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審理股份合作制企業糾紛

⑴ 請教法律專家：買斷式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資產被上級主管部門擅自處分，如何救濟

股東代表訴訟，又稱派生訴訟、股東代位訴訟，是指當公司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卻怠於起訴時，公司的股東即以自己的名義起訴，而所獲賠償歸於公司的一種訴訟形態。英美法系國家以及大陸法系國家對股東的此項訴訟權利均有規定，均賦予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權利。

1、公司法里授予股東有權利對侵害公司利益的人提起訴訟的制度。
2、在請求董事會得不到處理或處理不利時，可以直接起訴維護公司利益
3、由股東直接以公司的名義代表公司提起訴訟也可以股東代表的名義維護公司利益
4、訴訟請求就是請求返還公司財產並賠償損失
股東權利救濟的直接訴訟機制
董事、高管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⑵ 處理股份合作制企業糾紛的法律依據有哪些

1.治理結構的內生性缺陷，導致主張成員權益的糾紛增多
基於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產權結構、組織結構和分配製度，忽視了共有資產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的界定，使共有資產沒有明確的出資人和管理規章，股東身份與股權份額難以確認；在公共積累資產等企業收益中，對離退休人員（動態的、不斷增加的群體）的利益分享，沒有明確的操作辦法；對股權轉讓的具體操作以及企業不同時期凈資產的變化，缺乏有效的定價、轉讓機制。在不動產大幅增值的情況下，一部分退休、離職股東主張要求按增值後的潛在利潤計入企業凈資產，作為股東退股價的定價標准，從而使原本正常經營的企業面臨著「賣廠——分錢——停產、破產——走人」的嚴峻局面，給企業正常發展、勞動力就業、社會穩定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形成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2.監管服務部門的缺位制約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由於政府機構改革和機構職能調整，目前沒有專門的政府機構和職能部門牽頭負責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政策制定、規范監管和服務機制。2001年下半年由市促進小企業發展協調辦公室牽頭完成的對暫行辦法的修改草案，曾按有關程序上報，至今尚無下文。在全市范圍內，對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監管指導、跟蹤服務、問題協調等處於缺位狀態，企業出現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在初期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3.政策的滯後、法律法規的缺失使司法審判陷於困境
長期以來，國家和地方關於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政策法規未能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作相應的修改和完善，原有政策已經滯後甚至是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企業的發展。《關於發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業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等政策法規，原則性強，操作性差，甚至是其中有註明將另行規定的，至今未有下文。國家體改委指導意見和市政府暫行辦法不屬於法律和行政法規，在法院的裁判文書中，不能作為裁判依據直接引用。與股份合作制企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嚴重缺失，法官在審理相關案件時無從依據、參照，使法官的司法裁判、法律適用處於兩難境地。
目前本市現存的這些股份合作制企業生存能力強，職工就業、收入穩定。在資產價值增值的新形勢下，由於其自身內生性缺陷所導致的司法糾紛，如果處理不當，極易產生「蝴蝶」效應，引發企業破產倒閉和大量在職人員下崗失業，形成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為了避免這一局面的出現，推動此類案件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促進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健康發展，我們建議：
1.解放思想，正確認識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現實作用
股份合作制是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相結合為特徵的新型合作經濟，既堅持了合作制的基本原則，又引進了股份制的治理辦法，既實行按勞分配，又實行按股分紅，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不能因為目前股份合作制企業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大多是制度性缺陷和操作不規范等因素所致），而否定其歷史作用和現實價值。要用科學的發展的眼光重新認識股份合作制的性質和特點，並賦予正常的發展空間。
2.盡快明確監管服務部門，完善政府服務
盡快明確相關職能部門，建立有效的市區聯動協調監管和服務機制，維護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正常運行和有效發展，及時解決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困難和訴求。推動工商登記方面的改革，簡化手續，提高操作性和執行效率，適應股份合作制企業股東、股份變動頻繁的現實要求。
3.完善現有政策，為股份合作制企業發展提供政策扶持
由發改委牽頭，組織相關政府部門，在原暫行辦法基礎上，結合實際，進一步修改和完善股份合作制的現有政策，明晰資產關系，明確產權主體，盡快出台適應新形式、新發展需要的新《股份合作制企業辦法》，引導現有企業進一步規范運行或深化改革，並為國有、集體企業新一輪的改制提供一個有效載體，為司法審判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據。給予股份合作制企業在融資、稅收等方面同其他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為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公平的政策環境和良好的社會環境，如對國有和集體改制的企業，可以以職工上崗率60％為起點，多上崗人員的比例，按照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有關稅收政策執行，以鼓勵企業減少對社會釋放下崗人員。【啟東律師】http://www.lawtime.cn/qidong

