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渎职侵权行为的监督
撰稿人：沈旦妃 俞佳 职务犯罪预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部门共同参与，而且需要通过法律的、机制的、体制的教育等多种手段和途径进行综合治理。分析行政机关一些渎职案件后，笔者产生这样的认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预防职务犯罪单靠打击是不够的，必须坚持教育在先、预防在先、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 一、行政执法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主要原因 行政执法人员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又有主观方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极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利的异化而最终导致犯罪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行政执法机关内部发生的职务犯罪，犯罪行为大多数是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视公权为私权，权力观念错位，特权思想严重，讲亲情不讲原则。这和极少数行政执法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职业道德教育流于形式有一定的关系。 2、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执法腐败蔓延。我国行政执法机关有相当部分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如税务、工商总局直接领导各直属税务、工商局，管辖范围大，各直属税务、工商及基层所遍布全国各地，使上级局对下级局的管理和监督有较大难度，管理难以到位。而地方税务、工商因没有隶属关系，所以地方党政管不了，形成“管的着的管不到”的局面，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3、一线执法人员权力过大，形成监管漏洞。我国税务、工商、医药、土地、质监等部门现行的业务管理体制中，业务管理权限实际上集中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他们是否依法行事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良知。由于执法权力集中在一线人员个人身上，形成一些监管漏洞甚至黑洞，不法分子只要买通了他们，就可以实施不法行为。 二、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人教育和管理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也是一种腐败，在政治上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消极影响和严重危害性绝不亚于贪污贿赂犯罪。有效地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既是对中央提出的全面系统地预防腐败犯罪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因此，党委要高度重视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大力支持司法机关预防和依法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为预防渎职侵权犯罪提供政治和组织保证。 二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城建、质监、土地、卫生等系统要经常开展正确的权力观和义务观教育、专项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要结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加强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和岗位业务培训，使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法制教育，树立法制观念，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增强遵纪守法的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拒腐防变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廉洁奉公，公正执法。加强“八小时”以外对执法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把八小时以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延伸的八小时以外，促使其正确处理好与工作对象的关系，断绝与不法分子的交往和联系，纯洁行政执法队伍。 三是要落实廉政责任制，兑现奖惩制度。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落实廉政责任制，单位负责人与部门负责人之间，部门负责人与普通干部之间要层层签订廉政责任状，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追究哪个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大力推行廉政量化和风险管理，实行责任考核与追究制度。将理论学习、廉政教育、专项业务等层层分解，把任务目标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交叉到位”的责任体系，部署违法违纪要追究领导责任，实行“廉政一票否决制”。与此同时，要执行奖惩制度，奖罚分明。对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勤政奉公者要给予大力表彰，对查处违法犯罪有功人员给予重奖；严格执行中纪委和国务院各项纪律法规，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对工作失职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对违规违纪人员坚决查处，该处分的坚决处分，决不手软。 （二）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部门的管理体制，加深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一是要努力健全对重要业务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对一些权力比较集中、比较敏感的重要业务环节，要按照“事权分离、权力分解、相互制约、规范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对现有的作业流程、作业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科学地进行内部权力分解和职能划分，建立全新的业务管理体制。通过监控管理和执法评估，对当地各现场执法情况作出适时定量的分析，掌握情况，把检查执法问题同廉政检查结合起来，纠正业务工作偏差，同时追究个人责任。 二是要严格管理，强化监督，这是预防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环节。预防部门应帮助和指导各行政机关、部门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项监督制约机制，不断总结和探索有利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的新办法和新制度，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约束和检查，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防患于未然。 三是要坚持制度监督。