执行公告的规定。其次，被告工作人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在公众场合用带有贬义的话语询问原告是否偷拿东西，并根据市场内所贴 无效公告对原告的包裹、衣服等进行搜查。

上述行为足以使原告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遭贬低，而且也实际影响了对二原告的品德、声望、信用等方面的社会评价。

原告的名誉因此而受到损害。被告的工作人员是在工作岗位上履行被告为其规定的工作职责时对二原告实施侵权行为的，因此，其侵权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依据 民法通则第43条）。

三、法院判决（处理）及适用的法律

在法院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后，双方自行和解。被告愿向原告表示歉意并向两原告各支付1000元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原告撤诉。

(6)深度链接侵权案例扩展阅读：

侵权行为，是指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知识产权，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发生后，在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产生了特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即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

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殊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

“一般认为，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民事过错行为，也就是说，侵权行为破坏了法律规定的某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不许被破坏；侵权行为同时又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的行为，而加害人必须对被伤害人做出赔偿。

构成要件

一、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二、受害人的过错

受害人的过错，是指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发生或者侵权损害后果扩大存在过错。

三、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不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

四、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而不得已采取的致他人较小损害的行为。

五、受害人的同意

受害人的同意，是指受害人在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发生之前自愿作出的自己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明确的意思表示。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公平责任原则

Ⅶ 近期影响较大的新闻侵权案例

叶挺家属起诉侵权者案宣判的重大意义
28日上午，叶挺将军家属起诉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回名誉侵权一案一答审公开宣判。该公司旗下的“暴走漫画”曾发布含有侮辱烈士内容的短视频，篡改叶挺在狱中写就的《囚歌》并加入低俗语句，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判决摩摩公司公开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由英烈家属为原告起诉侵权者的第一案，这一判决充分昭示了国家惩治侵犯英烈名誉行为的坚强决心。
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标注了战火年代的时代坐标，镌刻在民族丰碑的基石底座，具有广泛的社会道德认同。英烈的形象和荣誉，既是后辈儿孙的宝贵财富，更是凝聚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之源。我们必须营造全社会尊崇英烈的良好氛围，树立英烈名誉不容侵犯的正确意识。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处于和平年代、远离硝烟炮火，一些人对英烈的敬仰逐渐“褪色”；甚至有人心怀恶意，诋毁攻击英雄，美化侵略历史、发表辱华言论，挑战了人类道德底线，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Ⅷ 爱奇艺状告超级视频盗播侵权，侵权事件何时可了

艾媒网综合报道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奇艺”)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起诉“超级视频”未经允许提供权属作品《盗墓笔记》和《琅琊榜》的在线播放服务，并向被告北京文青博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两项总计100万元的损害赔偿、停止侵害，让影视剧盗录盗播一事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日前，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诉称，其经北京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依法享有影视作品《琅琊榜》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北京文青博业科技有限公司为"超级视频"手机应用软件的运营单位，未经其允许在"超级视频"上非法向公众提供涉案影视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
原告表示，截止2016年6 月，仅在原告网页平台累积的点播数就已经突破 42.6亿次;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停止提供《琅琊榜》的在线播放服务;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人民币50万元;被告在其"超级视频"官网首页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2015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报指出，保证影视节目的版权安全是影视产业生存发展的命脉，而盗录盗播影片等侵权违法行为将被重点打击，否则会伤及行业根本。然而今年以来，此类盗录盗播事件仍屡禁不止，5月16日，电视剧《小丈夫》剧组新丽传媒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将严厉打击盗版，保护观众的观剧体验;7月5日，热播剧《欢乐颂》出品方之一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在微博发布联合声明，将打击网络侵权盗播，并表示将与飞狐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不遗余力追查到源头;由TFBOYS主演的网络剧《超少年密码》，自7月11日在乐视视频首播后便遭盗播，对此乐视采取了停播维权的强硬手段。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影视公司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但是依然不能有效减少盗播事件的发生。
从技术层面来讲，盗录盗播行为是一种盗链行为，链接分两种：一种是普通链接，本身不侵权;还有一种是深度链接，从法律上来讲，提供深度链接可视为提供内容，构成侵权，这种链接在播放时没有页面的跳转，不显示链接来源，
针对盗录盗播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专业人士表示，网络在给予侵权人虚拟身份的同时也加大了侦查的难度，导致侦查机关无法快速有效地锁定侵权人的真正身份。而通过法律手段遏制这种侵权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行业的自律和相关部门对存在侵权作品的网站或网络媒体进行管制。侵权行为的制止是需要通过多方努力才能成功的。

Ⅸ 国外新闻侵权案例＋分析

年11月8日，中国第八个记者节。在这一天来临之际，全国很多地方会以各种形式为记者这个职业举行活动。为这个职业祝贺，代表着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认可，代表着这个职业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在鲜花掌声之中，全国的记者们内心是兴奋的，他们为这个职业感到自豪。但继续思索下去的话，记者们的自豪来之不易。在自豪的背后，是记者们所付出的艰辛和决心。

一名记者如何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准，一方面依赖其自身的修养，还有赖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和社会整体的关注。

