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双轨制

❶ 认为是医疗事故，不经鉴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吗

不经鉴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患者一方认为是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否认，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一方要经过冷静、理智的调查研究或者咨询、论证后，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国法律确定的医疗事故处理的体制是双轨制，即可以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移交医学会进入鉴定程序，鉴定报告作出后再行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简单审理后再委托医学会鉴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不是医疗事故赔偿纠纷，还可以告诉当事人按其他医疗侵权诉讼。人民法院认为是医疗事故纠纷的，直接委托当地医学会鉴定。
对于医疗事故纠纷，医学会的鉴定报告起着直接证据作用，所以，不管是直接委托鉴定，还是先行向人民法院起诉，都应当对案情整体把握。如果根本无法鉴定为医疗事故、不能确定医疗过错的，提起起诉更应慎重为宜。

❷ 那些是杀了不能复活的

为什么会"死而复生"？探究人体死亡临界点
为什么脑死亡比心脏死亡标准更科学？植物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死而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无效死亡，由于欠费，就把尸体放在医院太平间，两天后，孩子的父母凑齐了费用，并准备把孩子尸体火化，没想到抽屉一拉，孩子坐起来说：“好冷啊。”
对死亡的混乱认识不仅发生在广大公众中，甚至也发生在医学界。在我国，坚持要对脑死亡者进行抢救的一般都是公费的，愿意放弃的都是自费的。
对死亡的混乱认识不仅发生在广大公众中，甚至还发生在医学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采用脑死亡标准，而我国仍然采用落后的心死亡标准。记者为此采访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这位同时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的“跨国”医学博士，审视了中国民众乃至医学界在死亡概念和一些相关问题上与世界共识的差异，并力图从医学界开始更新观念。
为什么会有“死而复生”
记者：我最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大约十年前，一个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无效死亡，由于欠费，就把尸体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是冬天，室温较低，没开冷冻设备。两天后，孩子的父母凑齐了费用，准备把孩子尸体火化，没想到抽屉一拉，孩子坐起来说：“好冷啊。”这种“死而复生”的事真让人发蒙。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过去把没有呼吸、心跳认定为死亡，近年来医学界又提出不论心脏是否停跳、呼吸是否消失，人只要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个死亡的新概念，难道医生会弄错吗？
陈忠华：你所说的这件事，具体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具体评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死而复生”通常是在死亡诊断上发生了错误。死的确是三岁孩子都知道，但你刚才的话就出了错，脑死亡的第一个标志是自主呼吸完全消失，你漏掉了“自主”和“完全”四字，就谬以千里了。
作为中国现代执业医师，即使目前还不能恰当地停止无意义的医疗活动，也不至于连病人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亡了都不确切地知道。
记者：如果说执业医师不一定确切地知道病人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亡了，听起来挺夸张的。
陈忠华：你应该注意到我强调的是“现代执业医师”，因为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判断有着更精确的要求。我在查房的时候指着一个已经脑死亡的病人问医生们，这个病人已经死了，假如病人的家属要我们用呼吸机维持他的呼吸，一段时间后，家属又要求我们不要再维持了，我们把呼吸机一停，他的呼吸停止了，你们说他的死亡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不止一个医生回答说当然是从停呼吸机时算起。我说，错！那不是成了我们叫他死的吗？其实他脑死亡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他亲属的要求给他维持死后的人工呼吸，这种呼吸完全不能使他复生。这是一个专业知识的错误，一点也不夸张！当然这不是哪个医师的错，一方面旧有的概念沿用已久，稍不留神就顺着惯性滑下去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落后了。
“植物人”是死人还是活人
记者：我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有70％的人认为植物人就是脑死亡。我也问过不少医生，可少有人说得清楚二者的区别和关系。关于植物人苏醒的报道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陈忠华：国外没有“植物人”这个称呼，应该叫植物状态，表示一个人像植物一样有生命存在，就是不能有目的地主动移动，所以植物人应该打个引号。没有严格定义的“植物人”非常容易与脑死亡混淆，因此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植物状态在医学上叫做“去皮层综合征”。植物状态的判断标准非常具体。植物状态有两种，一是持续性植物状态，二是永久性植物状态。以时间为判断标准，但各国的标准不统一。我国1996年南京会议确定昏迷一个月者只能称为植物状态，三个月以上者才能称之为持续性植物状态。植物状态在一年以上的病人，意识恢复率是1％;6％，处于重残状态，因此有人将一年以上的病人称为永久性植物状态。
现在，借助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可以长期维持植物状态患者的呼吸和心跳、并从体内排除废物。但这不等于患者还活着，也不等于死者还可以复活。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正确做法是要尽快地、仔细地进行脑干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的系统性检查，以确定是否已经发生脑死亡。如果证实发生了脑干死亡或者大脑皮质弥漫性坏死所导致的永久性植物状态，就应该停止一切以复苏为目的医疗活动。
脑干死亡＝脑死亡＝死亡
记者：死亡的临界点定在脑死亡的位置上，这比我国目前普遍认定的心死位置前移了，依据是什么？
陈忠华：其实古代把斩首作为极刑就说明人类在实践中早已认同头为生命之首。
