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劳资纠纷

『壹』 新加坡将以参加非法罢工为由驱逐29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出境

已经遣返了这批中国司机。另外五人面临起诉，

『贰』 挂新加坡旗的船东拖欠船员工资怎么才能拿到工资

拖欠船员工资属于劳资纠纷，应该找劳动局。
海事局没有资格扣押和拍卖船舶，如果船舶存在不适航等行为，海事是通过行政强制禁止船舶离港，但是涉及到拍卖，是司法程序，主要是法院的职责了。

『叁』 在新加坡与雇主未签合同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你的情况是可以去新加坡人力部投诉。每天14小时的工作时间，月休2天是不合法的，而且只给5分钟吃饭，是太过分了。
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4点之间到以下的地点。不知你是什么签证？SP或WP？如果是SP，你的老板是会被罚的。

『肆』 新加坡劳工部电话请问是多少啊

新加坡劳工部电话是：(65) 6438 5122。

新加坡人力部（劳工部）是负责外籍劳动力管理的政府部门，按职能划分，下设劳工关系、劳工福利、劳工政策和行政服务四个处和中央公基金局、全国工资理事会。

(4)新加坡劳资纠纷扩展阅读：

新加坡人力部为了配合政府吸引人才的国策，出台了新的政策：凡是持有在新加坡人力部网站上列出大学的学位证书的人，将有资格在新加坡人力部申请长达一年的工作准证签证，以方便他们在新加坡找工作。

主要提供人才信息，劳务信息。我们拥有专业的劳务派遣、人才信息、签证信息咨询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敬业团队。能及时的向客户提供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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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新加坡劳务网-网络

参考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力-网络

『伍』 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发生劳动、民事、刑事纠纷时，适用哪国法律

子公司登记于新加坡，则一般发生劳资纠纷均适用公司所在地即新加坡当地法律。排遣或雇佣当地员工并无不同。

『陆』 求教，怎么从新加坡新加坡到仰光

两种方式，一种是做飞机去，比较快，大约是三个小时从新加坡飞到仰光，另一种是做船去，比较慢，大概要三天时间从新加坡做船到仰光，从新加坡到仰光还没有通火车。

『柒』 新加坡审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运行机制考察报告

2002-10-28
洋浦中级法院考察团

2002年6月9日至18日，为了学习亚洲先进国家和地区法院的审判经验和管理经验，我们洋浦两级法院的审判骨干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进行了学习考察。在新加坡，我们先后听取了新加坡著名企业家、南洋理工大学客座讲师林永瑞硕士讲授的《新加坡法律体系》，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曹勇博士讲授的《WTO的相关贸易法律问题：倾销与反倾销》，FOOANDQUEK律师行黄德林律师讲授的《新加坡法院内部设置及运作》；参观了新加坡高级法院、初级法庭，旁听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额索偿法庭的庭审；访问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师行——卢与那比亚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香港，我们旁听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审，与香港本地法官协会顾问、原上诉法官、香港特区金紫荆星章获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谈，访问了胡关李罗律师行。十天的时间虽短，但我们收获颇丰。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组织机制及审判特点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因此，它们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浓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设置
1.新加坡法院的设置
依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93条的规定，新加坡的司法权力是赋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实效的成文法下设立的初级法院。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法院执行法律时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门牵制。司法的独立性由宪法捍卫。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诉庭组成。大法官和两位上诉庭法官组成上诉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诉庭法官。同时，最高法院还有司法委员的职务，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权力和豁免权，他们的任期由总统酌情决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员。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总统在听取总理意见后委任的。总理向总统推荐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员之前，必须先和大法官商议。此外，高院还有主簿处。总统根据大法官的推荐，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师法令第2节的规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担任这些职位。他们兼具司法与行政职能，分别兼任最高法院的执行吏、副执行吏及助理执行吏，拥有与英国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审判庭书记官，以及主簿和同类官员相同的管辖权、权力和职责。隶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职员还有监誓员、通译员、书记、传票送达员和其他职员。从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员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是终审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诉管辖权。其民事管辖权是审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项中所作的判决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诉；刑事管辖权则表现在审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决而提出的上诉。当然，上诉必须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关的成文法规定。上诉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由三名或更大奇数的上诉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诉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这有点类似我国上级法院借调下级法院法官办案的情况。上诉庭由大法官主持审讯。在大法官缺席时，则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长、上诉庭法官或以上诉庭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审讯。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无限原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高等法庭审理的上诉案件来自于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诉案。除非另有法律规定，在高等法庭进行的每一项程序和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一名法官单独聆审与办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对所审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项具有丰富经验与专长的人士充当陪审顾问，以协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级法院又称初级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验尸庭、小额索偿法庭、家事法庭、劳资纠纷仲裁中心、伊斯兰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验尸官、小额索偿法庭的仲裁人皆由总统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委任。因此，从条块的管理角度来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实行的条条管理。
2.香港法院的设置
香港设有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级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诉法庭及原诉法庭组成，具有原诉及上诉司法管辖权。此次考察，我们参观了高等法院大楼。上诉法庭聆讯来自原诉法庭、区域法庭及土地审裁处的刑事及民事上诉事宜。而原诉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诉及原诉管辖权。原诉法庭审理最严重的刑事罪行，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贩运大量危险药物、以及复杂的商业诈骗。这类案件，由原诉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组成的陪审团会审。在必要的情况下，法官可决定由9人组成陪审团。原诉法庭可审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则其在原诉法院进行诉讼时，除非经法官同意不请律师外，必须聘请律师。原诉法庭作为上诉法庭，审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诉案件，也审理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亵物品审裁处及小额薪酬索赔仲裁处的上诉案件。
区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辖权。区域法院审理各裁判法院移来的可起诉罪行的案件，并可审理严重刑事案，但谋杀、误杀及强奸案除外。区域法院可判处最高七年的徒刑，审理刑事案件时没有陪审团。区域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类别最常见的有合约、准合同、侵权、收回地块、楼宇，及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遗产、信托、按揭、强制执行、幼稚人的抚养费，合伙的解散，针对欺诈行为或过失而寻求济助等，还有封租、雇员赔偿案、性别歧视、残疾、家庭岗位歧视、婚姻案件。从案件的管辖权看，区域法院审理的合约、准合约或侵权纠纷所涉标的额必须在5万港币与60万港币之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则由小额索偿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审理。
此外，香港还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两种不同的上诉机制。一种是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及土地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当事人不服区域法院、土地审裁处或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的裁决的，应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上诉，对上诉法庭的裁决仍不服的，则向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三审终审。另一种是裁判法院及各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种审裁处的裁决的，可逐级向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上诉法庭、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四审终审。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点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响，因此在法院设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时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调整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不尽相同，所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1.共同点
(1)严惩藐视法庭的行为，维护法庭的绝对权威。无论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严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绝对维护。当事人、检察官或律师发言或回答法官问题的时候，必须站立。在法庭上，律师称呼法官时，用法官阁下