教育不是万能的，预防职务犯罪每个单位、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管理特点和规律，要针对本单位或本行业的特点、分析容易滋生腐败的部位和环节，职务犯罪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规范程序，明确责任，减少漏洞，在健全制度的基础上，健全监督制，并确实落实。 四要坚持执法公开。执法标准、程序要公开化。每个单位执法权力都有自己的程序、特点和规律，外部力量很难介入，成为执法权力运作的封闭性，群众很难监督。无数事实证明：职务犯罪最重要原因是对权力约束不力，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失去制约权力越大，发生职务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执法部门要将执法标准、程序向社会公开，便于群众监督、防止执法人员权力滥用及失职。 （三）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 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工作，及时提供有关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在其专业化优势和经验的基础上，应认真钻研行政执法部门的专业知识，熟悉工作流程及有关规定，掌握城建、土地、等工作必需的相关知识，同时，善于攻坚克难，顶住压力，保证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有效查处。 二是行政执法机关应与检察机关建立工作联系制度，成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小组，具体指导和协调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通报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剖析案件的特点、发案原因及规律，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检察机关定期或不定期派员到行政机关上法制教育课，并运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警示教育广大行政执法工作人员。 三是加大监督力度，共同抓好行政执法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检察职权，不能超越检察职权搞预防，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行政执法机关密切配合。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加大检察、行政机关的联系，共同把好预防职务犯罪的关口，遏制行政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要加强信息交流和情况通报。行政机关有关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内部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改革措施，行政人员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要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共同开展调查研究和预防对策研究。根据行政执法机关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可共同开展前瞻性的调查分析，深入探索制度、机制改革和创新，努力研究从源头上预防行政机关职务犯罪的根本性措施和对策。共同推进检察建议的落实。检察机关要结合查办行政机关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件，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积极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努力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积极协助案发单位共同及时落实。要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调研，研究各个时期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预防，做到系统问题系统抓、综合问题综合治。进行预测性分析研究，研究我国随着行政执法机关体制的调整，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提出防范对策。
2. 思修中刑法的案例分析题
lz，这个为什么是刑法题……？
补充：
1）口头遗嘱只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肯定不行，一般都要求至少2个无关的见证人。要不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还不全乱了。
2）只要是合法收养的养子，法律上视为正常的父母子女关系，继承也一样，精神病与否也没有影响。
3）可以的，丧偶儿媳、女婿，如果对配偶的老人照顾比较多的，可以视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等于法律上假装他/她是老人的子女了），继承法上有明确法条，自己搜索下吧（用丧偶搜索）。
4）可以，李云用“代位继承”，李聪用“转继承”，具体解释请网上搜索，很好搜。
5）懒得算了……原则就是所有有继承权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分。包括上面4）说的两位，还有那个没再嫁人的儿媳。
6）遗赠和遗嘱不同，因为帅某不是死者亲属，所以接受遗产属于接受遗赠，应当在知道相关事项后2个月内表示接受与否，否则视为放弃。如果是继承人（而不是受遗赠人）则相反，2个月内不表示，视为默认接受。
3. 如何认定渎职罪的“严重不负责任”
司法实践中，对“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直接影响到许多渎职罪具体犯罪是否成立。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在实践中争议很大。从刑法解释论立场看，对“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体系解释是解决认定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渎职罪客观方面要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严重不负责任”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和地位。易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严重不负责任”，究竟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第二，“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认定。尽管渎职罪的条款并未明确规定“严重不负责任”，但在渎职罪其他条款中却明确出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字样。因此，对“严重不负责任”的理解，必须联系其他条款进行统一解释。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 作为刑法用语的“严重不负责任”出现在包括渎职罪在内的11个条款中，它们分别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第三百零四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第三百三十五条医疗责任事故罪;第四百条第二款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第四百零六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第四百零八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四百零九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二款商检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九条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 对“严重不负责任”性质的理解，理论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属于主观要件。