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事責任主要包括哪些
(一)合同責任、侵權責任與其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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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責任發生根據的不同，民事責任可以分為合同責任、侵權責任與其他責任。合同責任是指因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合同附隨義務或違反《合同法》規定的義務而產生的責任。侵權責任是指因侵犯他人的財產權益與人身權益而產生的責任。其他責任就是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之外的其他民事責任，如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等產生的責任。
(二)財產責任與非財產責任
根據民事責任是否具有財產內容，民事責任可以分為財產責任與非財產責任。財產責任是指由民事違法行為人承擔財產上的不利後果，使受害人得到財產上補償的民事責任，如損害賠償責任。非財產責任是指為防止或消除損害後果，使受損害的非財產權利得到恢復的民事責任，如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
(三)無限責任與有限責任
根據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產范圍，民事責任可以分為無限責任與有限責任。無限責任是指責任人以自己的全部財產承擔的責任，如合夥人對合夥債務承擔的責任，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債務的責任等。有限責任是指債務人以一定范內或一定數額的財產承擔的民事責任，如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有限責任;物的擔保，以特定物價值為限的有限責任;等等
(四)單方責任與雙方責任
單方責任是指只有一方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責任，如合同履行中違約方對非違約方承擔的違約責任，侵權中加害方對受害方承擔的責任。雙方責任是指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相互承擔責任的形態。單方責任和雙方責任形態，既可以是直接責任，也可以是替代責任。如果在侵權責任中加害人屬於多數人，則可能形成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或按份責任。
(五)單獨責任與共同責任
根據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數量的不同，民事責任可以分為單獨責任與共同責任。單獨責任是指由一個民事主體獨立承擔的民事責任，多數責任屬於單獨責任。共同責任是指兩個以上的人共同實施違法行為並且都有過錯，從而共同對損害的發生承擔的責任，如加害人為兩個以上的人對受害人承擔的責任。
(六)按份責任、連帶責任與不真正連帶責任
在共同責任中還可以區分為按份責任、連帶責任與不真正連帶責任。
(1)按份責任
按份責任是指多數當事人按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各自承擔一定份額的民事責任。在按份責任中，債權人如果請求某一債務人清償的份額超出了其應承擔的份額，該債務人可以予以拒絕。如果法律沒有規定或合同沒有約定這種份額，則推定為均等的責任份額。
(2)連帶責任
連帶責任是指多數當事人按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連帶地向權利人承擔責任。如因違反連帶債務或者共同實施侵權行為而產生的責任，各個責任人之間具有連帶關系，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在連帶責任中，權利人有權要求責任人中的任何一個人承擔全部或部分的責任，責任人不得推脫。任何一個連帶債務人對手債權人做出部分或全部清償，都將導致責任的相應部分或全部消滅。民法上的連帶責任主要有：(1)合夥人對合夥之債權人的責任;(2)共同侵權人的連帶責任;(3)連帶保證人之間的連帶責任;(4)代理關系中發生的連帶責任。
2. 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有哪些
環境民事責任，是指單位或者個人因污染危害環境而侵害了公共財產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所應承擔的民事方面的責任。
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與免責
1.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傳統民事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包括四個方面：主觀上具有過錯;行為具有違法性;發生損害結果;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是環境民事責任作為特殊侵權責任，在其構成要件上有所不同。主觀上的過錯和行為的違法性不是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首先，關於過錯，我國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及相關法律都沒有把故意或過失作為環境損害賠償的要件。環境民事責任實行無過錯責任的原因在於環境侵害行為本身創造社會財富有一定的正當性，追究其過錯幾乎不可能;另外，由排污者從營利中賠償受害人的損失，符合公平原則。其次，關於行為的違法性，行為人即使達標排污，只要從事排污並發生了危害後果的，也要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不得以達標排放作為免除其民事責任的抗辯理由。
環境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1)實施了致害行為;(2)發生了損害結果;(3)致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2.環境民事責任的免責事由。環境保護法規定，即使具備環境民事責任構成要件，在三種情形下也免予承擔環境民事責任。這三種情形是：(1)由不可抗力造成並且行為人及時採取合理措施。環境保護法規定：完全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2)受害者自我致害。污染損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排污單位不承擔責任。(3)第三者過錯。污染損失由第三者責任所引起的，第三者應當承擔責任。
3. 司法賠償證明責任的最新規定是什麼
論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在進行本文正文論述以前，有必要對舉證責任的概念加以明確，說明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義及誤解。民事舉證責任發展至今，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既包含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也包含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所謂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主觀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又稱行為責任、提供證據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大陸法系中被稱為客觀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益訴訟後果，又稱結果責任、證明責任。行為責任與民事訴訟的實際過程相契合，從當事人舉證活動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舉證責任，動態反映舉證責任的訴訟內容。在民事訴訟中，只要當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張，且主張的事實不屬於免證事實，就要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因此，行為責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們可以感知的。而結果責任則靜態地反映舉證責任的內容，原、被告在訴訟中所應主張的要件均由法律預先做出規定，在訴訟開始前即已安排完畢，不受訴訟實際進程的影響。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概念雖然產生於辯論主義訴訟模式主導的大陸法系國家，但由於在職權探知主義訴訟模式下進行的訴訟中也會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與訴訟模式並無必然聯系。在任何民事訴訟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供證據，以及提供的證據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只要出現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狀態，法院就需要依據舉證責任做出裁判，將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後果判歸對該事實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是舉證責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二者之間是表和里、形式和內容、程序與實體、動態與靜態的關系，「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結果責任才能真正反映舉證責任概念的本質，是舉證責任的實質性含義。
