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紛解決機制含義

『壹』 如何正確理解並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公平、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推行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國進一步倡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這無疑又是一項頗富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構想。但對於何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以及該項工作應如何具體推進和開展，各界尚存較多的困惑和疑慮。
為加強對這一重要命題的基礎性研究，武漢大學海外投資法律研究中心組織人手，於近期撰寫了《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研究報告》，全文將分期轉載於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報告將首先探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的基本定位，並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在借鑒現有各類爭端解決機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為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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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現狀與問題
（一）「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解決
民商事爭議主要是指私人主體在民商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違約和財產性侵權糾紛。由於民商事關系往往基於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會約定爭端解決方式，因此違約糾紛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解決。有些侵權糾紛，也可以由雙方在事後達成約定解決。通過合同和雙方協商所不能解決的民商事爭議，一般可以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方式解決。
1.「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訴訟解決
依據一國國內法，尋求法院等司法機構的救濟是最根本的爭端解決方式。「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濟手段。但要想通過當地訴訟解決國際民商事糾紛，仍存在較大難度和一系列的問題：
（1）沿線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一帶一路」沿線既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又有信奉伊斯蘭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同時融合了這幾種法系的特徵。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很大，對於從事跨國商事活動的外國私人而言，很難掌握甚至通曉當地法律。
（2）沿線多國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有些國家由於戰亂和恐怖活動頻發、政局不穩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葉門；有的國家則因為獨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設起步晚，發展慢，例如原南聯盟分立的黑山、塞爾維亞等。有的國家雖然法制較全，但並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規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1]
（3）沿線多國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強烈。有些國家在司法程序中對外國當事人不公，如葉門、印度尼西亞、土庫曼等。以葉門為例，該國政府部門對當地企業採取特殊的庇護措施，外國投資者卻經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護費。在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外國投資者也很難得到勞動管理部門的公平對待。當外國投資者利益遭受當地投資夥伴侵犯時，警察等執法部門很少採取有效措施進行保護。[2]
（4）執法和司法程序繁瑣或緩慢，司法判決執行難。一些國家，如汶萊，由於生活安逸，生活節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審批等程序隨意性較強、耗時較長。[3]司法判決執行難也是沿線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約旦、越南、亞塞拜然等國尤為典型。以約旦為例，根據《對外投資合作指南》對約旦法律制度的調研顯示，該國司法程序一般要經歷3到4年，而從獲得裁決到執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個月。[4]
因此，通過訴訟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往往並非當事人的最佳選擇。如何克服屬地管轄和用盡當地救濟的限制，力爭民商事糾紛的域外管轄及替代性爭議解決是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心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2.「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
無論是從「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以和為貴」的理念，還是從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效果來看，非訴訟解決爭端的方式相對而言能夠更好地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爭議。2016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上通過的《蘇州共識》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認同調解、仲裁等訴訟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以為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5]在各種非訴訟爭端解決方式中，仲裁和調解尤受肯定和青睞。
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大部分沿線國家（35個）都根據《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制定了本國的仲裁立法，這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6]對於仲裁立法，存在「雙軌制」和「單一制」兩種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雙軌制」，如新加坡，針對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分別適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採用此制的還有俄羅斯、菲律賓、越南、緬甸、汶萊等國。「單一制」則是指，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適用統一的法律。採用「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埃及、模里西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寮國、柬浦寨等國。我國亦屬此列，有關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對國際仲裁進行了專章規定。
「一帶一路」沿線仲裁和調解機構眾多，專門的仲裁和調解機構主要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泰國仲裁協會、泰國商事仲裁協會、柬埔寨國家商務仲裁中心、越南國際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務調解仲裁中心、迪拜國際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開羅國際商事仲裁區域中心、德里國際仲裁中心、俄羅斯工商會國際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業糾紛仲裁中心、蒙古國國際及國內仲裁委員會、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調解中心、羅馬尼亞國際商業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國家國內司法機構中還設立了可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調解庭和仲裁庭，它們做出的裁決與普通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7]