认为“行为人本来能够正确地认识一定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并进而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但他却在自己的主观意志支配下，对社会利益和公民大众的安危采取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属于客观要件。有学者在论及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时认为“本罪在客观上必须具有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赞成“严重不负责任”是客观要件的学者在理论界为数不少。 第三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应该是主客观表现的统一体。严重不负责任不仅能视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要件，而且也可理解为是过失心理的主观要件。 从语法上来看，将“严重不负责任”作为导致后果产生的主观原因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然而，视“严重不负责任”为主观方面要素，至少会产生下列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造成法条之间的不协调。刑法第三百零四条中规定，邮政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故意延误投递邮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本条从主观罪过中分析，故意犯罪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渎职罪一般为过失犯罪，而一个罪名中不可能存在两个罪过，既是故意，同时又有过失，因此，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主观要素，使得法条的整体性被破坏; 第二，造成构成要件中缺乏行为要素。比如，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中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如果将“严重不负责任”作为主观要素，那么，本罪在客观方面只有危害结果，却没有犯罪的本质要素———失职行为，从而使得构成要件没有规范要素，这是不可思议的。 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主客观表现的统一体，更是违反了规范要素的逻辑结构。犯罪构成各要件之间既相互联系，同时又有所区别，每一规范要素与事实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一个规范要素不可能集主客观表现于一身。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违反了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逻辑。 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渎职罪的客观行为要素，实际上是必然的选择。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对法条进行合理解释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解释 在解决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和地位的问题后，该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在实践中争议很大。对“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已经成为许多渎职罪具体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站在刑法解释论立场，对“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体系解释是解决认定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体系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法规中的地位，结合其他相关法条，来阐明其规范意旨。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孤立地理解刑法条文，使条文之间避免不必要的“皱褶”或“漏洞”，以便实现刑法整体协调。“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 将刑法中使用“严重不负责任”的所有条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法条中的用语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法条中以“严重不负责任”概括了渎职行为。如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中“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中“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等;还有一种是除了以“严重不负责任”进行概括外，还详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刑法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以概括的方式表述渎职行为占了绝大多数，而具体列出渎职行为的条款只有商检失职罪和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刑法之所以对这两个罪名中“严重不负责任”进行特别描述，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检验检疫部门岗位职责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其渎职行为表现形式单一，只有这两种情形，因此，在法条中加以明确，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对这种部门渎职行为的认定;二是检验检疫部门渎职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但只处罚这两种行为。无论是出于哪种考虑，将“严重不负责任”予以具体化都是一种特殊规定。 “严重不负责任”是对渎职行为的高度概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严重不负责任”实际上是对渎职行为的高度概括，“严重不负责任”就是不履行和不正确履行职责。立法者考虑到实践中渎职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所以在法条中未对“严重不负责任”的外延和内涵作出具体规定，而是留待司法部门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某些渎职犯罪案例的处理之所以会出现分歧，就在于审判机关没有对严重不负责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作同一性的解释，而是将严重不负责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分别理解，把严重不负责任作为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限定词，来说明失职的程度。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以偏概全，把立法中对“严重不负责任”的特殊规定当作普遍规定来对渎职罪进行定义，即把概括的渎职行为———严重不负责任与具体的渎职行为相并列，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当地缩小了渎职罪的处罚范围。 