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遺產繼承糾紛案
(1)公安機關、醫院關於被繼承人死亡的證明;被繼承人的死亡日期的戶籍資料或宣專告死亡的判決屬書;親屬關系證明;(2)被繼承人主要遺產所在地的證明及遺產種類、數量及折價清單;(3)被繼承人生前債權、債務情況的證明;(4)被繼承人遺囑原件，公證遺囑的公證書，代書、錄音或危急情況下口頭遺囑，及所附的兩份以上證人材料;(5)養子女、非婚生子女、形成撫育關系的繼子女應提供收養、出生證明、形成撫育關系的證明材料;(6)繼承人放棄繼承權的親筆書寫的棄權書及有關證據;(7)喪偶兒媳、女婿繼承公婆、岳父母遺產的，關於自己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證明;(8)關於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撫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人或者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撫養較多的人要求分得被繼承人遺產的有關證明;(9)醫院關於繼承人已懷孕的證明;(10)其他證據。
㈡ 遺產財產繼承糾紛案例有嗎
原告張某
托代理人劉洪偉，北京方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張x
被告魏某
被告張xx
原告張某與被告張x法定繼承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張某之委託代理人劉洪偉，被告張x及其委託代理人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與三被告系兄弟姐妹關系，與魏某的母親為姐妹關系，魏某母親早亡。原告與被告父母相繼死亡，留有房產一棟，位於北京市x區xx地址，現此處房屋經常被張xx使用。二被繼承人在生前多次表示此處房屋應由原告繼承，故訴至法院。
被告張x辯稱，張某未婚前一直居住在此房屋中至今。原告說二位老人多次提起把房屋給原告，我們不知道，該房屋應依法分割繼承。
被告張xx辮稱，被告婚後一直與父母生活在此房屋。自1998年張某申請工廠內退後，張xx在家用全部的精力照顧父母，直至父親去世.張xx通知原告後，原告才從深圳來京奔喪矛後，我方多次與原告溝通處理遺留問題，但原告不予理睬，要求房屋法定繼承。
被告魏某辯稱，訴爭房屋應法法定繼承。
經審理查明，被繼承人張xxx、於x共育二子三女。現位於北京市住房一套，產權登記所有權人，取得房屋所有權證時間為1996年7月8日。2008年10月9日，張xxx、於x立下遺囑，該遺囑載於北京市的房屋的所有權人是我們夫妻，我們現在年歲已大，身體不好，鑒於該房購買時，經徵得所有子女一致意見，決定由我們的女兒張某出資購買，為此，同時也防止今後糾紛，我們共同特立本遺囑:一、待我們百年後，座落於xx的房產由我們的女兒張某繼承，他人不得干涉。
2001年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區公證處出具(2001 )京石證字第1980號公證書，該公證書載明:「茲證明立遺囑人張寶雲、於永芝夫妻於二00一年十月九日，在其家中，在我和王海青公證員的面前，在前面經他2010年8月4日，張x書面告知本院:「我自願放棄名xx房屋的遺產繼承權。」
本院認為，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對產，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現位於北京市xx號房屋系被繼承人張xxx、於x的個人合法財產，應由法定維承人依法予以繼承。所立遺囑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認可。被告張某以所立遺囑自己不知情且在房屋內居住，要求享有上迷房星繼承權的杭辯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採信。繪上所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判決房屋由原告繼承。
㈢ 遺產繼承糾紛案例
(1)公安機關、醫院關於被繼承人死亡的證明;被繼承人的死亡日期的戶籍資料或宣告死亡的判決書;親屬關系證明;(2)被繼承人主要遺產所在地的證明及遺產種類、數量及折價清單;(3)被繼承人生前債權、債務情況的證明;(4)被繼承人遺囑原件，公證遺囑的公證書，代書、錄音或危急情況下口頭遺囑，及所附的兩份以上證人材料;(5)養子女、非婚生子女、形成撫育關系的繼子女應提供收養、出生證明、形成撫育關系的證明材料;(6)繼承人放棄繼承權的親筆書寫的棄權書及有關證據;(7)喪偶兒媳、女婿繼承公婆、岳父母遺產的，關於自己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證明;(8)關於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人撫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人或者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撫養較多的人要求分得被繼承人遺產的有關證明;(9)醫院關於繼承人已懷孕的證明;(10)其他證據。
㈣ 房產繼承糾紛經典案例告訴你，哪些遺產會產生糾紛–
您好：
一、把多人共有房屋，當成一個人的遺產。張某成年後與父親、繼母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間，蓋平房五間。父親病故，張以共有繼承為名，佔有了全部房屋。該房應為張和父親、繼母共有。父親去世，張只能繼承其父的房產份額，且張的繼母不但屬於房屋的共有人，而且與張對張父的房產都有繼承權，張的繼母如無勞動能力還應當多分。對此繼承法第26條規定：遺產在家庭共有財產之中的，遺產分割時應當先分出他人的財產。
二、把對公有房屋的承租權當成遺產繼承。李某生前多年居住在單位的公房中，房改後沒買該房仍租住，最近李病逝，李的子女要求繼承該房。繼承法第3條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承租人對承租房屋只有承租權沒有所有權，承租權不是所有權，繼承人不能當作被繼承人的遺產繼承。
三、把繼承開始前己不屬於被繼承人的房產當作被繼承人的遺產繼承。劉某喪偶後與張某結婚，結婚時劉通過書面形式把自有房屋贈與了張某，並於逝前在房屋登記部門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現劉的子女要求按劉的遺囑繼承這份財產。因房屋的所有權已經轉移，即使劉立有遺囑劉的子女也無權主張對該房的繼承權。
四、認為屬於夫妻二人共有登有夫妻二人名字的房屋，其中一人死亡，不必過戶登記，即屬於生存的一人。張某所持房屋產權證，寫有其夫和她二人的名字，其夫去世，她以她一人的名字，出賣房屋，過戶受阻。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59條規定：我國實行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制度。二人共有的房屋，包括夫妻共有，變為一人所有必須進行房屋過戶登記。寫有夫妻二人的名字的房屋，其一人死亡，生存的一方必須通過繼承、過戶手續才能登記為一人。
五、認為繼子女和養子女具有相同的房產繼承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1條規定：「繼子女繼承了繼父母遺產的，不影響其繼承生父母的遺產」。第19條規定：「被收養人對養父母盡了贍養義務，同時又對生父母扶養較多的。除可依繼承法第10條的規定繼承養父母的遺產外，還可依繼承法第14條的規定分得生父母的適當遺產」。這里養子女與繼子女的繼承權是有區別的，因為我國婚姻法第26條規定：養子女和生父母間的權利和義務，因收養關系的成立而消除。
六、認為同居多年即享有配偶繼承權。王、趙沒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多年。最近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亡，趙認為結婚不登記同居也有繼承權，要求繼承王的房產。結婚不登記除被認定為事實婚姻外，則對另一方的房產沒有繼承權。雖然按繼承法第14條的規定因對死亡的一方盡了較多的義務可以適當分得遺產，但他享有的不是其合法繼承人的繼承權，而是繼承人以外的人一種因互助產生的權利。
七、認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繼承的遺產都是夫妻共同財產。張、王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張繼承了其父的一筆房產。且對這一房產共同使用多年。現王張離婚，王主張按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此房產。張拿出了其父的遺囑，該遺囑明確表示其這份遺產由張繼承。根據婚姻法第18條的規定：遺囑或贈與合同中規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為夫妻一方的財產。如無特殊約定，上述遺留的房產應為張的個人財產，且無論他們共同使用多久，其財產的性質都不會改變。