中國的仲裁製度發展也很快。從中國商事仲裁網公布的消息來看，我國國內仲裁機構目前已超過160家。[8]最近幾年，我國國際仲裁製度呈現快速發展趨勢，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機構大量涌現。除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貿仲委」）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以外，新興的涉外仲裁機構（包括原國內仲裁機構的轉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員會（即北京國際仲裁中心），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即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即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及由廣州仲裁委員會、香港、澳門地區的仲裁機構及法律專家共同組建設立的南沙國際仲裁中心等。（2）臨時仲裁得到承認。我國《仲裁法》規定了嚴格的「選定仲裁委員會」的要求。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是不承認臨時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橫琴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時仲裁規則》正式頒布，標志著臨時仲裁在中國境內的真正落地。[9]可以預見，臨時仲裁將會逐漸在我國仲裁實踐中得到推廣。（3）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引入。國際上許多知名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商會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辦事處。這將有助於我國對這些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利用，拓寬糾紛解決的選擇渠道。
「一帶一路」沿線眾多仲裁和調解機構為「一帶一路」民商事主體糾紛解決提供了較多選擇，但是目前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還存在以下問題：（1）仲裁機構進入他國市場的待遇問題。以我國為例，雖然眾多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在我國上海自貿區設立了辦事處，但中國WTO 入世議定書（「附件9」中關於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均沒有對仲裁機構法律服務作出明確規定。境外仲裁機構入駐後能否在華享受同國內仲裁機構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確。[10]（2）仲裁和調解機構選擇多但仲裁製度並不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仲裁製度在適用規則、臨時仲裁、友好仲裁、證據制度等重要問題上有很大差異。有些國家的仲裁製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國為例，我國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機構不承認臨時仲裁，未採納友好仲裁。（3）裁決的執行問題。「一帶一路」沿線目前還有伊拉克、土庫曼、馬爾地夫、葉門等國沒有加入《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為《紐約公約》）。即便是《紐約公約》的成員，有些國家在加入時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對同為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做的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如俄羅斯。因此，仲裁裁決在「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的承認和執行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一帶一路」混合爭議解決
混合爭議是指因國家行政行為而產生的私人與國家之間的爭端，主要表現為外國投資者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端。
1．「一帶一路」投資環境
本文所指投資環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環境，不考慮「一帶一路」很多地區所存在的恐怖主義、戰亂、武裝沖突、自然災害等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來自不同背景的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面臨較高的政治風險，尤其是東道國投資管制行為和稅收行為產生的徵收風險和法律政策變動等帶來的違約風險。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外資立法，及相關的執法和司法活動中沒有為外資提供充分保護。
外資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1）有些國家沒有專門的外資立法，關於外國投資的准入、投資行業、待遇等問題的規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規中。如印度、阿聯酋、巴林、塞普勒斯、拉脫維亞等。（2）有些國家雖有專門的外資立法，但並不是正式的法律。這類國家包括土庫曼、羅馬尼亞和不丹等。以羅馬尼亞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關投資的重要法律文件為1992年《促進直接投資政府經濟法令》、2008年《促進投資政府緊急法令》、2014年《關於設立鼓勵對經濟領域有重要影響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和《關於設立鼓勵對創造工作崗位鍍金地區發展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11]以法規、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調整投資活動，由於政策的輕率性和多變性，很容易給投資者及其投資帶來風險。（3）外資法缺乏操作性。以葉門為例，雖然葉門有專門的《投資法》，但並未頒布相關的實施細則，致使有關規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虛設。[12]
執法與司法方面的問題包括：（1）程序隨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庫曼為例，由於該國法治建設慢，常以總統令、政府決定等調整外資活動，執法過程隨意，透明度較低[13]；（2）執法和司法不公。這一點上文已經有所介紹，茲不贅述。
綜上可知，通過國內司法途徑解決「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近年來，國際投資爭端解決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通過商事仲裁機構解決投資爭端。「一帶一路」域內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機構可受理投資爭端，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國深圳國際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規則規定：「仲裁院受理一國政府與他國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議仲裁案件。」[15]此外，哈薩克也表示，將借鑒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納建立具有國際大部分仲裁員參與的國際仲裁中心，其中專門設置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16]除了傳統的法院訴訟、仲裁機制以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針對投資爭端的解決還創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創設的爭議解決委員會，專門為解決投資者和政府機構之間的爭議提供建議。[17]另外，我國商務部於2015年1月19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一百二十條還建立了專門的投訴協調處理機制和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中心，負責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投資爭議的協調和處理。這些可能成為未來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方向。「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構建具體制度過程中可以考慮並參考相關的制度。
2．「一帶一路」與投資有關的條約締結情況
從雙邊層面來看，「一帶一路」域內已有53個國家同中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有57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個BITs引入了國際仲裁機制，以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多邊層面最具影響力的投資條約是《華盛頓公約》。根據公約建立的ICSID主要通過仲裁和調解解決投資爭端。「中心」的管轄權須基於一國對公約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國對「中心」管轄的同意。我國雖然很早就加入了《華盛頓公約》，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保留了對ICSID機制的引入。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簽訂投資協定時，逐漸放開，越來越多地引入ICSID機制。至今為止，在我國對外簽訂的BITs中，共有14個引入了ICSID機制。從ICSID的仲裁實踐來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團公司訴葉門政府案，建設工程項目被仲裁庭認定為符合《華盛頓公約》項下關於投資的要求。[18]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爭端，是可以通過這一機制解決的。「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是《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只有少數國家沒有加入該公約，包括緬甸、寮國、泰國、巴勒斯坦、波蘭、塔吉克、印度、馬爾地夫和不丹。