体系解释指向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诠释，能够使相应的规范之间严密衔接，尽量避免不应有的“漏洞”。二是减少与其他规范之间不必要的重叠，尽量熨平理解上的“皱褶”，使对构成要件的诠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抛开与其它条款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渎职罪中“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用语，我们的确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对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程度的限制，抑或是对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概括。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4. 渎职罪案件,检察院要多长时间才送法院
从公抄安机关到检察院办案时间：1、线索初查一般应在二个月内完成。2、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限届满前不能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重大复杂案件还可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二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如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还可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再次延长二个月。办理审查批捕案件，应当在案件受理后的七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案件受到后的十五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3、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案件，一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报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
5. 渎职罪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确定的
渎职罪的因果关系怎样确定
1、首先确定对追究渎职罪有意义的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对渎职罪的定罪和量刑都有重要的意义。有些渎职罪中的危害结果属于构成要件结果，指该当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所必须具备的结果，即这一结果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内容，如果行为未产生这一结果，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这一结果又称为定罪结果。这就使得在分析渎职罪的犯罪构成时，先要考察已经发生的危害结果是否符合渎职罪的立案标准，[6]如果符合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接下来才能考察行为人客观方面的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发生符合渎职罪立案标准的结果则无需追究刑事责任，也就不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2、以条件说为依据分析渎职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关系
一因一果的情况容易判断，复杂的情况就是多因一果，即渎职行为和其他介入因素共同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如何判断?笔者认为可以把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a引起b，b引起c，c引起d，其二是a+b+c﹦d。[7]这两种情况下，a和d之间都有因果关系。
第一种情况下，介入因素由渎职行为所引起。该种情况下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和普通犯罪有所不同：在普通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中，异常的介入因素会中断因果关系，而在渎职罪中只要因果关系发展的链条没有断，则因果关系不会中断。渎职行为使社会关系错位，背离法律预先设定的模式，引起其它不该出现的介入因素，并最终导致危害后果，只要因果关系链条没有断，则渎职行为与后来的危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如下例：
余某，环保局长。某化工厂过量排放污水被责令停产，恰好该厂接到一批紧急订货。为创收，厂长李某许余某以好处，要求完成订货后再停产整顿，余同意。因机器设备昼夜运行发生故障，大量有毒废水排出，致周围居民死亡20多人，重伤残疾183人，直接经济损失40多万。
环保局长的许可行为直接导致了化工厂生产，昼夜生产造成机器故障，机器故障导致有毒废水排出，废水排出导致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每个环节又都是合乎规律地引起下一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衔接地顺理成章，所谓介入因素也都是由渎职行为引起的，没有渎职行为也就没有其后的一系列行为。环保局长的许可行为是这个因果关系链的源头，许可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因此环保局长的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种情况下，介入因素不由渎职行为引起，但和渎职行为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下例：
陆连保，行政拘留所所长，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1993年1月中旬，该所关押的被收审人员樊喜顺、白麦圈、冯田福先后被同号收审人员多人、多次体罚、殴打致伤。同月21日，被收审人员何俊奎又被同号的刘宗仁、孙永刚(另案处理)等人长时间体罚、殴打致伤(肋骨被打断七根)，次日，陆连保发现后，只让告知家属给买胃药，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救治，致使何于当晚8时许死亡。经法医尸体检验，死者何俊奎系被平面和具有棱边条状致伤物反复作用造成失血、疼痛和酸中毒死亡。
该案例中，如果没有拘留所长的失职和纵容，也就不会有牢头狱霸的殴打行为，继而也不会出现被害人的死伤，因此拘留所长的渎职和被害人的死伤之间有因果关系，应负刑事责任。
条件说为了防止扩大处罚范围，又提出了禁止溯及理论，即当一个行为或事实独立地导致了结果发生时，就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条件。笔者认为介入因素只有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才可能中断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1、介入因素独立存在，不是渎职行为引起的，和渎职行为毫无关系。这里考察的是介入因素的来源和渎职行为是否有关。2、介入因素独立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和渎职行为共同作用。这里考察的是介入因素能否独立引起危害后果，如果介入因素不借助渎职行为独立导致危害结果，则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如行为人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欲采伐某片森林，但该森林资源却在滥伐之前被盗伐，则此危害结果与行为人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渎职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6. 今日说法的案例分析
