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民事糾紛類的法律故事
2010年，筆者曾處理一起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仲裁案件，雖然在仲裁層面上已經圓滿劃上了句號，但是該糾紛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路上因其法律不健全而遇到困境，至今尚未妥善解決。
一、案情簡述
何某於1988年從組上承包了8份土地共8.8畝。1991年，何某舉家到外省打工，戶籍仍保留在組上。離家時，何某與組訂立了口頭協議，將承包地交給村民小組代管，以8份田土三年的收益來沖抵通電籌集貸款、農業稅和農民負擔等款項共314.30元，三年期滿後，將承包地收回，若三年期滿後，何某仍未回家，承包地暫由村民小組繼續代管，待何某回家後，歸還給何某。2008年末，何某回到組要求組上退還承包地時，組上已把何某從1988年取得承包經營權的8.8畝土地收回，另行發包給了本組村民李某八戶農戶，每戶發包1.1畝，並在1998年延長土地承包期時頒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何某因要求村民小組退還承包地未果向縣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二、糾紛仲裁
2010年4月2日，縣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依法受理了該村民何某與村民小組及第三人李某等8人退還承包土地糾紛一案，2010年5月19日經縣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依法設立仲裁庭開庭進行了公開審理。仲裁庭認為，組上在1998年延長土地承包期期間，將何某的承包地收回，並重新發包給本村民小組八戶農戶的行為，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條第1、2款關於收回承包地的相關規定，何某要求返還其承包地的主張，仲裁庭予以支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1款的規定，做出了裁決意見：依法確認申請人何某在第一輪土地承包過程中取得承包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資格；依法確認被申請人及第三人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申請人何某的承包地部分無效；依法核減本案第三人共八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中涉及申請人何某承包地部分，每戶核減1.1畝，其中旱地1畝，田0.1畝，重新核發八戶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三、民事訴訟
第三人李某等8人不服縣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員會的裁決，於2010年6月30日向縣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求內容：「1.請求維護原告的土地使用權證的合法有效；2.請求撤消縣仲裁委的裁決書。」2010年9月29日縣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書：「駁回李某等八人的訴訟請求。」
四、法院執行過程無章可循
2011年1月4日，何某申請縣人民法院執行，申請執行的依據是縣仲裁委員會的裁決書和縣法院的判決書。縣法院收到執行申請後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的，可以自收到裁決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逾期不起訴的，裁決書即發生法律效力。」因第三人李某等八人不服仲裁裁決向法院提起了民訴，裁決書失效，雖然法院駁回李某等八人的訴訟請求，但對駁回李某等八人的訴訟請求後仲裁裁決是否恢復法律效力的問題，查無法律依據。雖然《仲裁法》第64條有「人民法院裁定撤銷裁決的，應當裁定終結執行。撤銷裁決的申請被裁定駁回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恢復執行。」的規定，但第77條 「勞動爭議和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另行規定」的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不適用經濟糾紛仲裁法，所以，對撤銷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訴訟請求被裁定駁回的，人民法院沒有對應裁定恢復執行的法律依據，裁定不予執行。
五、民事訴訟過程中的疑點
一原告在民訴過程中混淆證件名稱：原告李某等八戶農戶在訴訟請求事項中：「請求維護原告的土地使用權證的合法有效」，實際上原告李某等農戶沒有「土地使用權證」，實際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法院受理庭在受理此案時對此有疏漏，民庭在審理過程中也遺漏了此問題。
二原告訴求類似於行政訴訟：筆者認為，原告李某等八戶農戶「請求撤消縣仲裁委的裁決書」的訴求內容超出了民事訴求范圍，形似於行政訴求，反過來講，作為民事訴訟案，法院不應受理針對仲裁機構的訴訟請求。
六、土地承包糾紛仲裁效力問題之拙見
筆者認為，仲裁裁決是否恢復法律效力應根據訴訟案的判決情況而定。一方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向法院起訴後，進入了訴訟程序，此時的仲裁裁決暫時失去了法律效力，但是案件的處理結果將直接影響到仲裁裁決的效力。關於「請求撤銷仲裁裁決」之訴，結果有三種可能，第一種是法院支持「撤銷仲裁裁決」的訴求，即否定了仲裁裁決，仲裁裁決理所當然不發生法律效力。第二種是原告撤訴情形，原告撤訴後，糾紛案又回到仲裁裁決狀態，仲裁裁決應恢復法律效力；第三種是法院駁回「撤銷仲裁裁決的訴求」，即支持仲裁裁決，在審理過程中當事人的訴求被駁回的情況下，仲裁裁決應恢復法律效力。
上述問題，縣人民法院執行局特別向市中院報告，市中院的意見也同上述縣法院的意見一致，在執行過程中遇到法律真空，此案無法得到妥善解決。
⑵ 求一個反應當今社會現象的一個小故事!!!!!
