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有什麼成果

① 李慧：吳敬璉憑什麼發怒 改革真的沒有失誤嗎

李慧 在人們眼裡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溫文爾雅學者形象的吳敬璉先生，終於在人們面前也有怒容滿面的時候了，起因是國內某雜志披露了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幾位知名經濟學家，擔任中石油、中國聯通等公司的獨立董事，文章由此懷疑並得出結論，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關系也考驗了經濟學家的公信力。吳敬璉先生憤憤不平地說：「我請你 指出，這四個公司都是國有股公司，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其實，吳敬璉先生憤怒的不是地方，因為「利益集團」一詞恰恰是出自於吳敬璉先生之口，這實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吳敬璉先生可能忘記了自己最近的高論：「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確切地講，多數人過去對吳老先生一直很尊重，從來沒有懷疑過，吳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來，或是有新的觀點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對照吳老先生的理論，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卻總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吳敬璉先生可謂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響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吳市場」的稱號。但是，特別奇怪的是，一直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先生最近卻一直在主張要反思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確的，怎麼又忽然會跑出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來，貧困群體是哪些，這個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團是哪些，這個大家都不知道的問題，卻感興趣的問題，吳先生卻不再繼續說下去。吳敬璉先生不告訴大家既得利益集團究竟是哪些，卻要讓人告訴他「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這實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吳先生卻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場化改革是吳老先生最先從理論上提出來的，但是，市場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卻出現了這么多的問題，那這樣看來，吳老先生「有人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的觀點就有問題了，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從邏輯思維的角度，就叫做把人來回「忽悠」。 哲學的「終結者」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邏輯哲學論》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夠說的，都應當說清楚；凡不能夠說的，就應當保持沉默。」 能說清楚的您就明說，說不清楚的就不要誤導別人，但吳敬璉先生卻危言聳聽地製造出一個驚人的噱頭，並故作高深地擺弄玄機，這怎麼能是嚴肅的「一流經濟學者」的做法呢？既然吳先生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吳先生又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麼，我們懷疑別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人懷疑您與利益集團有瓜葛，您就受傷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確地說出來——國有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為什麼就不明說出來，非要讓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說吳敬璉先生確實是中國少有敢說真話的學者，也確實是為改革作過貢獻的專家，吳敬璉先生每一次關於改革的大論，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我非常系統地研究了吳敬璉先生的改革理論，可就像著名學者何新呼籲的那樣「經濟學家搞垮中國！——驚醒！」因為我得出了一個令我非常吃驚的觀點，最後，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樣，驚出了一身冷汗！當我把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前後梳理到一起的時候，卻看到了自相矛盾、語言混亂、沒有邏輯的一面，特別是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駁斥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時候，沒有看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和有明確邏輯思維的觀點。 比如吳敬璉先生一會兒說改革是成功的，一會兒有說改革是失敗的；一會兒說改革是對的，一會兒卻呼籲要對改革進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對的、沒有問題的還要反思什麼呢？那一反思還不就是說改革有問題的了唄！所以，吳敬璉先生馬上就拋出來第二個觀點，警惕有人反對改革。不過，吳先生有時說話是很懇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後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轉眼又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反思，我們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而不是去問持有這些態度的人的動機，如果凡事都問動機，就復雜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的嗎？錯了，因為改革是社會利益的大調整，。每一次社會的變革就意味著一次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就標志著社會平衡新的調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著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來說，認識是不同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現象早就不新鮮了。特別是那種盲目提倡市場化，卻忽視了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忽視了市場風險的防範，忽視了市場化進程中，國家體制市場化的同步改革，出現的那種嚴重的「偽市場化傾向」，或者打著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卻做著與市場經濟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當，這樣的「改革」能是正確的嗎？吳敬璉先生自己不是也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實際問題根本不是「改革是對的，但要對改革反思」的問題，而是要正確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旗幟鮮明地反對假改革，堅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來捍衛真正的改革，而這種假改革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最大的危險。此外，市場化體系並不是把發達國家的模式照抄照搬過來就行了，市場化的推進還與文化傳統有著莫大的淵源，否則為什麼現代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東方出現？ 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我們探討，並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的本質的。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計劃經濟，哪些是市場經濟卻沒有明確的指出來，相反，大家倒是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市場中的計劃手段不是減少了，而是越來越強了，而有些該開放的市場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針對市場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吳老先生也說了，市場經濟么，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敢情這樣的話您早說呀！我們特別想讓您明確地說出來，究竟應該怎樣認識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場經濟，那些是壞的市場經濟，這事情不就簡單了么？可是，吳敬璉先生至今也沒有說出來。應當說，翻開吳敬璉先生的煌煌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著實是令人欣慰的，因為在中國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後，不管是人們對改革的爭論也好，不管是理論家們對改革的探討也好，迄今為止，尚沒有專家、學者對改革給出一個清晰和比較系統的回答。盡管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熱鬧，但是，每每當我們想要從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大多要麼是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要麼是對過程做一個簡單回顧，很難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吳敬璉先生這本題目很大的著作，與以前那些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結構上看起來非常完美，理論上也似乎無可挑剔，但關於改革的定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論、改革的路徑依賴竟無一涉及。既然是談改革，為什麼這些關鍵的問題不談呢？為什麼不能給改革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呢？特別是對改革為什麼會「攻而尤堅」？改革為什麼會出成績？改革為什麼會出問題？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區別在哪裡？為什麼會有人對改革喝「倒彩」？為什麼改革這么一個大課題，迄今卻沒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這些過去我們大家都經常談論的問題，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清晰的回答。雖然吳敬璉先生可謂是改革巨擘，此書的題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說，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告訴人們什麼呢？