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紛化解制度優缺點

Ⅰ 民事糾紛多元化調解機制存在什麼問題怎樣解決

當前建立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一）各類調解方式都具有局限性

1、人民調解的局限性。

人民調解范圍的局限性，人民調解組織一般由所在村（居）民委員會組成，因此調解的范圍也局限在同村或者同鄉鎮。另外，也有很多不便調解的，如干群之間發生的矛盾糾紛等。

2、訴訟調解（又叫法院調解）的局限性。

在實踐中，容易出現以壓促調、久調不判的現象。另外，「當事人簽收」可以反悔，容易助長當事人在訴訟調解過程中的草率行為，影響調解質量和效率，也容易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費。

3、行政調解的局限性。

目前我國行政調解制度方面的法律規定不夠健全和完善，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規定，導致難以形成合力。同時缺少相應的程序，操作性不強，在運作上呈現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二）各類調解機制缺乏銜接機制

在實踐中，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這三大調解往往是各自為陣，缺乏有效的溝通和鏈接機制，不能真正做到有效聯動、優勢互補、形成合力。

（三）人民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工作能力和水平尚待進一步提高

具體到每個基層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在組織機構、隊伍素質、制度建設、物質保障等方面，與保證有效開展工作還有不相適應之處。主要表現在：人民調解員沒有精力和時間；或文化程度、法律知識政策水平參差不齊，影響調解的質量和效率等。

二、建立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的幾點建議

（一）建立健全多元化調解機構，搭建多元化調解平台

建立在同級政府領導下的，以法院為主導，司法、群團、婦聯、鄉鎮、街道、社區、相關行政職能部門及其他調解組織互動的民事調解中心作為多元化調解組織機構。為民事糾紛的解決搭建多元化調解平台，在出現民事糾紛，可先將雙方當事人引導到多元化調解中心，根據糾紛的具體內容，快速選擇能有效解決糾紛的調解方式。調解中心工作人員可以從原人民調解委員會、各相關組織中選拔，也可以招聘尚未找到工作的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大、中專學畢業生，可以有有償服務人員，也可以有無償服務人員，可以有專職人員，也可以有兼職人員，共同從事民事糾紛調解工作。

（二）推動各類調解銜接機制的建立

實現各類調解機制銜接，構建多元化調解機制，必須依靠黨委、政府的支持，建立完善各調解機構具體工作中的溝通、協調、配合制度，建立聯系指導、情況通報、資源共享、人員經費保障等相關機制。法院應發揮主導作用，加強與其他行政機關的配合。建立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和基層調解組織的調解工作互動機制，對在調解中遇到新情況、新問題要及時解決，要加強與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聯系，贏得工作上的支持，要以法院調解為主體，人民調解為基礎，多種調解機構共同聯動，以司法、勞動、工會、教育、婦聯、公安等部門及鄉鎮司法所、村民委員會為輔助，全力化解矛盾糾紛。

（三）健全完善各類調解機制，充分發揮各類調解機制的作用

各類調解機制在各自領域中、在調解民事糾紛中的積極意識和重大作用不可否認。因此，從立法、制度、保障等各方面健全和完善各類保障機制，充分發揮各類調解機制的優勢和作用，是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調解解決民事糾紛機制的題中之義和重要內容。

人民調解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方式，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中，不斷的得到完善和發展，它的便捷性、廣泛性、普遍性，在調解糾紛尤其是民事糾紛方面發揮著獨特的優勢和明顯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注重人民調解組織建設

2、加強對人民調解業務工作的指導

3、依法及時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

Ⅱ 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就要完善哪些糾紛解決機制

完善以下糾紛解決機制：

(一)和解。即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當事人是民事糾紛的主體，他們對爭議的事項享有充分的處分權能。是否行使處分權能、何時行使處分權能以及以何種方式行使處分權能概由當事人自行決定。

(二)調解。糾紛當事人之外的第三者依據一定的社會規范（習慣、道德、法律等規范），在糾紛主體之間溝通信息，擺事實明道理，促成糾紛主體相互諒解、妥協，從而達成最終解決糾紛的合意。

在我國現階段的調解制度，主要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這被西方人士成為「東方經驗」，除此之外，還有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公民之間的調解等。