从法律制度建设而言，如何确定新闻侵权的标准，如何界定记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如何完善目前新闻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等等；从基本素质培养而言，如何建立记者的道德长效培训机制和业务技能培训机制，关乎记者个体素养的提升和保持；从机制建设而言，如何彻底分离经营与采访，关乎记者的生存环境；从社会关注度而言，被采访对象如何认识正当的采访要求，关乎记者的职业氛围。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记者这个群体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他们也感觉到民众的热切期待和国家的重视，有关部门也正在为这个职业的法律环境建设做着不懈努力。

在第八个记者节到来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资深媒体人徐迅，指导学生完成了对700例新闻侵权案例的分析和论证。根据分析结果，她告诉本报记者，涉及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并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占最大比例，其中有5个案例涉嫌诽谤罪和侵害他人商品信誉罪，并最终获刑，获得实刑即有期徒刑的只有一例，其他均以剥夺政治权利或罚金等附加刑形式出现。

可以说，这些案例给记者职业涂上了一层灰影，但徐迅认为，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可以让从事记者职业的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的最大“法律雷区”在哪里，并借前车之鉴，自律自省。

侵害他人名誉权成为最大雷区

当前还有极少报道中，使用这样的词汇———禽兽。当一个记者发现比如教师强奸女学生、养父强奸养女等新闻线索时，就在前面挂上“禽兽”二字，以表示义愤填膺的情绪。也因此，在发生的诸多新闻侵权的案例当中，类似于写上“禽兽”等侮辱他人人格的案例，占了很大比重。

徐迅说：“我总结新闻侵权就四个字：侮辱和失实。人格尊严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在民法中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和信用权，侵犯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可能构成新闻侵权。”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和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文章中的侮辱性言辞越来越少。但是诸如“禽兽”这样的用语还是时有发生。徐迅根据研究举例说，媒体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或者所谓“坏人”的描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大致有：“恶棍、流氓、娼妓、骗子、疯子、暴徒、强盗、奴才、走狗、歹徒、无赖、吸血鬼、大草包、无耻之徒、色狼等等”。

侵害他人名誉权的第二个行为就是失实报道，这也是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种新闻侵权形式之一。在总结大量案例后，徐迅分析认为，失实报道可分为以下几种方式：虚假报道、基本内容失实、大部分内容失实、部分内容失实和主体错误报道等几种类型。

在这些失实报道中，虚假报道的危害程度最大。

比如，某媒体曾经采访体操运动员刘璇的母亲，在配发的照片下标注照片上的人物为刘璇的母亲和父亲。随后，刘璇母亲起诉了这家媒体，因为照片上与她合影的人，根本不是刘璇的父亲。徐迅说：“像类似的案例，有的虚假报道甚至是对人全面的否定和伤害”。
隐私权是什么？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隐私权可以分为法定的和酌定的。法定的隐私包括住宅、邮电通讯、婚姻状况、两性关系、伤痛疾病、收养秘密、个人储蓄、未成年人犯罪、家庭及私人的单项资料、艾滋病等。学界普遍观点认为，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的方式侵害他人隐私。

作为媒体记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未成年人健康、犯罪等信息的披露。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得更为详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除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报道中应当注意以外，徐迅认为，记者采访中经常应用的两种方式：暗访和偷拍，它们最大的法律陷阱就是隐私权的问题。因为暗访和偷拍剥夺了被采访人对于个人信息的决定权和控制权。

徐迅也认为，隐私不是不可以披露，但征求当事人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原则。

踏进“雷区”就要付出代价，除了民事责任，比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以外，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徐迅说：“根据我国已有案例，与记者密切相关的两种罪名是：诽谤罪和侵犯他人商业信誉罪”。

在她搜集的案例中，有5起案件，媒体记者或者作者承担了刑事责任。其中一起涉嫌诽谤罪，最终被法院判决诽谤罪，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和一年半。还有一起，是今年8月1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纸箱馅包子”虚假新闻炮制者訾北佳涉嫌损害商品声誉案，訾北佳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

职务犯罪等形态成为第三大“雷区”

湖南师范大学知名新闻学学者魏剑美和记者出身的知名律师周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记者是否拥有权力”这个话题，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实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然而，他们也并不否认，现实中，媒体、记者对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应用，又蒙上了一种“权力”的特征。而一旦出现了“权力”的特征，对于极少数职业道德差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就可能借此寻租。

寻租者东窗事发后，往往要面对“受贿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指控，而身陷囹圄。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这两种罪名和记者本身职业没有特征性的联系，因为它们更多指向公务人员和其他非记者的社会普通主体，但是，她也并不否认，这两种罪名，目前而言，在记者的队伍里呈高发状态。

在网络上搜索“记者”、“敲诈勒索”两个关键词，绝大部分是假冒记者犯下的罪行。但是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媒体记者。

比如，近日，在北京朝阳区法院，某报记者熊某和原同事茅某因敲诈勒索罪，被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据检察机关指控，熊某在某报担任记者期间，曾以报道负面新闻相要挟，索要钱款，两次累计达到40万元。本案因当事人不服，正在上诉期间。

而若在网络点击“记者”、“受贿罪”两个关键词，也不乏案例。比如，今年4月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某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某作出二审判决：孟某犯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决书表述，新闻媒体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对社会的舆论监督权，媒体舆论监督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孟某作为新闻媒体的记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向被批评报道的有关单位索取财物，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