确切的脑死亡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大脑皮质的变化。大脑皮质主管人的思维、意识活动等心理功能。大脑皮质一经死亡，上述功能就不复存在，医学上把这叫做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此时至少可做出社会学死亡的诊断。
第二是脑干死亡。人体有12对脑神经经由脑干发出，主管人的感官、呼吸等等重要生理功能。现代医学认为，代表人体生命的首要生理特征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枢神经区域位于脑干。因此，推荐将脑干死亡作为达到死亡临界点的标准，同时也作为判定人类脑死亡和死亡的标准。脑干死亡之后，依靠现代医疗手段所能维持的、包括残余心跳在内的部分生物特征不再表明生命的继续存在。这就是现代医学的“4#0;3#0;2”定律：脑干死亡＝脑死亡＝死亡。
第三是全脑死亡。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脑干死亡＝全脑死亡。全脑死亡一旦发生应即时宣告个体死亡。
其实，弥漫性脑损伤发生时，大脑皮质死亡一般来说要先于脑干死亡，因此采用脑干死亡作为个体死亡的判定标准更具保守性、安全性、可靠性。例如缺氧时，脑细胞对缺氧耐受时间分别为：大脑皮质4#0;6分钟；中脑5#0;10分钟；小脑10#0;15分钟；延髓／脑干20#0;30分钟。
脑死亡使谁受益
记者：很多呼吁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宣传都说这样是为了不再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是当亲人死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多留他一会，等心跳停止再说，人之常情，有何不可？
陈忠华：你的话里又出错了！既然已经脑死亡了，还有“痛苦”吗？“多留一会”也不存在，骨子里你还是把脑死亡者当作活人看待。这样的错误概念出现在宣传中是很遗憾的事，必须彻底纠正。不过我想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回答的问题：脑死亡诊断和立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们通常能够尊重没有丧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对临终者，却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主观情感、甚至个人利益的需要强加给他们。随着社会的进步，有尊严地死去和有尊严地活着一样被视为个人的权利而受到重视。因此，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第一受益者应该是患者本人。
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患者的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也给国民经济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粗略估计，我国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可达数亿。一项调查显示，ICU（特护病房）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而在ICU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2倍。而且有文献资料显示，在我国，坚持要对脑死亡者进行抢救的都是公费的，愿意放弃的都是自费的。
为了器官移植需要？
记者：我注意到作为器官移植专家，您上面说的这些意义中漏掉一条：脑死亡诊断对器官移植有也有积极意义。我所听到、看到的关于脑死亡立法的呼吁很多都是由器官移植界的专家提出的，而且很迫切，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有道理却不怎么舒服，好像脑死亡立法就是要我早点承认我死了，然后让我把器官捐出来。我周围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陈忠华：我确实有意想把脑死亡问题与器官移植分开讨论。在我国，脑死亡立法由器官移植界提出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在脑死亡立法和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社会意义上，器官移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没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进步性依然存在，反之，接受脑死亡诊断标准的人并不一定要捐献器官。
你和你周围的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印证了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曾经提出的批评：“将‘脑死’定义的讨论与供给器官的效益问题联系起来是不道德的。”脑死亡立法的确不应该与器官移植扯得太近，我建议脑死亡立法不要与器官捐赠、器官移植的立法同时进行。应该先出台脑死亡法。
在现阶段应该双轨制
记者：据说“脑死亡标准及实施办法（草案）”已经交到卫生部，但是我最近做的公众调查显示，67％的人认为死亡的判断只与心跳和呼吸相关，虽然有33％的人认识到死亡的判断与脑功能的永久丧失有关，但却有70％的人把脑死亡和植物人混为一谈。在这样的公众认识基础上，如果脑死亡法突然出台会有什么后果？
陈忠华：问题提得有道理。脑死亡法属于科技含量较高、人权及伦理学问题混杂的法律，立法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环境，否则即便有了法，也会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因此我主张脑死亡立法的推动过程应该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前者包括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科普宣传，后者是指国家机构管理阶层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两者缺一不可。
根据我们的国情，在现阶段至少应该提出心死亡和脑死亡双轨制。两种方案由患者自由选择。但是有两点必须同时启动，一是患者的亲属代表或律师要立书“知情同意”，二是医疗卫生管理层面上必须明确规定：“脑死亡诊断成立后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疗措施并不违反现代医疗常规”以避免医疗纠纷。
缺氧状况人体死亡顺序
个体生命死亡是有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点，到了这个点上，生命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开始解体，永远不能再恢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死亡的临界点。如果生命的终点被人为地移到死亡的临界点之前，就意味着死亡在诊断上有错误。但在死亡临界点之后的任何一个位置上的前移或后移都不能改变整体生命已经死亡的本质。
在人死后，借助器官保存液可以使各种离体器官安全保存一段时间：小肠2小时，心脏6小时，肝脏24小时，肾脏48小时。这就是死中有“生”，不过这种“生”已经不能表明生命个体的继续存在。
你了解吗

