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民事纠纷类的法律故事
2010年，笔者曾处理一起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仲裁案件，虽然在仲裁层面上已经圆满划上了句号，但是该纠纷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路上因其法律不健全而遇到困境，至今尚未妥善解决。
一、案情简述
何某于1988年从组上承包了8份土地共8.8亩。1991年，何某举家到外省打工，户籍仍保留在组上。离家时，何某与组订立了口头协议，将承包地交给村民小组代管，以8份田土三年的收益来冲抵通电筹集贷款、农业税和农民负担等款项共314.30元，三年期满后，将承包地收回，若三年期满后，何某仍未回家，承包地暂由村民小组继续代管，待何某回家后，归还给何某。2008年末，何某回到组要求组上退还承包地时，组上已把何某从1988年取得承包经营权的8.8亩土地收回，另行发包给了本组村民李某八户农户，每户发包1.1亩，并在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期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何某因要求村民小组退还承包地未果向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纠纷仲裁
2010年4月2日，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该村民何某与村民小组及第三人李某等8人退还承包土地纠纷一案，2010年5月19日经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依法设立仲裁庭开庭进行了公开审理。仲裁庭认为，组上在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期期间，将何某的承包地收回，并重新发包给本村民小组八户农户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1、2款关于收回承包地的相关规定，何某要求返还其承包地的主张，仲裁庭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的规定，做出了裁决意见：依法确认申请人何某在第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取得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资格；依法确认被申请人及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申请人何某的承包地部分无效；依法核减本案第三人共八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涉及申请人何某承包地部分，每户核减1.1亩，其中旱地1亩，田0.1亩，重新核发八户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三、民事诉讼
第三人李某等8人不服县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于2010年6月30日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求内容：“1.请求维护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合法有效；2.请求撤消县仲裁委的裁决书。”2010年9月29日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驳回李某等八人的诉讼请求。”
四、法院执行过程无章可循
2011年1月4日，何某申请县人民法院执行，申请执行的依据是县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和县法院的判决书。县法院收到执行申请后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因第三人李某等八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了民诉，裁决书失效，虽然法院驳回李某等八人的诉讼请求，但对驳回李某等八人的诉讼请求后仲裁裁决是否恢复法律效力的问题，查无法律依据。虽然《仲裁法》第64条有“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裁决的，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撤销裁决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执行。”的规定，但第77条 “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不适用经济纠纷仲裁法，所以，对撤销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诉讼请求被裁定驳回的，人民法院没有对应裁定恢复执行的法律依据，裁定不予执行。
五、民事诉讼过程中的疑点
一原告在民诉过程中混淆证件名称：原告李某等八户农户在诉讼请求事项中：“请求维护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合法有效”，实际上原告李某等农户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实际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法院受理庭在受理此案时对此有疏漏，民庭在审理过程中也遗漏了此问题。
二原告诉求类似于行政诉讼：笔者认为，原告李某等八户农户“请求撤消县仲裁委的裁决书”的诉求内容超出了民事诉求范围，形似于行政诉求，反过来讲，作为民事诉讼案，法院不应受理针对仲裁机构的诉讼请求。
六、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效力问题之拙见
笔者认为，仲裁裁决是否恢复法律效力应根据诉讼案的判决情况而定。一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后，进入了诉讼程序，此时的仲裁裁决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仲裁裁决的效力。关于“请求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法院支持“撤销仲裁裁决”的诉求，即否定了仲裁裁决，仲裁裁决理所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种是原告撤诉情形，原告撤诉后，纠纷案又回到仲裁裁决状态，仲裁裁决应恢复法律效力；第三种是法院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的诉求”，即支持仲裁裁决，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诉求被驳回的情况下，仲裁裁决应恢复法律效力。
上述问题，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特别向市中院报告，市中院的意见也同上述县法院的意见一致，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法律真空，此案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⑵ 求一个反应当今社会现象的一个小故事!!!!!