民事訴訟制度是國家為禁止人民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糾紛，作為代償而設置的解決法律上的糾紛的制度。因此，法官有義務對提起的各類糾紛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實因各種原因無法查清而處於真偽不明狀態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絕裁判。此種情況下，現代民事訴訟中，法官必須藉助舉證責任規范做出判決，也因此有「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樑」的法諺。形象的法諺道出了舉證責任的重要。舉證責任不僅體現在每一個訴訟之中、影響著訴訟結果，而且在訴訟開始之前它已經在指揮著人們的行為。
長期以來，由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深受前蘇聯相關理論的影響，在對於舉證責任的認識上，特別是對於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甚至是從無到有的認識過程。前蘇聯民事訴訟理論中的舉證責任概念，並不承認結果責任的存在，僅僅局限於提供證據責任，即行為責任。我國在繼受該理論後，在舉證責任方面也沒有任何突破。另外，由於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種非學術因素的介入及干擾，使得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成為理論禁區。直至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後，對於舉證責任的研究才開始受到理論界、實務界的關注。但是，由於在訴訟認識論上強調追求絕對真實，否認訴訟中真偽不明現象的存在，在訴訟體制上堅持職權探知主義的訴訟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作用，此種條件下，連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就更無從談起了。
作為對上述立法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在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收集和調查證據」。1991年頒布的新《民事訴訟法》第64條基本沿襲了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6條的宗旨，只是對法院收集和調查證據的范圍和條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規定。雖然該條通過將過去由法院負責全部證據收集調查的行為，一部分轉移到了當事人身上，以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強調當事人提供證據行為與敗訴責任之間的聯系。但是新民訴法並沒有對結果責任做出任何規定，它與試行民事訴訟法一樣，從法律規定上排斥了結果責任的設定。
通常認為，1991年民訴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將該條款確認為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理論上及邏輯上的缺陷。首先，該條款的內容僅僅涉及提供證據責任的部分內容，對於舉證責任的本質內涵——結果責任未曾觸及。其次，該條款規定以抽象的「主張」，而不是以當事人主張的事實性質或類別作為分配舉證責任的標准，違反了一條基本的訴訟規則：即決不容許讓當事人對同一事物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承擔證明責任。因此，這一規定缺乏邏輯性，對審判實踐缺乏指導性，經不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應該說，從立法上體現對於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的頒布與實施。《證據規則》對於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既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也明確了相對於該分配原則的例外規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同時作為上述兩類規定的補充，賦予了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無明文規定時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的權利。
一、《證據規則》第二條依據法律要件分類說確立了我國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證據規則》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法律要件分類說，又稱規范說，是由德國天才訴訟法學家羅森貝克提出來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規范說主張以法規要件分類為出發點，並主要以法律條文的表意和構造為標准分析法律規定的原則和例外，以及基本規定與反對規定之間的關系。羅森貝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只有一條原理，即「對不適用某一法律規定就不能獲得訴訟請求效果的當事人而言，其應當對該項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在事實上為存在，承擔主張和證明責任」。規范說將民事實體規范按對立關系分為兩大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又稱基本規范、請求權規范，指能夠發生一定權利的法律規范。二是對立規范，羅森貝克又將對立規范分為三種：其一是權力妨礙規范，即在權利發生開始時，對權利的發生效果進行妨礙，使權利不能發生的法律規范。其二是權利消滅規范，指在權利發生之後，能使已經存在的權利歸於消滅的法律規范。其三是權利限制規范，即在權利發生以後，准備行使之時，能對該權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該權利不能實現的法律規范。在對法律規范進行上述四種分類基礎上，羅森貝克提出了自己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即「主張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權利發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權利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妨礙權利的法律要件、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或權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規范說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基於我們現實生活中事實過程的復雜性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法律規范系統的復雜性，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堅守這樣的信念，即必須信任所給予的現狀的正確性和理智性，如果與現實的正確性和理智性作對，就必須證明現實的反面 。表現在訴訟中，也就是要承擔舉證責任。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觀察，規范說與進攻者原則，與對佔有的保護，對權利安定的保護以及禁止私力救濟是一致的。規范說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實現了訴訟武器均等、風險均分、機會均等的基本原則，同時也阻止了累訟和阻礙司法的危險。由於該規則與每個人應當對其行為負責的思想也相吻合，而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權利交換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實體法目的的同時，也符合訴訟的目的，具有訴訟威懾功能和訴訟預防功能，體現了證明接近、對證明手段的保護和避免消極性證明的思想 。