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國家在締結與投資有關的條約方面，存在以下問題：（1）各國之間BIT締約不充分，不能覆蓋「一帶一路」所有投資者及其投資。由於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邊投資條約。BIT是投資者及其投資的主要國際法維權手段。從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BITs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各國之間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締約空間。（2）有些BITs缺乏投資者訴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為「ISDS機制」）。以中外BITs為例，其中仍有少數缺乏ISDS機制，如中國與泰國，以及中國與土庫曼間的BITs。（3）國際仲裁適用的爭議范圍有限。從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之間的BITs來看，大部分BITs都規定，只有與徵收補償數額有關的爭議可通過國際仲裁解決。有部分BITs則規定，除補償數額爭議之外，締約雙方同意的其他爭議也可以提交國際仲裁。只有與緬甸、伊朗、土耳其、葉門、希臘、塞普勒斯、羅馬尼亞、烏茲別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BITs將國際仲裁適用的投資爭端擴大到了其他投資爭議。（4）ICSID機制的適用范圍受限。由於「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未加入ICSID公約，ICSID仲裁機制不能完全覆蓋到「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及其投資。以上這些問題都為「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解決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帶來了阻礙。
3．「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仲裁實踐
從「一帶一路」國家在投資仲裁案件中的被訴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國家屢遭投資者起訴。其中，被訴超過10次及以上的國家包括捷克、埃及、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俄羅斯、波蘭、哈薩克、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這直接體現出，這些國家對於外國投資者利益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國家頻頻被訴諸國際仲裁，一方面說明，這些國家國內法為投資者提供的救濟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資者所信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國際仲裁機制在這些國家的投資爭端解決方面比較暢通。
另外，從「一帶一路」國家投資仲裁所適用的仲裁機制來看，機構仲裁遠比專設仲裁多。而且，在各個仲裁機構中，ICSID被適用的最多，足見這一多邊投資仲裁機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適用的情況也比較多。可見西歐發達國家所建立的仲裁機制頗受「一帶一路」投資者的青睞。相反，「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構，如CRCICA，明顯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帶一路」域內投資者的信賴。
（三）國家間的經貿爭端解決
國家間的經貿爭端，主要是在貿易和投資協定適用和解釋過程中產生的國家間貿易和投資爭端，具體包括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國家間爭端、國家因違反WTO和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義務所產生的的爭端，以及WTO和其他貿易協定的解釋所產生的爭端。
1.「一帶一路」國家與國家間投資條約爭端解決
對於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爭端，主要通過投資條約規定的國家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來解決。SSDS機制具體適用於三種情形[19]：（1）條約規定含義不明或締約方對條約規定有不同解讀時，所引發的條約解釋爭端；（2）締約一方投資者遭受締約另一方侵害時，所觸發的外交保護爭端；（3）締約一方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前，先行確認締約另一方行為違反條約的程序。
SSDS機制中的爭端解決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談判和國家間仲裁。實踐中，基於投資條約的國家間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總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當事人都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見，「一帶一路」國家因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產生的國家間爭端主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不會選擇訴諸國際仲裁。
2．「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和安排大體有兩種類型。比較多的一類是國家之間基於友好關系，為加強經貿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則性的區域經貿協定及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經濟共同體等。這些組織和協定主要不是以規則來維系，更多地是依賴於各國之間的夥伴關系，因此很少有關於爭端解決的安排。[21]
另一類則是規則主導型的區域貿易協定，以中國與東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雙方訂有專門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協議》[22]（以下簡稱為《爭端解決協議》）。《爭端解決協議》規定的爭端解決方式包括磋商、調解、調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訴訟方式。在仲裁程序中，爭端當事方可以隨時同意進行調解或調停。[23]另外，《爭端解決協議》並沒有設立實體性的裁決機構，而是採用了臨時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沒有上訴程序。裁決的執行方面，雖然規定了一系列針對不履行仲裁裁決行為的補償和中止減讓或利益規定，但補償是自願的，中止減讓或利益需滿足許多條件。[24]另外，由於缺乏負責執行監督的常設機構，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爭端方的自律。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的區域貿易協定欠缺有強制力的爭端解決機制。
3．「一帶一路」國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成員方違反WTO義務而產生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爭端。爭端解決適用的規則包括《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即DSU）以及WTO協定各涵蓋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條款。爭端解決步驟包括磋商、專家組審查、上訴機構審查、報告的執行及其監督。相比「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主要有如下優越之處：（1）上訴機制。這有效地避免了專家組審理的許多錯誤。而且由於上訴機構是常設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WTO爭端解決裁決的一致性以及成員方的預期。（2）執行機制。WTO有專門的執行監督機構，對違約方實施報告中建議的情況進行持續監督，這就保證了違約方的執行。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范圍內最成功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帶一路」國家經貿爭端的解決與WTO爭端解決機制關系深切。這一方面體現在，「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國家都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常用客戶」。在WTO進行申訴超過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印度（24次）、中國（17次，僅指中國大陸）、泰國（13次）和印度尼西亞（10次）。在WTO被訴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中國（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亞（14次）。[25]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立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很多都依賴於WTO。以中國為例，中國與東盟以及中國與新加坡間的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都規定，當爭端當事方在一定期限內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見時，應請求WTO總幹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帶一路」國家在經貿爭端解決中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並非WTO成員，包括哈薩克等13國。因此，WTO爭端解決機制不能完全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爭端。