某某人，浙江人，家有幾位老人，還有兩個小孩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大孩子二十七歲，殘疾，小孩十九歲，讀高二年級，在二零一五年經人介紹，認識了他，此人的家庭壓力不但如此重，另外還負債將近二十萬，或許，人窮的時候，表露出來的都是善良的一面，當時看到的他，覺得他挺善良，挺有男人風范的一個人，於是，沒有嫌棄他的家境，也沒有嫌棄他背負的債務，依然不顧家人，親戚，朋友的反對，毫不猶豫的跟了他，在我跟他認識沒有幾天，就跟我借三萬塊錢，當時支票在老家，卡里和錢包里的錢湊起來只有一萬五現金全部給他，當時也沒多想，就想著人都有難處的時候，能幫就幫。以後，在跟他相處的過程中，無論抽煙，汽車加油等等，沒錢時都找我拿，我也從來沒拒絕過。還記得跟他認識的第一個年，大年三十來我家，知道他沒錢，那年父親沒去世，我給他1000塊錢讓他給我父親，給他做人，而我，給他家老人，孩子，買衣服，買鞋，花了兩千多，我的這些做法，都只是因為他沒錢，而我是為了讓老人開心，一家人開開心心的好好過日子，其它並不重要！2016年三月，我的父親病重到去世，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無奈之下，把我之前買的首飾讓他拿去賣掉，緩解了當時的危機，無論我有多難，都沒有給他增添任何壓力，都是我自己想辦法解決，相處的過程中，我也沒有要求他給我買過任何禮物，更沒有因為錢跟他吵，因為我知道他沒錢，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選擇！既然選擇了，日子過得如此艱難，他當時沒有穩定的工作，幾乎沒有收入，所以我選擇了出國，就希望讓日子過得好點兒，就在我即將出國的時候他結識了一個直銷，在這之前他從事過很多直銷，都沒掙到錢，所以當時，我內心是相當拒絕的，但是，他認可了，既然他想做就讓他做，反正我已經決定出國了，出國幾天，把我的車賣了，還了他的卡債，其實，當時，我也欠了別人一萬塊錢，賣就賣了，他拿就他拿吧，我也沒再說什麼，半年後，父親一周年回國辦事，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同樣一直花的我錢包的錢，我同樣沒說什麼，之前無論他選擇什麼平台，幾十的，幾百的，幾千的，我都隨他去投了，更何況這個直銷才幾百塊不管掙不掙錢我還依然隨著他參加了，在家呆了二十天，無論經濟，還是能力見他也沒什麼改變，日子過得還是很煎熬，所以還是繼續打工了，一邊打工，一邊推銷產品，由於不夠專業，也沒有全身心投入，所以後期售服務沒做好，導致市場沒做起來，他對我的關心也漸漸少了，由於工作勞累，頸椎變形壓迫神經，不能上班，回來了，在這半年他通過上面老師不斷拉著他學習，能力提升了，市場也漸漸起來，也掙到一點錢了，覺得我配不上他了，一下子把我拋棄了，在這里我想問一句在這兩年的時間里，我不斷付出，而他對我付出過什麼，我奢求過什麼？這個事業到底是怎樣一個平台，是成就人的夢想，還是在教會更多人要現實一點，做人就要像陳世美一樣，為了自己的前景，拋棄當初陪他起早貪黑擺地攤，連一個饅頭都要讓給他吃的女人……更何況這個女人的父親，臨終前千萬遍的叮囑過他，好好對待他女兒，而如今不但違背了這個女人對他的不離不棄，還違背了一個捶死老人的寄託，請問人心在哪裡？讓金錢蒙蔽了雙眼，讓虛榮磨滅了原本該有的善良。對於我來說，活著，還有什麼意義，看到的是利益，聽到的是謊言，經歷的是心靈的背叛，只能同甘苦，不能共富貴！
⑶ 關於社會不和諧的故事，2個
一個星期天，雷鋒叔叔的戰友王大力把所有戰士們的襪子和衣服都洗了，雷鋒叔叔正在晾衣服時，發現自己的舊襪子不見了，他就到處尋找。這時，王大力說："雷鋒，你有那麼多存款，還這么捨不得買一雙襪子。你瞧，你這雙襪子穿在腳上不嫌得難受？"雷鋒叔叔說："只要不耽誤我的工作就可以啦！"王大力又說："那你不覺得難看嗎？""咱們軍人不是把襪子穿給別人看的。"這幾句話，就已經體現出了雷鋒叔叔的節約精神。他每個月只有6元錢獎金，他卻把錢存在銀行，一年一年過去了，雷鋒把省下來的錢全都捐給災區人民，可是他自己卻捨不得買新襪子。雷鋒是多麼節約啊！有個新兵小於，入伍後工作學習都很不錯，只有一個缺點：時常愛花零錢，每月的津貼費不夠花，還寫信向家裡要。雷鋒見他經常買零嘴吃，就勸他說：「小於，挺大的個子，吃零食不怕人家笑話？」小於好頂嘴，見雷鋒那艱苦樸素的樣子，雖然也很感動，想克服自己的缺點，可是別人一說到他的缺點，提醒他兩句時，他總是不肯服氣，還要說些風涼話。他對雷鋒說：「人人都象你這樣，報紙登都登不下了。」他說他的，雷鋒該怎麼做還怎麼做。雷鋒的那雙襪子，補了又補，不知補了多少次了，他還是不肯扔掉。他買了一塊香皂，也只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才拿出來用一用，平時就用普通肥皂洗臉。一次，雷鋒跟張書記去下鄉，一邊走一邊聊天。走著走著，雷鋒覺得腳下被一個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他低頭一看，原來是一顆生了銹的螺絲釘，便一腳踢到了路邊。張書記問：「你踢的是什麼？」雷鋒說：「是一顆破螺絲釘。」張書記聽了，一聲不響，從草叢里撿起那顆螺絲釘，用手帕把螺絲釘擦乾凈，裝進了上衣口袋。雷峰覺得很奇怪。過了幾天，雷鋒跟著張書記到縣機械廠開現場會。在機械廠，張書記問廠長：「如果這機床上少了一顆螺絲釘，機床還會轉動嗎？」廠長說：「那就要出毛病了！」聰明的雷鋒這時已經明白縣委書記為什麼要撿那顆小小的螺絲釘了。只見張書記從口袋裡掏出那顆螺絲釘鄭重其事地交給了廠長。在回來的路上，張書記說：「雷鋒，你瞧，一個小小的螺絲釘，機器上少了它可不行！革命也是這樣，我們這些人就是大大小小的螺絲釘，缺了誰都不行。就象你這個公務員，別看職務不高，我們的工作缺了你也不行。所以，黨把我們放在哪裡，就要在哪裡起作用。同時，我們國家的底子還薄，處處要艱苦奮斗，一顆螺絲釘也不能浪費，積少成多啊！」希望可以幫到你！不過，有點兒長。
⑷ 社會糾紛的案例及解答
民事糾紛，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以民事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版社會糾紛(可處分性的)，是權處理平等主體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所以所有違反這一概念的行為就會引起民事糾紛。民事糾紛分為兩大內容：一類是財產關系方面的民事糾紛，另一類是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其解決機制有自力救濟、社會救濟、公力救濟。
⑸ 你遇到過哪些引發社會爭議的事情