❸ 人怎么复活

为什么会"死而复生"？探究人体死亡临界点
为什么脑死亡比心脏死亡标准更科学？植物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死而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无效死亡，由于欠费，就把尸体放在医院太平间，两天后，孩子的父母凑齐了费用，并准备把孩子尸体火化，没想到抽屉一拉，孩子坐起来说：“好冷啊。”
对死亡的混乱认识不仅发生在广大公众中，甚至也发生在医学界。在我国，坚持要对脑死亡者进行抢救的一般都是公费的，愿意放弃的都是自费的。
对死亡的混乱认识不仅发生在广大公众中，甚至还发生在医学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采用脑死亡标准，而我国仍然采用落后的心死亡标准。记者为此采访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这位同时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的“跨国”医学博士，审视了中国民众乃至医学界在死亡概念和一些相关问题上与世界共识的差异，并力图从医学界开始更新观念。
为什么会有“死而复生”
记者：我最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大约十年前，一个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无效死亡，由于欠费，就把尸体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是冬天，室温较低，没开冷冻设备。两天后，孩子的父母凑齐了费用，准备把孩子尸体火化，没想到抽屉一拉，孩子坐起来说：“好冷啊。”这种“死而复生”的事真让人发蒙。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过去把没有呼吸、心跳认定为死亡，近年来医学界又提出不论心脏是否停跳、呼吸是否消失，人只要脑死亡就等于机体整个死亡的新概念，难道医生会弄错吗？
陈忠华：你所说的这件事，具体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具体评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死而复生”通常是在死亡诊断上发生了错误。死的确是三岁孩子都知道，但你刚才的话就出了错，脑死亡的第一个标志是自主呼吸完全消失，你漏掉了“自主”和“完全”四字，就谬以千里了。
作为中国现代执业医师，即使目前还不能恰当地停止无意义的医疗活动，也不至于连病人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亡了都不确切地知道。
记者：如果说执业医师不一定确切地知道病人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亡了，听起来挺夸张的。
陈忠华：你应该注意到我强调的是“现代执业医师”，因为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判断有着更精确的要求。我在查房的时候指着一个已经脑死亡的病人问医生们，这个病人已经死了，假如病人的家属要我们用呼吸机维持他的呼吸，一段时间后，家属又要求我们不要再维持了，我们把呼吸机一停，他的呼吸停止了，你们说他的死亡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不止一个医生回答说当然是从停呼吸机时算起。我说，错！那不是成了我们叫他死的吗？其实他脑死亡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他亲属的要求给他维持死后的人工呼吸，这种呼吸完全不能使他复生。这是一个专业知识的错误，一点也不夸张！当然这不是哪个医师的错，一方面旧有的概念沿用已久，稍不留神就顺着惯性滑下去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落后了。
“植物人”是死人还是活人
记者：我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有70％的人认为植物人就是脑死亡。我也问过不少医生，可少有人说得清楚二者的区别和关系。关于植物人苏醒的报道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陈忠华：国外没有“植物人”这个称呼，应该叫植物状态，表示一个人像植物一样有生命存在，就是不能有目的地主动移动，所以植物人应该打个引号。没有严格定义的“植物人”非常容易与脑死亡混淆，因此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植物状态在医学上叫做“去皮层综合征”。植物状态的判断标准非常具体。植物状态有两种，一是持续性植物状态，二是永久性植物状态。以时间为判断标准，但各国的标准不统一。我国1996年南京会议确定昏迷一个月者只能称为植物状态，三个月以上者才能称之为持续性植物状态。植物状态在一年以上的病人，意识恢复率是1％;6％，处于重残状态，因此有人将一年以上的病人称为永久性植物状态。
现在，借助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可以长期维持植物状态患者的呼吸和心跳、并从体内排除废物。但这不等于患者还活着，也不等于死者还可以复活。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正确做法是要尽快地、仔细地进行脑干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的系统性检查，以确定是否已经发生脑死亡。如果证实发生了脑干死亡或者大脑皮质弥漫性坏死所导致的永久性植物状态，就应该停止一切以复苏为目的医疗活动。
脑干死亡＝脑死亡＝死亡
记者：死亡的临界点定在脑死亡的位置上，这比我国目前普遍认定的心死位置前移了，依据是什么？
陈忠华：其实古代把斩首作为极刑就说明人类在实践中早已认同头为生命之首。
确切的脑死亡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大脑皮质的变化。大脑皮质主管人的思维、意识活动等心理功能。大脑皮质一经死亡，上述功能就不复存在，医学上把这叫做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此时至少可做出社会学死亡的诊断。
第二是脑干死亡。人体有12对脑神经经由脑干发出，主管人的感官、呼吸等等重要生理功能。现代医学认为，代表人体生命的首要生理特征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枢神经区域位于脑干。因此，推荐将脑干死亡作为达到死亡临界点的标准，同时也作为判定人类脑死亡和死亡的标准。脑干死亡之后，依靠现代医疗手段所能维持的、包括残余心跳在内的部分生物特征不再表明生命的继续存在。这就是现代医学的“4#0;3#0;2”定律：脑干死亡＝脑死亡＝死亡。
