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什麼是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製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事件。
❷ 什麼是群體性訴訟
集體訴訟又稱集團訴訟，還稱群體訴訟，最早產生於英國，是主要適用於訴訟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人數眾多的一種訴訟。「人數眾多」的標准一般在十人以上。它作為民事訴訟的一種特殊方式，在傳統民事訴訟中並不具有突出的地位。包括集體民事訴訟、集體行政訴訟。集體民事訴訟如集體侵權訴訟、集體經濟合同訴訟、集體拆遷訴訟等等。
如果一方當事人或者雙方當事人的人數眾多的案件需要提起仲裁，那麼這個案件性質就屬於集體仲裁。包括集體勞動仲裁、集體人事仲裁、集體經濟合同案件仲裁等等。
集體訴訟、仲裁一般具有以下特徵：
(1)一方或者雙方的群體性。必須至少有一方當事人是十人(或者其他主體)以上，否則無法稱其為集體案件；
(2)一般「集體」中個體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性。雖然集體案件中每個個體都單獨成訴，但一般來說，每個個體自已很清楚如果自已去訴、去裁影響很渺小、力量很薄弱、信息很閉塞、成本很高昂，當然勝算更要大打折扣，所以每個個體都期望藉助群體的影響、力量、信息、資金等優勢，從而讓案件的進展對自已最為有利，取得對自已最期望的結果。基於這種想法，每個人會積極參加這個集體，並與集體保持最密切聯系。集體數目的不斷膨脹會增長集體中個體的信心，這也正是集體案件個體人數很容易迅速增大的原因。
(3)集體「意志」薄弱性。每個集體成員其實都是獨立的個體，僅僅是因為這個相同的案件、相同的利益關系才聯合在一起，他們有權決定自已的去與留，他們有自已的「小算盤」，每個個體都有或多或少的利益差別，想讓他們加在一起象一個人一樣是不現實的。所以集體中的個體容易被分化。有一則很有名的寓言是「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其實也正反映了群體意志分散性和薄弱性的弊病。
所以，集體訴訟、仲裁必須有強有力的組織者才能真正聯合在一起，而且組織者必須具有很強的公信力才行!
❸ 什麼是社會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特定群體或不特定多數人聚合臨時形成的偶合群體，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通過沒有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群體活動、發生多數人語言行為或肢體行為上的沖突等群體行為的方式，或表達訴求和主張，或直接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或發泄不滿、製造影響，因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的各種事件。
直接原因
一、社會不滿群體存在。 二、群眾缺乏表達渠道。 三、政府管理能力應對能力不足。 四、群體性心理因素誘導。 五、基層不作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編輯本段深層原因
1）社會貧富差距拉大。 2）職工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 3）領導幹部不傾聽群眾呼聲，不關心群眾疾苦，使小矛盾釀成大矛盾。 4）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復雜化。 5）社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群眾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不相適應。 行政應對 1）社會情緒掌控 2）信息公開要領 3）社會組織介入 4）緊急處置措施
❹ 什麼是群體訴訟模式
轉帖：
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公害、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被害之事件，受害人有時可能多達千百人，設由其全體起訴，難免影響訴訟之遲緩，並增加訴訟費用，且此類損害多屬小額，若由受害人個別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原則，受害人更有不知如何謀求救濟，以致產生社會大眾權益受損而無從補償之弊[1]，為保護這些「易腐權利」，被稱為現代型訴訟的群體訴訟便應運而生了。本文所稱的群體訴訟是泛指各國為解決多數人糾紛的一種訴訟制度，如美國的集團訴訟、英國的代表訴訟，德國和法國的團體訴訟、日本和台灣的選定當事人制度，我國大陸的代表人訴訟等。
一、群體訴訟的模式劃分
（一）群體訴訟模式的劃分依據
我們以保護權利說作為民事訴訟的目的，來考察群體訴訟的目的。可以看出，世界各國的群體訴訟目的可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個人利益，另一類是保護社會利益。群體訴訟也據此可劃分為兩種模式：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和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了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區分，前者乃保護個人所有權利的訴訟，僅特定人才可提起；後者乃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2]。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三者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是這一認識的反映。作為權利的救濟手段也表現出這一趨勢。當侵犯的個人利益非常小時，依照民事訴訟傳統的訴權理論和既判力理論，個人享有處分權和通過民事訴訟獲得救濟的權利；當侵犯的利益非常大時，就認為同時侵犯了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由檢察官代表國家通過刑事訴訟提起公訴來救濟；當侵犯特定個人利益不太大時，則賦予個人享有自訴權；當侵犯的每個人的利益非常小，但被侵犯的人數非常多時，被侵犯利益的總和是非常大的，按照「有權利必然有救濟」原則，必須為這種情況設定一種救濟方式，以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秩序。