某某人，浙江人，家有几位老人，还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大孩子二十七岁，残疾，小孩十九岁，读高二年级，在二零一五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他，此人的家庭压力不但如此重，另外还负债将近二十万，或许，人穷的时候，表露出来的都是善良的一面，当时看到的他，觉得他挺善良，挺有男人风范的一个人，于是，没有嫌弃他的家境，也没有嫌弃他背负的债务，依然不顾家人，亲戚，朋友的反对，毫不犹豫的跟了他，在我跟他认识没有几天，就跟我借三万块钱，当时支票在老家，卡里和钱包里的钱凑起来只有一万五现金全部给他，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着人都有难处的时候，能帮就帮。以后，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无论抽烟，汽车加油等等，没钱时都找我拿，我也从来没拒绝过。还记得跟他认识的第一个年，大年三十来我家，知道他没钱，那年父亲没去世，我给他1000块钱让他给我父亲，给他做人，而我，给他家老人，孩子，买衣服，买鞋，花了两千多，我的这些做法，都只是因为他没钱，而我是为了让老人开心，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好好过日子，其它并不重要！2016年三月，我的父亲病重到去世，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把我之前买的首饰让他拿去卖掉，缓解了当时的危机，无论我有多难，都没有给他增添任何压力，都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相处的过程中，我也没有要求他给我买过任何礼物，更没有因为钱跟他吵，因为我知道他没钱，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他当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几乎没有收入，所以我选择了出国，就希望让日子过得好点儿，就在我即将出国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直销，在这之前他从事过很多直销，都没挣到钱，所以当时，我内心是相当拒绝的，但是，他认可了，既然他想做就让他做，反正我已经决定出国了，出国几天，把我的车卖了，还了他的卡债，其实，当时，我也欠了别人一万块钱，卖就卖了，他拿就他拿吧，我也没再说什么，半年后，父亲一周年回国办事，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同样一直花的我钱包的钱，我同样没说什么，之前无论他选择什么平台，几十的，几百的，几千的，我都随他去投了，更何况这个直销才几百块不管挣不挣钱我还依然随着他参加了，在家呆了二十天，无论经济，还是能力见他也没什么改变，日子过得还是很煎熬，所以还是继续打工了，一边打工，一边推销产品，由于不够专业，也没有全身心投入，所以后期售服务没做好，导致市场没做起来，他对我的关心也渐渐少了，由于工作劳累，颈椎变形压迫神经，不能上班，回来了，在这半年他通过上面老师不断拉着他学习，能力提升了，市场也渐渐起来，也挣到一点钱了，觉得我配不上他了，一下子把我抛弃了，在这里我想问一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不断付出，而他对我付出过什么，我奢求过什么？这个事业到底是怎样一个平台，是成就人的梦想，还是在教会更多人要现实一点，做人就要像陈世美一样，为了自己的前景，抛弃当初陪他起早贪黑摆地摊，连一个馒头都要让给他吃的女人……更何况这个女人的父亲，临终前千万遍的叮嘱过他，好好对待他女儿，而如今不但违背了这个女人对他的不离不弃，还违背了一个捶死老人的寄托，请问人心在哪里？让金钱蒙蔽了双眼，让虚荣磨灭了原本该有的善良。对于我来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看到的是利益，听到的是谎言，经历的是心灵的背叛，只能同甘苦，不能共富贵！
⑶ 关于社会不和谐的故事，2个
一个星期天，雷锋叔叔的战友王大力把所有战士们的袜子和衣服都洗了，雷锋叔叔正在晾衣服时，发现自己的旧袜子不见了，他就到处寻找。这时，王大力说："雷锋，你有那么多存款，还这么舍不得买一双袜子。你瞧，你这双袜子穿在脚上不嫌得难受？"雷锋叔叔说："只要不耽误我的工作就可以啦！"王大力又说："那你不觉得难看吗？""咱们军人不是把袜子穿给别人看的。"这几句话，就已经体现出了雷锋叔叔的节约精神。他每个月只有6元钱奖金，他却把钱存在银行，一年一年过去了，雷锋把省下来的钱全都捐给灾区人民，可是他自己却舍不得买新袜子。雷锋是多么节约啊！有个新兵小于，入伍后工作学习都很不错，只有一个缺点：时常爱花零钱，每月的津贴费不够花，还写信向家里要。雷锋见他经常买零嘴吃，就劝他说：“小于，挺大的个子，吃零食不怕人家笑话？”小于好顶嘴，见雷锋那艰苦朴素的样子，虽然也很感动，想克服自己的缺点，可是别人一说到他的缺点，提醒他两句时，他总是不肯服气，还要说些风凉话。他对雷锋说：“人人都象你这样，报纸登都登不下了。”他说他的，雷锋该怎么做还怎么做。雷锋的那双袜子，补了又补，不知补了多少次了，他还是不肯扔掉。他买了一块香皂，也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用，平时就用普通肥皂洗脸。一次，雷锋跟张书记去下乡，一边走一边聊天。走着走着，雷锋觉得脚下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便一脚踢到了路边。张书记问：“你踢的是什么？”雷锋说：“是一颗破螺丝钉。”张书记听了，一声不响，从草丛里捡起那颗螺丝钉，用手帕把螺丝钉擦干净，装进了上衣口袋。雷峰觉得很奇怪。过了几天，雷锋跟着张书记到县机械厂开现场会。在机械厂，张书记问厂长：“如果这机床上少了一颗螺丝钉，机床还会转动吗？”厂长说：“那就要出毛病了！”聪明的雷锋这时已经明白县委书记为什么要捡那颗小小的螺丝钉了。只见张书记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螺丝钉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厂长。在回来的路上，张书记说：“雷锋，你瞧，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机器上少了它可不行！革命也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就是大大小小的螺丝钉，缺了谁都不行。就象你这个公务员，别看职务不高，我们的工作缺了你也不行。所以，党把我们放在哪里，就要在哪里起作用。同时，我们国家的底子还薄，处处要艰苦奋斗，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浪费，积少成多啊！”希望可以帮到你！不过，有点儿长。
⑷ 社会纠纷的案例及解答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版社会纠纷(可处分性的)，是权处理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所以所有违反这一概念的行为就会引起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分为两大内容：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其解决机制有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
⑸ 你遇到过哪些引发社会争议的事情
王源吸烟。偶像组合出道的王源，大众给他的标签，一直都是青春阳光，他也公开表示过希望家里的爸爸能够戒烟。事情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王源的粉丝会认为他已经到了适合的年龄，为什么别人可以，他就不可以，而其他公众会认为他这样会教坏以他为榜样的青年人。
⑹ 各地的社会悲惨经历故事
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生离死别的悲惨。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寰的悲惨经历是中国亿万同胞刻骨铭心的国耻。
⑺ 十个法律小故事
青少年法律故事一