⑶ 高手請進： 股份合作制企業因股東矛盾無法自行清算能否提起司法強制清算申請，相關法律依據是什麼

公司司法強制清算為：公司破產申請！原則上要有依據公司章程規定召開的合法有效的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如果因股東矛盾無法召開合法有效的股東會或董事會，則需要先依照公司章程或公司法相應規定完成此項程序！至於如何完成需要了解具體案情才能對應策劃！

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合夥糾紛案件適用法律的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合夥型聯營體和個人合夥對外債務糾紛案件應否一並確定合夥內部各方的債務份額的復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合夥型聯營體和個人合夥對外債務糾紛案件應否一並確定合夥內部各方的債務份額的復函
1992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1991）桂法（經）字第23號《關於審理合夥聯營體和個人合夥對外債務糾紛應否一並確定合夥內部各方的債務份額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合夥型聯營體和個人合夥的財產能夠清償聯營或合夥債務的，應當以合夥型聯營體或個人合夥的財產清償。
合夥型聯營體、個人合夥無財產清償或者其財產不足清償聯營、合夥債務的，應當由聯營成員或合夥人承擔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外，合夥人對合夥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合夥型聯營各方，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協議約定負連帶責任的，承擔連帶責任。如果聯營體成員之間、合夥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明確，聯營體各成員、各合夥人承擔債務的份額容易確定，各聯營體成員、合夥人之間爭議不大的，為簡化訴訟程序，可以在審理合夥型聯營體、個人合夥對外債務糾紛案件時一並確定聯營、合夥各方承擔債務的份額，但應在裁判文書中指明合夥型聯營各方、各合夥人之間承擔連帶責任。如果聯營各方、合夥人之間對如何承擔責任爭議較大，將聯營體、合夥組織對外債務糾紛與聯營、合夥糾紛一並處理不利於案件及時審結的，可以分開審理。如果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協議的約定，合夥型聯營各方對聯營債務不負連帶責任的，在審理合夥型聯營體對外債務糾紛案件時，必須確定聯營各方應當承擔清償債務的份額。

⑸ 1999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印發 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 的通知 完整內容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的通知
（滬高法[1999]528號）

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各區、縣人民法院：

1999年7月23日，本市召開了《全市民事審判質量講評會》，會議針對當前民事審判中需要明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對一些具體問題達成了比較一致的認識，形成了《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該意見於1999年9月15日由我院審判委員會第48次會議通過，現印發給你們，供你們在審判時參考執行，同時請你們將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有關問題及時報告我院。
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意見

目前新類型民事案件大量涌現，由於立法的相對滯後性和某些法律規定過於原則，缺乏操作性，給審判實踐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鑒此，在國家和地方立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明確之前，我們對以下幾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暫先提出如下意見，供參照實施。