充其量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為政策做「注腳」，或是套上一個冠冕堂皇的經濟學「帽子」，這是否也說明「主流經濟學家」那套虛偽、虛無、虛誇的研究方法過時了呢？ 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怎樣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須提醒吳敬璉先生和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的研究不是在書齋里能夠得出的產物，那些憑著東拼西湊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抄照賣，而不去根據中國的現實進行深入的實踐，卻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靈的。那些到處掛名、見好處就要，只知道為了職稱而研究卻不能專心做學問，只知道緊跟政策而沒有自己理論的學者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借著考察為名到處觀光游覽、到處讓人簇擁著宣講指點改革的領導們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改革的探討必須能有細致入微的敏銳觀察，並能就每一個問題都抓住緊緊不放，堅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終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長期地深入到實踐中去，親自參與並廣博地涉獵，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說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為己任，不懼付出者，才能挑起對改革認識的這個重任。 改革不僅是一門高深的理論，更是一門豐富的社會實踐學，你必須親自去遍嘗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讓下崗的經濟學家研究失業問題，讓住過醫院的病人討論醫療改革的問題，讓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教育改革的設計，讓開過煤礦的老闆解決煤礦的安全問題，讓民營企業的老闆討論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讓政府的官員體驗一下打工的感覺，讓教育部門的官員當一段時間小學生，這樣才能對改革有更深的體會和認識，就能提出更多的問題。吳敬璉先生呼籲不要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聯系在一起。但是，這里我要明確地告訴吳敬璉先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會改革問題的。因為我至今沒有聽說過「主流經濟學家」中，有誰這樣做過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懷疑，你們那些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課題，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市場經濟已經走了一半，但是，本應當是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和改革的理論問題，卻竟沒有人能說清楚？因為大多理論解釋僅僅是從原始交易行為的角度來分析，可分析到最後還是又把問題歸為到了開始的結論，結果是使之成為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症結。為什麼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了，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場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鄲學步」里那個燕國壽陵人了，「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所以，「堅持改革不動搖，市場化的方向不能變」，給人們的感覺就好像是經濟學家跟在政策後面「喊口號」，而沒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實水平。所以，我們就想讓您老說清楚，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市場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都沒有，我們究竟如何繼續地改革走下去。 我還特別想問一問您老：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場經濟？哪些是壞的市場經濟？因為在中國的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的時候，對改革的本質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這一點，改革就無法深入地進行下去，特別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現的四個重大缺陷問題究竟該咋解決。您呼籲對改革進行系統的總結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有看到對中國的改革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出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理論是要有預見性和對現實的指導作用的，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正確的理論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不是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了嗎？ 我們過去總是認為經濟學家是對的，但現在我們不應當這樣想了。沒有拿到實踐中檢驗的理論是不能稱之為理論的。 有人也講了，改革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對改革的執行是有錯誤的，學者是左右不了現實的，所以，有人說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影響不大。比如吳老先生就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這我們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請問，你說一個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個在世時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論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維護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嗎？如果沒有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禁錮，中國文化又何至於後來衰落了呢？雖然，經濟學家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卻足以用來堵住群眾的嘴，讓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況哪有不考慮現實環境的理論呢？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為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市場化改革怎麼能搞起來呢？而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卻與經濟學家的理論毫無瓜葛，這樣的說法是難以服眾的，而經濟學家也是難辭其咎的。所以，不是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就是經濟學家本身出了問題。 為什麼人們都在談論改革，但卻往往浮於表面，而未能對改革有比較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呢？一個現象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發，在中國經濟學家爭相攀比學歷，卻忽視社會實踐的方面，他們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為孔子不僅終生恪守並倡導「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他甚至更早於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無知」的命題。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不僅承認自己的無知，還舉例說對農夫的提問都不知所以然。這種思想開放的態度是中國經濟學家所不能及的。所以，為什麼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竟然得到比較一致的同意？因為，認為自己無所不能，而不承認自己的無知的人才是真的無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麼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所以，人們早就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驚天語錄，以及他們關於改革的「高論」中看到了他們自相矛盾、不學無術、投機鑽營、利慾熏心的面目了。這些「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什麼真實的水平？是只能跟著政策製造所謂的空洞理論，還是只能生吞活剝地搞一些西方已經淘汰的乏味「先進」理論呢？今天人們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詰問，與當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試圖將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樣的。 事實上，在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問題上，就郎咸平先生的個人力量來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闡述的事實卻極具沖擊力量的。所以，我們看到網友對郎咸平先生理論的熱烈追捧，而不是對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這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回歸，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向開放變革的新標志。有一位自稱自己是「主流經濟學家」陣營里的李肅先生，曾公開挑戰郎咸平先生，他要與郎先生叫陣辯論的五大問題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國改革歷史和產業大勢的無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國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壞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創新大事的阻擾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經理人股權激勵機制的扼殺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業家群體的惡意攻擊者？」在此，我只是想把這五個問題前面的名字換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換成「吳敬璉」，不知吳敬璉先生將做何回答？