上诉
7. 刑事一审抗诉案例
刑事一审抗诉案件，一般存在的问题
北流院近几年的抗诉案件全部集中在那些法律规定不明确，检察院、法院对适用相关法律条款的理解、认识不一致的案件中，具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累犯认定的差异，导致抗诉失败。
法律规定，“曾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属累犯”，该们认为，在第二次故意犯罪中，按照刑法有关规定，只要是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就应当构成累犯。因为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由于检、法双方对法律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如该院提请抗诉的梁明故意伤害一案就是这种情形。
2、法律规定量刑中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不明确，抗诉没达到应有的效果。
由于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对减轻处罚的幅度、档次的界限作出明文规定，所以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减轻的幅度、档次是看法官个人的意志，法官可以作减几档的处罚，导致了作无限减刑问题的出现，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该院提请抗诉不成功的案件中，有2件5人属于这种情况。
3、玩忽职守罪中的“严重不负责任”的界定，法律规定不明确，抗诉不成功。
在该院抗诉没有获得改判的庞澎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中，就是由于玩忽职守罪中的“严重不负责任”的界定，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抗诉失败，因为没有具体详细的司法解释，势必造成检察院与法院的认识理解及执行不同，所以抗诉也很难成功。06年新出台的立案标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渎职罪侵权案件无罪判决率高居不下，也成为了整个检察机关的刺手问题，却又没法可施。
4、上级法院对故意伤害案件的伤情有重新鉴定的权力，改变了鉴定结论，法院判决时出现量刑畸轻的案例，检察机关无能为力。
前两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中级以上的法院对伤情案件有重新鉴定的权力，原法医鉴定结论的改变，也直接导致了量刑的改变。如：该院办理的抗诉案件赵辉故意伤害一案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就等于中院一边自已作出鉴定，另一边自己又作出判决，造成的结果是法院缺乏监督和限制，容易滋生腐败。不过，近两年来，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否定了这种做法，法院已不能再对伤害案件私自作出重新鉴定而否定原来的鉴定了。
5、对主从犯的认定，检、法两家意见不一，抗诉难度很大。
在主从犯的认定上，法律规定：在犯罪中起主要、积极作用的为主犯，但对于何谓主要作用没有作出更为详细的解释，所以就容易出现了检察院和法院的理解差异而提起抗诉，最后在主从犯的认定上均没有获得改判。如该院在提起抗诉的陈义、窦杰阳等4人贪污、受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一案，以及刘桥黎等4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就存在这个问题。
6、“缓刑”的适用条件太抽象，不好执行，抗诉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在该院这几年的抗诉案件中，有3件7人是因为缓刑适用不当而提请抗诉的，有1件1人维持原判。法律规定了适用缓刑的条件为“判决3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何谓“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太抽象、笼统，不好执行。另外，还存在一个对缓刑的认识问题，比如：判三年缓刑五年执行和判一年实刑哪个重？在该们及一般群众的眼里，肯定是认为是判一年的重，因为判缓刑只要宣布判决结果，就可放出来不用被关押了，而判实刑的还要被关押，从被关押的实际时间来看，就是被判三年缓刑的轻，判一年实刑的重。目前，法院对缓刑的适用比较多，特别是经济案件，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有的明显量刑轻的案件却无法提出抗诉，抗诉的效果也有够理想。
7、抗诉案件的类型较单一、范围较局限。
该院这几年的抗诉案件全部是对无罪判决和量刑畸轻案提出的，类型较为单一，所涵盖的面太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既有可能是有其它类型可“抗”之案而未“抗”，在理论上也不排除无其它类型可“抗”之案的可能性。
1.对轻罪重判以及人民法院程序违法的案件进行抗诉的案例极少。既没有纯粹因为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定，而提出或提请抗诉的案件，也没有因轻罪重判而提出或提请抗诉的案例。
2.检察机关对刑事自诉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法律监督缺乏有效途径，少见对这两类案件提出抗诉的例子。尤其是对刑事自诉案件的判决或裁定的监督和审查基本处于监督盲区。由于刑事自诉案件不必经过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而直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对这类判决没有及时了解和掌握的法定途径，只有自诉人或被告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才有可能知晓。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确有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检察机关一般只能在判决生效后经特别途径进行审查，如符合抗诉条件的，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这部分案件的抗诉鲜有先例。此外，检察机关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法律监督也较薄弱。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一般不参加法庭审理，法庭又依法适用独任审判，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是否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中是否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影响公正判决或裁判的等等，检察机关也缺少监督途径。
8. 如何认定过失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中断”理论难以有效控制渎职犯罪，应引入监督过失理论
所谓过失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出于主观上的过失，未能履行或未能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类犯罪有一个共同点，即以负有公共职责的特定主体疏于履行职责为前提，但是，是否疏于履行职责又涉及到对危害结果的分析，换句话说，疏于履责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上争议很大，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导致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着不同的结论。
