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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矛盾糾紛表現形式

發布時間:2020-12-26 14:08:33

『壹』 新形勢下社會矛盾糾紛有哪些新特點

居民住宅架空層內,不得停放汽車,不得堆放大量的紙皮、腐臭的衣服專、食物包裝飲屬料罐,聚氨酯塑料、聚苯乙烯發泡塑料,

居民區,不得廣泛地散布玻璃瓶、陶瓷瓶、大小的磚頭與石塊,不允許大量地囤積玻璃瓶。

不允許將小區內,居民排放出來的紙皮、衣服、食物包裝飲料罐,聚氨酯塑料、聚苯乙烯發泡塑料,玻璃瓶、玻璃板、自己收集了去變賣,私吞收入。
不允許在物業人員在任何時候,收集和整理,佔有這些物質。

『貳』 如何貫徹落實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

民調解作為我國一項特有的法律制度,以其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獨特作用,得到了黨委政府的肯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尤其是在現階段的矛盾高發期,再次向人們展示了人民調解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日趨完善,面對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農村的矛盾糾紛呈現出來復雜化多樣化的趨勢,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農村調解工作,已經成為我們人民調解員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一、現今農村矛盾糾紛呈現的新特點
伴隨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相繼出現。由於農村廣大人民群眾所處的地域環境、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所掌握的政策法律知識、所形成的思想觀念、所表現的行為方式以及所能承受的壓力不同等差異,導致人們認識問題、理性對待問題的觀念和方式各異,使得矛盾糾紛的發生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民間糾紛呈多樣化、復雜化趨勢。傳統的婚姻家庭和鄰里糾紛呈下降趨勢,而以資源權屬、環境、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等經濟內容的新型矛盾糾紛日益增多。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務管理、征地拆遷、拖欠農民工工資等引發的矛盾糾紛在增加,特別是退耕還林和糧食直補政策實施後,土地糾紛大幅增多。矛盾糾紛主體構成日趨復雜化,一些跨行業、跨地區的糾紛也不時出現。二是群體性事件增多,范圍和數量增大,糾紛參與人數存在群體性傾向。參與人數動輒三五成群,甚至數十人,而且組織化傾向比較明顯,甚至個別群體性糾紛事件,背後有組織者操縱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較為周密的計劃。三是個別糾紛的當事人訴求方式和行為方式偏激,遇到一點小事或無虛有的事就撥打12345電話,或曝光媒體或越級上訪、重復上訪、無理纏訪。
二、新形勢下農村人民調解工作的現狀
(一)調解工作認識不足,重視還不夠。有的地方對人民調解在新形勢下的地位、作用認識不足,認為人民調解是「軟職能」,可有可無,沒有擺上黨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全社會普遍關心、認可、支持人民調解工作的氛圍相對缺乏,一些部門沒有形成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意識,以致司法所等調解組織孤軍作戰,難以處理一些復雜的矛盾糾紛。
(二)人民調解工作經費保障不到位。經費保障不到位已經成為制約人民調解工作發展的「瓶頸」問題。一是區級人民調解工作經費不到位。二是鎮(街)一級人民調解工作經費不到位。三是村(居)一級人民調解工作經費不到位。由於取消農業稅和集體提留,村級組織經費靠財政轉移支付,加之村調解員多由村(居)幹部兼任,而調委會本身沒有經費,調解糾紛又不允許收費,調解辦公經費難以支付,影響了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積極性,制約著調解質量的提高。
(三)司法所對調委會的管理指導難度大。從行政管理體制上看,司法所對農村「兩委」沒有任何隸屬關系,村級組織對司法所安排的工作反應不夠積極主動。
(四)「大調解」之間的協調機制還不健全。一是街級調處中心依託司法所設立,調處中心主任由司法所所長兼任,雖然按規定有關職能部門應積極參與調處中心工作,但因為沒有專門的領導力量和相應的制約措施,大調解機制還有待完善。二是「大調解」的功能未充分發揮,調解主體的職責仍不夠明確。「大調解」工作平台不突出,調解分工不明確,銜接面過窄,信息渠道不暢等問題依然存在。三是一些部門參與調解的主動性、積極性不高,遇事往往向外推,以司法所為主體的大調解中心所受理的矛盾糾紛難以分流,基本上由司法所人員承擔。
(五)部分村(居)調解委員會不規范。有的村實際上只有一名調解主任或調解員,調解委員會有名無實;有的村(居)調解委員會雖有符合規定的人員,但沒有調解場所,失去了調解組織的應有作用;有的村(居)調解組織人員,沒有採取合適的途徑和辦法向村民公布,村民發生糾紛後,要求調解不知去找誰。
(六)人民調解隊伍不穩定、業務素質參差不齊。村級調解員一般都由村兩委成員擔任,每次村級換屆都會引起村級調解隊伍較大的變動,造成村級調委會成員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依法調解、規范運作的整體水平不高。
三、做好新時期農村人民調解工作的措施
(一)加強宣傳,深化對人民調解工作的認識,擺正人民調解工作的位置
