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纠纷解决艺术

㈠ 求《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摘抄好句

你好
日本法学者棚濑孝雄以纠纷解决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特别倡导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过程分析（也称方法论个人主义）。本书选取了数篇棚濑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论文，学生认为，对于理解其所倡导的过程分析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一、跳出审判
棚濑指出，现代法律学研究，大多把焦点集中在审判本身，认为法学的任务仅仅是对于作为决定基准的法律规范和判例进行解释、分析。只关心判决，而对判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漠不关心；只考虑判决的做出，而对判决之后的效果漠不关心。法律学研究视角的狭窄，导致了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双重缺陷：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社会上的纠纷并不都通过审判解决，即使是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也与诉讼外解决的纠纷紧密联系。在理论上，引起了反对法官根据裁量权进行任何立法性的创新的法条主义者，同允许法律解释和使用有弹性见解的现实主义的对立分歧。由于“现实中的审判既超越法律规定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又不是与法学脱节的纯属事实领域之中的问题。”棚濑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跳出审判封闭空间，将审判视为过程，即程序参与者的互动作用的过程。
二、过程
与个人跳出审判的棚濑，将纠纷解决的过程和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纳入人们的视野。棚濑将作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移向个人行动层次的社会过程。重视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注重研究审判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里，棚濑主要分析了合意型的纠纷处理。这种合意的基础在于价值多元的角色过程模式，制度变化的着眼点是个人以及私人自治的秩序。形成方式时强调个别价值实现及自由的交涉行为。同时将合意型纠纷解决处理与决定型纠纷处理（主要表现为审判）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棚濑的合意与其理论中的“过程”、“个人”紧密相连，在纠纷解决中有重要地位。合意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点，也是处理纠纷的起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棚濑的过程与个人并不等于否定了制度的意义。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是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制度之上。即从实际观察到人们互动的过程中抽象出各种规则和制度，并考察它们与其他制度或社会整个构造、功能的相互关系。但制度的抽象化，往往使研究者忽略现实中使规范运作的个人。棚濑的理论恰恰发现这一点，使纠纷解决过程不失去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分析。
三、现实意义
棚濑构思的依据使对美国小额法庭审案过程的考察，棚濑的理论引发日本的司法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审判的重点不仅仅局限于当事人与法官的沟通，

㈡ 如何做好法院民事案件调解工作的心得体会

这个没有一个规则可论。要看具体的案件，和你对案件的把握吃透程度。但是永远记住，当事人都很聪明，不要糊弄他们。司法是善良公正的艺术，要作个艺术家。

㈢ 艺术与法律的关系

找来一篇文章，希望对您有帮助：
法律是一门艺术

作者：聂长建 张毅龙 邓少华

提要：“依法判决”和“合理性判决”是内在的统一，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法官只有掌握较高的说理艺术，才能将这二者统一起来。要区别逻辑涵摄与法律涵摄，法律涵摄不是就上下位概念的外延宽窄而言的，而是就上下位概念的构成要件而言的。德沃金的“整体性的法律”理论，通过法律原则弥补法律规则的缺陷，不明确的“法律原则”通过理想型法官对判决所作的“建构性解释”，就具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既是“依法判决”，又是“合理性判决”。

关键词：法律涵摄；逻辑涵摄; 法律原则；法律规则

一

1612年11月10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以“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为由要亲自当一回法官，大法官柯克反驳道：“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1](42)柯克这句话在法治史上够有名的，这倒不在于柯克反驳国王的勇气，而在于它道出了法律的真谛：艺术。当然这里的艺术不是指荷马的诗或达芬奇的画，它其实是指具有创造性的、能很好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方法。法律当然是一门知识，我们可以通过书本学习来知道它，但知道它的知识只是法律的表面现象；法律更是一门艺术，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探讨摸索中才能掌握运用它的方法，运用它的艺术才是法律的真实意义。因此我们说，法律在根本上具有实践理性的性质。“法律是一门艺术”其实对法律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运用知识的艺术远远复杂于知道这一知识。比如，中国人和汉字打交道，你知道“之”这个汉字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易事，但是如何写好这个“之”字，把这个“之”字写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掌握好这个写字艺术那是一个长期的创造性过程；知道许霆案判决依据的刑法二百六十四条不难，运用好这一条却不易。法律是一门艺术强调了如何适用法律的重要性，不仅对法官的专业知识提出要求，更对法官的经验、智慧、感悟力提出了要求。