由於加害方所獲得的「非法利益」總額非常大，而受害方則是「小額多數」，如按傳統的一對一訴訟顯然對受害方不利；如按訴訟信託理論，由受害方明示授權代表人起訴，則許多受害人可能會忍氣吞聲地使「易腐權利」真的腐爛，因為他們大都會理性地算一下成本和收益。這樣，即使加害方敗訴賠償，很可能還有「盈餘」，還會變本加厲地侵害不特定的個人利益，此時，實質上已構成了對社會利益的侵犯。是保護私人利益呢，還是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呢？我國的代表人訴訟、日本的選定當事人訴訟都是按訴訟信託理論，由受害人明示授權，其目的是保護私人利益。美國的集團訴訟制度，只要受害人不明示退出集團，就認為是賦予了代表人代表自己起訴的權利，其目的是通過制裁加害方，以保護社會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是按「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運行的，再者交易是否公平只有交易雙方清楚，況且交易方還享有處分權，因此，政府對「小額多數」的現代型糾紛無能為力，只能要麼通過利用那些「私設檢察官」及其律師的利益動機來實現一定的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要麼特別授權某些團體享有一定的訴權。
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和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二者目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代表權方面，前者是明示授權，後者是默示授權或立法授權（團體訴訟等）；第二，在既判力方面，前者判決只約束明示授權起訴或被訴的人，後者判決則約束未明示退出集團的人，或由法律直接規定約束范圍；第三，在訴訟激勵方面，前者對代表人沒有什麼激勵機制，後者則對代表人起訴有許多激勵，如法院、律師免收或墊付訴訟費、律師費，甚至還有獎金；第四，在勝訴財產分配方面，前者以分到勝訴財產為目的，後者以使對方吐出非法所得，受到制裁不敢再犯為主要目的；第五，賠償金計算，前者以所有明示起訴的當事人所受侵害為依據，後者則以侵害方的整個非法所得或所有侵害來計算，除非受害方有人明示退出集團。
美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集團訴訟屬典型的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的代表訴訟、我國的代表人訴訟、日本和台灣的選定當事人制度等都屬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德國、法國、泰國等國的團體訴訟和英國的公共利益訴訟，通過特別立法，往往需要藉助行政力量，其本質雖不是群體訴訟，但它是解決群體性糾紛的一種方式，故也可以歸入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也有學者認為它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一種模式：團體訴訟立於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為實現他人利益之訴訟手段，亦即其以團體為他人利益之代表或代辦人來操作訴訟程序，非若一般訴訟程序由各個人為自己之利益而為訴訟行為[3]。
（二）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集團訴訟制度最早產生於英國，後傳入美國。有學者認為美國集團訴訟制度始於1938年9月1日實施的《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第23條[4]；1848紐約州《菲爾德民事訴訟法典》是最早推行代表訴訟的法律文件[5]。但也有學者認為《菲爾德法典》已將衡平法所創制的集團訴訟制度肯定了下來。185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公開判定了集團訴訟案件——史密斯對斯沃思德特的訴案，由此，集團訴訟制度在美國正式確立起來[6]。美國集團訴訟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為第一階段；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集團訴訟產生、發展的低級階段，第二階段是結構日趨完善的較高級階段。由於美國是典型的判例法，因此按法典來劃分階段是不準確的，只可作為參考。集團訴訟在普通法時期是在當事人太多而無法使全體成員作為訴訟當事人參加訴訟的情況下，衡平法院所採用的程序，在法典時期也有集團訴訟的規定，但那時只是作為訴訟合並，規定也很簡單。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最初規定也比較簡單，只准許在集團成員太多而使全體成員成為當事人實際上不可能的情況下，承認集團訴訟並規定成為代表當事人的人必須確保公平地代表全體當事人的利益。但這種共同訴訟型的集團訴訟的規定，不能救濟像消費者訴訟那樣，雖然是以群體看待，但並不屬於共同訴訟型的新型訴訟。
在大陸法系國家，傳統的當事人個人主義概念一直追溯到羅馬法，如法諺：「沒有利益就沒有訴訟」；「沒有人能通過代表打官司」。在英美法系內部，歷史上的普通法法院同樣反對當事人代表，判決只能涉及主動爭取判決並有直接利益的人，對不參加訴訟的主體沒有約束力，但依衡平法，如果「必要當事人」是一大批單獨的個體，而這些當事人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但所有訴訟主體又不能共同進行訴訟，就要在必要共同訴訟的目的下，採取集團訴訟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允許團體的一名成員或幾名成員代替所有團體人員進行訴訟。但由於受正當程序觀念的影響，在衡平法早期的實踐中，無論是《菲爾德法典》還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都沒有明確訴訟判決對未出庭的團體成員有約束力，判決的既判力不主動擴張至未明確表示起訴的人，既不考慮這些人是不願起訴，還是由於「易腐權利」的特點使他們起訴不經濟。也不考慮是否使加害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足以迫使其不敢再侵害其他不特定的人。可見，這時的集團訴訟目的是建立在正當程序基礎之上，保護依照「訴訟信託」理論明確授權給代表人進行訴訟的集團成員的私人權益。