規范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從產生至今，一直被奉為舉證責任分配的通說。雖然對規范說的批判學說被不斷提出，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相關學說可以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范說已經經歷了相當時間的實踐檢驗，屬於人類法律文化的共同遺產。我國的法律體制深受大陸法系傳統的影響，因此，借鑒吸收規范說確立我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國作為成文法系國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個條文中對法律適用都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這樣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傳統表現形式，也不具備可行性。同時，由於成文法系國家進行的訴訟均為法規出發型訴訟，注重裁判的統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因此，確定一條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就具有了極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證據規則》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和學術界通說，依據規范說，在第二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第二條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由誰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二是指當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時的不利益訴訟後果由誰承擔。體現在審判實務中，當遇有當事人所主張的待證事實不明，且在雙方均不能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法官可據此逕行對該待證事實進行歸類，從而確定應付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根據舉證責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應的裁決，將敗訴的結果判給經舉證責任分配之後產生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例外規定
規范說作為舉證責任分配理論的通說，歷時幾十年，其主導地位無可動搖。但由於該學說產生年代較早，作為近代民法的產物，不可避免的帶有概念法學的弊病。首先，規范說獨尊國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分類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標准，排斥習慣法和判例；其次，規范說強調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認為社會生活中發生的案件，均可依邏輯方法從民法典中獲得解決，不承認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釋上，規范說注重形式邏輯的操作，強調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排斥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衡量；最後，規范說否認法官的能動作用，將法官視為適用法律的機械，只能對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論式的邏輯操作，遇有疑義時強調應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為了修正規范說所存在的種種弊端，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若干舉證責任分配的新學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危險領域說、損害歸屬說、蓋然性說等。這些學說都是在自由法運動的旗幟下提出來的，是自由法運動學說在舉證責任分配製度中的變體。這些新學說的共同點在於，針對現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帶來的社會問題，從維持法的妥當性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舉證責任分配的實質性依據。比如危險領域說，該學說認為，在一定的民事訴訟領域，應當以危險領域作為分配證明責任的標准，以修正規范說的不足。所謂危險領域，是指加害方能夠依據法律上的或事實上的方法進行實際控制的生活領域。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我國所制定的民事實體法習慣於對法律規范條款即法律要件事實作粗略、籠統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少考慮到實體法的訴訟功能，特別是舉證功能，即在實體法上不能象當初羅森貝克在創立規范說時那樣，從德國民事實體法條文中發現立法者預先設定的較為完備或較為系統的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這就需要我國在今後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對上述缺陷做出適時補救。
基於上述三方面的考慮，《證據規則》在第四至六條的規定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具體規定。第四條規定了八種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具體分擔，第五條第一款確立了合同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第二、三款則對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權爭議的訴訟明確舉證責任的分擔。第六條主要明確勞動爭議案件中，用人單位應承擔的舉證責任。
這三條規定的內容，根據與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基本規則的關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規范說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基本規則的細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條第一款；另一類是根據其他舉證責任分配學說所提出的實質性標准做出的與規范說相反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這一概念出自德國法，德語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義不是指「本來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換給彼方當事人承擔」，而是指「應由此方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被免除，由彼方當事人對本來的證明責任對象從相反方向承擔證明責任」。 《證據規則》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言的，表現的是法律適用的一般性與例外性的關系。
在《證據規則》頒布以前，我國學者及大多數教科書通常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是我國法律中對於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該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這條規定從其字面表述上看，舉證責任倒置的意圖似乎非常明顯，相關的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也將這一規定明確視為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但事實上，在這一規定出台時，我國並未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基本原則缺失的前提下，相對於該原則的例外是無從談起的。撇開該條規定邏輯上存在的缺陷，由於文字表述上過於籠統，在具體內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權訴訟中，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侵權行為，2、侵權結果，3、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4、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若干意見》第74條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該條將被告的舉證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范圍之內，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原告沒有提出被告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或加害有過錯時，有關這些方面的事實由哪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來證明呢？另外，侵權結果通常包括損失的物質形態和各類損失的程度，按照74條的規定，對於原告提出的侵權結果，被告否認的，被告需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是否應當對侵權的損害狀況加以證明呢？實際上，要讓被告來證明不存在損害是很困難的 。