强调“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于法律在本质上属于实践理性而非理论理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适用上，它当然有知道那个(knowing
that)的明确知识，更有知道如何(knowing
how)的默会知识，其“意会”的要多于“言传”的，“言传的”是知识性的，可以瞬间而学来；而“意会”的则更多是一种领悟和智慧性的，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践并以很强的“悟性”和“洞察力”作保证才能达到。就如上面所提，知道“之”字怎么写的“那个”（that)是知识，知道“之”字写好的“如何”（how)是艺术，艺术存在于实践中，艺术是智慧的体现，艺术具有创造性、完美性和不可重复性。胡平仁认为，感性与理性，乃是艺术与科学划江而治的两大领地。“技术”往往强调其工艺操作的“程序性”，是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再现或重复的；而“技巧”由于是指具有较高的熟练运用技术的能力，并带有一定的独创性，因而可视为一种“艺术”。法律艺术就是指在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人们创造性地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的方式、方法，它是人类法律智慧的结晶和表现形态。法律科学则是指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创设和适用规范的技术以及对这些制度和技术予以理论省思和前瞻性探索的学理，那种严格地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解决法律问题的情形，则是属于法律科学层面的法律技术，而不属于法律艺术的范围。那些可以学习但不能模仿或重复的、体现人类高超的法律智慧、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与法律精神地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方法，则属于高层级的法律艺术。[①]本文认为，司法判决的案件可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的判决只适用司法三段论的技术操作即可得出结论，但疑难案件则不同，仅有司法技术是不行的，必须还具有司法艺术才能够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判决，疑难案件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疑难案件最能体现出“法律是一门艺术”的真谛。由于疑难案件的广泛影响力，本文的研究也就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正是由于方法适用不当，只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机械司法，许霆在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使许霆案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二审判决结果相比较一审无疑具有可接受性，但方法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法庭对判决结果合理性的辩护极其幼稚：“法庭认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鉴于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许霆犯罪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法庭这个解释简直像许霆辩护自己“疯狂取钱是为了保护银行财产安全”一样荒唐：既然“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是否意味着，法庭判许霆5年徒刑就不是依法判决呢，难道法庭说自己是违法判决吗？当然，相比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在局部方法上有改进，如认定许霆实际盗窃金额共计173826元，避免了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来认定许霆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改进了司法三段论小前提的推理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正确运用法律的“艺术”，二审判决无论从推理还是论证、解释来看，都是粗糙的、站不住脚的，法庭的这般解释只能是不懂司法说理艺术的蹩脚解释，尤其是适用法定刑下减刑，开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在理论上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中国当下的司法语境下并没有获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大多是从消极面而不是积极面来理解它，至少它是本已严重的司法腐败的一条通道。

㈣ 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及特点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1、协商解决。主要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经过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之后，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和分歧。

2、调解解决。在有关组织，公安局，司法局或者某个中间人的主持下，双方都能够平心静气，互相理解，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使纠纷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完成纠纷的解决。

3、诉讼解决。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这里面就涉及诉讼双方，律师，法官，法院的司法评判，双方各自的举证，证据，法官最后的判决。

民事纠纷的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分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特点和内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内容：

1、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

2、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4)审判纠纷解决艺术扩展阅读：

在现实生活中，民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变动不居，而民事法律规范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这导致有些民事纠纷在处理过程中可能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依据。

但一些民事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德，有违善良风俗，如果因为没有民事法律规范作为依据而不处理，就可能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带来“破窗效应”。