『貳』 勞動爭議法律調整的意義和作用

（1）強化依法處理爭議，維護勞動關系的協調，激勵雙方積極性的發揮。勞動爭議的出現，表明勞動關系的運行發生障礙。因此，必須及時予以排除。只有依法處理爭議，雙方的合法權益都能獲得有效法律保障時，才能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2）通過爭議處理，加強勞動法制宣傳，提高雙方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自覺性。

處理勞動爭議，不單是對某個過錯行為的消極矯正，更為積極的意義還在於幫助人們增長法律知識，增強守法意識，使人們從切身經驗中懂得權利義務的一致性，從而普遍地增進履行法律義務的自覺精神，加強我國法制建設。

（3）及時處理爭議，維護正常生產（工作）秩序，保障經濟建設和勞動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及時、正確地處理爭議，可以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態擴大，最大限度地減少爭議可能帶來的混亂和損失。

使企業行政從勞動糾紛中解脫出來，抓好生產經營（工作），保障勞動領域各項改革順利進行，更好地維持勞動領域的穩定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深入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

(2)糾紛解決機制含義擴展閱讀：

一裁終局提速勞動爭議處理

據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主任孫德強介紹，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最大的亮點就是，針對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繁瑣的問題，設計了「一裁終局」模式。

「一裁終局」對老王這樣的勞動者更具有現實意義。如果老王的案件發生在2008年5月1日之後，那麼他在仲裁機構里就可以拿到終局裁決。如果大元公司沒有主動履行裁決義務，他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不是等到二審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後再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助理俞里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一裁終局』模式非常有利於及時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對勞動者來說，如果他認為自己的權益在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後得到了保護，就不會再將勞動爭議起訴到法院，也不用擔心用人單位為了拖延履行義務而起訴到法院。」