16岁的小兴，自打接触网络游戏CS后，就着了迷，经常往网吧里钻。苦于家里管得严，小兴就想出这么一招：每天一大早打着上学的旗号，背着书包直奔网吧，差不多到放学点儿了再回家。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小兴不仅把父亲给的学费等都送进了网吧，还因为钱不够，不断向父亲索要周末补习费等各种费用。后来到期末，小兴拿不回成绩单，父亲起疑找到学校，才知道儿子竟然已经半年没有上学，学校也没有和家长沟通！而就在小兴父亲深受打击的时候，又传来另一个“噩耗”：小兴因为上网缺钱，从家里拿了水果刀去打劫了一名女中学生身上的20元零花钱，结果被少年法庭判处缓刑。
青少年法律故事二
身患残疾的母亲病重在床，父亲是普通工人，年仅15岁的儿子小刚品学兼优，还是班干部。家里的困难小刚都看在眼里，他非常清楚钱对于母亲及整个家庭的重要。暑假期间，街坊一在工读学校就读的孩子找到小刚，对他说有办法能弄到钱，并向小刚保证，只要跟他一起混，一定可以发财。孝顺的小刚动摇了，憧憬着“要是能弄到好多钱，就可以给我妈妈动手术了”。两人一合计，目标锁定在了小刚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小学同学明明身上。于是两人借口找明明玩，由小刚敲开了明明的家门。两个半大孩子进去后，在明明父母在场的情况下，邻家孩子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大声宣布：“抢劫，把钱拿出来！”明明的父亲将其制服，傻在当场的小刚也被送进了派出所。孙小明是某中学初一学生，不久前，他在学校参加劳动时受了伤，心情很郁闷。
小明所在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其中几间教室年久失修，学校决定利用寒假将这些教室拆除重建。为了省钱，学校让初一两个班的全体男生来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劳动的内容是搬废墟的碎砖。劳动中，由于没有老师在现场指挥，小明在休息时与同学追逐打闹，同学将一面尚未拆完的墙推倒，将小明砸伤。后来小明家长找学校提出赔偿，学校却认为小明不是在劳动时受的伤，而是因为没有遵守劳动纪律，与同学打闹受的伤，应由那个同学的家长赔偿。
小明受伤的责任要由学校来承担。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应该提倡，但组织者一定要选择未成年人力所能及的劳动，而且要充分保障其安全。小明所在学校为了省钱，让学生参加建筑劳动，这本身就不合适，何况在劳动中又没有老师看管。从这一点来看，学校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如果因此造成学生重伤、死亡或多名学生受伤，学校领导就可能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⑻ 社会规范相互冲突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浪潮，我国正式确认了“法治”的目标，高速完成了多层次法律体系的立法建设。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并不是一种和谐的正比例关系。相反，随着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开展，法律条文越来越多，社会秩序却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面临着一个“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间，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面对不同等级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人们对法律效力产生前所未有的质疑，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种越轨行为大量发生。因此，本文对当代中国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展开分析，进而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控制进行一种法社会学探究。
一、社会规范的多元化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③这里，卢梭所说的束缚人们社会行为的“枷锁”与荀子所言的指引人们欲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会规范。“规范”一词，古希腊文为nomos，包含法律、伦理习惯、宗教礼仪等意义；拉丁文为norma，英文为norm，包含准则，标准、模范、模型、典型等意义。在古罗马，“规范”还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称。在汉语里，“规范”最初是指作为测量仪器的规矩，后引申为法、法度。④美国法学家罗斯科�9�9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⑤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调整社会秩序、规制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
在学界，关于法与法律的界分始终存在于法学家尤其是法哲学家的话题论争之中，法律结构也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划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一元论认为，法即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在国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类型的法；二元论认为，法是调整社会的一切规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国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关系置身于不同的场域之中，具备固有属性的各种社会规范从不同层面分配着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决定了人们所认可或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程序选择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结构的“二元论”在学理和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会学家们发现，即使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谓的正式法律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无论是社会秩序的多元互动还是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法律多元理论（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于法律人类学，是指“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在同一社会中共存的一种状况”⑦。“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与群体多样性相适应的法律结构的多样性，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依赖的、相互渗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论实际上是对“法律中心主义”“国家实证主义”的一种颠覆，它对法律的论述抛弃了法与阶级性、国家强制力、统治者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多元文化载体下社会规范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国内学者对法律多元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法”与“民间法”⑨的二元结构划分展开研究。