② 吳敬璉的研究領域

理論經濟學 比較制度分析 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 現代公司治理 市場經濟學
2005年3月，吳敬璉被授予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授獎理由如下：
吳敬璉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發展基礎理論，推動市場取向改革 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他和劉國光、董輔礽、趙人偉等經濟學家共同工作，在80年代初期創建了中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
運用這一學科的研究成果，吳敬璉通過分析和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他在《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1991)一文中表明，現代市場經濟無例外地是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或稱「混合經濟」。這種經濟以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為基礎，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自己的調節和引導，修正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
1984年7月，吳敬璉參加由馬洪牽頭的《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意見書的寫作，它肯定了商品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並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對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
1992年4月，吳敬璉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
1997年5月，吳敬璉撰寫的「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研究報告，由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的「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對確立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有經濟布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作出了貢獻。
1999年，吳敬璉負責國務院發展中心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課題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
2000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 1985年，吳敬璉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這套政策包括：企業從計劃的消極執行者轉變為自主的市場主體；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改變行政當局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直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資源的體系，而以市場機製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需求總量的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以吳敬璉為首提出的這種「整體改革」的主張，是我國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 國有經濟調整與國企改革 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
在80年代中期吳敬璉提出，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並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實現企業制度的創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方向，則應當是改組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吳敬璉和他「整體改革學派」的同事闡明了現代公司及其治理結構，走到了企業和企業管理研究的前沿。沿著企業制度創新的方向，我國在90年代後期確立了公司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的觀念。吳敬璉關於確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內部人控制」，確保董事會履行受託責任，確保董事會對高層經理人員的監督，對經理人員給予足夠的激勵，發揮證券市場在增強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等論述，對於深化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後，吳敬璉對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1998年，吳敬璉向國務院領導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渠道；同時提出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1993～2004年他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進行過多次考察。他對溫州、台州地區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作出的總結對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倡導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 倡導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
1988年，他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對轉軌過程中的腐敗現象進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敗現象的實質，也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確的途徑。
吳敬璉指出，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是轉型時期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變革中力求保持社會公正。由此，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須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國家。 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在縝密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1984年12月，針對當時出現的經濟增長過熱、貨幣投放過多的情況，以吳敬璉為課題組向中央領導報送了《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專題報告，提出必須對此制定總體對策，進行綜合治理。這份報告對1985年宏觀經濟調控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88年4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需求膨脹和待實現購買力大量積累的情況下，對價格作較大的調整和放開部分商品的價格，「是一種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選擇」，「有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除理論活動外，吳敬璉在經濟學和企業管理教育以及經濟學信息和知識傳播方面的卓著成績也為各方面人士所稱道。為了表彰他的貢獻，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獲得中國經濟學孫冶方獎；他的學術著作獲得了國家圖書獎、全國圖書獎等多種獎勵；2001年香港浸會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2003年國際管理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傑出成就獎」。

