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國外有沒有行政責任之說（尤其是英美法系）
親哪，行政責任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提出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產生的。行政責任最早出現於19世紀70年代，至今只有 100多年的歷史。西方國家行政責任的產生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資本主義以前行政無責任、資本主義行政有限責任、資本主義行政完全責任三個階段。
資本主義社會以前沒有行政責任。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壟斷階段。這時西方國家普遍強化了以政府為核心的國家機器，政府開始全面介入和廣泛干預社會生活。隨著國家職能的迅速擴張，政府及其官員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日益增多，人民對政府侵權及其缺乏相應的救濟手段逐漸感到不滿。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及其侵權現象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各界對政府及其官員行政行為的關注。至此，建立較為完備的行政責任體系的歷史條件趨於成熟。從歷史上看，政府行政責任制度的全面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西方國家行政責任制度的全面確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行政責任在西方各國普遍得到憲法和法律的肯定，政府責任和官員責任並存。各國公務責任法相繼問世，並以行政裁決和司法判決為基礎實行國家賠償。 第二，國家過錯責任、嚴格責任即國家無過錯責任開始廣泛適用於政府及其官員的行政行為。美國於1946年頒布了《聯邦侵權賠償法》；古老的英國也廢棄了「國王不能為非」的信條，於1947年制定了《王權訴訟法》，確立了國家對其代理人的侵權行為應與私法上所規定的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一樣負法律責任的原則；日本1946年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侵權賠償原則，1947正式頒布了《國家賠償法》；瑞士於1958年頒布了《聯邦與雇員賠償責任法》。 第三，行政責任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政治法律體系，並與整體國家責任相聯系，成為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西方各國終於基本上否定了國家豁免說，普遍建立了國家行政責任制度，政府侵權賠償責任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確立。人們對於政府的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認為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府並非是超然於社會之上，享有特權的某種神物，而是作為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公民服務的法人。政府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法律關繫上權利義務的主體之一，當政府機關的行為侵害人民權利時，應像其它法人組織一樣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B. 瑞士聯邦刑法典 2003修訂主要在哪些方面
瑞士民法典 一、概說 瑞士民法典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法典，對我國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響，值得我們專門對之加以研究。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我國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則之下進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則是受瑞士民法的啟示而確立的。雖然舊中國的立法院當時採行這個原則的背景與瑞士當時實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國和德國的民商分立原則影響到所有的大陸法國家(包括日本)，也影響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對舊中國的民事立法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國還沒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譯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響到我們對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對瑞士這個國家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不如對法國德國那樣了解得多。這一點也使我們對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就是在民法典之外，沒有一個商法典，把規定在法國商法典和德國商法典里的一些內容納入民法典之中。在習慣於民商分立的人看來，沒有一個「商法」，好像總少了點什麼。所以在舊中國也實行了民商合一之後，仍有人對把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和保險法稱為「特別民法」感到不安，而要稱之為「商事法」。有的西方法學家對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也不重視。例如著名的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和克茨在他們的《私法領域里的比較法導論》中的《瑞士民法典》一章中，就只說了一句：「沒有商法典」，並沒有把這一點當作瑞士民法的特點。但是瑞士的這一做法確實開創了民事立法中的一條新路。歐洲也有國家(早一些的如義大利，近一點的如荷蘭)走上這條道路。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我國，這幾年來，「商法」又為人津津樂道。