波斯皮舍尔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具有单个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便有多少种法律制度。反过来讲，社会中每个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调整其成员的关系，在不同的从属集团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着必要的差异的”⑩。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成员高度同质性、社会空间高度封闭性等现实条件使得基于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产生的初级群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儒家伦理教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结构划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现实。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不但瓦解了旧有的礼法秩序和等级体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大型的、专业化的、非个人的次级组织（如单位、公司、学校、机关等），这些摆脱血缘、地缘因素限制的职业群体成为现代社会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间环节。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的：“事实上，法人团体却是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组织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种行业制度，那么剩下的便只能是一个真空，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从这个角度讲，在现代社会，职业日趋成为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社会属性，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已经形成。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角度将“非国家法”单纯定义为“民间法”而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不仅抹杀了我国现阶段规范载体的多元现实，也有悖于“体系化”的理论预设，从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论解释。 因此，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理论偏颇，我们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和效力范围两个角度扩展法的概念范围，将基于法人职业团体内部章程而建立的行业规范定义为“团体法”，进而将我国的多元社会规范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
二、多元社会规范的位阶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中，多元社会规范因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上的差异呈现阶梯状，也即规范位阶。从法理上讲，规范位阶首先表现为社会权力的等级性，各种社会权力因规制社会关系、调控社会秩序的差异呈现一种权力架构上的层级结构，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居于其权限相称的位置上；其次，规范位阶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包容性，处于高位阶的社会规范对社会事实的容纳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阶则相反；最后，规范位阶表现为多元规范实效的交叉性，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同时调控一个社会事实，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中，规范位阶与规范实效之间并不呈现实然的对应关系。基于此，我们对“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进行位阶界定，进而对当前我国多元社会规范的内涵予以阐释。
1.国家法
所谓国家法，一般可以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国家法是一种被称作国家的政治体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国家公权力的政治产品。在昂格尔的话语体系里，国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这种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实在性，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从而专属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专业助手的活动领域。因此，严格地说，国家法是由一个国家中央机关制定和认可、由国家权威作为强制力后盾推行、由具体机构负责普遍实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现为对一系列社会事实的明确表达和成文规范，更多地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并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
从历史典章来看，国家法与其说是对万民的律令，不如说是对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巩固政权、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会管理上。从法律实效性上讲，在我国传统社会，“国家律例”的直接统治止于州县，用马克斯�9�9韦伯的话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国家法“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国家法更多地来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当性最强、法律位阶最高，也在总体上满足了社会一般正义的要求。但是，国家法作为公权力外部强加的、程序严密的社会规范对人们来说缺少一种亲情上的联系，从而影响了其效力实施的范围，也直接造成了民众对国家法的质疑与抗拒。
2.团体法
法律社会学家指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组成该社会的次群体，如宗教、社区和政治联盟等这样一些社会单元。每一次群体都有其类法律秩序，尽管许多类法律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它们却常常模仿国家法律的机构和符号形式，还有些法律形式的规范式惯例。”较之于国家法，团体法的出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初级群体解体、社会组织高度发育、社会成员高度分化的条件下，团体法衍生于社会次级群体内部，并作为“非国家法”的一种规范类型丰富着我国的法律多元理论。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初级关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为缘由，从而衍生出一些基于业缘（基于成员之职业联系而形成）和趣缘（基于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次级关系，初级群体及相应的次级群体就成为这种社会规范的载体与合成。基于此，我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类似“团体法”的社会规范，如“行会法”“帮会法”“会社法”等等。然而，我国的传统社会远未能形成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这些具有“团体法”雏形的社会规范只是民间法、习惯法的一种成文类型而缺乏独立施效的空间。