(三)仲裁。所謂仲裁是指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在民事糾紛雙方當事人的參與下，依法對民事糾紛居中審理並製作一定法律文書平息沖突的方法。仲裁屬民間性質。仲裁的基礎是當事人的合意。也就是說，提交仲裁必須以雙方當事人同意為前提，否則，仲裁程序不能啟動。在通常情形下，仲裁庭成員也由當事人選任。仲裁的最大特點是快速、簡便。隨著國家法制的日益健全，仲裁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

(五)訴訟。民事訴訟即老百姓所講的「打民事官司」。相對於人民調解、當事人自我平息、單位（或部門、社區）處理和仲裁機制而言，民事訴訟是典型的公力救濟形式。這種公力救濟的最大特點是具有特殊的法律強制性。民事訴訟還是國家處理民事糾紛的最有效也是最後的手段。因此，國家往往要對訴訟的主體、程序、制度等做出嚴格的規定。

Ⅲ 如何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首先，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內厲行法容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
其次，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再就是，要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Ⅳ 訴訟在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訴訟的地位：

訴訟即老百姓所講的「打民事官司」。相對於人民調解、當事人自我平息、單位（或部門、社區）處理和仲裁機制而言，民事訴訟是典型的公力救濟形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第四種方式。

訴訟作用：

主要是可以充分全面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比較公正，處理的結果生效後具有終局的法律效力，具有執行力，訴訟的最大特點是具有特殊的法律強制性，是國家處理民事糾紛的最有效也是最後的手段。因此，國家往往要對訴訟的主體、程序、制度等做出嚴格的規定。

(4)糾紛化解制度優缺點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程序

1、原告應具有民事行為能力。

根據民法通則規定，18周歲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

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以自己勞動收入為主要來 源的，視為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其有資格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訴訟，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屬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的人，應由其法定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訟訴。

2、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提起訟訴的消費者必須是在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消費者或其他受害人。

3、有明確的被告。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35條規定，消費者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以銷售者或服務者作為被告。

如果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時，可以將銷售者或生產者任何一方作為被告，法律將對生產者、銷售者起訴的選擇權賦予了消費者，由他們選擇最方便自己進行訴訟、最有履行判決的能力和最容易找到的對象作為被告。

4、有明確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即具體地提出經營者違約、侵權行為的事實和給自己造成的損害，以及經營者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等。

5、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

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一般民事案件中，對法人或其他組織提起民事訴訟，由法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同一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可向其中的任何一個轄區的法院起訴。

（2）對侵權行為，應向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訴。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提起的訴訟，產品製造地、產品銷售地、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

（3）對鐵路、公路、水上、航空運輸和聯合運輸中發生的訴權，應向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訴。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應向事故發生地或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訴。

（4）《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因不動產提起的訴訟，應向不動產所在地法院起訴。

6、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訴訟有效期為權利人在知道自己權力受到侵害起二年之內。

民法通則還規定了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的四種情況：

（1）身體受到傷害請求賠償的；

（2）出售質量不合格的商品未聲明的；

（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

（4）寄存財物被丟失或損毀的。

7、起訴應向人民法院遞交訴狀，並按被告人數提交副本，書寫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並告知對方當事人。