『捌』 老板是中国人移民新加坡的,现在我在印尼他的公司打工,如果回国拖欠工资我该如何要回工资

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老板，要求支付劳动报酬。

『玖』 中国转型，从新加坡模式中学什么

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 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响深远的日本经济奇迹研究著述中，以这样的话作结：日本经济导向型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创新和实践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建构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制度。这句话让我喜不自禁，既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浸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约翰逊耗时十数年证明了日本的成功绝非西方化、市场化那般简单，每个国家的成败自有内在机缘，不可模仿，甚至也难以借鉴。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统治集团或攻或守的意识形态堡如当初甚嚣尘上的儒家文化圈，还关涉到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重重险境与障碍英国、美国、日本，每个榜样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借鉴西方或者借鉴东方，实在是各国政治发展与转型中最重大的课题，须谨慎小心。 本文要讨论的是新加坡与无往不胜的人民行动党的榜样问题。做为一个疆土面积、人口、资源与市场都极其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国家，新加坡与中国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寻政治经济转型门径的中国的法眼，原因非常简单，同为一党制威权政权，人民行动党顶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压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权家长制的现代转型和长久执政，也许还建立起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通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文化发展论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向新加坡学习的姿态还印证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对于威权政权的研究：一党制政权的存续时间要长过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政权，但一党制政权内领导层的斗争通常不会引发转型。 今日中国官学两界对新加坡政治与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严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会稳定有序与福利状况，既反衬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法治不力、腐败盛行状况，也提供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但问题在于，目标可以同一，路径恐怕难以同一，如若一厢情愿地以为新加坡只是因为坚持了一党制而轻易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文通过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由来、特点及缺陷，来说明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榜样。 人民行动党的权力获取与巩固 二战后伴随着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左派占据各国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人民行动党作为温和民族主义政党派系的崛起、壮大和掌控国家政权的历史 ，就是一部消灭左派政治集团的过程。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有两个阵营：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以李光耀和其他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们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产党。此时在自由派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组建的联合政府氛围下，左派通过组织劳工、统战策略、强调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当左派组织劳工和学生与政府的对抗活动时，李光耀也在致力于自己的统一战线。1957年，左派几乎取得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但温和派由于联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活动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后，温和派沿着两条路线巩固权力：一、在党内，李光耀引入了党员的等级制，在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之间做出区分，并允许温和派领袖长期在位。在抵制共产党渗透的名义下，人民行动党转变成了一个用大众政党伪装起来的干部政党。二、通过选举。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提出了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纲领，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以及与马来西亚合并。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选票的53.4%，占据了51个立法会席位中的43个。左派随后脱离人民行动党组建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选择融入更加保守的马来西亚联邦以抑制左派。凭借对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诉诸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合并入联邦，它利用劳工和教育政策来巩固政治支持，因而轻易赢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权力日益巩固，左派开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秘密警察、不经审判的拘捕和压制言论自由的压制措施，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左派领导人，并在选举过程中抵制极端分子，最终使得左派彻底衰落。但仅仅这样一些消极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不足以使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稳固持久，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民行动党策略性地运用国家资源去构筑支持基础，并笼络和控制潜在的反对派。左派在人民行动党中下层和劳工运动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李光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议会，并把城市政府的职能集中到国家层次上来，人民行动党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选区，政府和政党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党活动同级开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就取代了政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控制结构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脱离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机，工会总会也随之分裂为倾向人民行动党的全国职工总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劳资纠纷成为两者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伴随严酷压制措施的，是全国职工总会在财政上依附于政府，其领导人也由人民行动党挑选。为了应对官僚集团内部对于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动党发起一场整肃，取消了高级公务员的生活成本补贴，并引入了新的纪律程序，依照公务员对党的态度来决定去留和恩罚。为了驯服官僚集团，李光耀政府还在常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国营或半国营机构，用以执行其计划，如公用事业委员会(1959)、房屋和城市发展委员会(1960)、经济发展委员会(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结构逐渐显现。政治权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性下降，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也变得比它名义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过改组过的工会运动，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紧密的组织网络，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纳入人民行动党的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那时的私营部门与社会在实力与政治上都是极为弱小的，这为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政策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度。并且，不容忽视的是，二战后的古典发展主义潮流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与意识形态是约束市场与保护社会，所以国家干预的权威性并未遭遇到太多质疑与挑战。 