第三是全脑死亡。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脑干死亡＝全脑死亡。全脑死亡一旦发生应即时宣告个体死亡。
其实，弥漫性脑损伤发生时，大脑皮质死亡一般来说要先于脑干死亡，因此采用脑干死亡作为个体死亡的判定标准更具保守性、安全性、可靠性。例如缺氧时，脑细胞对缺氧耐受时间分别为：大脑皮质4#0;6分钟；中脑5#0;10分钟；小脑10#0;15分钟；延髓／脑干20#0;30分钟。
脑死亡使谁受益
记者：很多呼吁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宣传都说这样是为了不再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是当亲人死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多留他一会，等心跳停止再说，人之常情，有何不可？
陈忠华：你的话里又出错了！既然已经脑死亡了，还有“痛苦”吗？“多留一会”也不存在，骨子里你还是把脑死亡者当作活人看待。这样的错误概念出现在宣传中是很遗憾的事，必须彻底纠正。不过我想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回答的问题：脑死亡诊断和立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们通常能够尊重没有丧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对临终者，却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主观情感、甚至个人利益的需要强加给他们。随着社会的进步，有尊严地死去和有尊严地活着一样被视为个人的权利而受到重视。因此，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第一受益者应该是患者本人。
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患者的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也给国民经济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粗略估计，我国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可达数亿。一项调查显示，ICU（特护病房）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而在ICU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2倍。而且有文献资料显示，在我国，坚持要对脑死亡者进行抢救的都是公费的，愿意放弃的都是自费的。
为了器官移植需要？
记者：我注意到作为器官移植专家，您上面说的这些意义中漏掉一条：脑死亡诊断对器官移植有也有积极意义。我所听到、看到的关于脑死亡立法的呼吁很多都是由器官移植界的专家提出的，而且很迫切，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有道理却不怎么舒服，好像脑死亡立法就是要我早点承认我死了，然后让我把器官捐出来。我周围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陈忠华：我确实有意想把脑死亡问题与器官移植分开讨论。在我国，脑死亡立法由器官移植界提出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在脑死亡立法和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社会意义上，器官移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没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实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进步性依然存在，反之，接受脑死亡诊断标准的人并不一定要捐献器官。
你和你周围的人有“不舒服”的感觉，印证了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曾经提出的批评：“将‘脑死’定义的讨论与供给器官的效益问题联系起来是不道德的。”脑死亡立法的确不应该与器官移植扯得太近，我建议脑死亡立法不要与器官捐赠、器官移植的立法同时进行。应该先出台脑死亡法。
在现阶段应该双轨制
记者：据说“脑死亡标准及实施办法（草案）”已经交到卫生部，但是我最近做的公众调查显示，67％的人认为死亡的判断只与心跳和呼吸相关，虽然有33％的人认识到死亡的判断与脑功能的永久丧失有关，但却有70％的人把脑死亡和植物人混为一谈。在这样的公众认识基础上，如果脑死亡法突然出台会有什么后果？
陈忠华：问题提得有道理。脑死亡法属于科技含量较高、人权及伦理学问题混杂的法律，立法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环境，否则即便有了法，也会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因此我主张脑死亡立法的推动过程应该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前者包括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科普宣传，后者是指国家机构管理阶层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两者缺一不可。
根据我们的国情，在现阶段至少应该提出心死亡和脑死亡双轨制。两种方案由患者自由选择。但是有两点必须同时启动，一是患者的亲属代表或律师要立书“知情同意”，二是医疗卫生管理层面上必须明确规定：“脑死亡诊断成立后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疗措施并不违反现代医疗常规”以避免医疗纠纷。
缺氧状况人体死亡顺序
个体生命死亡是有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点，到了这个点上，生命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开始解体，永远不能再恢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死亡的临界点。如果生命的终点被人为地移到死亡的临界点之前，就意味着死亡在诊断上有错误。但在死亡临界点之后的任何一个位置上的前移或后移都不能改变整体生命已经死亡的本质。
在人死后，借助器官保存液可以使各种离体器官安全保存一段时间：小肠2小时，心脏6小时，肝脏24小时，肾脏48小时。这就是死中有“生”，不过这种“生”已经不能表明生命个体的继续存在。