《證據規則》完全擺脫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確立了以規范說為依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在此基礎上，對規則適用的例外做出了具體規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見》74條那樣，籠統地規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否認的，被告應當舉證，而是不僅規定例外規則適用的訴訟類型，而且對應當證明的要件事實也予以明確規定。例如，《證據規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證據規則》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規則，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屬於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應當由主張該請求權的受害人對該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項規定將針對該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加害人承擔，屬於典型的舉證責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點是，《證據規則》第四條並不都是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是對舉證責任基本規則在特定訴訟類型中的細化。例如，該條第六項規定，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免責事由屬於權利妨礙規范的構成要件，根據規范說基本規則，在產品責任訴訟中，生產者要想否認受害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遭受損害而向其主張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證明法定免責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說，對於免責事由這一要件事實的舉證責任，依據規范說確立的基本分配規則，原本就應當由生產者承擔。因此，該項規定反映的並不是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證據規則》確認了在特定條件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誠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
《證據規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成文法系的最顯著的特點，即在於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頒行於世。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難免。成文法系國家的法官被認為是法律的實施者，而不是創造者。法官將法治國家的制定法適用於已認定的事實，過程是，以假言命題的法為大前提，以法官認定的事實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繹邏輯程序，得出作為歸結命題的判決規范。日本訴訟法學家中村英郎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客觀法的確證」。法官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論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或者跨越法律漏洞從而改變某個規則。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非常復雜，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屬於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依照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舉證責任負擔的情形。《證據規則》第7條賦予了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分配舉證責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前提條件是必須出現了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它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的情況，此時，法官才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在沒有窮盡現有法律規定以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行使自由裁量權是不具備合法性的。因此，本條規則的適用具有層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後順序的排列性 。
4. 什麼是證明責任
一、證明責任概說
（一）證明責任的概念
法院為作出裁判，首先應確定有關法律要件事實是否存在，然後才能適用相應的法律規范。但有的案件中，無論當事人如何舉證，法院如何運用職權調查，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存在與否仍然無法得到證明，法院也不能拒絕作出裁判，法院在此時應當如何裁判的問題，就是通過證明責任及其分配製度來解決的。
所謂證明責任，是指訴訟當事人通過提出證據證明自己主張的有利於自己的事實，避免因待證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狀態而承擔不利訴訟後果。當作為裁判基礎的案件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必然有一方要承擔由此而帶來的不利後果，那麼這一後果應當由誰來承擔呢，這就是證明責任分配所要解決的問題。證明責任分配的含義是：法院在訴訟中按照一定規范或標准，將事實真偽不明時所要承擔的不利後果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劃分。由於受到英美法的影響，我國司法解釋以及有些論著使用了「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的分配」的術語，含義與「證明責任」和「證明責任的分配」大致相同。
證明責任又分為主觀證明責任和客觀證明責任。主觀證明責任，德國學者稱之為「舉證責任」，是指誰主張就應由誰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主張對自己有利事實的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的責任，是一種訴訟義務，當事人必須履行。這一概念在我國證據法中，稱為「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客觀證明責任是指不盡舉證證明的義務時應承擔敗訴的風險。我國證據法理論稱之為「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
（二）理解證明責任應當注意的問題
1.證明責任既包括舉證行為，也包括可能承擔不利的訴訟後果，這種後果只在作為裁判基礎的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時才發生作用。客觀證明責任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是由法律規范預先確定的，客觀證明責任在訴訟中不存在原告被告之間相互轉移問題。
2.真偽不明是證明責任發生的前提。如果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是確定的，就不會發生承擔證明責任的後果。真偽不明是一種狀態，是指因為當事人沒有證據或者有證據但不能證明到使法官能夠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的狀態。法官在無法確定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存在與否的時候，法官就要考慮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誰來承擔因為該事實不明所帶來的不利後果。因此，證明責任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於當事實真偽不明時指導法院如何作出裁判。
3.真偽不明的事實是指作為裁判依據的主要事實，不涉及間接事實和輔助事實。因為法院只要對主要事實的存在與否作出認定，就能夠決定是否適用實體法規，進而作出裁判，就不會發生真偽不明的情形。
4.法院不是證明責任承擔的主體，證明責任是對當事人的一種不利後果。而且，在針對單一訴訟請求時，證明責任還只能由一方當事人承擔，而不可能由雙方當事人各自承擔。因為法院在真偽不明時，只能作出一種裁判，要不對原告不利，要不對被告不利，這種不利是無法由雙方當事人分擔或者共擔的。
5.證明責任不同於主張責任。主張責任是指當事人提出有利於自己的事實的責任。如果當事人沒有向法院提出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就可能承擔的不利後果。主張責任不是一種基於對某主要事實不能證明所要承擔的不利後果。主張責任的意義是，促使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的事實，否則法院也就無法知道該事實存在，也就不能將該事實作為裁判的依據，從而導致沒有主張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後果。
6.證明責任制度並不是鼓勵法院使用證明責任制度下裁判，而是相反，它希望通過公平合理地分配證明責任，促使當事人提出證據，充分匯集證據資料，使法院作出的裁判盡可能在案件事實得到查明的基礎上，達到實體公正。總的說來，通過證明責任的只有部分案件面臨待證事實無法確定時，需要按照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下裁判的問題，而多數案件是可以根據查明的事實作出裁判的。