據孫德強介紹，實行「一裁終局」的范圍涉及追索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不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准12個月金額的爭議，因執行國家的勞動標准在工作時間、休息時間、社會保險等方面發生的爭議。

有條件的「一裁終局」制度設計，改變了原有格局。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在接受采訪時說：「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動爭議處理的格局將變成『雙軌制』，即部分案件『一裁終局』制，部分案件仍是『一調一裁兩審』制。

這種勞動爭議處理格局，有利於勞動者及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俞里江評價說，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提升了調解和仲裁的地位，重構了調解、仲裁和法院的關系，形成了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組合拳」。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確保各種糾紛解決機制之間的良好銜接。

一方面，建立健全調解組織和勞動爭議仲裁組織，增強調解結果和仲裁結果的權威性，提高對調解或仲裁的終局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依法將司法的保障作用前移，對達成的調解協議和作出的仲裁裁決，確保執行。

除了「一裁終局」之外，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諸多突破性制度設計：勞動爭議仲裁審理時限由60日縮短為45日；勞動爭議仲裁時效由60日延長為1年；勞動爭議仲裁不收費，經費由財政保障等等。

「這些突破性制度的設計提醒我們，在充分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勞動爭議的處理必須逐漸『提速』，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公正的救濟。」

俞里江分析說，「同時，國家將為勞動者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供勞動者選擇：具體的勞動糾紛適合哪種救濟途徑，勞動者就可以選擇哪種救濟途徑，而不必選擇所有的途徑。」

「在現代社會，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應該受到重視。一個和諧的社會不是沒有爭議和糾紛的社會，而是有完善的機制解決爭議和糾紛的社會。」俞里江說，「和諧社會應該為當事人提供多種解決糾紛的方式。

法院只是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而不是惟一的方式，不能說糾紛無法訴諸法院，當事人的權益就不能得到保護。只要通過協商、調解、仲裁，當事人的權利依法得到了保護，我認為這種糾紛解決機制就是完善的。」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新聞網-勞動爭議處理將現新格局 部分案件將一裁終局

『叄』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肆』 調解,仲裁,訴訟三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

一、調解，仲裁，訴訟三者之間的聯系為三者作為社會民事糾紛的解決機制相互輔佐、交相並存，又以其各自相對獨特的調整機制而相互獨立，是現代社會民事糾紛解決機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多種可供其自由選擇的解決民事糾紛的途徑和方法。

二、調解，仲裁，訴訟的區別如下：

1、概念不同

調解是中立的第三方在當事人之間調停疏導，幫助交換意見，提出解決建議，促成雙方化解矛盾的活動；

仲裁是由雙方當事人協議將爭議提交（具有公認地位的）第三者，由該第三者對爭議的是非曲直進行評判並作出裁決的一種解決爭議的方法；

訴訟是指國家審判機關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解決訟爭的活動。

2、特殊性不同

調解員可以採用其認為有利於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對爭議進行調解。這種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調解程序開始之後，調解員可以單獨或同時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進行調解；

調解員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的，可向他方當事人通報單獨會見的情況，當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調解員可以對爭議進行面對面的調解，也可以進行背對背的調解；在調解過程中，調解員可以要求當事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的建議或方案。

仲裁異於訴訟和審判，仲裁需要雙方自願，也異於強制調解，是一種特殊調解，是自願型公斷，區別於訴訟等強制型公斷；

對於訴訟，平等主體當事人之間發生經濟糾紛提起訴訟，適用《民事訴訟法》解決紛爭。

3、形式不同

調解主要有四種形式：訴訟調解(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的調解)、行政調解(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的調解)、仲裁調解(仲裁機關在仲裁過程中的調解)和人民調解(群眾性組織即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

人民調解是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進行的調解；法院調解是人民法院主持下進行的調解；行政調解是基層人民政府或者國家行政機關主持下進行的調解；