当代中国，多元的社会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职业分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出于良性运行的需要对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约束、调解和指导。“实际上，经济体制总是在不断运行，各种人员都会通过相互协作来促进这种运作。对每一个职业来说，都要制定一系列规范，来确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对各种人员所付的适当报酬，他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以及彼此应负的责任等等。”因此，针对某个职业、某个群体、某个次级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多元的团体法类型。其中，既包括与国家法关系密切、血统接近的国企内部的“单位规章”，也包括与民间法更为接近的“团体法令”，更涵盖了私营、外资等各种企业内部的“职业规范”。从性质上讲，团体法作为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特殊的规范分类，其正当性基础、法律位阶也处于两者之间，在具体的行业领域内，团体法的实效性往往最为直接，但效力范围却最小。
3.民间法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与“官府”相对的就是“民间”，“民间法”也就成为“国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从广义上讲，民间法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相分离，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经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而广泛存在的一切社会规则的统称。从狭义上讲，民间法是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经由风俗习惯、价值信念、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演变而来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民间法”等同于“习惯法”，对“民间法”的研究也更多地从“实践性规范来源”“自发性权威基础”“模糊性规范形式”“地方性知识体系”等角度进行。我们认为，民间法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它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规，无完整明确的条文体系。民间法产生后，主要通过口头、行为、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不像国家法那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中，面对“无讼”“抑讼”“和为贵”“皇权不下县”等法律现实，民间法作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性规范，扮演着最重要的社会控制角色。正如埃尔曼所说：“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渊源：它规定了因为经常的遵守而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并宣布对背离行为的制裁。”同时，民间法的产生往往基于地缘、血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同一种民间法规可能限于一村一地，也可能及于一省数省，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其中尤以少数民族习惯法最为典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化的加剧，民间法保留了其核心构成但却被视为一种过时、落后的规范，它的正当性最弱、法律位阶最低。与此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更多地将民间法作为一种最常用的生活实践规范，“对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定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仍延续了大传统，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这也赋予了民间法最广泛的实效性与稳定性。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时代，一个迫使我们不断地转变和渗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网络时代。我们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间（interlegarity）而建构的，法制间是法律多元主义的现象对应物。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多地呈现出相互交叉的特点。同时，基于以上三种法律规范在效力范围上的差异，我们以图形将它们区别，如图1所示。
图1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应然的“规定性命题”，其核心意义在于，作为行为的指针和判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引作用，并在行动符合/未符合其设定的标准时发生相应的积极/消极效果。但是，社会规范并不会对一个社会中全部的社会事实进行调节，在社会规范之外，总会有一些“真空区域”，这些“真空区域”中的行为已不再属于社会行为而完全成为个体行为（如个人的家庭陈设、睡觉姿势、饮食习惯、阅读爱好，等等）。如果将图1的圆形空间理解为社会全部的行为空间A的话，那么图中“国家法”B、“团体法”C、“民间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围，三者之外的空间就属于“规范之外”的“自由”领域。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类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在不断扩张，“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各自的效力范围也在不断外延，因此，图1只是一个静态的宏观表达。