（三）確立證明責任制度的意義
1.有利於法院及時裁判。法院應依據審查核實的證 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並據以作出適當的判決，但有些案件的事實無論怎麼審理也無法確定其是否存在。如果不能作出判決，就無法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當發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無法認定時，只能假定其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並以此為基礎，作出產生或不產生相應法律效果的判決，這只能由客觀的證明責任制度加以解決。
2.有利於調動訴訟當事人的舉證積極性，便於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由於證明責任制度把舉證責任與訴訟結果緊密聯系在一起，當一方當事人的訴訟主張未能被有效、充分的證據證實時，在訴訟結果上就會處於不利的位置，承擔敗訴的風險。這樣，雙方當事人為了使自己勝訴，就會積極地去調查、收集並主動提供證據，顯然這對法院查明案件事實是大有裨益的。
二、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學說
（一）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原有學說
證明責任的分配是證明責任制度的核心。關於證明責任如何分配，古羅馬的法學家們曾提出兩條原則：一是原告有舉證的義務。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不負證明責任，只有原告對他的主張負證明責任。原告不盡舉證義務時，應為被告勝訴的裁判；若原告已盡舉證義務時，被告須提出反證，推翻原告的舉證。被告提出抗辯時，就該抗辯往往有舉證的必要。二是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的義務。即主張積極事實的人有證明義務，主張消極事實的人不承擔證明義務。羅馬法學家就提出，各當事人應就各自所陳述的原因事實舉證證明，原告就其起訴以及再抗辯的原因事實應舉證證明，被告就其抗辯及再抗辯的事實應舉證證明。
證明責任之所以受到古羅馬法學家的重視，是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當作為裁判基礎的重要案件事實發生爭議時，應當由哪一方當事人首先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二，在爭議事實缺乏必要的證據而能以認定時，應判決哪一方當事人敗訴。這些問題在任何社會的司法實踐中都會遇到。近現代各國學者闡發了羅馬法學家的觀點，提出了許多證明責任學說，這些學說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新學說。
1.待證事實分類說
將待證事實的不同性質進行分類歸納形成待證事實分類說，其代表性的學說有：一是消極事實說。該學說把待證事實分為消極事實和積極事實，認為主張消極事實的人，就該事實不負證明責任。二是外界事實說。該說依據事實能否通過人的五官從外部加以觀察，將待證事實區分為外界事實和內界事實。前者如被繼承人的死亡，合同的訂立與履行等，後者如侵權行為人的故意與過失等。該說認為外界事實易於證明，所以主張的人應負證明責任；主張內界事實的人，無法從外部直接感知，極難證明，所以主張的人不負證明責任。
2.法律要件分類說
法院要判斷當事人爭議的法律關系是否存在時，必須先確定與該法律關系有關的各種法律事實，因為在成文法比較完備後，它常常確定了由雙方當事人各自根據這些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的范圍。法律要件分類說著重考慮待證事實作為法律構成要件中的地位，依據實體法規定的要件事實的不同性質來確定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它與待證事實分類說的根本區別在於，它不是以事實本身的內容與性質作為分擔證明責任的標准，而是著眼於事實與實體法的關系，根據不同類型的事實在實體法上引起的不同效果來確定證明責任的分配。其代表性的學說有：
一是特別要件說。該學說依實體法上的規定，將發生法律上效果（權利或法律關系）所必要的法律要件事實，分為特別要件事實及一般要件事實，並以此作為分擔證明責任的標准。該學說認為，凡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上效果存在的人，應就其發生的特別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而一般要件的欠缺，則由對方負證明責任。凡主張已發生的權利或其他法律上的效果變更或消滅者，應就其變更或消滅的特別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一般要件欠缺則由對方負證明責任。該學說為德國學者韋伯所首創。二是規范說。規范說是在韋伯提出的學說基礎上，由羅森貝克等學者提出、發展和完善的，逐漸成為德、日兩國民事訴訟理論界影響最大、長期居支配地位的通說。該說認為民法的法律規範本身，已具有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因為立法者在立法時已將證明責任分配問題，在各法條中進行了考慮與安排；只需將全部民法的法條進行分析，不難直接發現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三是全備說。該說為德國學者萊昂哈德所創立。他也認為實體法中隱藏著證明責任分配的原則，並在對法律規范進行分類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證明責任分配的原則。他認為引起權利發生的一切法律要件事實，都是產生權利所必須的，人為地將它們區分為一般要件事實與特別要件事實是錯誤的，因而也不能以此作為證明責任分配的標准。萊昂哈德將法律規范區分為兩大類：權利發生規范和權利消滅規范。羅森伯格的權利規范被歸入權利發生規范，權利受制規范則被歸入權利消滅規范。他認為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是：主張法律效果成立的當事人，就發生該法律效果所必須的法律要件的一切有關事實，應當負主張和舉證的責任。因萊昂哈德將一般要件事實和特別要件事實都作為權利發生的要件事實，所以他的學說被稱為「全備說」。
（二）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新學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原來的學說似乎不能解決新出現的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對證明責任分配學說進行了修正。比如就損害賠償訴訟來說，德國理論和實務界出現了三種學說：
1.危險領域說
危險領域指當事人於法律上或事實上能支配的生活領域范圍。該學說依據待證事實屬哪一方當事人控制的危險領域為標准，決定證明責任的分擔。當損害發生的原因發生於加害人所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的，被害人對加害人的故意過失不負證明責任。加害人要想免責，就必須對免責事由負證明責任。危險領域說影響的舉證責任分配，其適用的事項，包括特定類型的契約，如保管型的運輸契約、僱傭契約、承攬契約等。契約關系之外，特殊侵權行為責任主觀要件的歸責事由和客觀要件的因果關系，都可以危險領域為其舉證責任分配標准。
2.蓋然性說
蓋然性說主張依據待證事實發生的蓋然性高低，以統計上的原則及例外情況為基礎，適當地分配證明責任。根據生活經驗和統計結果，對發生的蓋然性高的事實，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不負證明責任，對方當事人應對沒有發生該事實負證明責任。因為在事實不明而當事人又無法舉證的情況下，法院認定發生蓋然性高的事實遠比認定發生蓋然性低的事實能接近事實而避免誤判。在證明責任分配的設計上，如果一方當事人主張發生蓋然性較低的事實，那麼就由他負責證明責任。
3.損害歸屬說
該學說是德國學者瓦倫·多爾夫於1970年提出的。他主張以實體法確定的責任歸屬或損害歸屬原則為分擔證明責任的標准。即通過對實體法條文進行對比、分析，尋找出實體法關於某一問題的損害歸責原則，然後由依實體法應承擔責任的一方負證明責任。證明責任的歸屬應當與實體法上的損害歸屬相一致，否則，實體法的立法宗旨就無法實現。他還認為，證明責任應依據公平正義這一最高的法律原則進行分配。
德國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新觀點對日本民事訴訟產生了巨大影響。以石田穰為代表的一些日本學者對法律要件分類說提出挑戰，提出以利益考量說取代法律要件分類說。石田穰認為，證明責任分配應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第一，雙方與證據距離的遠近，應當由接近必要證據的一方對爭議事實負證明責任；第二，舉證的難易，即根據事實的性質確定舉證難易，由易於舉證的一方負擔證明責任；第三，蓋然性的高低，即主張的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概然性較高者，主張者不負證明責任；第四，誠實信用原則，即法律雖然將證明責任歸於一方當事人，但如果對方當事人違反誠信原則，有實施妨害舉證等行為的，證明責任應轉由妨害舉證者負擔。
無論是哪一種新學說，都涉及對舉證責任分配的價值考量，舉證責任分配系以公平正義為最基本的價值准則。法律要件分類說是近代民法的公平正義觀念相適應的，充滿著法律形式主義的理想；而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舉證責任分配新學說，卻是為克服「規范說」的形式主義而提出來的，帶有現代民法追求實質公正的價值取向。新學說關於舉證責任分配標准都是實質性的，它們既希望為立法者提供實體性的價值指引，從而達成實體一般公正；也希望能為司法者處理案件時所考慮因素，從而促進個案公正。雖然德、日學者這些關於證明責任分配的新學說盡管對「規范說」提出了挑戰，但「規范說」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明確而具體，契合了成文法的思維觀念；至今，「規范說」在德、日的民事司法實踐中仍然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國關於證明責任的立法規定