❹ 南阳医疗事故鉴定中心,请问,做医疗事故鉴定有什么必要的程序

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

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医学会、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应当载明并详细论述下列内容：是否存在医疗损害以及损害程度；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医疗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在医疗损害中的责任程度。

咨询专家、鉴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是医疗纠纷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与医疗纠纷有利害关系；与医疗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医疗纠纷公正处理。

(4)医疗纠纷双轨制扩展阅读：

医疗纠纷预防的相关要求规定：

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人民调解员、卫生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医患双方的个人隐私等事项予以保密。

2、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

3、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❺ 谁知道人死后真的能复活吗

首先，人 有一种假死抄状态。这种假死状态会停掉人体机能的运转，感觉像是真的死亡。在特殊情况下，假死状态是处于自我保护，让身体不受到新的破坏。也只有假死的人才能死而复活。如果生命真的能从真死状态中复活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有无数的生命，可能地球也装不下。因此，真死的生命是复活不了的。 人死是不能复活的，因为会死了以后身体机能都会消失，会慢慢腐烂，失去生命的迹象，不过有些例子说人死后一天两天又活过来了，其实病不是真的死，生体处于假死状态，相当于给暂停了一小会，这样的状态不会维持太就，不过现在在美国有一个机构，提供给一些有钱人，并身患绝症的人，就是现在科学治愈不了的病，把他们放在一个零下200多度的一个容器里，很微妙的一个温度，相当于给你的身体暂停，等到科学技术能治愈这些病的时候，再将这些人唤醒，冰冻最长的人以经有100多年了，网上有相关报道的，我想这样的人，应该可以称做死而复活了吧！个人感觉是没有人真的能死去好长时间甚至几年再复活，未免太恐怖了！