三、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与互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指出：“法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人类理想所谓伟大崇高，在于它能够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国家法作为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强制性的法律形式，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内涵，也满足了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诉求；团体法作为并列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则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缔结国家与个人、公共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重要纽带；民间法作为一种传承、积淀、整合了数千年法律文化的规范类型，它代表和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关系网络中社会成员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论架构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自的规范领域中承载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而在调整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存在“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时，它们之间表现出规范的冲突与对立；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时，它们之间则呈现出规范的互动与融合。从宏观的角度讲，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与互动，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互动，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因此，我们将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
我国传统的民间法主要集中在“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按照现代法律的归类，这些都属于民法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也集中表现在民事范围内。例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以罚物、肉刑、当众游街等方式执行规范程序，从而表现出损害名誉、人身伤害、累及无辜等特点，与国家制定法的处罚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直接表现为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冲突。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法不屑、同时事实上又无力规范的范围里，民间法不仅对封闭的乡土社会起到定纷止争、权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国家法的规范理念，这种“援礼入法，融法于俗，浑然无外，包罗万有”的礼法结构同样延续到现代社会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完成修订，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并强调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随即引发了关于亲情回归的民间讨论。此间，国家法与弘扬伦理道德、维护礼仪纲常的民间法之间实现了契合。
2.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社会规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征，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权力关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规范类型与规范实施效果。迈克尔�9�9曼（Michael Mann）曾将权力划分为“权威型权力”与“弥散型权力”两种类型，以此来对应封闭固化的集权社会和自由多元的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团体法，也正是在“弥散型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权力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规范体系。同时，团体法作为一种成文规范，其与国家法的冲突也是基于规范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存在。比如，国家制定的《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加班待遇乃至产假都给予了严格规定，但面临市场化的日益发展，现代性的竞争关系使得团体法与国家法在具体的规范要求上产生严重的冲突。
同时，团体法作为职业法团内部的社会规范，在涉及国家基本政策、社会根本秩序的问题上，团体法趋近于国家法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更加体现出两者之间的互动。比如，在国家新近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以及关乎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上，团体法与国家法表现出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最能体现国家法与团体法契合的莫过于既充分体现国家主义、又彰显现代法团概念的“单位规章”了，它甚至被视为一种“实施细则”在单位内部推行，完善着国家法。
3.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从规范来源上讲，团体法在现代社会趋近于国家法，但在传统社会却寄生于民间法，同时，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多元的团体类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间组织的法团表征。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也就更为自然。
就两者的冲突而言，在具体的社会规范场域中，民间法捍卫着传统的法则，而团体法则推行现代伦理，两者之间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实践与观念之间的矛盾。比如，在资源丰富的林地、矿山、牧场的开发中，团体法基于自身利益往往强势地将人们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规制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民间法视为陋习甚至流弊。特别是在文化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团体法坚持商业化的运营机制，却遭到民间法的强烈抵制，以致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又如，一些职业法团内部关于休假的规定往往与我国清明、端午乃至春节等传统节日相冲突，甚至刻意回避民间法对传统文化的规定，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就两者的互动而言，在多元的社团类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团体实际上就是基于血缘、业缘、趣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现代意义的“行会”“会社”“帮会”，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团体。在这种组织类型上产生的团体法，往往与民间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著名的晋商、徽商、闽商通过公众募捐、各省公立起来的行帮组织仍旧沿用流传上百年的内部约法，以保证自身团体的稳定与发展。再如，为了传承经典文艺资源而流行于各地的票友俱乐部，其内部规范仍旧以民间方式推行。在这些社团组织内部，团体法与民间法之间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传递与交融。