一、精神損害賠償
目前法律對精神損害賠償適用范圍，賠與不賠的尺度，賠多賠少的標准等缺乏統一明確的規定，實踐部門認識也不盡一致，法律權威性和社會效果不好，我們認為：
1．精神損害賠償具有補償性與懲罰性雙重特徵。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生命健康等權利遭到侵害時，必然會造成財產上的損失。同時也會導致精神上的創傷，引起痛苦等感受，運用法律手段，尤其是民事救濟手段，責令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費，能使受害人精神上得到安慰，物質上得到補償，同時責令侵害人支付一定的賠償費也是對侵害人應有的制裁，能夠使其從錯誤中汲取教訓，遵紀守法，尊重他人，如果偏重於其中一項而忽視了另一項，那麼對於公民的保護就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2．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不應隨意擴大。從目前《民法通則》第120條和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看，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確可予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僅限於對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生命健康權五項權利造成侵害而引發的案件，對於侵犯公民其它人身權利的，法律、司法解釋均未明確。因此，我們傾向於在法律、司法解釋允許的范圍內給予當事人一定的精神損害賠償，法律不明確的，先不考慮。
至於在一些相鄰糾紛、合同糾紛案件中，當事人提出諸如噪音污染引起精神焦慮，合同期待利益喪失引起精神痛苦等損害賠償請求的，一是沒有法律依據；二是後果一般不嚴重；三是通過責令停止侵害或賠償經濟損失等其他民事救濟手段足以彌補損害，所以此類糾紛一般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3．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一般僅限於受害人本人，只有當侵權行為致本人死亡時才可由其直系親屬行使。在公民人身權利遭受侵害時最痛苦的通常應是受害人本人，其他人的擔憂、悲傷、焦慮等精神反應都是建立在受害人本人的痛苦、憤怒、失落等情緒之上的，並會隨著本人生理、心理活動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如果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權利得到了補償，其他人的精神反應也會減弱。而當侵權行為致受害人死亡的情況下，由於受害人已不可能得到物質補償和精神利益補償，與他生活密切相關的直系親屬如果也不能獲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的話，那麼他所產生的對親人遭受痛苦的同情及自己失去親人的悲哀等精神創傷就會疊加卻無法彌補，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應當允許受害人的直系親屬在侵權行為致受害人本人死亡時，獨立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直系親屬有多人的，賠償金在多人中平分。
4．是否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應視具體案情確定。《民法通則》第120條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條文中用的是「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的表述，說明對於適用精神損害賠償存在著或然性，如果侵權行為手段、方式不惡劣，受害人的損害程度不嚴重，社會影響不大，或者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不深，用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非財產性民事責任方式或者收繳非法所得等民事責任制裁方式足以填補損害，撫慰受害人並制裁違法行為的，可以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5．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不能脫離國情。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應當在受害人主張的范圍內酌定。人民法院無權責令加害人承擔超出受害人主張范圍的賠償數額。至於具體的數額除了要考慮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的手段、方式，受害人的損害程度，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等因素外，還應當與當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相適應，盲目地追求高額賠償而不加以限制，只會貶低精神損害賠償的意義，誤導人們追求不當利益。因此我們考慮就目前上海市實際生活水平而言，精神損害賠償額以一般最高不超過人民幣5萬元為宜（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不考慮外國人與本國人、法人與自然人、獲利與未獲利情況。因為精神損害賠償雖有對精神利益進行補償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種加罰措施，受害人的其他損失可以通過經濟賠償彌補，加害人的獲利也可以通過制裁方式收繳，侵權人和受害人的特殊身份不應成為確定賠償額的因素。當然如果加害行為特別惡劣，受害人的損害程度特別嚴重或者社會影響特別大，需要提高賠償額的話，也可以適當提高，但為謹慎和統一起見，判決前須報高院民庭復核。
