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機制

㈠ 在建設和諧社會中，如何處理矛盾與和諧的關系

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為什麼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為有諸多社會矛盾特別是錯綜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需要處理，需要協調。正因為有矛盾，才要和諧，正因為要和諧，才要協調矛盾。

現實世界是充滿矛盾的，是充滿辯證法的，矛盾和辯證法是一切事物，包括人類社會的本來客觀面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本來面貌。列寧說：「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宇宙間的根本規律，對立統一觀點，即矛盾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運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世界，是科學的世界觀；運用對立統一觀點解決矛盾，是科學的方法論。面對今天錯綜復雜的矛盾局面，一定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分析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諸多社會矛盾。一定要高度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人民內部矛盾是我國社會現階段人際關繫上的主要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題。正反經驗表明，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題，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做法，始終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社會就和諧，事業就發展；否則，社會就動盪，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受挫折。

一、妥善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利益和利益矛盾是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利益分析是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人民內部矛盾，說到底，就是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鍵是處理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有五個特點：第一是根源性。利益矛盾也是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總根源。第二是主導性。利益矛盾制約、影響著人民內部其他各類矛盾，是起主導作用的矛盾。第三是群體性。人民內部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群體的利益要求，往往是以群體要求的形式表現出來。第四是非對抗性。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第五是轉化性。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人民內部非對抗性利益矛盾可能轉化成對抗性。

在我國今天的人民內部，在個體利益、群體利益之間，在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在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在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在暫時利益與根本利益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矛盾。人民內部的這些利益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這些矛盾，只能在改革即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用利益協調、統籌兼顧的辦法來解決。

二、領導與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始終保持領導與群眾的密切聯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保障

領導和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所在。劉少奇認為：「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因為我們黨是執政黨，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領域中處於領導者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出現問題和工作失誤或多或少都同領導的工作和責任有一定的關系。

領導和群眾的矛盾，主導方面在於領導。在領導和群眾的矛盾中，如果領導方面是錯誤的，群眾方面是正確的，那麼矛盾的主導方面毫無疑問在於領導，如領導中間的腐敗和官僚主義。領導應當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決開展反對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斗爭，贏得群眾的擁護。如果領導方面是正確的， 群眾方面是錯誤的，矛盾的主導方面也在於領導，因為領導應對群眾做說服教育工作，領導應採取正確的處理措施。當然，也不能把一切錯誤和問題都歸咎於領導，說領導處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是指領導的責任、領導的工作，不是就領導的是非而言。當前，領導與群眾的矛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個別領導幹部的腐敗和官僚主義上。

三、積極預防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對抗是矛盾雙方採取外部沖突的形式來解決矛盾的方式。要把矛盾的對抗性質與矛盾的對抗形式區別開來。矛盾的對抗性質，是指矛盾由於其雙方在本質上根本對立所具有的對抗性質。矛盾的對抗形式，是指由矛盾的對抗性質或者其所處的具體條件所決定的矛盾雙方採取的外部沖突的解決形式。對抗性矛盾，即矛盾雙方具有本質上根本對立的對抗關系的矛盾，往往在最後不得不採取外部沖突的對抗形式。但即使是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不採取對抗形式。而非對抗性質的矛盾，雖然矛盾雙方在本質上並不具有根本對立的性質，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出現對抗的解決形式。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對抗性矛盾，並不等於就不可能出現對抗現象。在一定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也可能會出現外部對抗的解決形式，即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

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表現為社會沖突，我國發生的社會沖突絕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沖突。人民內部矛盾沖突往往發端於經濟領域，又有可能由經濟利益沖突發展為思想政治沖突，由個別沖突發展為局部性、地區性沖突，乃至全國性沖突。如果人民內部矛盾沖突同階級斗爭、敵我矛盾糾纏在一起，處理失誤，就有可能進一步轉化，釀成社會動亂。

群體性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和激化的具體表現，是指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嚴重影響、干擾乃至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社會沖突事件。既然群體性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那麼對群體性事件首先要給予嚴格的界定，要嚴格區別多數參與群眾和少數壞人，多數參與者是群眾，只有極少數是壞人。