王源吸煙。偶像組合出道的王源，大眾給他的標簽，一直都是青春陽光，他也公開表示過希望家裡的爸爸能夠戒煙。事情一出，引起了軒然大波，王源的粉絲會認為他已經到了適合的年齡，為什麼別人可以，他就不可以，而其他公眾會認為他這樣會教壞以他為榜樣的青年人。
⑹ 各地的社會悲慘經歷故事
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生離死別的悲慘。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寰的悲慘經歷是中國億萬同胞刻骨銘心的國恥。
⑺ 十個法律小故事
青少年法律故事一
16歲的小興，自打接觸網路游戲CS後，就著了迷，經常往網吧里鑽。苦於家裡管得嚴，小興就想出這么一招：每天一大早打著上學的旗號，背著書包直奔網吧，差不多到放學點兒了再回家。就這樣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小興不僅把父親給的學費等都送進了網吧，還因為錢不夠，不斷向父親索要周末補習費等各種費用。後來到期末，小興拿不回成績單，父親起疑找到學校，才知道兒子竟然已經半年沒有上學，學校也沒有和家長溝通！而就在小興父親深受打擊的時候，又傳來另一個「噩耗」：小興因為上網缺錢，從家裡拿了水果刀去打劫了一名女中學生身上的20元零花錢，結果被少年法庭判處緩刑。
青少年法律故事二
身患殘疾的母親病重在床，父親是普通工人，年僅15歲的兒子小剛品學兼優，還是班幹部。家裡的困難小剛都看在眼裡，他非常清楚錢對於母親及整個家庭的重要。暑假期間，街坊一在工讀學校就讀的孩子找到小剛，對他說有辦法能弄到錢，並向小剛保證，只要跟他一起混，一定可以發財。孝順的小剛動搖了，憧憬著「要是能弄到好多錢，就可以給我媽媽動手術了」。兩人一合計，目標鎖定在了小剛一個家裡很有錢的小學同學明明身上。於是兩人借口找明明玩，由小剛敲開了明明的家門。兩個半大孩子進去後，在明明父母在場的情況下，鄰家孩子掏出事先准備好的菜刀，大聲宣布：「搶劫，把錢拿出來！」明明的父親將其制服，傻在當場的小剛也被送進了派出所。孫小明是某中學初一學生，不久前，他在學校參加勞動時受了傷，心情很郁悶。
小明所在學校是一所農村初中，其中幾間教室年久失修，學校決定利用寒假將這些教室拆除重建。為了省錢，學校讓初一兩個班的全體男生來學校參加「義務勞動」，勞動的內容是搬廢墟的碎磚。勞動中，由於沒有老師在現場指揮，小明在休息時與同學追逐打鬧，同學將一面尚未拆完的牆推倒，將小明砸傷。後來小明家長找學校提出賠償，學校卻認為小明不是在勞動時受的傷，而是因為沒有遵守勞動紀律，與同學打鬧受的傷，應由那個同學的家長賠償。
小明受傷的責任要由學校來承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應該提倡，但組織者一定要選擇未成年人力所能及的勞動，而且要充分保障其安全。小明所在學校為了省錢，讓學生參加建築勞動，這本身就不合適，何況在勞動中又沒有老師看管。從這一點來看，學校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如果因此造成學生重傷、死亡或多名學生受傷，學校領導就可能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⑻ 社會規范相互沖突的例子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浪潮，我國正式確認了「法治」的目標，高速完成了多層次法律體系的立法建設。然而，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法治的發展水平和法律體系的完備程度並不是一種和諧的正比例關系。相反，隨著大規模立法活動的開展，法律條文越來越多，社會秩序卻並不盡如人意。我們面臨著一個「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間，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面對不同等級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人們對法律效力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整個社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種越軌行為大量發生。因此，本文對當代中國多元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展開分析，進而對我國轉型期的社會控制進行一種法社會學探究。
一、社會規范的多元化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②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③這里，盧梭所說的束縛人們社會行為的「枷鎖」與荀子所言的指引人們慾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會規范。「規范」一詞，古希臘文為nomos，包含法律、倫理習慣、宗教禮儀等意義；拉丁文為norma，英文為norm，包含准則，標准、模範、模型、典型等意義。在古羅馬，「規范」還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稱。在漢語里，「規范」最初是指作為測量儀器的規矩，後引申為法、法度。④美國法學家羅斯科�9�9龐德認為，法律的目的是實現正義，它意味著一種制度，意味著那樣一種關系的調整和行為的安排。⑤在法社會學的視野中，調整社會秩序、規制社會行為的社會規范可以統稱為「法」。
在學界，關於法與法律的界分始終存在於法學家尤其是法哲學家的話題論爭之中，法律結構也從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劃分為「一元論」和「二元論」兩種觀點：一元論認為，法即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在國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類型的法；二元論認為，法是調整社會的一切規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國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並以一種隱性的形式指導著人們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社會關系置身於不同的場域之中，具備固有屬性的各