人民調解制度及時便利靈活、成本低、效率高、柔性強的優點,在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同時,它緩解了司法壓力和當事人訴累,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因此,應加強宣傳引起高度重視,把基層人民調解工作納入政府目標考核,充分保障調解經費,根據村(社區)、社實際,每年給予一定的辦公費,以便基層調解組織能夠正常運行,真正實現調解有組織機構,有人員辦案。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落實解決調解員辦案補貼,以調動調解員工作的積極性。
(二)完善人民調解組織網路,強化人民調解組織規范化建設
要在「六位一體」的運行機制下,鞏固、完善和規范街道、村(居)委人民調解委員會,力爭做到凡是有化解矛盾糾紛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調解組織。著力推進改制企業、民營企業建立調解組織,建立行業、社團組織、集貿市場、商品集散地、物業管理小區、流動人員聚居區的調解組織,努力建立起多層次、寬領域的組織網路體系。
(三)建立並完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的新機制
一是建立並完善大調解工作格局,建立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的新機制。整合調解資源,充分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實現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的有效銜接,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統一受理、先期處置,部門分頭調處的工作機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調處糾紛的質量,使人民調解工作向法制化、正規化方向發展。二是建立排查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長效機制。圍繞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預防功能、調處功能和信息報告功能,對涉及征地拆遷、環境污染、土地承包、農民工維權等容易引發的矛盾糾紛,堅持抓苗頭,抓小抓早,做到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和因時預防,建立起排查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長效機制。三是建立拓寬人民調解工作領域的機制。人民調解組織應在調解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損害賠償、房屋宅基地等常見、多發性糾紛的基礎上,積極參與調解村(居)民與法人、其他社會組織的矛盾糾紛,特別是主動調解社會熱點、難點糾紛和復雜性、群體性矛盾糾紛,不斷擴大調解工作覆蓋面。
(四)加大教育力度,維護村民合法權益
加強對村民的政策法制教育,擴大普法的廣度,採取各種宣傳方式,如廣播、電視、報刊、知識競賽、文藝演出等方式在農村中深入普及法律知識,要注重普及與農民生活、生產相關的有針對性的法律,宣傳守法、執法和如何運用法律保護自已的合法權益等知識,還應大力推廣村務公開,增強透明度,動員廣大村民積極參與村務治理,使幹部與群眾之間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相互支持,減少干群間的糾紛。同時,廣泛開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引導群眾積極向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不斷加強文化道德和修養,做到遇事冷靜對待,互相謙讓,正確處理,減少各類矛盾糾紛的發生。
(五)提高調解隊伍素質,適應新時期需要
新時期的矛盾糾紛有突發性、潛伏性和反復性等特點,化解難度大,這就需要建立一支適應新要求的高素質的調解隊伍。尤其是提高基層幹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更為重要。首先應採取培訓等方式盡快提高現有調解員的素質,其次端正幹部思想,通過教育,提高各級幹部對新形勢下加強法制建設重要性的熟悉,提高他們的法律知識和政策水平,進而通過各級幹部向廣大群眾進行法制教育。
(六)不斷強化農村矛盾糾紛調處工作力度
面對新時期農村矛盾糾紛的新特點,要預防和解決各種矛盾糾紛,必須在科學建立預警機制的基礎上,緊緊圍繞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眾關注的問題,以化解群體性、復雜性、易激化等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糾紛為重點,堅持經常性與集中性排查調處相結合,堅持「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調解工作方針,及時、依法做好多發性、常見性民間糾紛調解,把問題解決在當地和萌芽狀態。工作中要注重從思想上正視矛盾,積極主動抓「苗頭」;從全局上把握矛盾,集中力量抓「重頭」;從客觀上分析矛盾,實事求是抓「源頭」;從根本上熟悉矛盾,以人為本抓「頭頭」。只有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
(七)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關問題的說明,凡調解協議的內容是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的,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及社會公共利益,不具有無效、可撤銷或變更法定事由的,應當確認其法律效力,並以此作為確立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依據,通過法院的裁判樹立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