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与严格的劳工控制 作为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行政机关，弱小而从属的立法机构，以及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们的经济政策与治理过程既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也保证了政策连续性。经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而经济决策的政治化诱惑在拉美、韩国、印度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扩展了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决策权的集中和伴随着名义上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的干预模式，核心的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另外还有投资促进部，类似于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贸易促进组织。 经济结构不同决定了国家对外部约束的回应不同，新加坡没有内部市场，于是集中精力寻找新的制造业领域并增强其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与香港的国际定位相当，这点决定了其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结构会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与众不同在于其工业发展政策的受惠对象是外国公司，所以其工业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与市场规模更大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动党仰仗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迫使外国公司和具体的目标部门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取支持。可以说，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劳工控制之间关联性的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劳资冲突对外国投资的威胁后，内无市场、外不能吸引投资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动党推出新的劳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成本，从而扩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和势力。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动党的偏好：庞大的国有部门、干预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占主导的倾斜的三方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出现激发了社会对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和国内外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激烈反对。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成长起来的社会与私营部门要求改变保护性、施恩性的家长制，但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仍被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人民行动党从工会外部指定领导人且分化劳工运动、限制工资增长的行为，使得工会内部开始分裂，劳工控制变得不那么轻松如意。 新加坡劳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资与外企，这与拉美国家雷同。外国投资可能有助于技能形成、技术发展和营销技术，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量引入，实际上对所在国的技术提升、国民收入增长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他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作用一直比较小。并且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构成往往表明了各国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到20世纪70~80年代时，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本土企业已经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经济部门，只有在电子部门，外国企业才比本地企业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贡献。2000年前后，韩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产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尔将东南亚的发展模式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极少，而这也是今日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所在。 在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各种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出口型工业的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压力。中国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制造，大部分跟泰国或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和产品还比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而没有开发技术、创建品牌和提高生产效率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劳工控制既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悖，并且更重要的是，劳工控制是与独特的外资外企独大、外资发展导向型工业政策相关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下滑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困境恰恰表明，过分依赖出口与外企，犹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认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顺应了与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所不同的新发展主义潮流，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不同于国家干预与保护市场，而是释放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并约束国家的不当的、违背市场的干预行为。中国经济GDP贸易依存度过高，虽然意味着中国经济更为开放，但没有自主品牌，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因而处于财富分配链条的末端。这也说明了新的内外形势下呼唤新的发展规则，中国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对新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的管理方式必须转变。 政治上来说，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开明专制式的家长制，领袖的引领很重要;其二，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体的规模;其三，独立的反贪污调查机构，但因为国家都是执政精英的，所以反贪可以将核心的执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说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吸纳党员条件非常严格的精英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学而优、商而优甚至商学不优尽可吸纳的宽松进入门槛有着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动党对城市经济体施行控制所需的条件，与共产党对中国13亿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新加坡，家长制统治的权威在社会与私营部门成长起来后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也迫使人民行动党面临转型问题。 对应新加坡的特色，我们所得的教训有：第一，过度倚重开明专制与领袖个人的突出作用让中国现当代遭受到的教训最为深刻与沉痛。第二，虽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规模庞大的领土国家与城市经济体的治理方式之悬殊，如同当初整个欧洲大的一个国家与南地中海边的热那亚间的差异，领土国家广阔的内部市场与区域差异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国的存续只能靠金融与商贸，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实在谁也不必羡慕谁。第三，共产党一直像人民行动党一样，将自己置于清廉、反贪、法治的标准之外，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显示了立法者、执法者超越于法治与政治规则之外的最大严重恶果。 再退一步说，从工业化战略上来看，新加坡隐性的党政分离和技术官僚独立运作是经济决策过度政治化(最明显如唯GDP主义)的中国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视作是独特的法定机构，却未能认识到这些隔离于社会压力与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独立经济官僚机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还是对新加坡经济成就取得的核心机制不明就里。如果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和国家干预行为要遵从市场原则，以及依据自身局限性制定扬长避短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务实精神，是中国经济领域未来脱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作者为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