種社會規范從不同層面分配著人們的權利與義務，這不僅決定了人們所認可或必須遵守的規范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程序選擇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結構的「二元論」在學理和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會學家們發現，即使在當代最發達的國家，國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謂的正式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無論是社會秩序的多元互動還是社會控制的路徑選擇，法律多元理論（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個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於法律人類學，是指「兩種或多種法律制度在同一社會中共存的一種狀況」⑦。「在每個社會都存在與群體多樣性相適應的法律結構的多樣性，它們是相互獨立的、相互依賴的、相互滲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論實際上是對「法律中心主義」「國家實證主義」的一種顛覆，它對法律的論述拋棄了法與階級性、國家強制力、統治者意識形態相聯系的觀點，直接或間接地承認了多元文化載體下社會規范的多元化與多樣性。國內學者對法律多元理論的研究通常是在「國家法」與「非國家法」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法」與「民間法」⑨的二元結構劃分展開研究。
波斯皮舍爾認為，「任何人類社會――都不具有單個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便有多少種法律制度。反過來講，社會中每個發揮作用的從屬集團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調整其成員的關系，在不同的從屬集團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著必要的差異的」⑩。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成員高度同質性、社會空間高度封閉性等現實條件使得基於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產生的初級群體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儒家倫理教條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價值體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二元結構劃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現實。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不但瓦解了舊有的禮法秩序和等級體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層制為基礎的，大型的、專業化的、非個人的次級組織（如單位、公司、學校、機關等），這些擺脫血緣、地緣因素限制的職業群體成為現代社會聯結國家與個人的中間環節。正如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指出的：「事實上，法人團體卻是我們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群眾組織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種行業制度，那麼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個真空，這是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的。」從這個角度講，在現代社會，職業日趨成為社會成員最重要的社會屬性，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已經形成。在這種社會背景中，從「上位法」與「下位法」的角度將「非國家法」單純定義為「民間法」而建立起來的概念框架不僅抹殺了我國現階段規范載體的多元現實，也有悖於「體系化」的理論預設，從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論解釋。 因此，針對「國家法」與「民間法」二元結構劃分的理論偏頗，我們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和效力范圍兩個角度擴展法的概念范圍，將基於法人職業團體內部章程而建立的行業規范定義為「團體法」，進而將我國的多元社會規范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
二、多元社會規范的位階
在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中，多元社會規范因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上的差異呈現階梯狀，也即規范位階。從法理上講，規范位階首先表現為社會權力的等級性，各種社會權力因規制社會關系、調控社會秩序的差異呈現一種權力架構上的層級結構，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居於其許可權相稱的位置上；其次，規范位階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包容性，處於高位階的社會規范對社會事實的容納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階則相反；最後，規范位階表現為多元規范實效的交叉性，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不同等級的社會規范同時調控一個社會事實，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中，規范位階與規范實效之間並不呈現實然的對應關系。基於此，我們對「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進行位階界定，進而對當前我國多元社會規范的內涵予以闡釋。