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应运用好公序良俗原则，即民事行为不得违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科学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处理民事纠纷，对于惩恶扬善、维护正义、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必须以公序良俗原则为基础，即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如果违背公序良俗，其民事法律行为理应无效。

㈤ 法院如何立足诉讼调解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求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法院大力推行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实现这一要求，立足诉讼调解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充分利用法院审判职能并发挥社会资源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去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案件1519件，其中调解1215件，调解结案率80%，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能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和谐因数，从而让社会关系恢复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 一、树立“大调解”工作新目标 （一）以定纷止争为目标。定纷止争是司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司法所应达到的基本目标。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被动性的定纷止争，是一种形式上的定纷止争。而调解结案则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自愿协商，相互妥协达成的一致，是一种主动性的、实质性的定纷止争。调解结案的案件，不仅要力争从根源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使当事人真正从内心里服调息诉，而且还要通过调解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从而充分体现出调解有别于判决的价值所在。 （二）以案结事了为目标。调解案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把案件办理完毕，简单地追求调解率和结案率，而是要通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纠纷能得到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能得以真正化解，确保案件不留“后遗症”。要把“事能不能了”作为考评调解效果和法官调解能力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 （三）以胜败皆服为目标。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不易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而调解则以其独特的过程和方式，为达到胜败皆服的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调解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好这一优势，着力提高调解艺术，通过合理的引导，努力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双赢” 二、构建调解工作新机制、拓宽纠纷解决渠道 全面加强调解工作不能靠简单下达目标任务来实现，要用制度来促进调解工作取得大的突破。 （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为目标，以调解、和解、协调等多种方式并举，全面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及其他社会组织调解等非诉调解工作的衔接及良性互动，从而形成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系统。保障这种机制有效运行，就要求人民法院搭建三个纠纷分流平台，一是紧紧依靠当地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搭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平台；二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培训工作，搭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平台；三是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搭建人民群众积极寻求非诉解决纠纷的引导平台。通过三个纠纷分流平台，拓展矛盾纠纷的化解渠道，避免各类纠纷都靠法院裁判的情况发生，从而保证人民法院真正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力军作用。 （二）建立委托调解工作机制。所谓委托调解工作机制，是在民事诉讼文书委托送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就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所属的人民法庭，委托基层政权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民事案件中诉讼文书的送达、组织当事人调解等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该项制度的设立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送达难问题，而且能够充分发挥民调组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积极能动作用。民调组织人员在送达诉讼文书的过程中，可以疏导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抵触情绪，开展庭前调解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敌对立场，帮助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调解工作。特别是民调组织人员熟悉当地情况，可以更方便的了解当事人发生纠纷的起因、过程以及责任，还可以深入了解当事人的心里情绪，因此其在送达诉讼文书的过程中，就可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为法院进行诉讼调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 （三）建立并完善调解激励机制。为了能够有效激活矛盾纠纷调解主体的内在动力，提高调解工作的积极主动性，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调解激励机制，以制度推动调解工作的有序开展。一是案件立案前，就鼓励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二是建立非诉民调主体的指导培训机制，提高非诉调解的合法有效率和当事人主动履行率；三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建立非诉民调主体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从事民调工作的积极性；四是完善法院内部的调解激励机制，使广大干警能够坚决贯彻落实“能调则调”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通过以上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民事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进程，提高各类调解主体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最大程度的彻底化解社会矛盾。 （四）实行先行调解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中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同时将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和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案件特点，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调解，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以使案件尽可能得到调解。如在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进行“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同时法院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以及在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解，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 三、创新调解工作方法、顺利化解矛盾纠纷 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简单说理和法律论证，其不仅要求调解人员具备良好的理论功底，而且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而每个人的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它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探索，所以，要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技能，就需要鼓励审判人员去探索属于他们自己的调解艺术和调解方式除 做好诉讼调解工作，不仅要在观念上、机制上更新，更要善于总结与开拓有效的调解方法。实践中总结的“比照案例调解法”、“亲情调解法”、“委托调解法”、“趁热打铁调解法”、“冷处理调解法”等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掌握必要的调解方法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准确把握调解自愿原则。调解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当存在强制调解。首先就调解主体、调解程序、调解结果等方面的选择上，还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其次法官调解主要是通过行使释明权，来消除当事人对事实、法律的误解，平衡双方的利益；第三，通过非诉调解组织、律师及有影响力的第三人调解，主要还是倚赖其权威、影响力、社会资源等对当事人施加影响、帮助、引导作用，并非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第四，自愿原则是制约强制调解的最好制度保障，避免以调解为借口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二）要准确把握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我们在强调调解的同时，还要注意把握好调解与判决的辩证关系，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依法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在调解工作中，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制调解，不能久调不决、拖延诉讼，更不能以调解为名，片面为一方的利益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 （三）坚持民主原则。