❻ 医疗事故找谁打官司，一般怎么走司法程序

一、管辖法院的选择
要起诉医院，首先就要确定到哪个法院起诉，也就是法院管辖问题。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都在区、县层级的基层法院，除非把诉讼标的刻意提高到上千万，才可能到中级法院立案，但这样做得不偿失，因为法院非但判不了这么多，当事人还要搭上不菲的诉讼费。
一般来说，医疗纠纷诉讼多归医疗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法定管辖，当事人无法选择，而当地法院与医疗机构的关系是大部分患方当事人所忌惮的。
但是，历经多家医疗机构诊治，特别是跨省市的，选择法院管辖就需要讲究。夸张一点说，有时法院管辖的选择就决定了案件的胜败。
笔者到上海执业之前在江西执业，曾接到一起股骨颈骨折引起的医疗纠纷案。患者骨折后在县医院保守治疗后，效果不佳转入上饶市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医师说最佳治疗期耽误了。出院后患者准备起诉当地县医院，笔者接案后，建议其把上饶市的医院一并起诉，从而可以在上饶市立案，避开县法院的管辖。但原告从内心来说是感激那家做手术的上饶医院的，不忍心将其推上被告席。笔者向他解释，这只是诉讼上的策略，最终说服了他。县医院接到诉讼文书后，表示愿意支付补偿与原告和解。
笔者前段时间接到外地患者咨询，他在外地医院治疗肾结石失败，到上海的医院找专家看，专家指出是当地医院手术失败，于是在当地医学会申请鉴定，结果是不构成医疗事故。该患者问笔者该怎么办，笔者建议他把上海医院和当地医院一起告，这样就可以在上海立案，从而可以在上海鉴定，当地医院的保护网就破了，胜诉把握相对来说也就大了。
以上是从选择法院管辖角度考争取打赢医疗官司。
二、案由的选择
由于对鉴定的态度以及法律适用的有所不同，医疗纠纷还存在案由的选择问题，但各地法院对此有不同的处理。
在上海，不管选择什么案由，医疗纠纷一般都必须由医学会鉴定，且都适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北京，既可以选择医疗事故也可以选择医疗过错作为案由。
事实上，医疗纠纷涵义并不明确，案由选择还是有文章可做的，有时还能决定案件的胜负。
有一位老太太骨折后到上海某医院做植入髓内钉固定术，后来又做了三次手术，遗留下患侧膝关节功能丧失等后遗症。患者认为医院在医疗上存在过失，医院则认为手术得当。为了得到赔偿，患者滞留医院达六年之久。患者家属找到笔者，看过材料后，笔者建议她不要在医院手术有无问题上纠缠，而应该看当初植入的产品质量有无问题，进而改打产品侵权官司。虽然在病历记录中没有发现植入物有断裂的记录，但仔细阅读X光片子，发现髓内钉的一个螺钉有断裂，而且病历上相关植入物的资料也不齐全。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医院告知髓内钉是进口的，且可终身保留，家属在第二次手术取出髓内钉后，特地要求医师拿给他们看一下，医师却说已经丢掉找不到了。果不其然，笔者代理患者提起产品侵权之诉后，医院由于不能证明产品的正规来路而不得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争取避开医疗鉴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在患者心目中往往欠缺公信力和权威性，提起医疗诉讼后，患者方一般都反对由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
在实行医疗纠纷双轨制的地方，绕开医学会鉴定问题不大，但在规定医疗纠纷一律进行医学会鉴定的地方(比如上海)，医疗鉴定似乎避无可避。但深究起来其实还是有空子可钻，这就是挑病历的毛病。
因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果医院的病历不真实，医学会不得进行鉴定。根据举证规则，医疗侵权纠纷，医院负有举证责任。医学会不鉴定，意味着被告举证不能，被告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接到医疗纠纷案子，一般原告前期的证据保全工作已经完成，该复印的已经复印，该封存的已经封存，接下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从病历上看能否找到让法官、医学会接受不能进行鉴定这一观点的蛛丝马迹。这样的工作有一定难度，不是说找到病历涂改、签名不一致这样的证据，法官、医学会就一定会不鉴定，因为还牵涉到是否 “实质性修改”的问题。笔者就曾遇到经过司法鉴定说病历做了修改的案子，医学会照样鉴定。
作为代理人，律师的工作是要把病历不真实与争议焦点相结合，说明病历不真实很可能影响到鉴定的进行。
比如有一起案件，患者死亡而且已经进行尸检，结论对患方不利。笔者接案后，反复阅读病历，发现护理记录与医师病历记录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护理记录中护士签名笔迹前后不一，通过前后病历对比发现本来不在班的护士在护理记录上也有签名。法官向涉案护士调查，在事实面前她们不得不承认造假，医学会了解这些情况后致函法院终止鉴定，法院判决医院承担完全民事责任。
如果在管辖法院、案由和医学会鉴定方面都无法 “另辟蹊径”，那就只能围绕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寻找突破口。