仲裁調解是在仲裁機構主持下進行的調解。在這幾種調解中，法院調解屬於訴內調解，其他都屬於訴外調解。

仲裁一般是當事人根據他們之間訂立的仲裁協議，自願將其爭議提交由非司法機構的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進行裁判，並受該裁判約束的一種制度。仲裁活動和法院的審判活動一樣，關乎當事人的實體權益，是解決民事爭議的方式之一。

『伍』 中國社會轉型給糾紛解決機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陸』 為什麼要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記得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潘劍峰老師提出的，目的在於糾紛解決手段和正義糾紛相契合，減少司法資源浪費和訴訟外部不經濟，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方式中包括訴訟方式和非訴訟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並不能涵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認，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標准。 下面是潘老師的有關這方面的論文，你可以參考一下 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 潘劍鋒 摘要： 民事糾紛紛繁復雜,糾紛的性質不同、類型不同,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也應當有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決不同類型糾紛的體系,以維系社會的穩定。同時,如何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創造解決糾紛的非訴訟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方向。 關鍵字： 民事糾紛;和解;調解;仲裁;訴訟;司法改革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柒』 民事糾紛非訴解決方式有哪些主要意義

第一，非訴抄訟糾紛解襲決機制實踐有助於緩解法治面臨的困境：法治化追求的社會控制模式，使糾紛解決權集中化，但是隨著對社會控制總量的不斷增大，集中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逐漸顯得力不從心，從而產生了訴訟遲延、訴訟費用高昂等問題，招致公眾的不滿。為了緩解法治化造成的困境，調解糾紛解決權的集中化，適當的實現糾紛解決權的社會化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

『捌』 民事糾紛非訴解決方式有哪些意義

非訴訟糾抄紛解決機制實踐有助於緩解法治面臨的困境：法治化追求的社會控制模式，使糾紛解決權集中化，但是隨著對社會控制總量的不斷增大，集中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逐漸顯得力不從心，從而產生了訴訟遲延、訴訟費用高昂等問題，招致公眾的不滿。為了緩解法治化造成的困境，調解糾紛解決權的集中化，適當的實現糾紛解決權的社會化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

『玖』 簡述調解制度的歷史發展和運行機制

一、我國調解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發展

作為解決糾紛的一項制度，調解是中華民族橫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傳統。調解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中，已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司法官多奉行調處息訟的原則，至兩宋，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多，調處呈現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臻於完善階段」。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榜貼文，申明教化，同時由鄉官受理當地民事案件與輕微刑事案件，加以調處解決。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開始全面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這套法律制度並未能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傳統的調解仍成為解決糾紛的首選。至抗戰時期，在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和各個解放區，人民政權之司法機構即已建立了調解制度，將審判與調解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倡導「馬錫五審判方式」。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民事審判工作方針；1964年，這一方針被發展為十六字方針，即「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至此後很長一段時期，調解成為我國民事訴訟中法院審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導向。在該政策指導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調解率，以此作為考核法官辦案質量高低的標准，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強迫性調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國在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對「調解為主」的原則做了修正，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這一原則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調解處理民事案件，將調解貫穿於審理的始終，在萬不得已時才以判決結案。但是，該原則雖在用語上避開了「調解為主、審判為輔」，但就其實質而言，仍然保持著調解為主、和解優先的作法，在實踐中仍存在著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調解率而所產生的強迫調解。

1991年我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立法機關再度對調解原則進行修改，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理論界將其稱為自願合法調解原則。同時，立法機關還將有關調解的規定從「普通程序」前移至「總則」部分，這樣，既可以避免將調解誤認為開庭前的一個必經程序，又表明調解適用於包括一、二審、再審在內的審判程序。自願合法調解原則突出了自願調解，從而使這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本質，同時，它否定了「著重調解」，糾正了調解與判決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全國法院調解結案率雖有所減少，但與判決結案相比，仍占相當比重。以筆者所在的D區人民法院2014年來說，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3703件，審結3694件，其中調解結案的2663件，占結案數的72.09%。可見，長期以來，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解決當事人糾紛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當前法院調解運行機制與伴隨的問題