调解过程中的民主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要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全面地、平等地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确保协商过程的民主。调解协议的达成应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参与、自愿协商的结果，而不是一方当事人利用其某些方面的优势地位，使另一方当事人屈就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应根据情况和需要，广泛吸收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或参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解决矛盾和纠纷。当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好人民陪审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在调解过程中大力弘扬司法民主。 四、更新调解工作理念、全面加强调解工作 首先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考虑，认清法院所应当承担的积极的社会责任。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核心和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加和谐因素为主要任务。虽然仅靠法院的努力尚不能解决全部社会矛盾纠纷，但是，司法的社会化要求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主力，从而推动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一体化建立，保障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以共同解决现实当中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其次要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为目标，正确认识加强调解工作的合理性。我们司法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可以理解为案件裁判在形式上的合理，社会效果可以理解为纠纷解决在实质上的合理。法官在同一程序中很难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真正统一，而只有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纠纷解决的协议，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加大调解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以调解结案，从而全面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第三要从人民群众法、情、理相互交融的传统中，来树立调解是解决纠纷最佳方式的价值取向。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传统，其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从举证责任入手，逐步向程序正规化和当事人主义的目标渐进，调解制度也经历了“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调解”的淡化过程，大量的案件都是“一判了之”，很容易给人造成“司法万能”的印象，也给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解决矛盾纠纷是法院一家的事情。这直接导致众多社会矛盾纠纷都涌到法院，严重削弱了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这与人民群众要求尽快、彻底解决纠纷的愿望相背离，而调解恰恰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 第四要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司法传统的角度，认识做好调解工作就是司法为民的体现。陕甘宁边区时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深入农村、依靠群众、方便人民、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它符合我国乡土、情理社会的特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被人民群众受接受。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界定，本质上就是司法为民。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经过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但乡土人情的社会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仍然是“和为贵”。做好调解工作就是从根本上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司法为民。 五、目前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首先，调解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一规定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争议较大，而前两原则基本合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当事人权利的错误倾向，在此逐一加以分析。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谅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自愿原则正体现了调解的这一本质特征，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之一，本不应有任何异议，但如前所述，我国调解制度采用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调解是作为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导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法官权力大而当事人权利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使得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难以很好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非自愿的强制调解现象。调解由于其简便快捷，成为许多法官青睐的结案方式，为了追求高结案率违背当事人意志进行调解或迫使当事人接受非自愿达成的调解方案。 调解追求的不是法律上的公平合理，合法原则是为了防止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恶意调解。如果当事人自愿放弃部分权利以尽快解决纠纷，也是其两相权衡之后，认为于己有利而决定的。因而应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应以法律错误或显失公平为由干预调解。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无助于调解的达成，也并不现实。案件事实与是非是否清楚实际上与调解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若强调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则须进行严格调查，从而耗时、耗资，牺牲程序利益。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其争议，是由于调解的经济效益，而非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过于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混淆了调解与审判的区别，缺乏实际操作性。 （二）调解程序的设定不健全。 1、庭前调解的适用条件不规范、不明确。法院调解可在诉讼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因此，有必要对调解的前提条件作一个更明确、更具体化、更适合司法实践的规定，使之符合公开原则之规定。 2、在调解的主体上，目前法律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主体。《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但从司法实践看，为提高办案效率，法院调解几乎百分之百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即使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议庭进行调解也仅仅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是由承办人一人说了算。这就容易造成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造成严重侵犯一方当事人权利的情况。 3、在调解的期限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民诉法》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但并未规定调解的期限，往往是当事人已经就某一事实明确表态不能接受调解，而法院仅仅以调解没有期限的规定进行拖延，使当事人在心理上造成疲态，从而不得不接受调解的结果。 4、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结果是以调解形式得出判决结果。 5、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同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然而，由于案件审理期限和法官的情感原因，尽管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无法估算的，那就是“审而不决”，或是在同一法官审判时得不到公正判决。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同时法院还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责任，二者必须相互交融，法院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能做好调解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让社会和当事人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华蓥市人民法院院长 蒋伟林）