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一定要採取正確的處理原則和辦法。要分清不同性質的矛盾，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不問青紅皂白把一切錯誤歸咎於群眾，助長領導的官僚主義；二是看不到群眾中的錯誤傾向，對少數壞人失去警惕。要做好工作，依法辦事，滿足群眾提出的可以解決的合理的要求，恰當地處理好各種問題。要把參與的群眾引導到正確軌道上來，對少數觸犯刑律的給予必要的制裁。要以事件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特殊手段，採取各種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從長遠看，要從體制上建立健全切實接納群眾訴求並及時給予解決或回應的暢通有效的機制。

四、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堅持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注意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是目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突出任務

鄧小平同志在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同時，也十分重視貧富差距的問題，90年代初，就設想在20世紀末達到初步小康水平的時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差距過大的問題。

就我國的實際來說，改革之初，首要問題是發展經濟，提高效率，解決溫飽。把蛋糕做大，當然也不能忽視收入分配的公平，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公平問題突出了，就要集中解決一下公平問題。平均主義是一種不公平，差距過大也是一種不公平，當前平均主義與差距過大同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突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需要效率，但為了保持健康持續發展，必須在實現效率，推進經濟增長的前提下，實現承認一定差距的相對公平。當然，實現和維護公平，不僅僅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等經濟問題，也是個全方位的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涉及到公民權利、社會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務、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會內容。這些意義上的公平要求，與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效率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當前，應當把維護和實現這樣的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從社會全方位出發長遠地考慮這樣的公平問題，從體制、法律、政策上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不斷促進權利、機會、規則等方面的公正和公平。但除此之外，講公平也必然涉及收入分配的結果，這就要在堅持效率的前提下，注重解決收入分配上差距過大等問題。

五、形成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會成員構成結構，構建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經濟——政治體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長效機制

和諧社會要有兩個層次合理的社會結構：一是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結構。有兩種利益格局是不利於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一種是平均主義的利益格局，一種是貧富懸殊的利益格局。要構建既有一定差別，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結構。首先，保證社會成員利益競爭的條件和機會平等。既要關注公平的結果，也要關注公平的起點、條件、 環境和過程。要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證競爭機會均等，徹底實施義務教育，實施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員免費技能培訓，為一切社會成員提供平等的競爭起跑線和公正的競爭環境。其次，保證社會成員利益分配相對均衡。要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激勵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機結合，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證社會成員利益相對均衡。

二是形成與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結構相一致的，合理的社會成員構成結構。兩極分化的社會成員構成結構，窮人很多，富人很少，中間收入的人少，社會不穩定，容易出問題。與此相反，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成員構成結構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諧。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層為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成員構成結構，把社會分化、社會差別控制在適度的范圍，盡可能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與合理的利益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要構建有利於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有利於調動各方積極性，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體制，從制度上、體制上保證合理的社會結構保持長期穩定。

在我們國家，共產黨是執政黨，黨和黨的領導幹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這就向黨和黨的領導幹部提出了執政能力建設的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的能力，是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要提高領導幹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的能力，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性環節。

㈡ 中國社會轉型給糾紛解決機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㈢ 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就要完善哪些糾紛解決機制

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意義。

進入新世紀以後，專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公平和屬和諧，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新的理念和目標，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隨之走入視野，成為近年來理論界、實務界研究的熱點。所謂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一個社會中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包括訴訟與非訴訟兩大類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協調、共同存在，所構成的一種滿足社會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系統。」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於「國家主義與法律中心價值觀」成為主流話語所帶來的糾紛過分集中於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而言的。

這里所說的多元，不僅是形式或方式的多樣，更是面對不同的解紛需求而給予公民更多選擇權利意義上的多元。一般而言，在現代社會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包括：司法糾紛解決機制（訴訟）居於主導和核心的地位，而私人間的糾紛解決（協商）機制和社會性（包括各類共同體組織和社會團體）的糾紛解決機制，以及行政性糾紛解決機制則與其相互關聯、共同存在，構成一種協調互動的關系。