1.國家法
所謂國家法，一般可以理解為由特定國家機構制定、頒布、採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實施的法律。國家法是一種被稱作國家的政治體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政治產品。在昂格爾的話語體系裡，國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規則性法律，這種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實在性，由一個具有政府特徵的組織所確立和強制的公開規則組成，從而專屬於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專業助手的活動領域。因此，嚴格地說，國家法是由一個國家中央機關制定和認可、由國家權威作為強制力後盾推行、由具體機構負責普遍實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現為對一系列社會事實的明確表達和成文規范，更多地對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進行調整，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修正。
從歷史典章來看，國家法與其說是對萬民的律令，不如說是對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鞏固政權、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會管理上。從法律實效性上講，在我國傳統社會，「國家律例」的直接統治止於州縣，用馬克斯�9�9韋伯的話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權試圖將其統轄勢力不斷擴展到城外地區的歷史」，國家法「出了城牆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隨著現代化的浪潮，我國的國家法更多地來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當性最強、法律位階最高，也在總體上滿足了社會一般正義的要求。但是，國家法作為公權力外部強加的、程序嚴密的社會規范對人們來說缺少一種親情上的聯系，從而影響了其效力實施的范圍，也直接造成了民眾對國家法的質疑與抗拒。
2.團體法
法律社會學家指出：「在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組成該社會的次群體，如宗教、社區和政治聯盟等這樣一些社會單元。每一次群體都有其類法律秩序，盡管許多類法律制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它們卻常常模仿國家法律的機構和符號形式，還有些法律形式的規範式慣例。」較之於國家法，團體法的出現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初級群體解體、社會組織高度發育、社會成員高度分化的條件下，團體法衍生於社會次級群體內部，並作為「非國家法」的一種規范類型豐富著我國的法律多元理論。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初級關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為緣由，從而衍生出一些基於業緣（基於成員之職業聯系而形成）和趣緣（基於成員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的次級關系，初級群體及相應的次級群體就成為這種社會規范的載體與合成。基於此，我國傳統社會也產生了一些類似「團體法」的社會規范，如「行會法」「幫會法」「會社法」等等。然而，我國的傳統社會遠未能形成獨立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范載體，這些具有「團體法」雛形的社會規范只是民間法、習慣法的一種成文類型而缺乏獨立施效的空間。
當代中國，多元的社會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職業分類，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出於良性運行的需要對組織內部成員進行約束、調解和指導。「實際上，經濟體制總是在不斷運行，各種人員都會通過相互協作來促進這種運作。對每一個職業來說，都要制定一系列規范，來確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對各種人員所付的適當報酬，他對共同體應負的責任，以及彼此應負的責任等等。」因此，針對某個職業、某個群體、某個次級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現代社會多元的團體法類型。其中，既包括與國家法關系密切、血統接近的國企內部的「單位規章」，也包括與民間法更為接近的「團體法令」，更涵蓋了私營、外資等各種企業內部的「職業規范」。從性質上講，團體法作為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獨立的、特殊的規范分類，其正當性基礎、法律位階也處於兩者之間，在具體的行業領域內，團體法的實效性往往最為直接，但效力范圍卻最小。
3.民間法
在中國話語體系中，與「官府」相對的就是「民間」，「民間法」也就成為「國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疇。從廣義上講，民間法的產生與國家的產生相分離，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經過國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權」而廣泛存在的一切社會規則的統稱。從狹義上講，民間法是在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經由風俗習慣、價值信念、倫理道德和文化傳統演變而來的一套行為規范。因此，國內很多學者將「民間法」等同於「習慣法」，對「民間法」的研究也更多地從「實踐性規范來源」「自發性權威基礎」「模糊性規范形式」「地方性知識體系」等角度進行。我們認為，民間法的產生源於人們的社會需要，它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維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規，無完整明確的條文體系。民間法產生後，主要通過口頭、行為、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不像國家法那樣有嚴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現形式。