八、認為婚後買房，產權證上只寫有一人的名字，就不是夫妻共同財產。林、張為夫妻，林最近病逝，林生前與張買得樓房一套，房產證上只登記了林一個人的名字。林的父母認為該房只屬林一人，要求按其一人財產繼承。根據婚姻法第17條的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除當事人另有約定，法律另有規定以及當事人能舉證證明為個人的以外都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上述房屋雖然只登記在林一個人名下，也不能改變林、張夫妻共同財產的屬性。
九、不為沒出世的胎兒保留遺留房產份額。李先生擁有一棟商品房，李遇車禍死亡。繼承遺產時李的妻子提出為懷有的胎兒保留份額，李的父母不同意。認為胎兒未出世與遺產繼承無關。繼承法第28條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處理。
㈤ 遺產繼承糾紛案
按相關法律規定，對於因遺產繼承而引起的糾紛，當事人可以協商解決，專協商無法解決的，當事人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糾紛。另外，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相關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三十三條下列案件，由本條規定的人民法院專屬管轄:
（一）因不動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二）因港口作業中發生糾紛提起的訴訟，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三）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㈥ 繼承糾紛案件常見的幾個法律問題
一、公民的哪些財產可以認定為遺產？
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都可以認定為遺產，主要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儲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圖書資料；
（五）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
（六）公民的著作權、專利權中的財產權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
二、遺囑一共有幾種形式，哪種遺囑的形式效力最大？
（一）遺囑一共有如下5種形式：
1.公證遺囑。公證遺囑是指經過國家公證機關依法認可其真實性與合法性的書面遺囑。
2.自書遺囑。自書遺囑是指由遺囑人親筆書寫製作的遺囑。
3.代書遺囑。代書遺囑是由遺囑人口述遺囑內容，他人代為書寫而製作的遺囑，又稱為代筆遺囑或口授遺囑。
4.錄音遺囑。錄音遺囑是指以錄音方式錄制下來的遺囑人的口述遺囑。
5.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是指由遺囑人口頭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記載的遺囑。
（二）遺囑的效力
1、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
2、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後的遺囑為准。
3、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危急情況解除後，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
4、代書遺囑與錄音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
5、三類人員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1)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2)繼承人、受遺贈人;(3)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夥人，也應當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而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
三、公民立遺囑可以指定哪些被繼承人？
（一）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
法定繼承人主要包括：
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繼承開始後，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
（二）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
遺囑繼承或者遺贈附有義務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應當履行義務。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的，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的權利。
㈦ 瀘州遺產案
——以「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為例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問題，之所以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帶有普適性，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在任何語境中都是真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肯定的，這樣一個判斷主要通過對個案的的分析得來的。
「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及其內在的司法合理性問題
被告蔣倫芳與丈夫黃永彬於1963年結婚。1996年，黃永彬認識了原告張學英，並與張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當眾拿出黃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是朋友，黃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卻控制全部遺產。張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判令蔣給付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黃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及一套住房屬夫妻共同財產，而黃未經蔣的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且黃在認識張後，長期與張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故該院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獲得遺贈財產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首先確定遺贈人黃永彬立下書面遺囑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盡管遺贈人所立遺囑時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使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黃將財產贈與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蔣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法》和《繼承法》為一般法律，《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據《立法法》，《民法通則》的效力高於《繼承法》，後者若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該院認為原審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作出維持一審的判決。[3]