因此，對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作些研究，仍然有其意義。而這種研究則要從研究瑞士民法典開始。 二、「民商合一」模式的形成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屬於「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個商法。實際上，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這兩個法典時，都曾考慮過如何處理當時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國是17世紀就公布的《陸上商事條例》和《海事條例》，在德國是《普通商法典》)。結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與民法典並存。 其實瑞士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但是結果不一樣。這就形成了另一種模式。 瑞士是聯邦國家，組成聯邦的各個州在15世紀末逐漸從神聖羅馬帝國獨立出來，集合到一起，在17世紀中葉得到歐洲諸大國的承認，但直到1848年才最終組成為瑞士聯邦，制定了聯邦憲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奧地利民法典為範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爾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蘇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較有特色。因此，在聯邦成立後，分權的傳統仍很牢固，聯邦憲法並不賦予聯邦有統一私法之權。到19世紀初，雖然由於各州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與各州法律不同帶來的不便，統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於憲法的規定，這種要求無從實現。直到1874年，修改憲法，聯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債法(合同與侵權行為)、匯票、破產等方面的立法權。據此，聯邦於1874等制定《婚姻法》，於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為能力法》(這兩個法後來為民法典所吸收)，又於1881年制定《瑞士債務法典》。後者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約總則、各種契約、公司、商號、商業帳簿、匯票、本票、支票等規定。這個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民法的契約總則和各種契約，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商法的公司、票據、商號等規定，事實上就是一個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來可以稱為「商法典」，但為了與憲法的規定相一致，稱為《瑞士債務法典》。 進一步統一私法(民法)的運動並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協會委託法學家歐根•胡貝爾(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為制定統一私法進行理論上的准備。[1]歐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體系與歷史》(前三卷《體系》於1885—1889年發表，後一卷《歷史》於1893年發表)。這個著作實際上奠定了瑞士統一私法的理論基礎，表述了作者的意見。1892年，瑞士聯邦司法與警察部委託歐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1898年，瑞士聯邦憲法再次修改，規定聯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權，歐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歐根於1900年完成了由人、親屬、繼承、物權四編組成的民法草案，稱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將此草案附以理由書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討論。1904年將討論修改後形成的聯邦議會草案提交聯邦議會。1907年12月10日聯邦議會全體一致通過該案，將《瑞士民法典》公布，於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聯邦政府對原有的債務法典略加修改(只對契約法部分略修改，其餘部分未動)於1905年提交議會。議會於1911年5月30日通過，將之改名為《關於補充瑞士民法典的聯邦法律(第五編：債務法)》公布，與民法典前四編同日施行。 其後，1930年對契約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對其他部分進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於《債務法》的條文是從第1條編起的(沒有接著前四編編條文號數)，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結束規定與過渡規定》)，債務法在整個民法典中，雖稱為第5編，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習慣上人們常常把「瑞士債務法」與《瑞士民法典》並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前者有5編，後者只有4編。但是從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稱來看，我們應該說，瑞士民法典共有5編，其第5編是《債務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這樣形成的。不管立法者當初保留債務法的內容(將《債務法典》改為《債務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這是一種與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與法國德國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歷史的產物，並沒有如何深刻的理論存於其間。但是，兩種模式一旦形成，就發生了理論上的意義，並引起了理論上的討論和爭論。 