（一）我國證明責任的一般分配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簡言之，就是「誰主張，誰舉證」。雖然該規范過於含糊和籠統，沒有明確以哪一種證明責任分配學說來指導司法實踐，但由於司法實踐中的職權主義因素，立法對法官調查證據和查明客觀真實有嚴格的要求，很少出現根據證明責任分配下裁判的情形。進行審判改革後，法院強調當事人提出證據的義務，法官逐漸減少職權調查證據。但是，必須將促進當事人舉證和不履行舉證義務和承擔敗訴的風險聯系起來。所以，需要根據理論或立法來分配當事人舉證不能時誰承擔敗訴的風險。由於我國受成文法傳統的影響較深，理論和實務界普遍贊同運用法律要件分類學說來處理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該規定和其他相關規定一起，明確了我國以法律要件分類說為基礎來確定證明責任分配的思路。
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2條、第5條、第6條的規定，根據待證事實與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確定了合同、侵權等民事案件中一般證明責任分配的規則。
1.合同糾紛訴訟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並生效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
2.代理權發生爭議的，由主張有代理權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
3.一般侵權訴訟案件中，主張損害賠償的權利人應當對損害賠償請求權產生的事實加以證明。損害賠償法律關系產生的法律要件事實，包括侵害事實、侵害行為與侵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行為具有違法性以及行為人的過錯等。
4.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因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勞動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證明責任。
（二）我國證明責任分配的補充規則
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借鑒了「法律要件分類說」理論，同時也考慮了具體某些案件和特殊情況下證明責任分配的特殊性，作為我國證明責任分配的補充規則。包括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推定、證明妨礙等規則。
1.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
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考慮其公平性。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對處於弱勢地位的受害者或消費者的保護。例如，在大工業生產流通領域或危險領域發生的侵權事件中，原告主張的事實往往無法提出證據證明或難以證明，讓原告承擔證明責任，原告就無法獲得賠償救濟。所以，當事人雙方證明待證事實的難易、距離證據的遠近以及待證事實發生的蓋然性高低，在分配證明責任時都必須加以考慮。而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
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是法律直接規定主張有利於自己的事實者不負擔證明責任，而由對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對方當事人在不能履行證明義務時，將承擔敗訴的後果。證明責任倒置必須有法律的規定，在訴訟中法官不可以任意倒置證明責任分配。根據我國的法律和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4條等司法解釋，一般認為，下列情形屬於證明責任倒置：
第一，因新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第三，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對其無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第四，因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第五，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上述關於證明責任分配倒置的規定，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並非將原告主張的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全部轉給被告，而是將加害人的過錯或者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予以倒置。未被倒置的事實仍然由受害人加以證明。值得注意的是，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醫療機構必須同時證明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這兩個要件事實，方可免責。
第二，證明責任分配的倒置，是對法律要件分類說的補充。在我國，證明責任分配倒置的說法，是指主張有利於己的事實者不承擔證明責任，實體法或者程序法明確規定轉由對方當事人承擔，它是針對主張有利於己的事實者應當承擔證明責任而言的。
第三，我國證明責任分配倒置的說法，即涵蓋了實體法上的無過錯規則，也涵蓋了推定過錯的情形。證明責任倒置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過錯的，對應於實體法中的過錯推定；證明責任倒置要求被告證明其加害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對應於實體法中的因果關系推定。在過錯推定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情況下，如加害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或者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就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2.推定
從推定與規范的關系看，推定可以分為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它們都可以起到分配證明責任的功能。
（1）法律推定
法律推定，指法律規定以某一事實的存在為基礎，並直接根據該事實認定待證事實的存在與否。是依據法律從已知事實推論未知事實、從前提事實推論推定事實的結果。大陸法系學者稱之為「真正的法律上推定」。這種推定在法律應用得比較廣泛，我國實體法中也有大量的推定。如合同法第48條：「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個月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合同法第78條：「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等。適用這種推定，可以減輕主張推定事實的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它實際上是通過變更證明的主題，用對前提事實的證明替代對推定事實的證明，而當事人證明前提事實則較相對容易。如果對方有異議，應當提出反證推翻推定事實，此時，證明責任被分配個給對方。
例如，依有關法律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生的子女，視為婚生子女。一方當事人要否定這一推定事實，必須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夫妻於該子女出生前，已分居若干年，且無往來，從而使推定事實是否存在陷入真偽不明的狀態。在此情況下，就不能再適用推定法則認定該子女為婚生。參見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9月《關於徐××所生的小孩應如何斷定生父問題的復函》。
對推定的反駁並不限於針對推定事實提出反證；還可就前提事實提出爭議，並提供證據證明前提事實不存在，只要使前提事實的存在與否處於真偽不明狀態即達到推翻推定事實的目的。
由於推定的重要性，我國正在制訂的證據法和民法典都在有意規定一些法律上的事實推定，為司法裁判提供明確的依據。推動可減少司法裁量的隨意性，對推定事實有異議的人可反證推翻推定事實，所以推定也不會損害當事人的利益。
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75條和《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0條都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於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這就是關於妨礙舉證的推定，屬於證據法上的法律推定。