㈣ 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包括哪些內容

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

一、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

二、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

(4)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機制擴展閱讀：

調解方式

調解員可以採用其認為有利於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對爭議進行調解。

這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調解程序開始之後，調解員可以單獨或同時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進行調解；調解員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的，可向他方當事人通報單獨會見的情況，當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調解員可以對爭議進行面對面的調解，也可以進行背對背的調解。

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員可以根據具體案情，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聘請有關專家就技術性問題提供咨詢建議或鑒定意見；。

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交補充材料；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根據已掌握的情況，依據公平合理的原則，向當事人提出解決爭議的建議。

經過調解，在當事人之間仍無法達成和解的情況下，調解員可以提出最後的建議或方案。調解在調解中心所在地進行。如當事人另有約定，經調解中心同意，或由調解中心建議並經當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點進行。

由此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聘請有關行業的專家參與調解工作，所產生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經過調解，如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由各方當事人在和解協議上簽字及/或蓋章，應當事人的要求，調解員可根據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調解書，由調解員在調解書上簽字並加蓋調解中心的印章。

除非為執行或履行之目的，和解協議或調解書不得公開。雙方當事人簽訂和解協議時，可以在和解協議中加入仲裁條款。

㈤ 中央政法委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多久提出來的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顯得尤為重要。【關鍵詞】構建完善糾紛解決機制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neutral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㈥ 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如何處理和諧與矛盾的關系

社會是矛盾的，矛盾無處不在，無事不在，因此矛盾和和諧是一對矛盾，有相互轉化，相互促進的作用，相互依賴的關系，注意將矛盾處理，就擁有一個和諧的環境。

㈦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㈧ 如何處理和諧社會中的矛盾與和諧

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為什麼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為有諸多社會矛盾特別是錯綜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需要處理，需要協調。正因為有矛盾，才要和諧，正因為要和諧，才要協調矛盾。

現實世界是充滿矛盾的，是充滿辯證法的，矛盾和辯證法是一切事物，包括人類社會的本來客觀面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本來面貌。列寧說：「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宇宙間的根本規律，對立統一觀點，即矛盾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運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世界，是科學的世界觀；運用對立統一觀點解決矛盾，是科學的方法論。面對今天錯綜復雜的矛盾局面，一定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分析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諸多社會矛盾。一定要高度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人民內部矛盾是我國社會現階段人際關繫上的主要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題。正反經驗表明，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題，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做法，始終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社會就和諧，事業就發展；否則，社會就動盪，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受挫折。

一、妥善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利益和利益矛盾是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利益分析是觀察、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人民內部矛盾，說到底，就是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鍵是處理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有五個特點：第一是根源性。利益矛盾也是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總根源。第二是主導性。利益矛盾制約、影響著人民內部其他各類矛盾，是起主導作用的矛盾。第三是群體性。人民內部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群體的利益要求，往往是以群體要求的形式表現出來。第四是非對抗性。人民內部利益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第五是轉化性。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人民內部非對抗性利益矛盾可能轉化成對抗性。

在我國今天的人民內部，在個體利益、群體利益之間，在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在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在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在暫時利益與根本利益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矛盾。人民內部的這些利益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這些矛盾，只能在改革即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用利益協調、統籌兼顧的辦法來解決。

二、領導與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始終保持領導與群眾的密切聯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保障

領導和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所在。劉少奇認為：「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因為我們黨是執政黨，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領域中處於領導者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出現問題和工作失誤或多或少都同領導的工作和責任有一定的關系。