三 瑞士民法典的編制 瑞士民法典的開首是一個不列入序列的《導編》，包括第1條至第10條。[2]規定法律的適用、法律關系的內容、與各州法律的關系等。 接著是第l編《人法》，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章。 第2編《親屬法》，包括婚姻法、親屬、監護3章。 第3編《繼承法》，包括繼承人、繼承2章。 第4編《物權法》，包括所有權、限制物權(役權及土地負擔、不動產擔保、動產擔保)、佔有及不動產登記簿3章。 下面又是不列入序列的《終編：適用規定與施行規定》。這一編的條文另行編序號。 第5編《債務法》分為5部分： 第l部分《總則》，包括債之發生(契約、侵權行為、不當得利)、債之效力(履行、不履行、對第三人的關系)、債之消滅、特別的債之關系、債權移轉與債務承擔。 第2部分《各種契約關系》包括買賣與交換、贈與、租賃、借貸、勞動契約、承攬、出版契約、委任、無因管理、行紀、運送契約、經理人與其他代辦商、指示、寄託契約、保證、賭博與打賭、終身定期金契約、合夥。 第3部分《公司與合作社》，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合作社。 第4部分《商業登記、商號與商業帳簿》，包括商業登記、商號與商業帳簿。 第5部分《有價證券》，包括記名證券、無記名證券、匯票(包括本票)、支票、其他指示證券、貨物證券(倉單與提單)、債券。 最後又是另編條文序號的《終編與過渡規定》。 以上第1編到第4編共977條(約數，其中有刪除的和增訂的)，第5編共1186條。 從這種編制可知： (一)瑞士民法第5編《債務法》的第3—5部分在法、德是屬於商法典範圍的。瑞士另有單行的破產法。這樣，瑞士就完全拋開了民商分立的模式而走上另一條道路——民商合一。雖然有的學者在法、德模式的影響下，仍然把債務法的後3個部分稱為「商法」，但這究竟只能是一個學術方面的用語。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誰也不能忽視《關於補充瑞士民法典的聯邦法律(第5編：債務法)》這一法定標題所表明的意義。 瑞士民法典這種模式的出現，至少使一直在法、德民商分立模式影響下，認為民商分立是天經地義的人們認識到，民商合一是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模式。由此進一步，人們開始思考，這兩種模式各有何種意義，各有什麼優缺點。民商究應合一還是分立就由一個歷史形成的事實問題發展成為一個理論上的課題，吸引了以後的法學家和立法者去探討、去研究。終於，在法學中形成了「民商二法統一論」。[3]影響所及，有的國家(如義大利和荷蘭)在制定新的法律時，不再在民法典之外另訂商法典(或商法)，有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的學者提出廢除他們已有的商法典而實行民商合一。[4]這種後果大概不是當初瑞士的立法者所能預料到的。 （二)瑞士民法把「人法」和「親屬法」放在「物權法」之前。這一點沿用了法國民法典的模式，與德國民法典有所不同。特別是瑞士民法沒有「總則」。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而出於立法者的精心安排。因為瑞士民法典第4條規定：「債務法中關於契約的成立、履行與解除的一般規定，對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也同樣適用。」這種規定方式與德國民法典的規定方式又形成兩種模式。德國民法典把關於法律行為的規定先放在總則里，而後在親屬編和繼承編里規定一些例外的和不適用的情況。我國台灣的民法沿用了這個辦法。例如台灣民法總則編規定意思表示系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無效(第75條後段)，又在親屬編中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系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得於常態回復後6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第996條)。這種辦法是以總則編里的規定為原則，原則當然應適用於一切情況，只在有例外規定或不同規定時才不適用。瑞士民法典的辦法是把契約法中的規定推廣適用到「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中去。既然是推廣適用，就與當然適用有點不同，而且也只限於「成立」、「履行」、「解除」3點，「撤銷」就不在內，要將契約的撤銷的規定適用於其他(契約法所規定的)情形，就需要專門的規定(如第638條)。 (三)關於瑞士民法典的編制，有人從形式上指摘說，債務法作為民法典的一編，可是從量方面說，這一篇的條文數比前面四編的條文總數還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這一點確實如此，而且把「公司」、「商業登記」等作為「債務」，也不十分妥當，不過這也是歷史形成的，不是理論問題，就也無法去苛求了。 四 瑞士民法典的內容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內容之豐富，遠超過了法國德國的民法典與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編2000餘條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規定的事項外，還包含有德國一些單行法所規定的事項，例如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據法》、《區分所有權法》、《不動產登記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還包含有關於勞動法的內容(集體勞動合同)、關於戶籍法的內容(身份登記)、關於合作社的規定、關於債券的規定等。如此豐富的內容，為其他國家的一個法典內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實體法規定外，在許多地方規定了舉證責任和訴訟程序。瑞士民法典沒有集中規定時效，而將時效分散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各種登記制度也分別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這樣的規定方法在適用時較為方便。 瑞士民法典關於法人的規定比較寬松。以政治、宗教、學術、藝術、慈善、社交為目的的及其他非經濟性的社團，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時，即取得法人資格(第60條第1款)。 瑞士債務法的內容極為豐富，例如勞動契約中，分別規定了個人勞動契約、集體勞動契約．標准勞動契約、學徒契約、推銷員勞動契約、家務勞動契約。 