在傳統社會中，面對「無訟」「抑訟」「和為貴」「皇權不下縣」等法律現實，民間法作為指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基礎性規范，扮演著最重要的社會控制角色。正如埃爾曼所說：「習慣是一種不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淵源：它規定了因為經常的遵守而成為『習慣性』的行為，並宣布對背離行為的制裁。」同時，民間法的產生往往基於地緣、血緣等初級社會關系，同一種民間法規可能限於一村一地，也可能及於一省數省，即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其中尤以少數民族習慣法最為典型。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對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化的加劇，民間法保留了其核心構成但卻被視為一種過時、落後的規范，它的正當性最弱、法律位階最低。與此同時，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人們更多地將民間法作為一種最常用的生活實踐規范，「對普通人的行為方式的規定和人際關系的調整仍延續了大傳統，傳統的民間規范依舊以一種模糊的方式約束著人們的行為」，這也賦予了民間法最廣泛的實效性與穩定性。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時代，一個迫使我們不斷地轉變和滲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網路時代。我們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間（interlegarity）而建構的，法制間是法律多元主義的現象對應物。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更多地呈現出相互交叉的特點。同時，基於以上三種法律規范在效力范圍上的差異，我們以圖形將它們區別，如圖1所示。
圖1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示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社會規范作為一種應然的「規定性命題」，其核心意義在於，作為行為的指針和判准，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指引作用，並在行動符合/未符合其設定的標准時發生相應的積極/消極效果。但是，社會規范並不會對一個社會中全部的社會事實進行調節，在社會規范之外，總會有一些「真空區域」，這些「真空區域」中的行為已不再屬於社會行為而完全成為個體行為（如個人的家庭陳設、睡覺姿勢、飲食習慣、閱讀愛好，等等）。如果將圖1的圓形空間理解為社會全部的行為空間A的話，那麼圖中「國家法」B、「團體法」C、「民間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圍，三者之外的空間就屬於「規范之外」的「自由」領域。同時，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人類行為的種類和范圍在不斷擴張，「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各自的效力范圍也在不斷外延，因此，圖1隻是一個靜態的宏觀表達。
三、多元社會規范的沖突與互動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明確指出：「法有各種不同的體系，人類理想所謂偉大崇高，在於它能夠很好地認識到法律所要規定的事物應該和哪一個體系發生主要的關系，而不致攪亂了那些應該支配人類的原則。」國家法作為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強制性的法律形式，不僅體現了國家公權力的內涵，也滿足了最廣泛的社會利益訴求；團體法作為並列於國家法、民間法的規則體系，成為現代社會締結國家與個人、公共權威與個人權利的重要紐帶；民間法作為一種傳承、積淀、整合了數千年法律文化的規范類型，它代表和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關系網路中社會成員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論架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分屬不同的知識體系，在各自的規范領域中承載不同的目的和價值取向，從而在調整具體的社會關繫上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時，它們之間表現出規范的沖突與對立；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時，它們之間則呈現出規范的互動與融合。從宏觀的角度講，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是觀念與實踐的沖突與互動，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與互動，更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因此，我們將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
