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受委托定牌加工方发生商标侵权行为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受委托定牌加工方发生
商标侵权行为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关于执行〈专商标法〉及其〈属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通知》： 受 委 托定 牌 加 工 方 是 指 接 受 他 人 的 委 托 ， 根 据 委 托 人 要 求 加 工 生 产 某 种 牌 号 的 商 品 ， 自 己 并 没 有 这种 牌 号 的 商 品 销 售 权 的 一 方 。 受 委 托 定 牌 加 工 方 发 生 商 标 侵 权 行 为 时 ， 应 根 据 委 托 加 工 合 同， 与 委 托 方 各 自 承 担 相 应 责 任 。 受 委 托 加 工 方 在 订 立 合 同 时 ， 有 义 务 要 求 委 托 方 提 供 有 效 的授 权 证 明 ， 否 则 ， 构 成 共 同 侵 权 ， 负 相 应 法 律 责 任 。
『贰』 贴牌生产是否侵犯商标权
从历来判决来看，存在分歧。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是否侵权存在明显的结果导向、司法政策导向。
一般而言，如果加工方无恶意，不侵权；加工方有恶意，侵权。
『叁』 如何认定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商标侵权行为
一、承揽人使用商标是否是直接侵权
（一）承揽人是否是商标的使用人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加工承揽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在涉及贴牌的加工承揽中，加工承揽人仅仅是根据定作人的指示，物理上将商标用于商品，承揽人的行为仅仅是一种物理贴附行为，为定作人使用商标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真正使用商标的实际上是定作人。另外，根据加工承揽的特点，加工承揽的法律后果应当归于定作人，因此即使加工承揽过程中出现商标侵权，其结果也应当归于定作人，而不应当由承揽人承担侵权的后果。
例如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5号判决中就认为：“在定牌加工关系中，境内加工方在产品上标注商标的行为形式上虽由加工方所实施，但实质上商标真正的使用者仍为境外委托方。”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5号判决中也认定：“博鸿公司在产品上标贴被诉侵权标识的行为，形式上虽由加工方实施，实质上却是基于有权使用涉案商标的肯尼亚澳柯玛数码非洲公司的授权加工行为。博鸿公司的产品虽在中国境内生产，但产品全部出口肯尼亚，并不在我国境内市场销售流通。博鸿公司在这些产品上使用“aucma”标识，不能在我国境内产生标识产品来源的作用，未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故该行为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二）加工承揽人的使用是否是商标性使用
2013年《商标法》规定商标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对于商标使用，规定了两个要件：
（1）形式要件，包括对于商品商标而言将商标使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对于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而言，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2）功能要件，用于识别商品来源。对于加工承揽而言，承揽人可能会涉及到侵权商标本身的生产，将侵权商标贴于商品、商品包装或容器上等等，这无疑符合了商标使用的形式要件。但是商标使用还要求使用商标能够实现识别商品来源功能，从文义上来理解识别商品来源识别的是自己商品的来源，而不是识别他人的商品来源。而对于加工承揽人来说，其在加工承揽过程中使用商标并不是为了识别自己的商品来源，而是为了识别他人的商品来源，这一方面不符合识别他人商品来源功能的。另外承揽人加工承揽的过程整个都是在承揽人的工厂中实施的，在加工承揽活动完成之前，商标使用仅仅是在承揽人和定作人之间，并不会面对相关公众，其识别功能也就无从实现，因此也就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
商标侵权的构成要件有两个：
第一，使用了他人商标；
第二，有混淆可能性。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加工承揽活动中，虽然承揽人形式上使用了涉案商标，但是实际的使用人是定作人；并且其使用并不能发挥识别商品来源功能；在加工承揽过程中也不会造成混淆。因此承揽人在加工承揽过程中使用商标不构成商标直接侵权。
二、承揽人在加工承揽过程中是否构成间接侵权
既然承揽人在加工承揽过程中使用商标不构成直接侵权，那么承揽人是否有可能构成间接侵权？《侵权责任法》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间接侵权主要包括两种：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加工承揽一般不存在承揽人引诱定作人侵权的情况，在此我们只讨论帮助侵权的情况。
帮助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有：
1）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
2）主观过错；
3）客观上有帮助行为。
具体到加工承揽上，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涉外贴牌加工；
另一种是普通的承揽加工。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而言，由于商标存在地域性，定作人在海外出售具有国内权利人商标的商品并不侵犯权利人的商标权。对于普通的加工承揽而言，由于定作人实际使用了他人商标，因此直接侵权行为是存在的。对于过错的认定，主要体现在对承揽人注意义务的认定上，在两份地方司法文件中对此均有规定。
『肆』 受委托定牌加工方发生商标侵权行为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搜一下：受委托定牌加工方发生商标侵权行为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伍』 OEM贴牌加工产品出口是否侵犯商标权
，受国外来品牌商的委托 ，贴牌自加工企业（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贴牌加工各种类别的产品，如果该产品专供出口，而该国外委托方的品牌标识已被中国第三方企业注册 ，这种代工行为是否侵犯中国商标权人的商标权?要看该代工行为OEM贴牌加工产品出口是否侵犯商标权？
『陆』 制假商标，涉及侵权怎么定罪
【案情】
2015年6月，曹某非法购进印有假冒二十年汾酒商标的金卡纸7万余张，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出租房内加工伪造汾酒注册商标标识。
2015年7月，太原市公安局民警将曹某抓获，并当场查获其已加工的假冒二十年汾酒商标的成品包装面纸4.3万张、半成品包装面纸1.6万张(已进行烫金、起凸工艺)以及其从其他人处非法购进的二十年汾酒包装盖纸6万张、金卡包装面纸1.7万张。
经鉴定，上述汾酒包装均系擅自或非法使用该公司“汾酒”“杏花村”“牧童牛”的注册商标标识。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曹某违反商标管理法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特别严重，提请依法判处。
【分析】
从侵犯对象的种类上甄别，本案中被告人只侵犯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有限公司二十年汾酒的一种注册商标专用权。
因为根据商标标识的定义，该二十年汾酒的商标标识系由“汾酒”“牧童牛”共同组成，联合构成二十年汾酒的专用商标，因其客观上并未分割单独注册，故不能以两种注册商标标识进行评价。曹某非法制造的金卡包装纸所显示的“杏花村”与“汾酒”“牧牛童”混同在一起，又形成一个整体标识，究其实质只是对二十年汾酒注册商标权利的侵犯。因此，公诉机关将“汾酒”“牧童牛”作为两种注册商标标识进行指控不能成立。
从侵犯对象的数量上判定，被告人非法购进印有假冒二十年汾酒商标的金卡纸7万余张，对其中的4.3万张非法制造完成，另有1.6万张进行了部分加工。已违反商标管理法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关于其辩护人提出不应当认定被告人情节特别严重的辩护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故对辩护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曹某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综上，结合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法官说法】
注册商标标识作为一种国家予以承认且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企业的显著标识，一般由图形、文字、符号等组成，其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该商品的独属性及品牌形象。实践中，不能机械地以制造或加以更改的图形或文字的数量来认定犯罪行为侵犯的注册商标数量，而是应当将注册商标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所指向的对象，来界定其犯罪情节。
『柒』 商标法中关于商标侵权赔偿有哪些规定
确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的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
第十四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
第十五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
第十六条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综上所述，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