二、人身損害賠償
1．人身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等是處理人身傷害案件常用的幾個法律、法規。
其中兩個「處理辦法」雖為行政法規，但內容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侵害他人身體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三者之間並不矛盾。因此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應當依照《民法通則》、《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有關規定，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綜合運用，妥善處理。
2．人身損害案件的賠償標准。人身損害案件按什麼標准進行賠償是審判實踐中的又一難點。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制定的賠償標准存在著一些差異。《民法通則》、《消法》比較原則，只有賠償項目，沒有具體的賠償標准；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第146條雖規定了「侵害他人身體致使其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的，賠償的生活補助費一般應補足到不低於「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的標准。」但其中的「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標准」又很難把握。市統計局、民政局每年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均沒有基本生活費的統計參考值，而他們列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線，居民平均生活費，貧困扶助線」數據與基本生活費相比，似乎又有區別。《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等實行的又是限額補償的辦法。
在《民法通則》缺乏具體賠償標準的情況下，我們意見可以參照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確定的計算期限和計算方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用的是「當地居民平均生活費」標准，這一標準是在統計居民年消費額的基礎上得出的，反映的是居民的年消費狀況，對此統計局每年公布參考值。與其他兩項指標相比，這一數據更接近居民的實際生活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更有利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利益。
3．學校在未成年學生傷害事故賠償糾紛中的責任。
（1） 學校對在校的未成年人負有管理責任，非監護責任。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受其年齡、智力和認知水平的限制，在校學習和生活期間，學校應承擔對他們進行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責任，但是學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因為，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0條規定：學校等只有在「單位有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顯然與民法上的監護責任有別，監護人責任並不以監護人的「過錯」為構成條件。因此學校責任僅僅是管理上的，而非監護性質。
（2） 對傷害事故，學校承擔過錯責任。
確定學校在未成年人傷害賠償案件中的過錯責任，首先要以學校具有應當履行的特定職責為前提，學校違反了該職責，就應承擔過錯責任；其次還應看學校是否盡到了注意義務，應該注意卻未注意的，應承擔責任；最後學校作為未成年學生學習和生活的主要場所，有義務保證學校設施的安全、可靠，如果設施存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可能，並發生傷害情況的，就應承擔過錯責任。第三人或者受害學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學校的民事責任。
（3） 當事人對損害都沒有過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按公平責任原則，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
存在過錯是學校承擔責任的前提，但並不意味著排斥公平責任原則，在一定范圍內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不但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還能起到補充、完善過錯責任原則的作用。
（4）賠償標准《民法通則》有規定的，按《民法通則》規定處理，《民法通則》不明確的，參照其他損害賠償法律法規。
三、消費者權益糾紛