我國傳統的民間法主要集中在「戶婚田土錢債」一類事務，按照現代法律的歸類，這些都屬於民法的范疇。在現代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也集中表現在民事范圍內。例如，在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法以罰物、肉刑、當眾遊街等方式執行規范程序，從而表現出損害名譽、人身傷害、累及無辜等特點，與國家制定法的處罰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直接表現為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沖突。
同時，在傳統社會中，在國家法不屑、同時事實上又無力規范的范圍里，民間法不僅對封閉的鄉土社會起到定紛止爭、權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著國家法的規范理念，這種「援禮入法，融法於俗，渾然無外，包羅萬有」的禮法結構同樣延續到現代社會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完成修訂，將「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並強調子女對老人的「精神慰藉」，隨即引發了關於親情回歸的民間討論。此間，國家法與弘揚倫理道德、維護禮儀綱常的民間法之間實現了契合。
2.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社會規范實際上是社會權力的一種表徵，不同的社會環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會權力關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規范類型與規范實施效果。邁克爾�9�9曼（Michael Mann）曾將權力劃分為「權威型權力」與「彌散型權力」兩種類型，以此來對應封閉固化的集權社會和自由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團體法，也正是在「彌散型權力」成為主導社會權力關系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現為以工具理性為指導的、具有多元利益訴求的規范體系。同時，團體法作為一種成文規范，其與國家法的沖突也是基於規范價值取向的差異而存在。比如，國家制定的《勞動法》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加班待遇乃至產假都給予了嚴格規定，但面臨市場化的日益發展，現代性的競爭關系使得團體法與國家法在具體的規范要求上產生嚴重的沖突。
同時，團體法作為職業法團內部的社會規范，在涉及國家基本政策、社會根本秩序的問題上，團體法趨近於國家法的社會控制功能，也更加體現出兩者之間的互動。比如，在國家新近出台的「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中的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以及關乎國家主權的領土問題上，團體法與國家法表現出高度一致。在當代中國，最能體現國家法與團體法契合的莫過於既充分體現國家主義、又彰顯現代法團概念的「單位規章」了，它甚至被視為一種「實施細則」在單位內部推行，完善著國家法。
3.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
從規范來源上講，團體法在現代社會趨近於國家法，但在傳統社會卻寄生於民間法，同時，現代社會多元的社會關系表現為多元的團體類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間組織的法團表徵。在這種背景下，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也就更為自然。
就兩者的沖突而言，在具體的社會規范場域中，民間法捍衛著傳統的法則，而團體法則推行現代倫理，兩者之間表現出傳統與現代、實踐與觀念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資源豐富的林地、礦山、牧場的開發中，團體法基於自身利益往往強勢地將人們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規制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民間法視為陋習甚至流弊。特別是在文化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團體法堅持商業化的運營機制，卻遭到民間法的強烈抵制，以致各種群體性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又如，一些職業法團內部關於休假的規定往往與我國清明、端午乃至春節等傳統節日相沖突，甚至刻意迴避民間法對傳統文化的規定，從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沖突。 就兩者的互動而言，在多元的社團類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團體實際上就是基於血緣、業緣、趣緣關系建立起來的現代意義的「行會」「會社」「幫會」，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非營利性團體。在這種組織類型上產生的團體法，往往與民間法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我國著名的晉商、徽商、閩商通過公眾募捐、各省公立起來的行幫組織仍舊沿用流傳上百年的內部約法，以保證自身團體的穩定與發展。再如，為了傳承經典文藝資源而流行於各地的票友俱樂部，其內部規范仍舊以民間方式推行。在這些社團組織內部，團體法與民間法之間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傳遞與交融。