四、仔细阅读病历资料
病历资料毫无疑问是医疗诉讼中的证据之王，能够找出病历资料的不真实处从而阻断医方的举证之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但这种机会不是每起医疗纠纷案件都可以遇到的。
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地仔细阅读病历资料，找出医方的漏洞，从而有针对性地查找权威医学文献资料，准备医疗鉴定陈述材料。
笔者曾代理患者严某与上海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一案，就是通过仔细阅读病历资料发现问题，一起诉，医院方就认输了。
患者因贲门癌住院，术前肾功能化验结果正常，术后却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患者认为医院的手术出了问题而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但医方认为患者急性肾功能衰竭是手术的并发症，且术前告知书中提到了，否认医疗行为存在任何过错，双方协商不成。
初看病历资料，似乎官司很难打赢。但笔者不死心，静下心来再仔细阅读病历资料，从三测单、医嘱单、入院录、手术记录，化验单一字不漏地读。
术前化验单显示患者尿化验正常，但术后才出现尿蛋白且逐渐加重。是否与用药有关?医院术后给患者使用的药物是 “亦清”。
查找 “亦清”的正式药品名称是：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问题于是真相大白，患者的肾功能损害是药物引起的。 “亦清” (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属于氨基甙类抗生素，具有肾毒性。在患者产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后，医方还不知道 “亦清”属于氨基甙类抗生素。
医师被美妙的名称所蒙蔽，根本没有追究其属于哪一类。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在发现患者已经出现轻度肾功能损害后，还继续使用一周才停药。
五、悉心选择文献资料
以前有报道说一老农钻研医学书籍终于打赢医疗官司，事实上很多医疗官司的患方当事人都有查阅医学资料的经历。医疗文献资料在打医疗官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说每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都能用医学研究资料作为证据的。
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阅读了一定量的医学文献资料，但是资料上的说法可能莫衷一是，甄别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医疗官司需要具有医学背景的律师的原因之一。
在最近的一起医疗官司中，患者因听神经瘤而入住上海某医院手术，由颇有名气的医师操刀，但手术后患者出现颅内出血昏迷而转入另一家医院做脑外手术，留下偏瘫的后遗症。患方与医方交涉，医方说术前已经告知了术后有可能发生颅内血肿，不存在违反医疗常规的地方，交涉无果。
笔者悉心寻找文献资料，一篇资料上说听神经瘤手术中出血都是术者操作不当引起的，该文作者是本市知名专家，笔者由此论证医方存在医疗过失，医院方后来同意协商解决。
六、注重鉴定程序权利
很多患方不信任医学会的鉴定，从心理上排斥这一程序。其实，对医学会鉴定的程序性权利患方要予以高度重视。
在办理高某在上海某医院进食窒息死亡一案中，尸体解剖证实患者是食物窒息死亡，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医疗意外。在进入鉴定程序后，有个鉴定专家组成的环节。医学会认为患者在精神病医院死亡，精神病专家为主要人选。但笔者认为，患者虽然是精神病人，但治疗的是感冒高热，且医方请了综合性医学院医师会诊，死亡与精神疾病没有太大关系，以精神病专家为主显然对患者方不利，于是笔者代理患者方要求鉴定专家应该以普通内科为主，结果定性为医疗事故。
此外，鉴定程序中还有申请鉴定专家回避权、鉴定时陈述权等，均应认真对待。
七、从不利鉴定找漏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患者方不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不利的鉴定结论出来，如果能够争取司法鉴定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可能重新进行法医鉴定，也不要完全认为一点希望也没有，要尽量从不利的鉴定中找出漏洞。
常见的方法是，利用法官与鉴定专家对过失与因果关系的认知不同，从鉴定分析意见中寻找突破口。在医学会鉴定初期，鉴定分析意见中经常有医方 “不足”、 “缺陷”等用语，法官就是把这些用语转换成法律上的过失。这一招被鉴定专家识破后，医学会鉴定分析意见就很少露出 “狐狸的尾巴”，很少有 “但书”的情形出现。这样需要从鉴定报告的鉴定分析意见，以及前面的 “诊治概要”的字里行间找出鉴定的破绽。