㈥ 如何化解下级的矛盾冲突 领导艺术

作为一名领导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下级班子成员中，因为工作分歧，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甚至由于以往的矛盾，会导致谁也不服谁，常会将矛盾上交到上级领导面前，甚至要求“当庭审判”。面对下级的这种矛盾冲突，有的领导糊里糊涂，各打五十大板了事；有的领导则以太极“推手”应对，以“研究研究”为名推之。这样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让下级一肚子委屈化为满肚子怨气，对领导产生不满。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勇于面对。领导者面对这种矛盾冲突，最忌退缩回避，那不仅会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且有时由于下级求“判”心切，矛盾双方成员带着意见到上级部门去反映，将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失掉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的主动权。领导意味着责任，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任何“艺术”的圆滑与简单的刚硬，都只会加速矛盾的爆发。因此，领导者要勇于面对这种矛盾冲突，这也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政治素质。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冲突也是下级对领导的一次考验。领导的权威常常就是在成功处理类似冲突中得以树立并强化的。作为领导者，自信地面对矛盾双方，不仅能赢得下级的信赖，为日后处理问题奠定基础，而且也为寻求破解之策赢得了时间与回旋的空间，更使得自己牢牢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准确定位。下级的这种矛盾冲突，往往有迹可寻，却事发突然，并且留给领导者应对的时间也很少，这宛如一次微型的突发事件，出招是否及时、准确，将直接决定这次冲突是化解还是爆发。要正确应对，首先取决于对矛盾的准确定位。这种矛盾冲突与平时的“唱对台戏”有相似之处，但其冲突更加剧烈、更加直接。因此，面对这种抬杠似的冲突，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当机立断。由于情绪上的对立，双方在反映情况时，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扯得远、用语重。领导者要善于从这些零乱的信息中准确捕捉到矛盾的焦点，清楚双方真正在争什么。在处理冲突时，对双方的关键人物要辨得准，知道谁在争。这类冲突看似在“打群架”，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各自隐藏在后边的“帅”。因此，领导者在应对这种矛盾冲突时，要找准对方的“帅”，进而把做工作的重点放在双方的“帅”身上。

出以公心。领导者在应对这种矛盾冲突时，稍有不慎就会落下一个“偏袒”的名声，到头来出力不讨好，弄得自己两头不是人。因此，处理这类矛盾时，一定要出以公心，不以亲疏为界限，不以“实力”为准绳，而要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处理双方的矛盾。同时，此类矛盾往往是双方事先缺乏沟通与交流而导致的，并且双方在事件中常常都有不当之处，所以，在处理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公开”这个武器。在调查中，双方都会指责对方的不当之处，领导者如果只是一对一地了解情况的话，往往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而如果让双方“当面锣对面鼓”地反映情况，甚至让冲突以外的职工群众也来反映情况，则会让冲突的双方都有所顾忌，平息对立的情绪，为以后的处理打好基础。