1．《消法》第49條的適用。從立法精神來看，《消法》立足於保護消費者權益。如果機械地理解「消費者」的概念，考察消費者購物動機，很容易給已實施欺詐行為的商家以口實。這不僅不能體現《消法》特別保護消費者的立法精神，也會削弱《消法》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方面的作用。《消法》第49條首開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先河，就是鼓勵人們與制假賣假的製造者和銷售者、服務者進行斗爭。因此，無論是什麼樣的人，無論是知假也好不知假也好，凡是確認經營者構成欺詐的，就應當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人以加倍賠償。
2．個人向開發商購買房產傾向不適用《消法》。傾向認為，房屋買賣不同於一般的消費品買賣。房屋為不動產，房地產管理法有很多特別規定（如登記、過戶等等），故房屋買賣應適用房地產法。
3．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糾紛一般不宜適用《消法》。醫療機構治病救人不同於一般服務行業所提供的服務。我國的醫療制度總體上還是福利性質的，醫療機構本身不是盈利性單位，治病救人既是醫院專屬的職權，也是它的義務，不同於其它消費領域，雙方的權利義務可以協商；加之醫療這一特殊服務受科學水平、技術手段的限制，以及由於患者個體的臨床差異，治療檢驗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對此一般並無欺詐或隱瞞的故意，因此應把此類糾紛界定為醫療事故和醫療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而不是適用《消法》。
至於美容、整容、健身減肥等非治療疾病，具有經營性、盈利性的服務項目，發生糾紛後是否適用《消法》可以另行研究。
4．如何認定《消法》第49條中的欺詐行為？欺詐是主觀故意。從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則出發，如果經營者能夠證明自己確實「不知」、「差錯」，可不認定欺詐。反之經營者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欺詐故意的心理狀態，只要經營者否認，消費者就無法舉證，堅持要消費者證明經營者的故意心理狀態，對消費者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消費者完成一般的舉證（如購物發票、損失依據、標識與產品不符）後，應由經營者證明自己並非故意欺詐消費者。有的銷售者認為出售假冒偽造，是「無意售假，屬工作差錯，不屬欺詐行為」。銷售者售假，有可能不知實情，但不能推卸其過錯責任。根據《消法》有關規定，銷售者理應做好進貨驗收工作，杜絕假貨進店。經營者還應依法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和服務的真實信息，經營中銷售假貨，就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所以，應讓銷售者先行承擔加倍賠償責任，銷售者承擔責任後再向生產者追償。消費者誘導營業員在購貨發票上作虛假記載、錯誤說明後向法院起訴的案件，經營者如有確切證據證明發票上的虛假（不實）記載系消費者誘導而作出的，也不應認定經營者的行為構成欺詐，宜作為無效民事行為處理。
四、車輛在停車場所丟失，如何承擔責任
車輛在停車場所丟失引發的賠償案件近來倍受社會關注。最高人民法院建議此類案件宜從保管關系是否成立，當事人對於車輛丟失是否有過錯，兩個角度進行審理。根據這一精神，我們認為，保管關系是否成立，必須符合：一、當事人之間就車輛的保管達成過具有保管法律特徵的協議（包括書面、口頭或其他形式）。二、保管人實際控制委託人所委託的車輛。對於那些封閉式的，具有現代設備、現代管理方式，收費較高的商業性停車場，可以推定保管關系已經成立。而那些在開放式的，不需辦理特別手續的停車場發生的糾紛，一般不認為保管關系成立。如果保管關系不成立，法院應考慮當事人對車輛丟失有無過錯，有過錯的，按過錯大小承擔賠償責任，無過錯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系爭車輛如果投過保，保險公司理賠後主張代位追償權的，法院應依照《保險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從當事人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有無直接責任出發，有直接責任的，支持代位追償權，無直接責任的，不予支持。
五、勞動爭議
1．如何認定勞動關系解除的時間：勞動關系與一般的民事關系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建立、終止，根據勞動部門的有關規定應履行一定的招工、退工手續。但辦理退工手續的前提是勞動關系已經終止，從因果關系說先有勞動的終止，然後才有辦理退工手續、開具退工單的問題。
對勞動關系的解除，勞動法根據解除原因的不同，規定了好幾種情況，因而確定勞動關系解除的時間應因案而異，不能一概而定。對協商一致解除以及期限屆滿、條件成就而解除的，應當以協商一致的日期及期限屆滿之日，條件成就之日為勞動關系解除的日期；對用人單位因勞動者具有違紀等勞動法第25條規定的原因而解除勞動合同的，屬用人單位行使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權利，其性質是單方行為，不需要對方（勞動者）同意，只要用人單位合法地行使法定解除權，其解除勞動關系的意思表示到達對方（勞動者），該行為即發生法律效力，因此，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可以解除通知到達對方的日期為勞動關系解除的日期；勞動者根據勞動法第31條規定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亦應當依法行使該權利，勞動關系的解除應是在書面通知單位滿30天後才發生效力，未以書面通知單位，以及通知未滿30天的，均不發生勞動關系的解除。