③ 吳敬璉是怎麼開始研究經濟學的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生於中國南京。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

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金陵大學經濟系並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3年，大學畢業；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1955-1956年，從教於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參加了孫冶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於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在這一期間,他的理論文章（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特別是為於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

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

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

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做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5年11月，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必須始終十分注意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他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④ 吳敬璉的「賭場論」是什麼意思。。謝謝了！

2001年年初，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央視《經濟半小時》訪問時，對當時A股市場的各種不規范進行了嚴厲抨擊。該番言論後被稱為「股市賭場論」，並由此引發了一場「中國股市應該何去何從」的大討論。

「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范。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
坐莊、炒作、操縱股價這種活動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吳敬璉在節目中表示，中國的股市從一開始就很不規范，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為投資者的一個良
好的投資場所。
該年3月，吳敬璉推出兩萬字新著《十年紛紜話股市》，正式回應股市論戰。在前言中，他這樣表示：「我並沒有把股市一般地定位為「賭場」和把整個股市活動說
成是「零和博弈」的意思，更絕對推演不出我要關掉股市的意圖。我抨擊的重點在於中國股市上違規違法盛行，就像一個有人可以看到別人的牌的賭場。」

⑤ 誰應該做什麼吳敬璉

君子如水，小人如油。

⑥ 吳敬璉和郞咸平有什麼產業嗎

他們主要做學術研究的。
是經濟學家。收入包括研究成果，演講=寫書，大公司獨立懂事，咨詢等。

郎咸平教授於1986年獲得賓夕法尼亞(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金融學博士學位，曾經執教於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郎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郎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銀行改革治理顧問，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郎教授曾於1998-2001在世界銀行擔任公司治理顧問，於世銀經濟學家StijnClaessens和SimeonDjankov合作，致力於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在東亞地區，此項研究尚屬首次。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以及「集體訴訟」措施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他的觀點受到媒體，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體尊稱為「郎監管」。郎教授的監管思維在重要媒體包括「新財富」，「財經雜志」，「21世紀經濟報導」，「三大證券報」，「中央電視二台經濟半小時」，「中央電視二台財經報導」，「鳳凰衛視」等等經常報導。根據學術論文的貢獻而言，郎教授是世界級的公司金融與公司治理專家，成就斐然。他曾經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經濟和金融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郎教授的論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學術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學院的普遍認可。