雙方當事人往往利益對立，一方作為證據持有人持有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該證據證明的待證事實為對方當事人所主張，證據持有人一般是不會將這一證據出示給法庭，也不會在證據交換程序中使用。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持有人持有該證據，並且他舉證證明或為法院根據相關證據或經驗法則發現該證據掌握在其手裡，在法院要求其提供的情況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的，推定一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於持有者一方，是比較合乎情理的。理論上，持有證據但是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該證據的當事人，其行為構成「妨礙舉證的行為」。這一推定，客觀上將證明責任倒置給證據持有人；不過，與證明責任倒置不同，當事人可以提出相反的證據駁倒妨害舉證的推定，即證據持有人可以反證推翻推定事實；而證明責任倒置的規則不能用任何方法推翻。
（2）事實推定
事實推定是指法院依據某一已知事實，根據經驗法則，推出訴訟中需要證明的另一事實存在或者不存在。如可根據被告在訴訟中銷毀、隱匿證據這一事實，推斷出示該證據必定於其不利；如當事人就書證的形式和內容真實性不表明態度，且在其他陳述中對書證的真實性也未提出爭執時，可認為已經承認該書證；法院要求當事人就書證的真實性陳述意見，而當事人拒不陳述時，視為承認該書證等等。
事實推定區別於法律推定的明顯標志，在於有無法律明文規定。事實推定可以被吸收為法律規則，就成為法律推定。事實推定是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的，當事人可以提出反證推翻推定，從而使推定規則失去效用。
事實推定既然是司法裁量的表現形式，並對當事人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對事實推定加以規范就成為必要。立法上規定事實推定為證明方式的國家，都對司法裁量權作出了嚴格限定。例如，義大利民法典第2729條規定：「不是由法律規定的推定由法官慎重作出，法官僅應當接受重要的、精確的和一致的推定。對於法律排除證人證言的情況，推定不被認可。」法國民法典第1353條規定：「非法律上的推定由審判員根據學識與智慮定之，但審判員只得為真誠、正確而且前後一致的推定。並且只於法律許可用人證的情形始得為之，但在以詐欺為原因而提起取消證書之訴的情形，不在此限。」
3.司法者公平裁量
證明責任的分配一般是由實體法和訴訟法確定的，不能由司法自由裁量；但是，由於發生在社會生活中的案件繁雜多樣，而且新的類型糾紛也不斷出現，通過授予司法裁量權來決定特殊案件的證明責任分配是必要的。最高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第7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由此，在無法律規定時，舉證責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可考慮公平正義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來確定。公平原則是理解和適用規范說、危險領域說等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價值前提，也是作出一切公正裁判的必要條件；誠信原則是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和民事訴訟行為時必須具備誠實、善意的內心狀態的要求，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和民事訴訟行為起著指導作用，當事人是否有誠實、善意的內心狀態而行為，可以成為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一個依據；當事人舉證能力則包括雙方當事人距離證據的遠近、接近證據的難易以及收集證據能力的強弱等因素。
5. 環境污染侵權原告的舉證責任是怎樣的
環境污染侵權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有別於一般的侵權行為，如何合理的分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是處理好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重點和難點。
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收集或提供證據的義務，並有運用該證據證明主張的案件事實成立或有利於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舉證責任制度最早產生與古羅馬法時代。羅馬法的就舉證規則在歷經中世紀的寺院法的演變之後，到了德國普通法時代確立了原告就其訴訟原因的事實為舉證，被告就其抗辯的事件事實為舉證的一般原則。且採取宣誓制度作為法官解決疑難案件的配套和補充制度。舉證責任是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它直接規劃著民事訴訟的構造形態，在民事訴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舉證責任的分配，又是舉證責任制度的核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規定了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一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
在環境污染侵權中，舉證責任分配採用的是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
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並不意味著原告無需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原告仍然需要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原告需要承擔的舉證責任主要有：
1.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
原告負有證明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行為的責任，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是確定被告的依據，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是環境污染侵權的構成要件。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採用無過錯責任，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准，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並不是確定排污者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界限。即使排污符合標准，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也應當根據有損害就要賠償的原則，承擔賠償責任。《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明確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失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原告只需要證明被告實施了污染環境的行為即可。
2.原告受到了損害的事實
行為人只有在其行為造成了損害事實的情況下，才應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雖然實施了某種行為，但並沒有對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事實，行為人便不應承擔民事責任。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也是如此。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對象，一般包括人身權、財產權和環境權三部分。應由原告對損害事實的存在負舉證責任，因為損害事實屬於原告控制的范圍，原告對造成了哪些損害最清楚。對此原告同樣可以請環保局、醫院相關部門對損害事實做出鑒定，同時也可以請公證處做出相應的公證。需要注意的是，在損害事實中，人身權、財產權所受損害較易證明，但環境權所受損害較難證明，原告可以提供證據證明由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因素被污染、破壞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影響了自己擁有健康、安全、舒適、寧靜、優美的環境即可，如非法建築物對毗鄰居民日照權的妨礙等。
6. 民事訴訟證據證明第75條是什麼
證明妨礙行為使得承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舉證困難或舉證不能.基於對權利進行救濟的需要.應對證明妨礙行為予以排除,這是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極為重要的體現,也是公平與效率司法目標得以實現的重要制度保障.許多國家和地區均在民事訴訟法中對證明妨礙及其排除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於2002年實施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雖然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部分地確立起該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諸多缺陷,亟需進一步加以改進和完善.