領導和群眾的矛盾，主導方面在於領導。在領導和群眾的矛盾中，如果領導方面是錯誤的，群眾方面是正確的，那麼矛盾的主導方面毫無疑問在於領導，如領導中間的腐敗和官僚主義。領導應當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決開展反對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斗爭，贏得群眾的擁護。如果領導方面是正確的， 群眾方面是錯誤的，矛盾的主導方面也在於領導，因為領導應對群眾做說服教育工作，領導應採取正確的處理措施。當然，也不能把一切錯誤和問題都歸咎於領導，說領導處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是指領導的責任、領導的工作，不是就領導的是非而言。當前，領導與群眾的矛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個別領導幹部的腐敗和官僚主義上。

三、積極預防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

對抗是矛盾雙方採取外部沖突的形式來解決矛盾的方式。要把矛盾的對抗性質與矛盾的對抗形式區別開來。矛盾的對抗性質，是指矛盾由於其雙方在本質上根本對立所具有的對抗性質。矛盾的對抗形式，是指由矛盾的對抗性質或者其所處的具體條件所決定的矛盾雙方採取的外部沖突的解決形式。對抗性矛盾，即矛盾雙方具有本質上根本對立的對抗關系的矛盾，往往在最後不得不採取外部沖突的對抗形式。但即使是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不採取對抗形式。而非對抗性質的矛盾，雖然矛盾雙方在本質上並不具有根本對立的性質，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出現對抗的解決形式。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對抗性矛盾，並不等於就不可能出現對抗現象。在一定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也可能會出現外部對抗的解決形式，即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

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和激化表現為社會沖突，我國發生的社會沖突絕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沖突。人民內部矛

㈨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如何對待和諧與矛盾的關系(1000字)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如何對待和諧與矛盾的關系?
有人這樣比喻：年有春夏秋冬是和諧，月有陰晴圓缺是和諧，陽光爛是和諧，風雨雷電也是和諧……和諧不是清一色，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五彩斑斕、活力紛呈。
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發展進步的。和諧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中的統一。「和而不同」，差異的和諧才有美。和諧不是要取消各種差異與矛盾， 不是追求「無差別境」，而是使各種差異形成一種合力，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認識差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因素，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義。
和諧社會重在建設，重在實干。如果一說和諧，便一團和氣，一路「抹」，一味「哄」，就會累積隱患。如果以和諧裝門面，迴避矛盾和問題，必將適得其反。實現和諧，看似軟功夫，實是硬功夫。不打擊違法犯罪，就沒有公平正義；不懲治腐敗，就沒有政清和；不抑制「八恥」，就難倡「八榮」……矛盾時時有，矛盾處處在，不能漠視，不可懶怠，不可推脫，越難越迎頭而上，越棘手越敢碰硬，惟此才有出路，才達向和諧。
解決矛盾，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使矛盾方對立統一，差異相對均衡、相對中和。這就需要我們以和諧理念、和諧精神、和諧的方法看待、分析、解決矛盾，把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有理、有節、有度，促進事物的健康發展。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名主持人，自2005年以來，勸說4名在逃嫌疑人棄暗投明，投案自首。她的「親和力」，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種和諧精神。
我們對待矛盾和問題，可以做工作，但不能遷就；可以有耐心，但不能姑息。利益有沖突，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契約的方式去決，激化矛盾不可取。面對不平、不公、不正，可以訴求、爭取，走極端大可不必。事情緊急則當斷立斷；矛盾需要緩沖，就要冷處理。一句話，怎麼於和諧有利怎麼處理。這不是叫人軟、拖、慢，而是要言當其時，功當其是，正確地解決矛盾和問題。
「和諧社會」當活力四射，充滿生機與活力。達到這個目標，不可能如順水行舟般輕松愜意。和諧盡在解決問題中，實現和諧要有膽識，要有勇氣。敢於正視矛盾，善於解矛盾，應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功

㈩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容簡介

在當今世界，訴訟案件劇增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傳統的審判機制面對日益沉回重的訴訟負荷，開始顯答得力不從心；訴訟的高成本和審判的遲延成為世界性的問題，從而構成民眾「接近正義」的障礙和司法制度的危機，由此引發了全球范圍的司法改革運動。各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1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應運而生並逐漸得到各國立法、司法機關的重視。多元化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法治國、加人世貿組織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