❼ 人死后真的能复活吗

先举几个例子吧：

英国奇人“死”去18分钟重新“复活”

英国人罗伯特·瓦格特于2010年2月上演生命奇迹，在救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他在停止呼吸18分钟后重新“活”了过来。妻子黛安娜回忆，事发当天，瓦格特有点感冒症状，就到楼上卧室去睡觉。她通过婴儿监视器听到丈夫呼吸困难，急忙上楼察看。赶到丈夫身边时，发现他已经不行。4分钟后，救护人员赶到，使用电击去纤颤器试图让瓦格特恢复心跳。救护人员尝试6次均告失败。但他们没有放弃，决定再试最后一次。奇迹出现了：停止呼吸18分钟后，瓦格特喘了一口气。
澳大利亚母亲拥抱两小时婴儿“死而复生”

2010年3月，澳大利亚女子凯特·奥格在医院生下一对龙凤胎，胎儿仅27周大。出生时，女婴情况良好，男婴仅0.9公斤，没有呼吸。医生对男婴实施20分钟抢救无效，奥格紧紧搂抱着被医生宣判死亡的宝宝，流着泪述说着爱意，迟迟不肯松手……两个小时后，宝宝竟然出现生命特征，令医生觉得难以置信。

俄女子“被死亡”后复生发现身处棺材被吓死

俄罗斯女子法吉尔义·穆罕默德贾诺夫因胸痛在家中跌倒后被送往医院，医生随即宣布她死亡。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家人为这名妇女准备葬礼时她却突然醒了过来，发现身在棺材中的她因惊吓过度“再次”死亡，而这一次再也没有醒来。

重庆少女在被火化前复活

2007年5月，梁平县殡仪馆火化工梁尤平准备火化最后一具尸体时，突然发现黄色尸袋动了一下。拉开尸袋拉链查看究竟，竟发现一具少女“尸体”的胸部仍在上下起伏，分明还有呼吸，然后赶紧给领导报告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梁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谢崇凡曾参与抢救小香，他表示对小香“死而复生”也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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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闻事实证明，人死后是可以复生的，但是需要由各种复生的条件存在，而这些条件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人探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