最具特色的是有價證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國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單行法里規定的各種有價證券，真是一個比較完全的「有價證券法」，在其他國家還少有其例。特別是在這部分的開頭，給有價證券規定了定義，即「有價證券是與權利相結合的一種證券，離開證券即不能主張該權利，也不能將之移轉於他人」。這個定義在其他國家還沒有，現在已成為大陸法國家法律中有價證券的典型定義。 總之，瑞士民法典的條文數少於德國民法典，而其內容，即所規定的范圍、事項遠遠超過了其他民商分立國家的民商法典。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二)瑞士民法典條文數較少而內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條文寫得比較簡單，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說的，瑞士民法典的「條文規定得有意識地不完備」，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前面4編。他們比較了瑞士民法典前4編與德國民法典在同一事項上所用的條文數，例如關於收養，瑞士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分別有18條和32條；關於夫妻財產制，有74條和145條；繼承法有192條和464條。他們得的結論是：「瑞士民法典總共(包括債務法的前兩部分，相當德國民法典的債編)約用1600條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用2385條所規定的事項，而後者的條文一般地還要長些。」[5] 瑞士民法典的這一特點與德國民法典恰巧成為兩個正相反對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而後者有力求包羅萬象，力求完備無遺。這兩種典型的後面存在著兩種立法思想，存在著兩種國情。德國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學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問題予以解決，不給法官以裁量權。瑞士民法典是「大眾化的法典」，要讓那些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非法學家的法官讀得懂、會運用。德國民法典要用全帝國(德意志帝國)的法律去統一、去扼制地方的舊法和習慣，達到「定於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則要盡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舊法和習慣，只要求「基本一致」。這里表現出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尊嚴(這種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發展到極點)與一個強調地方分權和尊重地方傳統的聯邦的不同氣勢。 (三)法典既然簡單，就必然要賦予法官以「補充」、「充實」的權力。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個特點。 這一點表現在法典的第1條。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條文，包括3款：「(1)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釋上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2)如本法沒有可以適用的規定，法官應依據習慣法，無習慣法時，應依據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裁判之。(3)於此情形，法官應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 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 在民事案件的審判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在法律不夠用時，法官應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變萬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樣只限於刑法中明文規定的那些種類。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規定得沒有遺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辦。法國民法典第4條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同時又把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第5條)，但是法官究應怎樣辦，法國民法典未予解決。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條曾經規定：「法律無規定之事項，准用關於類似事項之規定。無類似事項之規定時，適用由法規精神所得之原則。」但以後德國民法典對此仍不作規定。可見這個問題在那個時代不是很好解決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規定法官可以「作為立法者」而制定規則並據以裁判。這確是一個異平尋常的規定。這個規定不僅在它以前和它當時是沒有的，就在它以後也沒有，真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說，瑞士民法典的「這一規定基本上沒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終究不得不承認，這一條仍然是「令人驚異而贊賞的」，因為它「在清晰瞭然的位置，並以鮮明出色的語言形式表述了這種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這一條規定的價值僅僅歸結於其位置和語言，這種顯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表示對本國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選的，他們和議會的議員一樣直接來自人民，讓他們「作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這樣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責備了。 其實，瑞士民法典還是很慎重的。