2．勞動爭議案件中，許多勞動者因單位未開退工單而要求賠償損失的問題。開具退工單主要是用人單位的義務，同時勞動者也應予以一定的配合。對未開具退工單，應分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過錯大小。對勞動者來說，沒有退工單無法建立規范、正式的勞動關系，這實際是對勞動者就業權的侵犯。為體現保護勞動者的精神，促使單位盡快按規定履行義務，高院在去年的滬高法［1998］168號文中明確，參照勞動部［1995］223號文，以退工前勞動者的工資作為標准，而不是以失業救濟金作為標准。因為失業救濟金本身就是勞動者因失業所應享受的社會保障權利。當然如果是因勞動者不配合而造成無法開具退工單的，勞動者也應承擔適應的責任。
六、婚姻家庭糾紛中的有關問題
1．如何處理老年人要求子女盡贍養義務的案件。一些老年人雖有固定的經濟收入，但尚不能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例如老年人因病需要支出醫療、護理等費用，而子女本身由於下崗等因素生活也有困難，這時如果老年人起訴要求子女及其他贍養義務人履行贍養義務，人民法院應著重考慮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為老年人年老體弱，已經沒有能力通過勞動獲得收入了，相對而言，他的子女處於較為有利的位置，他們有義務幫助父母渡過難關，方式可以是物質幫助，也可以用勞務代替。
2．夫妻分居期間子女撫養費的給付問題。夫妻分居，但在法律上婚姻關系仍然存續，雙方的收入仍然是夫妻共同財產，子女撫育費應當在共同財產中支出，但是實踐中負責照顧子女的一方常常無法從另一方手中得到子女撫育費，這樣離婚時照顧子女方就會提出要求對方補付分居期間未付的子女撫育費。我們認為，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時子女的生活教育需要確定一個撫育費標准，然後按分居時間，由未付方用分割所得財產抵償另一方，不足以抵償的，可以通過形成債權的方式加以解決。離婚後子女的撫育費數額由人民法院依據子女的實際需要另行酌定。如果夫妻分居一段時間後，又和好的，一方起訴要求對方補付分居期間未付的撫育費，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3．離婚案件如何處理股權。一方或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按比例出資設立公司或分別投資於不同的公司，取得的稅後利潤為夫妻共同財產，離婚分割股權時，人民法院應當依公司性質，首先徵求公司董事會的意見，如果董事會同意轉讓股權，其他董事或第三人願意受讓股權的，轉讓所得財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如果董事會不同意改變原有的股權或出資狀態的，人民法院應當對股權與出資的現值財產權利進行評估，盡可能維持原有的股份或出資狀態，而以其它夫妻共同財產抵償另一方，不足以抵償的，可通過形成債權的方式加以解決。
七、訴訟時效
1．相鄰權糾紛的訴訟時效問題。相鄰糾紛中當事人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消除影響，損害賠償的，不適用訴訟時效期間規定。因為建立時效制度的目的無非是三項，一是穩定法律秩序；二是便於舉證查證；三是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從而更好的發揮財產的效用。而相鄰糾紛無需引用時效制度就能夠達到這三項目的，主要理由有三點：首先，相鄰關系的存在是以不動產所有人或使用人相互毗鄰這一事實狀態為基礎的，相鄰各方必須為照顧鄰人的通風、採光、通行、安全等，而對自己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作適當限制。互諒互讓，互為便利是處理相鄰關系的重要原則，所以我們在處理相鄰糾紛案件時也應當從公平合理的原則出發，對於一方基於已經存在並將繼續存在的毗鄰關系所作的某些忍讓，例如一定期間內默認鄰人安裝鐵門，忍受鄰人的空調熱氣等，應當本著支持與鼓勵的態度，而不必用時效制度催促相鄰方錙銖必爭、惡化鄰里關系。其次，相鄰糾紛中的排除妨礙，停止侵害，消除危險等請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上請求權的特徵，這是因為相鄰關系是在對不動產行使所有權使用權時產生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行使都具有相當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只要所有權或使用權沒有讓渡，權利人就可以直接請求妨礙人排除妨礙，或消除可能發生妨礙的因素，所以無需用時效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再次，相鄰妨礙的事實狀態是構成相鄰糾紛的唯一要件，這一事實狀態一般情況下，是持續存在的，不會產生證據湮滅、證人死亡的困難。因此我們認為在相鄰糾紛中可以不必適用時效。
2．關於94方案購房後產權糾紛的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鑒於94方案本身存在嚴重缺陷，造成了購房時的購房人、職級人、原同住人、具有購房資格的出資人等未作為共有人登記在房屋所有權證書上，雖然以後的95方案對這一缺陷作了更正，但是94方案遺留的糾紛和矛盾沒有解決，上述人的利益沒有得到保護。有些家庭中的權利人向法院提出主張房屋產權，有些家庭至今相安無事，權利人尚不知道自己不享有共有人的權利，由於這些人自身並無過錯，為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我們考慮訴訟時效從發生爭議時起算，有利於矛盾真正解決。