对于过失渎职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司法实践中多采用“中断”理论来加以判断。所谓中断理论，即在刑法因果关系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原来因果联系的方向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致使因果关系中断。这种中断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一是介入因素是异常的；二是介入因素对最后危害结果起直接作用。现以某地法院的一个判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某市锅炉压力容器所检验员王某在负责检验验收某个体浴室常压燃煤热水锅炉时，接受对方吃请，不正确履行职责，在被检验锅炉出厂资料技术参数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仍在检验报告中作出虚假记录，致使该锅炉取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锅炉使用登记证》并投入运行。之后，该锅炉业主擅自将常压热水锅炉改为承压锅炉使用，最终发生爆炸，造成7死7伤的重大伤亡事故。当地法院依中断理论认定，检验员王某虽然工作上有失误，不认真履行职责，但因常压热水锅炉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爆炸，且最终所造成的重大伤亡的结果是由于业主擅自改造的行为决定的，故属于异常介入，因而王某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王某不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引入中断理论来对过失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加以判断是不合适的。中断理论的提出是由于在因果关系理论方面主张条件说的学者企图制约不适当地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结果。在过失渎职犯罪中，绝大多数的个罪比如玩忽职守罪、环境监管失职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罪名中，介入的因素都是导致最终结果的直接原因，而且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发生的。比如上例中，若王某能认真履行职责，就不会使该台不符规格的锅炉投入运营，进而也不会发生业主的擅自改造，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最终的死亡结果了。因此，从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上看，中断理论在判断过失渎职犯罪中具有无法正确认识刑法因果关系的性质。
笔者建议，为加强对过失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应该引入监督过失理论来认定此种因果关系。
所谓监督过失，是专门针对上层管理者疏于管理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其实质是严格追究管理者的过失责任。
监督过失可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未能使从业人员充分注意的直接上级，可因“懈怠监督责任”而适用监督过失追究过失责任；二是基于事故对社会安全体系的影响，对企业的高级领导可追究“组织、营运制度”上的监督过失责任。据此，监督者的职责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人的监督，即对被监督者的直接监督；第二是对制度的监督，即建立安全有效的管理体制。监督者一旦违反这两种职责而导致危害后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见，通过对管理人员即监督者的失职行为进行处罚，可以使监督者对其职责不敢懈怠，监督者的职责意识得到强化，从而有效地阻止过失渎职犯罪的发生。
就过失犯罪而言，其因果关系一般存在于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但是在监督过失的情形下，则是由于介入他人行为作为中间项而使得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监督者直接所为。因此，监督过失中的因果关系较之于一般过失的因果关系而不同。这种差别在于监督过失责任是以监督者对于被监督者所为的过失行为负有过失责任为前提的，因而要探究监督者的过失责任，首先要肯定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与被监督者的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次才是被监督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显然，肯定监督过失犯罪是以肯定监督者与最终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前提的。结果的直接原因是直接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但直接行为人的行为是由于负有监督职责的人没有履行监督职责的不作为所引起，因此，监督者的行为与被监督者的行为同为结果的原因。可见，监督过失理论是以强调监督者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基础的。
监督过失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对监督者的疏于监督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且此种否定性评价并不是以危害结果为源头从结果往前溯及原因，而是直接将监督者的过失视作最终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即作为对直接责任人员的监督者，由于怠于监督，没有及时防范或纠正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以至于发生了危害结果，虽然其监督过失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具体危害结果已经包含在危险的实现的概念中，对最终结果的发生仍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因而必须与介入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
不可否认，监督过失理论强化了监督者的过失责任，肯定了过失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为解决过失渎职犯罪因果关系提供了依据。一般的过失犯罪因果关系存在于行为人及其行为所导致的直接危害结果之间，比如交通肇事罪中骑车人被第一辆汽车撞倒后又被第二辆汽车轧死，这种情况下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员与最终的死亡结果之间虽然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无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为法律本身并未明确。但在监督过失情形下，由于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与介入因素的担当者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结果的发生，故而监督者也应承担共同责任。回到先前所举的案例中，若依监督过失理论，重大伤亡结果的发生是由于检验人员王某的过失行为与锅炉业主的故意行为共同作用所致，令其承担刑事责任符合罚当其罪的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理论虽没有明确提出监督过失的概念，但从刑法关于过失渎职犯罪的法条来看，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监督过失的基本理论，如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环境监管失职罪便是监督过失的适例。应该说，倡导监督过失理论，运用监督过失理论来解决渎职犯罪因果关系，对于我们尽快解决像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红心鸭蛋事件等伪劣产品泛滥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用网络）