Ⅳ 體育糾紛途徑(調解，仲裁，體育行為內部解決，訴訟)之間的比較是什麼啊謝謝

隨著現代體育的迅速發展，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活動和勞動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甚至專門從事體育活動，在體育組織管理和各種參與者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社會關系。現代競技體育呈現職業化、商業化趨勢，各種國際間比賽頻繁，競爭日益激烈，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投入對運動成績所蘊涵的巨大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追逐，各種競技關系日益復雜。由於當事人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法律體系的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履約狀態的變異，發生糾紛往往難以避免，因此，國際體育活動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育糾紛數量的激增。
體育糾紛是體育發展的障礙。我國社會目前正處於深刻變革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尚未完成，體育糾紛的解決手段不夠完善，競技體育的超常發展與社會配套條件不適應，矛盾十分突出。
及時有效地解決體育糾紛，不僅具體作用於矛盾的化解，而且有利於保護當事人權益，促進體育事業的健康穩定發展。當前，在我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巨大社會震盪和利益矛盾沖突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各種法律糾紛增多，違法現象乘機而入，一些體育糾紛不能及時公正解決，已經造成對體育發展的影響和破壞。必須增強依法解決體育糾紛的權威性，拓寬體育權利保護的法律救治渠道，加大對體育違法現象的治理力度，建立起體育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秩序1。尤其是北京承辦2008年奧運會在即，我國需建立與國際接軌、能夠迅速、方便、經濟地解決的體育糾紛的機制，因此建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是我國將體育工作納入法制軌道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體育糾紛的概念和類型
體育糾紛，是指在體育活動中以及解決與體育相關的各種事物中，各種體育法律主體間發生的，以體育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糾紛。
體育糾紛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涉及體育活動的商業性糾紛，如贊助、廣告、轉播權、知識產權引發的糾紛；二，體育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糾紛，如運動員合同、參賽資格、國籍等；三，有管理權的體育組織對其成員實行懲戒引發的糾紛，如興奮劑、禁賽、執照取消等。
由於體育糾紛的種類與性質復雜，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又各有其優缺點，所以體育糾紛解決相對於一般的糾紛解決更為復雜。
二、國際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發展趨勢
通過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體育糾紛救濟實踐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雖然各國法律傳統、體育制度各不相同，但都出現了一些普遍的發展趨勢：一，體育糾紛救濟機制呈現多元發展的態勢，目前各國大都是採用體育行會的內部救濟與調解、仲裁、訴訟相結合的方式來解決體育糾紛；二，體育界對體育行會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事人要求保證程序的公正與合法；第三，雖然體育界非常不情願，但體育訴訟的數量還是呈現增加的趨勢；第四，體育仲裁是當前最有效的體育糾紛解決方式。
三、體育訴訟與體育糾紛的「司法介入」
訴訟是傳統的糾紛解決機制。作為典型的決定性、規范性糾紛解決機制，訴訟在現代法制社會中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但訴訟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隨著社會和體育事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出現體育訴訟急劇上升的趨勢，為權利而斗爭，將體育糾紛訴諸法院，對於體育界人士來說已經不再陌生。有人認為，體育訴訟增多是人們權利意識增加、社會進步的表現。這種看法並非千真萬確，因為法院訴訟過於法律化、費用高昂並且耗時過長，對於時間非常珍貴的體育領域來說，有時用訴訟解決糾紛並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如在近年來在籃球運動員馬健與俱樂部的訴訟中，雖然最終得到司法判決，但馬健整個賽季都無法參賽，給自己造成巨大損失 。通過訴訟解決體育糾紛一般應該是最後的救濟手段，當當事人認為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爭議，才求助司法救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認為是唯一或最有效的手段。
同時，體育領域的「司法介入」問題也不容迴避。體育界和其他實行職業或行業自製的領域一樣，管理機構依據法律或自身章程行使管理職權的行為，司法機關有無介入的權力，如何提起訴訟，司法機關在多大范圍、何種程度上可能進行審查在法理上存在很大爭論，這一問題經歷了一個由忽略到重視，由法律語言不確定到肯定司法管轄權的發展過程。毫無疑問，對於體育糾紛，司法具有最終的裁決權。體育不可能脫離法律單獨存在，並非只有體育組織在體育問題上才有發言權，司法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體育內部章程、規則的不完善及體制上的漏洞。體育人士應開放頭腦，做好司法介入體育的應對，因為司法介入會給體育界帶來很多問題，小到國家法院推翻IOC有關興奮劑禁賽的決定，大到運動員可能利用某一國家法律阻卻國際賽會召開直到取得判決結果為止。
但由於體育的特殊性，一些國家和體育組織關於司法介入體育糾紛的原則是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即只有當事人尋求了體育行會內部的救濟之後，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原則是多年來法院從一系列判例中總結出來的，任何人只有在遵循了其所屬的體育行會的內部有關程序之後，才能進入司法程序2。
在此所說的糾紛解決，指的都是民事糾紛，因為只有民事糾紛當事人才有處分的權利3。至於中國足壇「假球」、「黑哨」事件，則屬於刑事訴訟范疇，國家司法不會放棄追訴，一定會介入處理4。