注重疏导。当面对下级的这种矛盾冲突时，领导者与冲突双方常常会处于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如何让三点重合，形成干事创业的合力，则是衡量领导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要让对立的双方走近自己，并最终依法依规处理问题，领导者首先要巧用“拉手”，善砌台阶，注重情感上的疏导。在这类冲突中，因为双方均认为对方存在不当之处，所以各自往往都有一种委屈感，希望能对组织上倾诉自己的感受。因此，在处理之初，聪明的领导者常会与冲突双方进行一次坦诚的谈话，以此了解双方的真实想法，并求得双方情感上的认同。同时，处理此类问题，要注重从政治上加以引导。这种矛盾冲突往往爆发于中心工作中，如处理不当，会对全局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任由此类事件频发的话，必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的风气。因此，处理这种内部不和产生的冲突，要重在提高下级的政治修养和政治觉悟。领导者在处理的过程中要始终以政策法律为底线，依法依规办事，不以感情代替原则，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下级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策法制观念，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冲突这道难题，以积极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㈦ 个人经济纠纷如何处理报警还是诉讼

报警也没啥用，警察主要是管刑事和治安，你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经济纠纷，直接法院起诉就行，你选择报警，警察叔叔也会让你去法院起诉的~顺便说一句，这个基本不会留案底的。。你这个入档案基本行不通的。

㈧ 请问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有何优势

诉讼由法院行使审判权，具有公权力，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有执行力。

㈨ 求棚濑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读书笔记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读书报告
日本法学者棚濑孝雄以纠纷解决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特别倡导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过程分析（也称方法论个人主义）。本书选取了数篇棚濑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论文，学生认为，对于理解其所倡导的过程分析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一、跳出审判
棚濑指出，现代法律学研究，大多把焦点集中在审判本身，认为法学的任务仅仅是对于作为决定基准的法律规范和判例进行解释、分析。只关心判决，而对判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漠不关心；只考虑判决的做出，而对判决之后的效果漠不关心。法律学研究视角的狭窄，导致了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双重缺陷：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社会上的纠纷并不都通过审判解决，即使是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也与诉讼外解决的纠纷紧密联系。在理论上，引起了反对法官根据裁量权进行任何立法性的创新的法条主义者，同允许法律解释和使用有弹性见解的现实主义的对立分歧。由于“现实中的审判既超越法律规定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又不是与法学脱节的纯属事实领域之中的问题。”棚濑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跳出审判封闭空间，将审判视为过程，即程序参与者的互动作用的过程。
二、过程
与个人跳出审判的棚濑，将纠纷解决的过程和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纳入人们的视野。棚濑将作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移向个人行动层次的社会过程。重视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注重研究审判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里，棚濑主要分析了合意型的纠纷处理。这种合意的基础在于价值多元的角色过程模式，制度变化的着眼点是个人以及私人自治的秩序。形成方式时强调个别价值实现及自由的交涉行为。同时将合意型纠纷解决处理与决定型纠纷处理（主要表现为审判）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棚濑的合意与其理论中的“过程”、“个人”紧密相连，在纠纷解决中有重要地位。合意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点，也是处理纠纷的起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棚濑的过程与个人并不等于否定了制度的意义。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是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制度之上。即从实际观察到人们互动的过程中抽象出各种规则和制度，并考察它们与其他制度或社会整个构造、功能的相互关系。但制度的抽象化，往往使研究者忽略现实中使规范运作的个人。棚濑的理论恰恰发现这一点，使纠纷解决过程不失去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分析。
三、现实意义
棚濑构思的依据使对美国小额法庭审案过程的考察，棚濑的理论引发日本的司法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审判的重点不仅仅局限于当事人与法官的沟通，更重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小额法庭、ADR、司法改革、和解等都是我国近年来法学界，特别是诉讼法学界的热点探讨问题，棚濑的理论对我们改革的基础构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此外，棚濑的理论中，有很强的东方传统思想。比如我们一直倡导的“和为贵”思想，常常是我们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托。还由于传统的厌讼思想，比较审判，调解往往在现实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西方一些法学家也开始研究东方的调解方式，这样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也可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