這一條里的第3款就是對法官在「作為立法者」時應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應該「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而不能任性胡為。 在瑞士民法典以後，很少有採用這一條的。這說明別的國家不具備瑞士所具有的條件，並不是這一條有什麼不妥，因為從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來，這一條規定似乎也沒有發生什麼流弊。 (四)瑞士民法典較之德國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運用了一般條款。這就是它把誠實與信用原則提高到整個民法的最高原則的地位。 當然這也是它用來供法官補充和充實法律具體規定的一種手段。但意義不僅在此。誠實與信用原則在德國民法典里的適用局限於債法的范圍。瑞士民法典突破了這一局限，在第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這種規定不僅不再限於債法范圍中適用，而且也不僅規范義務人的行為，並要規范權利人的行為。這樣使誠信原則真正成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則。40年後(1947年)，日本把這一規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條中。 瑞士民法的這一規定，以後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展現出它的理論意義和在實踐中的價值。論者認為這是對19世紀個人主義民法的糾正，民法走向社會本位的標志。事實上，德國雖沒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規定，但它的判例和學說也擴大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 (五)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也是個聯邦，不過各州有分權的傳統，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異也不易統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將許多問題交給州法去處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傳統。瑞士民法典在許多條文中，特別在有關物權和監護繼承方面，把許多權力交給州、甚至交給更下級的地方。例如在繼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許各州自行規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條)，在所有權的范圍方面，先許按照「地方通常習慣」或「地方通常見解」決定何為物的組成部分或者何為從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標准(第642、644條)。在相鄰權(相鄰關系)方面，更是多處准許州法自行作出規定(第702、703、705、709條)。 從瑞士民法典對地方法制的態度，可以看出，在一個地方傳統習慣甚至連語言都各不相同的國家裡，「統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協調的。 五 瑞士民法典的語言與體例 關於瑞士民法典的語言，首先要指出，由於瑞士憲法規定，德語、法語和義大利語三種語言是正式語言，瑞士民法典以三種文字公布，三種文本有同等效力。所以我們看到的這三種文字的文本，都是正式文本，不是翻譯文本。 只要見到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本的人，把它和德國民法典一比較，馬上就看出，兩種法典的文句、文體太不相同了。德國民法典用的是典雅的文體、冗長的文句、謹嚴的詞語，儼然是一位咬文嚼字的法學家在向你說教。瑞士民法典絕然相反，簡短的語句，淺顯的言詞，每個條文都短得只有一行、半行．原來立法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個未受過法律專門教育的人能讀懂這部法典。講到自然人的權利能力時，德國民法典的規定是「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的完成」(第1條)。瑞士民法典的規定是，「每人有權利能力」(第11條第l款)。前者用名詞「權利能力」(Rechtsfahigkeit)，後者用形容詞「Rechtsfahig」，這一點不同就顯示了不同的語言風格。 德國民法典力求概念的確切謹嚴，而瑞士民法典常常用一些比較不確定的概念。這樣的結果，瑞士民法典在運用時顯得靈活多了。 瑞士民法典在體例方面最受批評的是把公司、有價證券等都納入「債務」的范圍。因此，以後舊中國的立法者學習了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卻把公司、票據分離出來制定單行法。 六 結論 (一)前面說到，瑞士把民商分立的模式打破了，引起了以後的人從理論上去研究這個問題。主張民商分立的人找出種種理由來從理論上去論證民商分立制度。這種理論當然不完全是從瑞士民法典得到的，但是從瑞士民法典得到啟示，則可以肯定。 民商統一論的主要論據不外是下面兩點：(1)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紀歐洲商人團體的習慣，也就是商人的法。但現在所謂商人這個特殊的階層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為也失去其純粹性。像票據制度、保險制度已普及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全社會的人所利用與參與。因此，僅為只規范社會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規范社會中某一特殊階層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據。(2)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劃分民事與商事的嚴格界限也不清楚，有的國家只以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管轄來劃分，這種劃分有很大的任意性[7]，因而兩法典並存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甚至混亂。 20世紀以後制定私法法典的國家，差不多都是以瑞士民法典為模式，或對瑞士民法典加以變通的。我國在清末一度采民商分立模式，以後改采民商合一模式。20世紀的一個最新的民法典——荷蘭民法典也採取民商合一模式。今後我國也不會走民商分立的道路，大致可以肯定。 (二)瑞士民法典沒有總則編，這又是對德國民法典的一個沖擊。德國民法典問世以後，贊賞其體例的人對之推崇備至，而瑞士民法典獨樹一幟、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之外另備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民法的人認識到，大陸法系內部，多樣性仍是存在的。法國法系與德國法系並不能將大陸法系瓜分。現在比較法學家在法國和德國之外，不僅注意到瑞士，也注意到北歐諸國和亞洲諸國立法者也不為法國模式和德國模式所限，各自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開創新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瑞士民法典的啟示。 (三)從法國民法典到瑞士民法典，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每一個法典的後面，都存在著一個學派、一個法學家集體、乃至一個或幾個著名的法學家。我們一方面應該說，這些法典都是那個國家的經濟和法學發達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同時也可以說，這些法典是某一個或某些法學家的著作。人們對瑞士民法典特別有這種看法，說這是一部個人的作品[8]。這種說法當然不需要去附和，但是應該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國家的法律、法典是學術著作，不是行政文件，不由行政長官依行政程序(下級起草、上級批准)去「核定」。拿破崙在促進法國民法典的加速制定這一點，功不可沒；但是根據他的意志而加進法典的少數條文(有關軍人身份的、有關外國人地位的)，則是沒有多大價值的，過了些年就被刪除或改過了。瑞士民法典沒有這種情況。
C. 什麼是產品責任法
看您屬於製造者、銷售者還是消費者？
主要是涉及產品質量問題。
目前主要的是《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1972年第12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制定，於1973年 10月2日公開簽字，1977年 10月1日生效。截至1983年 3月1日，批准國有奧地利、 比利時、法國、 盧森堡、荷蘭、葡萄牙、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1964年第10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議決對侵權行為制定一項法律適用公約。為此目的成立特別委員會准備起草工作。特別委員會經過討論，認為侵權行為范圍太廣，一個公約不能包括全部侵權行為的法律適用規則，決定就各類侵權行為，按其緩急程度分別成立公約。
這是涉外產品必須面對的責任法律，但是據我所知我國目前沒有加入。
公約適用的范圍
產品的范圍 公約所謂產品是指一切有經濟價值能供使用或消費的物,包括天然產品及工業產品,不論是製成品、原料、動產、不動產均在公約產品范圍以內，但對於未加工的農產品，締約國在簽字批准或加入時，有權保留不受公約拘束。
損害的原因和種類 損害發生的原因，一般由於產品本身的缺陷，但即使產品本身沒有缺陷，由於對產品的使用方法或特性沒有說明,或說明不適當,消費者或使用者因此受到損害，也在公約規定的責任范圍之內。
損害的種類包括人身的及財產的損害以及經濟損失，但不包括產品本身的損害及因此產生的經濟損失在內。產品本身的損害如引起其他損害時，則包括在產品責任范圍以內。
責任的性質 產品的責任不是契約責任，而是由侵權行為所發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公約不包括根據合同關系的責任在內。例如某甲在鄰國使用某乙向當地汽車進口公司購買的丙國製造的汽車，由於汽車製造上的缺陷某甲受到損害，某甲對汽車製造廠或汽車進口公司的損害賠償之訴是公約范圍內的產品責任。如某乙受有損害時對汽車進口公司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是根據合同關系或合同與侵權行為兢合的責任，不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內。但某乙對丙國汽車製造廠的訴訟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內。為了避免定性上的分歧起見，公約不用契約外的責任一詞，而規定「產品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由賠償義務人移轉於受害人時,該二人間的關系,不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內」。
受理案件的機構 公約適用的范圍，不因受理案件的機構不同而受影響。 因此不論民事法庭、 刑事法庭（附帶民事訴訟）或行政法院(例如法國、比利時等國)所受理的案件，如與公約所定事項有關，均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內。
賠償權利人 賠償權利人為受害者，可為自然人或法人，不以直接受害者為限，例如依靠直接受害人扶養的人所受的損害也在公約適用范圍以內，也不以消費者為限，生產者由於所購買的原料或部件有缺陷而受到的損失也在公約適用范圍之內。
賠償義務人 賠償義務人可為自然人或法人，包括：①製成品或部件的製造者。②自然產品的生產者。③產品的供應者。④產品製造或商業分配環節上的其他人員，包括修理人員及倉庫營業人在內。⑤上述人員的代理人或雇傭人。原告可以根據情況要求其中一人或數人負責。賠償義務人不包括運輸人員、檢驗人員及合同關系中的雙方當事人。
地域的范圍 公約不要求相互條件，根據公約規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縱然是非締約國的法律，也要適用。
准據法的確定 產品責任涉及幾個國家時的准據法，公約規定4個連結根據,即：①損害事實發生地；②直接受害人慣常居所地；③賠償義務人主營業所所在地；④直接受害人購買產品的市場。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起見，不以一個連結因素決定法律的適用，而是一個法律必須同時具備兩個連結因素時才能作為准據法適用。
損害事實發生地國如果同時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則適用該國的內國法：①直接受害人的慣常居所地。②賠償義務人的主營業所所在地。③直接受害人購買產品的市場。但直接受害人的慣常居所地國，如果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則應該適用該國的內國法：①賠償義務人主營業所所在地。②直接受害人購買產品的市場。