四、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的優勢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解決糾紛的替代辦法」，是對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國普遍存在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ADR的宗旨是為當事人提供一種在公平程序中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糾紛的渠道5。與訴訟程序不同的是，它們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主要依靠當事人的自律，為當事人自治創造了更大空間。ADR在解決糾紛中甚至能夠起到優於訴訟程序的作用。ADR的基本方式有協商（談判）、調解和仲裁。
相對於訴訟，現代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有以下優點：一，能夠充分發揮作為中立調解人的專家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在體育中有大量的裁決要依靠專家的經驗，如體育比賽中發生的傷害事件，加害人是否出於故意，是在規則的允許范圍內還是故意犯規，這些都是普通法官很難做出判斷的；二，以妥協、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於維護需要長久維系的合作關系和人際關系，乃至維護共同體的凝聚力和社會的穩定；三，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四，減少費用和時間，國際體育糾紛如果到了國際訴訟的程度，花費是巨大的，當事人通常要承擔巨額費用風險，而ADR的靈活性和地點的隨意性降低了費用和減少了時間，因此當事人大多願意以ADR方式解決糾紛。 我國應重視體育糾紛解決中的ADR利用，降低成本，兼顧效率與公平。
五、體育仲裁製度與國際體育仲裁院
一些國家先後建立了體育仲裁製度，國際體育仲裁院的作用也在不斷擴展。成立於1984年的國際體育仲裁院（CAS）為了保證自己的中立地位，於1994年從國際奧委會的直接領導下脫離出來，CAS在布羅曼坦案、羅斯案中都推翻了國際奧委會的裁定，維護了運動員的權利，成為解決國際體育糾紛，尤其是解決重大體育賽事中的糾紛的重要機構。IOC已於1994年要求所有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都簽訂協議，遵守CAS的仲裁協議，而不尋求其他司法途徑。很多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也與CAS簽訂了將其與成員之間的糾紛提交仲裁的條款。和一般仲裁一樣，國際體育仲裁也有自己的仲裁協議，但與一般仲裁不同的是，體育仲裁不僅局限在一般仲裁的財產性爭議方面，很多人身性爭議也在仲裁的范圍內，如參賽資格問題。從CAS出版的案例集可以發現，國際體育仲裁庭受理的案件范圍非常廣泛，包括運動員國籍、就業合同、電視轉播權、贊助商、執照以及大量的興奮劑違規爭議 。
六、體育糾紛的行業內部裁決機制
體育中大量糾紛是由體育行業內部解決的。目前，體育領域有處理許可權的有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國家奧委會、各國單項體育組織等。體育組織內部設立的裁決機構，通常解決該組織與作為其會員的組織和在該組織注冊的運動員之間發生的糾紛。體育行會的管理權力的來源有三：通過國家法律授權的權力；政府委託的權力；通過契約形成的權力和通過「事實契約」形成的權力。行規（體育行會的章程規則）與國家法律既有聯系亦有區別，行規的效力來源主要源自於體育行會的自主性權力，在現代社會中，通過國家承認與保護，行規有可能獲得與國家法律一樣的強制力與約束力。
七、我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及存在問題分析
目前我國體育糾紛多採用自行和解、體育社團內部解決、行政部門調解和裁決、訴訟等機制解決，與社會和國際接軌的差距比較大，而且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不明確。由於我國體育社團和行政部門的解決方式普遍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處理結果的法律效力和強制力不足；迄今為止，我國實際上還沒有設立專門的體育仲裁機構，也沒有專門的體育仲裁立法，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中有象徵性規定。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的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存在較大的缺陷，從中國足球協會的有關糾紛解決辦法和近年來處理的一些糾紛案例來看，我國體育行業內部糾紛解決機制在許可權分配、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都存在問題，為了保護當事人權利，必須健全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
八、我國建立以體育仲裁製度為中心的多元化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的設想
我國盡快開辟以體育仲裁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所謂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功能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要的調節系統。具體如下：一，適當的行政裁決；二，必要的司法程序，司法介入既有合理性又有有限性，但鑒於目前我國體育領域丑惡現象現狀，我國體育糾紛司法救濟方式應當得到明晰和擴展；三，完善體育行業內部的爭議裁決機制，建立健全和不斷完善各全國單項體育協會的糾紛解決制度，在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進行完善，切實保證符合公平、公正及效率原則；四，借鑒國際奧委會及一些國家的經驗，盡快建立簡便快捷、有鮮明特色並納入國家仲裁體系的體育仲裁製度，應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該機構應當保證其民間性、中立性與技術性，本研究將對該機構的具體組成、職能許可權以及體育仲裁程序的具體內容進行設計，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章程》與《體育仲裁委員會仲裁條例》草案；五、明確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確定法院的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六、2008年北京奧運會CAS將對比賽糾紛進行裁決，其仲裁條款與我國現行法律存在沖突，應盡早解決該問題。

Ⅵ 行政機關化解糾紛的制度有哪些

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仲裁、行政裁決和信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