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也屬於私益型群體訴訟模式，其目的也是保護個人利益。選定當事人制度的適用應具備如下要件：第一，須有共同利益的多數當事人存在。第二，沒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非法人團體，不得選定當事人的方式進行。第三，由有共同利益的多數人選定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原告或被告。所以，訴訟實施權是屬於選定當事人的，但訴訟實施權的授予來源於當事人全體，並且在訴訟程序中通過更換選定當事人的方式，使當事人全體的意志和利益在訴訟程序中得到反映。選定當事人制度較多地具有共同訴訟的一般性，從而兼顧了與民事訴訟原有理論體系的協調。因此，選定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要以特定受害者及具體權利內容為要件。至於不作為請求訴訟的提起，非常困難，尤其以預防目的對侵權行為提起不作為請求訴訟，因無實定法上的根據，往往不被允許。日本學者上林明廣認為：日本的選定當事人制度尚未從保護個人利益訴訟邁向為保護一般的權益而運用的「集團利益訴訟」。這也是大陸法系國家共同存在的問題，因為它們太注重傳統的訴權理論和既判力理論。
（三）公益型群體訴訟模式
1966年美國全面修改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關於集團訴訟的規定[8]。使美國集團訴訟的目的由保護個人利益演變為保護社會利益。波斯納在談到集團訴訟時說：假設牙刷製造商們已合謀實行價格壟斷，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者因此而受到利益損害，累計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個消費者所受的損失可能只有幾分錢，如果將所有這些權利請求聚合成一個集團訴訟，集團訴訟的標的是足以支付訴訟成本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最為重要的是要使違法者承擔違法成本——這就達到了訴訟的分配宗旨——而不是要求他向其受害者支付損害賠償，因為集團成員取得賠償的實際成本可能是極高的，而且在某些案件中可能超過訴訟所產生的威懾收益，不足以吸引任何受害人承擔任何取得法律救濟的成本[9]。我國台灣學者對此也有論述：集團訴訟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賠償要求，匯成一巨額的賠償，使大部分受害人能與違法行為之大企業相對立，而得以獲取相當之賠償，不再是被屏棄於法院之外，而忍氣吞聲地置視權利遭腐化，此亦為集團訴訟所具有之「請求金額之合算」與「訴訟之合算」等妙味所在[10]。
由於受害者損失數額通常較小，對起訴一般都漠不關心，甚至勝訴後由於得不償失也不去領取應得份額，因此為達到通過制裁加害者以保護社會利益的目的，不得不著重考慮在訴訟費用、律師費用、獎勵措施、舉證責任、司法權介入等方面採取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並用，使得集團訴訟制度能有效運行。近年來，雖然仍有些問題未能解決，但在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使這一制度基本能有效運行。美國為了獎勵個人訴諸司法救濟而實行兩倍、三倍賠償，議會在大約70個聯邦法律中都賦予法院裁定勝訴原告的律師費用由敗訴方支付的權力，聯邦法院基於私設司法長官理論，即使缺乏法定根據時，也有權判令被告支付勝訴原告的律師費用[11](p.70-74)。在通知方式和勝訴財產分配上，也採取了較為靈活的方式以降低費用。在監督機制方面，包括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監督就是受害人作為集團成員對代表集團起訴的代表人的訴訟行為進行監督。外部監督就是法院採取「司法積極主義」，對集團訴訟進行職權干預。包括決定是否許可以集團訴訟方式進行訴訟，對集團訴訟進行初步審查，看集團方是否有勝訴可能，對代表人的訴訟行為進行監督，對集團方勝訴後的財產分配進行監督等。
上述分析表明，現行美國集團訴訟的目的已不僅僅是保護明確表示起訴的受害人的私人權益，而重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判決的既判力主動擴張至未明確表示退出集團的所有集團成員。美國集團訴訟的背景是傳統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質是利用個人及其律師的利益動機，來實現一定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這一制度與其說是為了救濟已受侵害的權利並挽回損失，還不如說是基於讓侵害者吐出不法取得的利益並不敢再犯[12](P.192)。換言之，其主要著眼點不是利用集團訴訟來挽回受害者的損失，而是依靠法院的禁止令狀或宣言性判決來影響和改變公共政策，以制裁加害者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
❺ 群體性糾紛事件的危害有哪些
直接原因
一。社會不滿群體存在。 二。群眾缺乏表達渠道。 三。政府管理能力應對能力不足。 四。群體性心理因素誘導。
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徵
一、群體性特徵
二、利益性特徵
三、突發性特徵
四、對抗性特徵
五、危害性特徵
六、變異性特徵
七、擴散性特徵
群體性事件的經濟危害
一、暴力行為直接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二、群體性事件的處置需要耗費大量投入
三、破壞當地投資環境和市場秩序
群體性事件的政治危害
一、影響政治穩定
二、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
三、容易被敵對勢力利用
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危害
一、干擾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生產秩序
二、容易形成「示範效應」
三、大量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加重社會危機
❻ 群體性做案是什麼意思說的是中國那些地方的人
群體性做案，是指一群人在一起做同一個案件。中國哪些地方都有哇。比如黑社會呀？他們都是群體性做案。沒有特指哪一個地方？
❼ 什麼是群體性經濟糾紛
是指涉及人數較多的經濟利益糾紛。
❽ 多少人以上參與才算群體性事件
10人以上的，屬於集體案件，可以委託2到3人作為代理人參加仲裁活動。
❾ 什麼是群體性事件突發的原因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