有時由於案件的情節過於分散，沒有符合上述規定的連結因素，賠償權利人可以要求適用損害事實發生地的內國法，也可以適用賠償義務人主營業所所在地的內國法。公約還規定如果賠償責任人能證明他不能合理地預見這種產品或他的同類產品會通過商業渠道在損害事實發生地及直接受害人慣常居所地得到供應的話，這兩地的法律都不能適用，能適用的是賠償義務人主營業所所在地法。
在決定產品是否有缺陷時要考慮具體情況，不論應適用的法律為何，都要考慮產品是否符合銷售地國關於安全的規定，例如食品是否符合銷售地的衛生規則，機器是否符合銷售地的安全保障。
以上規定應適用的法律是各國的內國法，不採納反致（見反致和轉致）。只在明顯地違反法院地公共秩序時才不適用。
准據法的內容 下列事項受公約所確定的准據法的支配：①責任的條件和范圍；②免責的原因以及責任的限制和分擔；③損害的性質；④賠償的方式及范圍；⑤賠償權利可否移轉；⑥直接有權要求損害賠償的人；⑦委任人對受任人的行為所負的責任；⑧舉證責任，當證據規則構成責任法的一部分時；⑨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由於各國對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的定性不一致，英美法系認為屬於程序法，大陸法系認為屬於實體法，公約規定締約國在簽字批准或加入公約時，有權保留關於這兩個問題不受該項規定的拘束。
推薦看看
http://wenku..com/view/d20ffc05cc175527072208f5.html
D. 求《瑞士民法典》全文 或者下載地址 或者在那本書里能找到
目前我找到瑞士民法典部分英文版http://www.admin.ch/ch/e/rs/2/210.en.pdf
和瑞士民法典(德文)：http://wenku..com/view/36081a60783e0912a2162a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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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台灣民法典第188條為什麼規定了連帶責任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F. 關於國外法律
首先告訴你，歐美法律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同時有陪審員制度，所以不會版出現你說的這種極權端情況。
第二點，父母需要承擔責任的前提條件是父母在孩子受害的過程中，有明顯過錯，沒有盡到監護責任，同時後果非常嚴重。這個監護責任不是說，孩子只要意外受傷就是沒有盡到，而是要明確證明父母允許子女單獨脫離父母監護，受到傷害。
G. 意外事件是否承擔民事責任
意外事件是指行為雖然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主觀上不是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於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情況。意外事件有三個特徵：第一，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結果。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如果損害結果不是由行為人的行為造成的，則談不上意外事件。第二，行為人在主觀上既沒有故意也沒有過失。第三，引起損害結果的主要是不能預見的原因。也就是說，行為人的行為並不是引起損害結果的惟一原因。行為之外且行為人不能預見的原因對於損害結果的發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從而成為引起結果的主要原因。從本案的情況看，被告的行為與原告誘發癔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不容置疑的；由於本案這種情況在人世間發生概率極低，被告作為非醫務人員對這一結果不可能預見，主觀上不存在故意或過失；同時，原告自身身體和精神狀況是結果發生的基本因素，被告行為則是誘發因素，兩者缺其一都不可能導致原告損害結果的發生，故而本案符合意外事件的構成要件。世界各國刑法普遍規定，行為人對意外事件不負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16條亦作了同樣的規定。那麼，意外事件發生後，行為人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呢？ 民法學理上普遍認為，意外事件發生後，只要認定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就不能作為行為人免責事由。如果這種行為在法律上規定按無過錯責任原則處理，就應依照相關推定責任。如果法律未按特殊侵權作出特別處理規定，則要考慮公平責任適用問題。本案的情況法律未作特別規定，故應考慮公平責任適用問題。 大家知道，侵權責任原則分為過錯責任原則、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四種。其中，起步最早、最原始、適用最廣的是過錯責任原則，即行為人只有存在主觀過錯時才承擔責任。在侵權行為法的發展史中，原本沒有公平責任原則。公平責任原則實際上是近代立法的產物。在近代，英美法形成衡平法，進一步擴大了衡平原則的適用范圍，為公平責任原則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現代侵權行為法的公平責任原則的最初產生，是在關於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的領域。1797年《普魯士普通法》接受了自然法的觀點，在條文中體現了公平責任原則的思想，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所造成的損害，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和衡平的特別考慮，令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公平責任原則作為一個一般的歸責原則，實際上是1911年的《瑞士債務法》予以確認的。 公平責任原則，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沒有過錯，在損害事實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以公平考慮作為價值判斷標准，根據實際情況和可能，由雙方當事人公平地分擔損失的歸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對公平責任原則在法律上的確認。公平責任原則對於行為人的責任是有條件的，它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生活規則的需要，在適用過錯責任原則與無過錯責任原則之外，由法官根據公平的要求，斟酌雙方的財產狀況和其他情況，作出合情合理的裁決。