該案件判決的過程及之後，都受到了當地百姓及全國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中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該案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分析。但是，引發我興趣的則主要在於一點：在有關該案的看法中，當地民眾與學界呈現出較為對立的看法，而且幾乎是一邊倒的：大部分法學界人士都對該案提出了質疑[4]，而大部分當地民眾則對該案判決表示了支持。[5]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對立？如何來解讀這樣一種截然對立的現象？在事過幾年之後再舊事重提，雖不免有「馬後炮」「事後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為一件知識事件作一種社會學的考察，而這樣一種時間上距離的拉開，反倒能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事件。
那麼，在案件審判過程及審判之後法學界與社會公眾的討論中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勢，而在討論各方又是倚仗什麼樣的理由和資源呢？我根據當時各方的討論，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代表文章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 1、 法院違反了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法理原則以及特殊規則優於一般規則的立法法規定；
2、 法院的判決侵害了死者的財產權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遺贈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 陳岑：「對張學英訴蔣倫芳案判決的三點質疑」
王怡：「法治評論：脆弱的財產權」
韓新華、金濤：「論概括條款及其具體化」 在法學界當中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質疑法院意見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本案的發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認為《繼承法》上有關財產繼承的規定與《婚姻法》中有關規定在本案中出現沖突從而形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法官的行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權而已。 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
表一：法學界看待「瀘州案」的不同觀點[6]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其一，遺贈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除非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遺贈人可以將自己的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之外的任何人，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其二，「 二奶」僅是社會上對一類人的稱呼，並不證明否定其民事主體的地位，既承認為合法的民事主體，「二奶」當然有權接受遺贈。這是私法上平等原則的體現。其三，從社會功能而言，在當今中國，首先應當確立的是權利本位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動搖舊有的封建觀念，以其與另外的人同居為由就認定其作出遺贈的動機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為，背離了民法的根本原則和社會功能 根據網上討論情況，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1、 不能將財產判給二奶，其理由是黃有彬處理財產不應損害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德，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黃永彬的這種遺贈行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後作出的，是對合法婚姻關系的一種挑戰。
2、 1500人的掌聲說明法官基於法律的裁判與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為情與法的和諧及公序良俗與法律的一致
表二：網上公眾對該案的不同觀點[7]
通過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結合其他一些調查，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對立：
其一：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受教育層次較高的階層之中，他們在論辯的過程當中所倚仗的資源主要是法學資源，而不是其他資源[8].而在法學界當中對法院判決持反對意見的為多數，到了文化層次較高公眾群體中這種多數地位逐漸被稀釋，而到了普通大眾群體當中，對法院持贊同意見的則占據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眾中所依據的判斷標准則更主要的是一個道德上的直覺。[9]假如說法學內部的自洽給予我們法律的確定性，而公眾對判決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法律的可接受性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本案當中，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
其二：而從兩個表中的質疑方的觀點，我么可以發現其更多是從法學的內部視角來尋求自己的正當性資源的，而從同意一方來看，則更多的是從法學的外部視角來尋求正當性資源的。
這樣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哈貝馬斯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一種偶然地產生的法律的運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內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論證，從而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呢？[10]但在中國本案所凸現出來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隨著時間的逝去，本案所帶來的討論也漸漸離我們遠去，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決（也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它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斷地提出。最近出現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宮案」或多或少是該問題的凸現。
㈧ 遺產繼承糾紛案由的要件
繼承權的實現要具備幾個前提條件：
1、繼承人在繼承權主體的范圍內；
2、繼承權人沒有喪失繼承權；
3、繼承權實現的內容是合法的，沒有侵害國家、集體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
㈨ 繼承糾紛案例 （被繼承人遺產范圍如何確定
被繼承人的遺產范圍問題，在法律上好界定，所有被繼承人生前的固定資產和動產、股權、知識產權等權益，都屬於被繼承人的遺產。實務中比較難，因為種種原因，有些遺產不被權益人所知悉，只能就知悉的遺產進行分割，不知道的部分，待知道之日另行起訴再次分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