『叄』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社會穩定工作95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各類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糾紛調處難度加大。如若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群體性上訪案件,給社會帶來不安定隱患。如何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特點
1.個人與組織、群眾與幹部之間的矛盾。過去社會矛盾糾紛多為民間糾紛。即公民個人之間因婚姻、繼承、贍養、鄰里關系而引發的糾紛。而現在職工與企業之間、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經濟合作組織之間乃至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糾紛則比較突出。部分幹部官僚主義嚴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諉,不能正確對待問題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將矛盾留給下一屆。久而久之,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復雜。因此,不少單位、企業、村組織干群關系緊張,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2.糾紛與群眾切身經濟利益緊密相關,並大多數為涉法矛盾。分析近幾年來矛盾糾紛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拆遷安置補償、城市管理及拆違、居民住房及福利待遇、企事業單位改制及職工社會保障、大規模建設與開發、群眾對黨政機關及其幹部辦事不公而不滿等問題。
3.群體性糾紛突出。在出現的矛盾糾紛中,往往是群眾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體性糾紛。如拆遷安置、征地補償、企業改制、集資無法償還等關繫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這些矛盾糾紛調解難度較大,多數形成集體上訪。案件比較復雜,政策規定不明晰,問題棘手,對社會的穩定,危害也較大。
4.群眾非正常解決問題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偏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集體訪。部分上訪群眾抱有「法不責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心理,認為上訪的人越多,政府越重視,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動輒就組織集體上訪,以此向政府施壓,提出過高要求。這部分案件在企業職工求社保、農村土地徵用、房產證辦理等涉及面較廣的信訪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二是越級訪。近年來,群眾的法律知識和參與意識明顯加強,對自己不滿的事情到鄉鎮以上部門反映,而不用村級解決,對村幹部明顯不信任,這就無形中加大了縣、鄉鎮兩級政府的工作量。從調查情況看,群眾不願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原因是對某些官司沒有把握,怕花錢,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則不用花錢,成本低。三是擇機上訪。
5.對抗程度增加。上訪當事人一次兩次上訪未達到自己的目的,情緒就越來越激烈,對抗的程度加劇。有的上訪群眾採取一些極端的方式來反映問題。
二、當前社會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
1.客觀方面的原因:社會發展過程中利益調整引發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土地徵用、城市拆遷、園區建設、項目推進帶來的一些不穩定因素。有基層民主建設中的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村換屆選舉過程中,引發了一些矛盾和問題。
2.主觀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認識不到位,責任心不強。二是工作不深入,作風漂浮。三是思路不活、辦法不多。當前,上訪群眾反映的問題越來越復雜,有的部門和單位在解決問題時,習慣沿用老辦法、老思路,而不能積極想辦法,出思路,創造性開展工作,導致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加大了問題的處理難度。四是部分單位配合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需要多個單位共同參與處理問題時,一些單位不是積極參與,主動配合,而是能推則推、能躲則躲,互相「踢皮球」,給案件化解造成很大的被動。
三、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基本對策
社會矛盾糾紛構成因素復雜,涉及領域廣、突發性強、群體性高、極易激化,是構成危害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加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對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1.加大法制教育,切實增強幹部依法辦事的觀念。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中,調解糾紛是治標,預防糾紛才是治本。預防糾紛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公民法律知識的普及宣傳,通過上法制課,宣講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辦宣傳欄等方式,大力開展普法依法治理活動,營造法治氛圍。堅持定期上法制教育課,普及《憲法》、《民法》、《信訪條例》等法律、法規,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針對具體情況,提前在公民中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咨詢,幫助群眾理解政策,加強與群眾的溝通,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
2.加強對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領導。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領導是關鍵。縣、鄉鎮兩級黨委、政府的主要領導,作為維護一方平安的第一責任人,要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切實落實領導幹部公開接訪、領導包案制度,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要親自抓,親自過問,認真落實領導責任制,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直接與領導幹部的政績掛鉤,以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化解各類矛盾糾紛,保持社會穩定。