吳敬璉，中國當代經濟學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經濟動態組組長, 國務院經 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30年1月24 日生於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 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 金陵大學經濟系並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53 年大學畢業, 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 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他參加了孫冶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於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在這一期間, 他的理論文章, 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 特別是為於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 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 被國外某些學者 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後, 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 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從1979年開始, 他把 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 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 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 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 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 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 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 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 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 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 主權, 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 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 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 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 市場不太緊張, 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 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 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 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1985年11月, 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 中國正 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 必須始終十分注意 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 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 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 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 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 他 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 總結》等文章, 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主要著作：《經濟改革問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合著）、《吳敬璉選集》、《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合著）、《漸進與激進 中國改革道理的選擇》、《何處尋求大智慧》、《國有企業改革大論戰（二）》等。（中國經濟網）

⑦ 吳敬璉的朝代是什麼

吳敬璉，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改革》、《比較》、《洪範評論》雜志主編；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傑出成就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

望採納、

⑧ 吳敬璉研究成果如何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

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

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做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5年11月，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必須始終十分注意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初，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他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⑨ 吳敬璉的主要學術成就是什麼啊有人指點一下嗎

主要學術著作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經濟改革問題探索》，1987年，中國展望出版社；《中國經濟的動態分析與對策研究》，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市場恐懼症將使我國的現代化事業陷入困境》，1989年，《新世紀》雜志；《吳敬璉選集》，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論競爭性市場體制》，1991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通向市場經濟之路》，1992年8月，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1993年1月，中國經濟出版社；《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市場經濟的培育和運作》，1993年，中國發展出版社；《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何處尋求大智慧》，1997年，三聯書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合著)，1998年1月，中國發展出版社；《當代中國經濟改革》，1999年1月，上海遠東出版社；《改革：我們正在闖大關》北京三聯書店；《十年紛紜話股市》上海遠東出版社。

主要學術成就有：1.對世界上各類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從理論上論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樹立這一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3.對腐敗現象的體制根源、金融市場的發展途徑等作出了科學分析，為處理這些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提出了方案。4.發展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方法，在幾個關鍵時刻提出了事後證明為正確的政策建議。

最突出的貢獻是:與經濟發展問題相結合，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是我國經濟理論界「市場經濟論」和「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他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張(為1984—1988年間的反通貨膨脹主張，1989—1991年期間的「市場整合解決法」等等)現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2004年，吳敬璉又提出「重化工業模式不利就業，加劇貧富分化」的觀點。吳敬璉認為，目前經濟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政績考核辦法、財政體制和扭曲的要素價格上，與舊發展模式相適應的體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資、拼資源、損環境的粗放增長方式。目前的「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相對貧瘠的自然資源無法支撐高資源浪費的重化工業發展。2003年，中國GDP佔世界的4%，然而，這一GDP的實現所消耗的石油佔世界的7.4%，原煤則為31%。其次，十分緊缺的資本資源無法支持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增長。此外，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並且加重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⑩ 厲以寧的成就

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教授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等。1998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的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厲以寧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工業化和制度調整》等。 2010年7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正式啟動了《國家形象系列宣傳片》的拍攝工作。作為參演人員，入選2010年《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人物。該片是為塑造和提升中國繁榮發展、民主進步、文明開放、和平和諧的國家形象而設立的重點項目，是在新時期探索對外傳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嘗試。厲以寧先生參拍「國家形象宣傳片」出場於版本二畫面二。
版本一出場人物順序：
畫面一：章子怡、范冰冰、楊麗萍、周迅、張梓琳；
畫面二：千手觀音邰麗華；
畫面三：袁隆平；
畫面四：李彥宏、丁磊、馬雲；
畫面五：王建宙；
畫面六：非凡的中國人民(普通群眾)；
畫面七：中國的設計師；
畫面八：時尚的中國模特；
畫面九：宇航員楊利偉等。
版本二出場人物順序：
畫面一：鄧亞萍、姚明、丁俊暉、郭晶晶、郎平；
畫面二：丘成桐、吳敬璉、孫家棟、厲以寧、岑拯；
畫面三：黃永玉；
畫面四：譚晶、李雲迪、宋祖英、劉歡、郎朗、譚盾；
畫面五：非凡的中國人民(普通群眾)；
畫面六：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陳魯豫；
畫面七：甄子丹、林浩、金晶；
畫面八：陳凱歌、吳宇森；
畫面九：宇航員楊利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