4.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的沖突與互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社會形態下的規范制定都旨在穩定社會關系，但是社會關系本身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規范的沖突實際上反映了法律穩定與社會變遷之間的沖突。如果說以上列舉出來的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兩兩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存在交互類型偏頗的話，那麼，在時間、空間和邏輯上體現位階差異的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交互關系（在圖1中體現為B、C、D三個區域的交集），即同一個社會事實、同一類社會關系被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種規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襯的情形，才真正體現出多元規范在社會變遷中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我國社會結構變遷中，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均不能獨立、有效地完成社會秩序的維持與社會行為的規制，這種現象就是「規范真空」。實際上，「真空」狀態並不是沒有規范，而是社會沒有為其成員提供清晰的規范，多種規范雜然並存，而且互相沖突。人們在「真空」狀態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規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規范，還可以遵循自己創造的規范，而無論遵循哪一種規范，其結果都會受到其他規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規范盲區往往以社會規范之間隱性沖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國民間借貸為例，國家法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超出則視為高利貸，且對借貸時間、書面合同等都有嚴格規定；然而，從事借貸的團體往往以超額的回報利率進行融資與放貸，交易多數發生在基於血緣、地緣、業緣構成的熟人關系網路中；同時，民間法對債權關系的界定建立在傳統互助的基礎之上，且以私力救濟的方式規定了事後保護的細則。在這種規范沖突的環境中，民間借貸亂象頻頻發生，人們在面對糾紛時無法真正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訴求。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國家法、民間法、團體法三者之間的沖突使得游離於三種規范之外的「潛規則」大行其道，人們以社會未認可的規范來實現自身認可的利益，從而出現「越軌泛化」的亂象。
其次，就三者之間的契合而言，諸如殺人、搶劫、吸毒、性關系混亂等違背社會根本正義原則的社會行為會同時受到國家法、民間法和團體法的制約。並且，由於它們的規范空間和施效領域存在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實際上面臨來自國家強制制裁、民間輿論懲罰及單位規章的三重壓力。所以，當這三種社會規范在規制社會行為、調解社會關繫上方向一致的時候，往往是社會控制效果最佳的規范環境，也最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四、小結與討論
從我國轉型期多元規范的研究視野出發，我們運用「法律多元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從社會規范的正當性基礎與效力范圍兩個維度拓展「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傳統概念劃分，將我國現階段社會規范的多元化界定為「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三元結構框架。其中，「團體法」是本文的一個創新點，表現為現代社會介於「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規范類型。
在借鑒「位階」與「效力」的法學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礎之上，我們依據社會規范的效力等級和適用順序，確定「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的概念內涵與規范位階：作為公權力政治產品的國家法位階最高，形成於現代職業法團內部的團體法位階次之，彰顯「小傳統」精神內核的民間法位階最低。同時，按照「法制間」（interlegarity）的觀點，我們用圖1顯示了多元社會規范的交叉關系。
從規制社會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方向與方式的角度，我們結合具體案例，系統探討和分析了三種社會規范的四種互構關系：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互動、國家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民間法與團體法的沖突與互動，以及國家法、團體法、民間法三者之間的沖突與互動。
⑼ 家庭糾紛故事..
看你的問題好費力啊。怎麼是「甲03年來了」？「反而和女兒好上了」又內是怎麼回事？難道不該和容女兒好嗎？
你與甲乙的關系沒看出來，是其中一個兄弟？
你沒具體寫有什麼家庭矛盾，分析起來有點吃力，評論「女兒」也無從下手，僅假設著說下罷。
如果女兒確實無中生有，離間手足，無疑她應該受到譴責。
不過我的一點疑問是：幾個兄弟都被母親否定，這恐怕不是單憑女兒一張嘴就忽悠的 了吧？兄弟們做事是不是也有欠缺呢？
無論何因，女兒的做法我鄙視。那麼大年級的老人還要受家庭矛盾的折磨，沒人性啊。。。
⑽ 古代鄰居因地界糾紛的故事
六尺巷來傳說
六尺巷傳自說是安徽桐城的地方民間傳說故事。這是一則發生在清代康熙年間，桐城境內的一樁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大學士張英的府邸與吳姓相鄰。吳姓蓋房欲占張家隙地，雙方發生糾紛，告到縣衙。因兩家都是高官望族，縣官欲偏袒相府，但又難以定奪，連稱憑相爺作主。相府家人遂馳書京都，張英閱罷，立即批詩寄回，詩曰：「千里家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得詩，旋即拆讓三尺，吳姓深為感動，也連讓出三尺。於是，便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巷道。
？ 是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