3.依法預防化解矛盾。法治是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最權威、最長效的手段。各級黨委、政府 在處理矛盾糾紛和解決信訪問題時,應當堅持法律思維、堅守法律底線,對於群眾的合理訴求,依法依政策解決到位,但對於寄希望於「大鬧大解決」的錯誤思想要堅決糾正,確保矛盾糾紛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對於進入法定渠道的矛盾,司法、執法部門應嚴格依據事實、法律,不偏不倚、公開公正處理,通過依法化解矛盾的實際效果,讓群眾信服法律,自覺通過法定程序表達訴求、依靠法律手段解決紛爭。要加強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引導群眾自覺把法律作為規范自身活動的基本准則,依法、理性地反映自身訴求。政法部門對於為實現個人目的,甚至合法訴求解決以後,仍然無理取鬧甚至聚眾滋事,構成違法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責任,樹立法治權威。
4.依法構建體制機制。要著力構建對群眾利益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體系,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進一步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 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保障合理合法訴求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以吸引更多人通過法定渠道解決利益矛盾。在此基礎上,發揮好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暢通和拓寬群眾訴求表達渠道方面的作用,並依法按政策妥善處理群眾合理訴 求。要不斷完善大調解工作格局,形成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的綜合機制,及時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在萌芽。
5.建立反應快捷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解隊伍。從三個方面建設:一是堅持把加強基層基礎建設和增強基層調委會的整體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重點突出基層司法所的矛盾調解職能,不斷加強組織網路建設。二是大力加強對從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他們對各類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調處能力。定期調整調解隊伍,把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熱愛調解工作的同志充實到調委會來。三是要繼續完善形之有效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制度,定期開展各類糾紛排查活動,層層梳理轄區內的糾紛苗頭和隱患,將問題發現在萌芽,解決在基層。掌握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員發生矛盾糾紛的特點和規律,制定工作預案,把疏導和預防工作做在前頭,做到心中有數,遇事不亂,防患於未然。
6.建立協調聯動機制,提高化解矛盾糾紛的工作效率。由於當前引發各類矛盾糾紛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行政管理等諸多方面。因此,要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協調聯動機制,積極搭建跨區協作平台。一是依託縣社會矛盾排查調處辦公室,對重點矛盾糾紛,確定案件的牽頭單位和配合單位,協調各單位上下配合、左右聯動,共同做好調處工作;二是發揮鄉鎮、單位調解中心和調委會的作用,及時化解各類糾紛。鄉鎮、單位調委會要定期對復雜疑難的民事糾紛進行專項治理,調處各類民間糾紛及各種熱點難點問題。調解不成的,可引導上法律程序,杜絕越級上訪的發生。
7.建立動態管理檔案,實行案件督辦銷號制度。對每一起有影響的矛盾糾紛,要提前預見、超前介入,建立專門檔案,並由專人辦理、逐一化解,及時向上級有關部門反饋情況,跟蹤回訪當事人,從而形成一體化的矛盾排查新機制。
8.科學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著力化解社會矛盾。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能力」。實踐證明,領導幹部只有充分具備了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思維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職、依法決策,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促進矛盾化解。一是必須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化解矛盾、處理問題必須把法治意識擺在第一位,形成習慣性思維。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法治培訓制度,對黨員幹部定期開展法治培訓,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學性、系統性,培養領導幹部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處理各種復雜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逐步把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納入法治化軌道。二是必須樹立依法維穩的意識。依法維穩就是要按照法制化、制度化的要求,堅持依法辦事,按制度辦事,做到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殊公民。三是必須加強維穩機制建設。目前,維穩工作一般以政法機關為主,公安機關是主力軍。而實際上,在解決社會矛盾工作中,事事都把政法機關、政法幹警擺在前面並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極易導致矛盾升級,沖突擴大。通過行政方式解決的糾紛缺乏合法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糾紛會無休止地拖下去,既不能真正解決糾紛,又增加了社會成本。所以,要想徹底終結各類糾紛,必須走法治化的道路。同時,媒體要多宣傳依法解決糾紛的案例,將信訪群眾引導到訴訟、復議、仲裁等理性的維權渠道上。四是必須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要不斷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促進已建立起來的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能夠在監督合力和實效上不斷增強。要加強問責制度的完善與實施工作,進一步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保證對各級領導幹部的監督有力有效。要將 「法治狀況」引入領導幹部績效考核和選拔任用標准之中,讓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幹部主動自覺的慣性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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