4.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的冲突与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形态下的规范制定都旨在稳定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规范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法律稳定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以上列举出来的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两两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存在交互类型偏颇的话，那么，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上体现位阶差异的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图1中体现为B、C、D三个区域的交集），即同一个社会事实、同一类社会关系被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种规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衬的情形，才真正体现出多元规范在社会变迁中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均不能独立、有效地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持与社会行为的规制，这种现象就是“规范真空”。实际上，“真空”状态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社会没有为其成员提供清晰的规范，多种规范杂然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人们在“真空”状态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己创造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其结果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规范盲区往往以社会规范之间隐性冲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国民间借贷为例，国家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出则视为高利贷，且对借贷时间、书面合同等都有严格规定；然而，从事借贷的团体往往以超额的回报利率进行融资与放贷，交易多数发生在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构成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同时，民间法对债权关系的界定建立在传统互助的基础之上，且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规定了事后保护的细则。在这种规范冲突的环境中，民间借贷乱象频频发生，人们在面对纠纷时无法真正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诉求。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使得游离于三种规范之外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们以社会未认可的规范来实现自身认可的利益，从而出现“越轨泛化”的乱象。
其次，就三者之间的契合而言，诸如杀人、抢劫、吸毒、性关系混乱等违背社会根本正义原则的社会行为会同时受到国家法、民间法和团体法的制约。并且，由于它们的规范空间和施效领域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面临来自国家强制制裁、民间舆论惩罚及单位规章的三重压力。所以，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上方向一致的时候，往往是社会控制效果最佳的规范环境，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小结与讨论
从我国转型期多元规范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运用“法律多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与效力范围两个维度拓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传统概念划分，将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其中，“团体法”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表现为现代社会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规范类型。
在借鉴“位阶”与“效力”的法学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依据社会规范的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确定“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概念内涵与规范位阶：作为公权力政治产品的国家法位阶最高，形成于现代职业法团内部的团体法位阶次之，彰显“小传统”精神内核的民间法位阶最低。同时，按照“法制间”（interlegarity）的观点，我们用图1显示了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关系。
从规制社会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向与方式的角度，我们结合具体案例，系统探讨和分析了三种社会规范的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⑼ 家庭纠纷故事..
看你的问题好费力啊。怎么是“甲03年来了”？“反而和女儿好上了”又内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该和容女儿好吗？
你与甲乙的关系没看出来，是其中一个兄弟？
你没具体写有什么家庭矛盾，分析起来有点吃力，评论“女儿”也无从下手，仅假设着说下罢。
如果女儿确实无中生有，离间手足，无疑她应该受到谴责。
不过我的一点疑问是：几个兄弟都被母亲否定，这恐怕不是单凭女儿一张嘴就忽悠的 了吧？兄弟们做事是不是也有欠缺呢？
无论何因，女儿的做法我鄙视。那么大年级的老人还要受家庭矛盾的折磨，没人性啊。。。
⑽ 古代邻居因地界纠纷的故事
六尺巷来传说
六尺巷传自说是安徽桐城的地方民间传说故事。这是一则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桐城境内的一桩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与吴姓相邻。吴姓盖房欲占张家隙地，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欲偏袒相府，但又难以定夺，连称凭相爷作主。相府家人遂驰书京都，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姓深为感动，也连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
？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