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會環境、政策等宏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個體、群體心理等微觀方面的因素。概括起來說，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體制機制轉換和利益格局調整，導致部分群體心態失衡，這是產生群體性事件的深層次原因。當前，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新舊體制矛盾交織凸現，體制機制轉換、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直接或間接影響部分人的利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人們的舊思想和舊觀念受到沖擊，思維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部分小農經濟意識較強，守舊思想較重的人的思想觀念難以適應形勢發展，出現了因利益失衡而產生的心理失衡，這一失衡直接導致思想方式的失衡和行為規范的失衡。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對分配不公，對不正當致富，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忽視時，他們極易產生相對剝奪感，不滿和對抗情緒往往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農村基層組織戰鬥力不強，這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是有的村「兩委」班子不團結，意見不統一，相互拆台，或者在辦理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事務時，決策隨意，方法簡單，態度粗暴，工作不具體、不到位，出現矛盾時處理不及時，對群眾的合理要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使小矛盾釀成大矛盾，加之防範工作不到位，給個別別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二是有的村幹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或處理政策問題時方法失當，缺乏民主，辦事透明度不高，群眾誤認為囊中有鬼，失去群眾信任, 或讓個別群眾借機「搭車」，使一些立場不堅定又不明真相的群眾就容易被人利用、煽動，從而激化了矛盾。三是有的村黨員幹部正義感不強，怕得罪人或受氣，不敢站出來講公道話，助長了別有用心者的氣焰,有的甚至就是鬧事的支持者、組織者、策劃者。
（三）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導致群眾利益受損，這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農村土地徵用中，補償金偏低、征地手續不齊全、補償費用不到位、補償分配不合理、失地後農民生活無著落；城鎮房屋拆遷中，補償標准低、政策不透明、補償標准不一致；因土地的升值而產生的組與組之間，戶與戶之間的耕地、林地及林木權屬和邊界糾紛沒有得到及時調處或調處不力而升級。如正化村十組與同村九組村民米吉香的林地邊界糾紛，正化村八組與六組的林地權屬糾紛等；部分非公企業中，企業任意壓低、拖欠和剋扣工人工資，不繳或少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賠償不到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矛盾時，相關部門往往重經濟輕環境，致使一些地方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影響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產生活等等，當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極易引起群體性事件。
（四）群眾自我保護意識增強與其自身的法律素質之間的差異，導致維權行為失控，這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隨著法律知識的普及和社會主義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眾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有所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但不少群眾對法律法規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片面強調政策、法律法規中有利於自己的一面。也有一些群眾由於法律意識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不知道或不願意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當群眾之間、上下級之間出現利益摩擦或糾紛時，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快鬧快解決」的錯誤心理，誤以為聚眾鬧事、集體上訪可以對領導造成壓力，能較快解決問題，使本來能通過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群體性事件。
(五)職能部門不負責任，把關不嚴，這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一些相關職能部門工作不負責任，作風不夠深入，使群眾辦事難，利益受損，或職能部門為了讓業主單位早日發揮投資效益，時有在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手續未齊全的情況下也讓業主單位先行施工，而忽視了群眾的切身利益，讓群眾抓住了不「依法施工」的把柄，造成了工作被動，導致矛盾激化。
❿ 什麼是群體性沖突
就是群體沖突，是在群體之間公開表露出來的敵意和相互對對方活動的干涉。從一個方面看，沖突將妨礙現有組織與人員的運轉，但是群體沖突並不總是有害無益的。如果能保持在合理的程度和有限的重要事件上的話，那麼沖突實際上能使組織更有效地運行。
群體沖突一般不會因為非理性或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發生。相反，而是由於組織協調不同群體的工作和在這些群體間分配獎賞的方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