7. 我國對產品責任的舉證責任在哪方
產品生產者證明：自己擁有《產品質量法》41條規定的免責事由；產品銷售者證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或供貨者；原告（或者說消費者）證明：1，自己確實遭受了人身或財產損害（如醫院症斷報告），2，損害是由於缺陷產品所致
根據《產品質量法》41條，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由此，可以知道，生產者對產品缺陷致人損害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即不論是不是自己的過錯，都要承擔責任。但是該條第二款規定了三種免責事由，分別是：（一）為將產品投入市場的；（二）產品投入市場時，引起損害的缺陷上尚不存在；（三）產品投入市場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足以發現缺陷的存在
《產品質量法》42條，規定，由於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的，銷售者應承擔賠償責任，再根據第二款可知是————"過錯推定原則"即如果不能舉出反證，那麼要承擔責任
再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4條，第一款 第6項，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這條的意思事，如果生產者不能舉證證明《產品質量法》41條規定的情形，如未將產品投入市場等，那麼就要承擔責任
至於作為原告，應當證明：1，自己遭受的損害（如醫院的症療報告），2，及所遭受的損害是缺陷產品造成的
產品缺陷致人損害屬於民法中規定的特殊侵權案件，為此，最高法院關於其舉證責任，有司法解釋做專門規定，以上解答均取自最新法律和司法解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8. 什麼叫做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一、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法律要件分類說的運用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的情況比較復雜，由於民事活動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們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條件了解案件事實的真相，在收集證據、調查證據、提供證據等方面，雙方當事人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擔相等的舉證責任。民事舉證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或稱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②結果又稱舉證責任。行為責任是指在具體的訴訟中，當事人為避免承擔敗訴風險向法院提供證據。這種責任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來回移動，它只有先後之分，並無獨家承擔之果。在實踐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證據，隨後被告提供證據，再接著原告舉證，再接著被告舉證，依次循環下去，直至雙方無證可舉為止。證明責任是指法庭辯論結束後，案件事實仍處於真偽不明狀態，任何一方都未能說服法官時應判誰敗訴的問題。
在古羅馬時代，舉證責任有兩條分配原則：一條是，原告有舉證的義務；另一條是，提出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的義務。前者是基礎，後者是補充，後者便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公式的淵源。③近現代關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學說，都可以溯及到古羅馬時代的上述兩條原則。到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形成了較有影響的三大學說：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法規分類說。法規分類說認為，任何實體法的條文都有兩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原則性的規定；一部分是例外規定。凡要求適用原則性規定的人，應就原則性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凡要求適用例外規定的人，應就例外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④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依據羅森貝格的法律要件說而確立的。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舉證責任應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張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需對產生該權利或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對不存在阻礙權利或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存在阻礙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由對方當事人負擔。第二，凡主張原來存在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已經或者應當變更或消滅的人，只需就存在變更或消滅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進一步對不存在阻礙變更或者消滅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這類事實的存在也由對方當事人主張並負舉證責任。
二、舉征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的適用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義基礎上的，而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弱者、追求實質正義，因而，在法律對舉證責任分配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其分配規范違反了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時，法官有權在個案依自由裁量權對實體法分配了的舉證責任規定進行修正。這就產生了舉證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
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原於古羅馬的「誠信訴訟」，它賦予法官以誠信和公平正義原則裁判案件的權力。因為成文法國家都會面臨同樣一個尷尬的境況；法律的相對滯後不能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情況予以全面涵括。⑤這種局限性不僅體現在實體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證據制度上；由於法官無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完全採用法定主義，因此，法官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分配行為的原則。這無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對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義。而公平原則顧名思義是公正、平等的准則，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結果的公平性，還要兼顧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體現貫穿於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全過程，無論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或是舉證責任的倒置，還是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負擔都應予以適用。
司法實踐中，違反誠信原則 和公平原則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舉證妨礙，指的是一方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但由於相對方因故意或過失將訴訟中存在的惟一證據滅失或者無法提出，以至於無法證明自己的主張，導致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這一特殊的訴訟現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兒子張某（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車禍受傷，於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醫院住院治療。2002年4月16日晨，張某被發現倒在被告病工內的花園旁，經被告搶救無效死亡。原告起訴被告，要求被告對於張某的死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法院查明事實後認為：（1）張某因車禍入院後，經治療，病情好轉，行動也恢復了正常。後來張某的死亡在於其腹腔臟器損傷導致失血性休剋死亡。這與入院時的病狀明顯不同，因此可認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對張某的醫療措施是正確有效的，與張某的死沒有因果關系。（2）4月16日意外發生後，被告採取了相應的搶救措施，原告也沒有異議，也排除了搶救行為與被告死亡間存在因果關系。（3）醫院走廊圍欄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圍欄的。現有證據表明張某系從高處墜落，這排除醫院設施產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張某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在病區內行動的自由，原告僅以其離開病房發生意外事件來認定被告護理上負有責任，過分誇大了被告的責任，依據明顯不足。（5）對於張某死亡的原因是否為墜樓或其他意外的願意，由於原告在事發後反對報警屍檢，導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責任在於原告。原告事後要求被告承擔該方面的舉證義務（證明張某死亡的真正原因），顯然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及公平原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我們認為，被告要獲取證明自己的醫療行為和死者的死亡之間無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的證據，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協助，如果仍然以《證據規定》第四條為依據要求被告繼續舉證，這對被告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對原告來說，他們不同意報警進行必要的屍檢，現在又認為是被告的損害，顯然違反誠實信用的原則。所以說，對原告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對被告的舉證行為予以配合的行為，應該認定為舉證妨礙，讓其承擔不利的民事法律後果。實施了舉證妨礙行為的當事人要為自己阻礙訴訟的順利進行承擔一定的懲罰後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擔些訴訟中的敗訴風險是程序正當性原則的本質要求。同時，建立舉證妨礙的配套證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對以下兩種舉證妨礙實行舉證責任轉換：其一，故意毀滅證據或偽造證據、阻止他人作證或指使他人作偽證的；其二，因故意或嚴重過失行為造成訴訟的惟一證據滅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