公平責任原則的適用應具備三個條件：1、雙方當事人都沒有過錯。2、有較嚴重的損害發生。3、不由當事人雙方分擔損失，有違公平的民法理念。 對於補償數額的確定，法官應根據案件實際情況酌情裁量。適用第132條所要考慮的實際情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受害人的損害程度。損害程度應當達到相當的程度，如果不分擔損失則受害人將受到嚴重的損害，且有悖於民法的公平、正義觀念，因而必須對受害人的損失採取分擔的方法予以補救。二是當事人的經濟狀況。主要是指當事人雙方的經濟狀況，即實際的經濟負擔能力。當然，應當側重考慮的是加害人的經濟狀況，即加害人的經濟負擔能力究竟達到什麼程度。負擔能力強的，可以多賠；負擔能力弱的，可以少賠。另外，社會輿論和同情等因素也應酌情考慮。 前文已明確公平責任原則不是最廣范使用的一項原則，故世界各國法律對其范圍都有一定的限制。根據《民法通則》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我國主要有下列情況適用公平責任原則：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監護人已盡監護責任的。2、緊急避險造成損害，危險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且避險人採取的措施又無不當的。3、行為人見義勇為而遭受損害的。4、堆放物品倒塌致人損害，當事人均無過錯的。5、當事人對造成的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共同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損害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57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損害的，可以責令對方或者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
H.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I. 法人侵權行為的責任有哪些從外部和內部解釋。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注釋:
[1]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19-120.
[2] 《德國民法典》第31條規定:「對於董事會、一名董事會成員或者一名合法任命的代理人由於執行屬於許可權以內的事務,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致使第三人受到損害時,社團應負賠償責任。」《日本民法典》第44條（法人的侵權行為能力）第1項規定:「法人對於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在執行職務時加於他人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應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葡萄牙民法典》第165條規定:「法人應對其機關（代表人）、人員或受託人的行為負非合同責任。」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
[3]如我國《民法通則》第67條規定,被代理人知道代理行為違法而不表示反對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擔連帶責任。
[4]關於法人對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時損害的民事責任問題,參見尹田《論法人對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時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一文,載《政治與法律》1987年第6期。
[5]粱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34.
[6]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54.
[7]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3.
[8]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60-161.
[9]施啟揚.民法總則〔M〕.台灣三民書局,2000.131.
[10]史尚寬.民法總論〔M〕.160；施啟揚.民法總則〔M〕.131-132.
[11]王澤鑒.民法總則〔M〕.台灣版,189；施啟揚.民法總則〔M〕.133.
[12]尹田.論法人工作人員因執行職務而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J〕.政治與法律,1987,（6）.
[13] 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21.
[14] 李開國.民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5]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62.
[16]李開國.民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7] 《韓國民法典》第35條規定:「法人就董事或其他代表人,關於其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有賠償之責任。董事或其他代表人,不因此而免其自己之賠償責任。」第36條規定:「依法人目的范圍外之行為,所加於他人之損害,對於其事項之決議贊成或執行其決議之社員、董事及其代表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18]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21.
[19]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163.
[20] 史尚寬. 民法總論〔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163.
[21] 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327-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