9. 浅析如何理解和把握渎职犯罪中的“恶劣社会影响”麻烦告诉我
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中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规定的一个法定条件，属于非物质性损害后果，比较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和认定，一直以来是困扰司法机关查办渎职犯罪的一个难点。对于我们基层院来讲，严重损害国家声誉的案件很难遇到，但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却是我们在办案中经常遇到的情形，由于大家在认识上不统一，导致在执法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因此，明确对渎职犯罪中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和把握，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一般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引起群众不满和愤慨，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造成局部地区社会不稳定，甚至造成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等。恶劣社会影响通常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是无形的，属于非物质性损害结果，通常具有损害结果的不可计算性，损害后果具有相对的区域范围以及损害后果表现形式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特点。认定这一情形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恶劣二字，即什么程度才算是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才够上我们的立案标准，笔者经过认真思考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下认识，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一、看案件本身性质是否恶劣
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取决于案件本身性质的恶劣程度。从主体上讲领导干部失职渎职要比一般干部失职渎职恶劣；从主观恶性是讲，故意犯罪要大于过失犯罪；从行为方式上讲，具有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情节的渎职犯罪，要比一般的渎职犯罪情节恶劣；从侵害客体上讲，损害党和政府声誉、形象、权威、公信力以及践踏国家法律法规的渎职犯罪比损害一般性企事业单位管理秩序要恶劣。总之，案件本身性质、情节的严重程度以及社会危害性，是判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看案件本身是否能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恶劣社会影响可分为已经显现和尚未显现两种情况，就是说表现在面上的或者说已经表现出来的恶劣社会影响较好认定，如我县去年发生的因某某事件而引发的抬尸围攻县政府、集体上访等，就严重造成了县域公共秩序的不稳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但在实践中有些本应显现出来的恶劣社会影响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显现或者未能及时显现。未能显现，并不是没有社会影响，关键要看案件本身是否能够引发这种社会危害性，只要能够引发恶劣社会影响，既是没有引发，潜在的危害也是客观存在的，况且没有引发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公信力控制的结果，有的是因为渎职行为被国家机关及时纠正所致，这些都是因公权力的介入，使恶劣影响脱离了公众视线或是得到了应有的控制。实践中，因公信力的控制未能引发的，不影响对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因为公权力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如将公权力的结果作为给渎职者抵债的条件，则违背和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等于用公权力的结果来减免渎职犯罪的罪责。
三、认定恶劣社会影响不能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规定了九种情形，第一条第
1款至第7款明确规定：只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才符合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第8款和第9款是对第1款至第7款以外的其他符合立案标准情形的概括和规定。从第1款至第9款之间的关系来看，第8款和第9款规定情形的社会危害程度应与第1款至第7款规定的程度大体相当，也即只有第8款和第9款规定情形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第1款至第7款程度相当的情形下，才能进行立案追诉。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社会影响是否达到恶劣程度时必须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不违背立法本意上判断。
四、要从物质性损害和非物质性损害两方面来综合判断
司法实践中，许多渎职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既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当物质性损害后果达不到立案标准而非物质性损害后果也不是十分明显时，就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综合认定判断。恶劣社会影响属于非物质损害后果，是无形的，实践中存在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办案人员在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的同时，还要建立沟通联系制度。既要加强向上级业务部门的请示汇报，争取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又要加强同本院侦监、公诉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特别是要加强同审判部门的沟通联系，力求在认识上达成共识。
总之，恶劣社会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感性范畴的问题，司法解释再详细也囊括不了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司法工作人员要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案件具体情况，在不背离立法本意的基础上去认识和判断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程度，既不能失之过严，放纵犯罪，也不能失之过宽，扩大打击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准确把握和认定渎职犯罪中的恶劣社会影响，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做到不枉不纵，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