在目前，我國市場經濟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獨立，它強調分權、自治和權利的保障，要求國家盡可能地干預經濟關系，充分地尊重私人間的合意和選擇的自由，僅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這一本質要求體現在民事訴訟結構中，就表現為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使當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決定自己的訴訟行為，而法院對當事人自由行使訴訟權利不予干預，更不能代替當事人去處分由當事人享有的自由權利。

事實上，近年來學術界對法院調解的質疑，也主要是圍繞法院調解這種「裁判者進行調解」的地位展開的。因為，法官進行調解時主要身份應當是「調停者」但要始終把握這一身份是很難的。法官最終的裁決權，無疑是法院調解中對當事人的無形壓力。司法實踐中法官的「以判壓調」、「以拖壓調」、「以誘促調」、「強制調解」屢屢發生，使當事人難以行使處分權，有違自願原則。更有甚者，法官也會先入為主，即在調解成立當事人拒絕簽收調解書或法官調解方案不被接受情形下，法官也有可能依調解協議或調解方案判決，由此造成調判不分。

第三，調解原則的規定不盡合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了訴訟調解必須遵循當事人自願原則、事實清楚、分清事非的原則。制定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的初衷是為了防止一些法官不重視案件基本事實的調查，在調解中無原則地「和稀泥」或對難以查清的案件執意調解的做法而制定的。但這是法院判決應遵循的原則，將其作為法院調解的原則與當事人的合意是相矛盾的。況且，我們現在的審判方式改革，強調的是職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相結合，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實上追求的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客觀事實。這些都使產生這一原則的因素消失，所以該原則應當予以廢除。

現代民事訴訟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當事人訴訟地位的提高及對法官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權的限制。自願原則作為法院調解的基本原則，本質就是尊重當事人對自主權利的支配，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合意解決糾紛的作用，否則強制或變相強制合意的調解就無法得到控制。而現在法院在調解上過於注重行政權力，為了完成調解率，為了大調解，有些時候不顧當事人是否自願，都要調解。筆者感嘆，為何現代法治社會，法官辦案要受到如此多的規定限制？

第四，法院調解對程序、時限、適用規則等問題未作規定，法官在調解中的隨意性過大。比如什麼情況下構成「調解未達成協議」，什麼情況下應當進入判決程序。缺乏這樣的制度約束，就會造成在當事人已無調解意願或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率，仍然強制當事人接受調解。法院調解作為一種制度，它的「意思自治」與「利益協調」的本質，要求調解不可能象審判那樣具有嚴格的程序制約。但這並不意味著法院調解可以是法官隨意性支配的過程，我國現行法院調解制度中缺乏程序、時限與適用規則的制約，事實上為法官的隨意性留下過大的空間。

第五，法院內部的一些規定影響調解的適用。法院內部一些規定亦限制了調解的適用，如現在多數法院均規定了調解結案率、撤訴率、當庭宣判率、上訴維持率等考核指標，法官辦案不得不為完成指標而調解，甚至有些無法調解的案件也強制調解，這些規定都會對法官辦案的積極性產生影響。

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其諸多弊端，嚴重製約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

在實踐中，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和在司法實踐中自願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異化以及在實踐中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的沖突。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要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貫穿於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
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並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等。我國民事訴訟將自願原則處於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展，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願原則在實踐中體現為程序上的自願和實體上的自願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願原則體現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其次，在自願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自願原則應該體現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願協商的結果。民事訴訟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雙方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的方式，並非一定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只要當事人之間的合意既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應允許該調解協議內容有效。而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卻明顯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並且過於絕對，這與法院判決沒多大的差別，若強調事實清楚而進行嚴格調查，則既耗時又耗資、犧牲了程序利益，這樣，就忽視了民事訴訟調解本身具有的省時、省力、節省司法資源、靈活、高效的特點。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相對於判決本身所具有的優勢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實現。
為了更好的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實現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價值地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不能因現在有調解制度的諸多弊端而「因噎廢食」，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總結經驗教訓，考慮我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積極轉變工作理念，創新調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進程，大膽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專業化、社會化以及其建設之路，充分發揮民事訴訟調解在這新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法律規定，充分發揮司法調解的功能作用，認真調處每一個民商事糾紛，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結事了、勝敗皆明、定分止爭。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