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救濟

『壹』 寶馬車高空墜物被砸，車主准備起訴整棟樓合理嗎

寶馬車在居民樓下被高空墜落物品撞擊，車主對於這件事情比較憤怒，便准備告整棟樓上的居民。我覺得他這種做法比較的沖動，不理智。

這個辦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這無疑會增加司法機關的工作量，一棟居民樓有那麼多戶的居民居住。每家每戶情況各不相同，真要打起官司了，要和居民里的每一戶都對薄公堂嗎？

如果物業公司覺得他們不好出面。你可以從他們那獲取你所需要的信息，然後你在尋求有關部門的幫助，這樣就會簡單快捷許多。

告整戶居民樓，會令整個居民樓反感。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主動站出來承認自己的錯誤。畢竟以暴制暴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從內心中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貳』 環境侵權造成損害該如何救濟

（一）環境侵權損害之法制救濟
1.完善環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訴的積極性
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實際上是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相應法律基礎，也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化實現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徑。
首先，在立法上拓寬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資格不應僅僅限定於直接利害關系人。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當是應有之義，以此強化我國的公共環境利益保護，明確檢察機關履行職責並行使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導地位。此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發點是為了公益，那麼只要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即可借鑒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逐步將自然人納入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內。有些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問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發現，等待相應符合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或將錯過最佳環境修復期，賦予自然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則可補強訴訟的及時性。有學者擔心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可能導致濫訴，實屬不必要的擔憂。一方面，出於訴訟經費、時間、訴訟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訴訟畢竟在少數；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其作為國家機關，肩負檢察監督、起訴等多項職能，出於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濫訴的可能性。
其次，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協調法律之間的規定。環境問題存在滯後性、潛伏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導致許多污染問題在當下難以暴露出來，而是在時隔多年後慢慢顯露。鑒於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應包括已經發現的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更應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具體而言，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納入損害環境公益之虞的行為。此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導致法律適用存疑。《環境保護法》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適用原則中有「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但人大常委會為人大的常設機構，二者屬同一位階還是人大的位階高，理論界莫衷一是；法律適用原則中「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但前提是屬於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是否為同一機關，理論界亦爭論不一，此兩項法律適用原則均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導。因此，亟待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改變法律規定之間不一致的現狀。筆者建議，在當前制定《環境保護法典》環境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待未來《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中，協調環境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與《環境保護法》保持一致。隨著環境法治的發展，亦可待今後時機成熟時指定《環境保護法典》。就當前存在的問題，可由相關司法機關出具司法解釋予以補強。
總體而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顯然較過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進環境法治的發展。然而，日益嚴重的多類型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法》尚不足切實指導司法實踐，公民維權之路依然艱辛，有待從立法上為公益之訴提供保障，增強公民、法人及其社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及維權的積極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僅從大方向提出拓寬原告資格及受案范圍，其他立法上的建議學界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
2.逐步推行環境稅制，反哺生態系統
我國現行稅制並未設立獨立的環境稅，但2014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可見，環境稅制改革已勢在必行。

『叄』 環境污染受害者通過什麼途徑尋求救濟

你好

民事訴訟是我國保護公民環境權益最主要的司法救濟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九條，污染環境等行為提起訴訟的權利,為司法機關受理案件提供法律依據。

『肆』 對於水域污染造成的生態損害可以採取何種救濟方式

約束污染來源。修復其凈化能力，讓其自身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