⑹ 股份合作制企業不適用公司法適用什麼法律呢

股份合作制企業不適用公司法，適用《關於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勞動就業服務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股份合作制企業既不是股份制企業也不是合夥企業,與一般的合作制企業也不同, 是在實踐中產生並不斷發展的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

根據這條規定，股份合作制企業是一種獨立的、新的商事主體類型。既然股份合作制企業不是公司，也不是合夥企業，就不能適用《公司法》或者《合夥企業法》。

(6)上海高院審理股份合作制企業糾紛擴展閱讀：

中國股份合作制企業有以下特點：

一、股份合作制企業是獨立的企業法人。股份合作制企業必須符合《民法通則》規定的企業法人的必備條件，依法定程序設立，能夠獨立承擔法律責任。

二、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股東主要是本企業的職工，原則上不吸收其他人入股。但是企業職工入股實行自願，應鼓勵和採取優惠辦法吸引職工投資入股，不得強行要求職工入股。

三、股份合作制企業依法設立董事會、監事會、經理等現代企業的管理機構，企業職工通過職工股東大會形式實行民主管理。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職工股東大會既是企業的股東大會，又是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是股份民主和勞動民主的適當結合，是企業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最有效的形式。

四、股份合作制體現了勞動合作和資本合作的有機結合。在股份合作制企業中，職工既是企業的勞動者，又是企業的出資者，這種企業在合作制的基礎上吸收了股份制的做法，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

⑺ 關於公司股份利益分配是否合法問題

按約定，沒有約定的就按照出資比例分

⑻ 有誰知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上海兩級鐵路運輸法院受理其他經濟糾紛案件的意見(試D

施工企業進場保證金被騙案件的訴訟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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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事實
二、法理分析
1997年10月，鐵道部第四工程局南京工程處（以下簡稱「南京工程處」）獲悉南京國武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武公司」）將綜合開發江蘇溧水縣石臼湖，經協商，當月與國武公司簽定了一份《工程施工承包協議》和《關於「進場保證金」的協議》南京工程處依約支付給國武公司進場保證金人民幣200萬元。進場後，被告未按協議約定返還進場保證金和支付工程預付款。此時，南京工程處才發現國武公司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履行合同，即要求退還進場保證金200萬元。被告僅退還40萬元。餘款經多次催討，一直未還，故訴至法院。
律師調查後獲悉：
國武公司注冊資本為600萬元，由安華公司和劉曉艷共同出資組建，其中：安華公司出資539萬元；劉曉艷出資61萬元。並委託江蘇信海審計事務所（以下簡稱深海事務所）驗資，出具《驗資報告》。國武公司的注冊資本金自始至終沒有全額到位。安華公司實際出資僅30萬元人民幣現金，兩個股東的所謂實物出資均系虛假。1998年9月12日和15日，《金陵晚報》以《記者破案》一文，曝光了國武公司虛假投資和注冊資本不實等一系列問題，1998年11月23日《人民公安報》和《今日商報》分別以《揭開面紗現原形》和《還我50O萬元！》一文，揭露國武公司職員團伙詐騙問題。南京市公安局對本案開展刑事偵查，將國武公司職員楊維明等人悉數刑事拘留。
1、南京鐵路運輸法院對本案擁有管轄權
被告信海事務所在答辯期間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本案根本不屬於鐵路運輸合同糾紛；合同履行地是溧水縣，不是南京市；第一被告安華公司在海南省海口市，本單位在南京市鼓樓區；本案是刑事案件，經辦人楊維明的行為已被南京市公安局認定為個人詐騙行為，已構成個人合同詐騙罪，南京市人民檢察院已經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本案應遵循「先刑事案，後民事案」的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鐵路運輸法院對經濟糾紛案件管轄范圍的規定》第十二條規定：「上級人民法院指定鐵路運輸法院受理的其他經濟糾紛案件。」上海、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等六省一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發布的《關於上海兩級鐵路運輸法院受理其他經濟糾紛案件的意見（試行）》的規定：「當事人一方為鐵路企業的購銷合同、建築工程承包合同……由合同履行地或簽訂地鐵路運輸法院管轄。」「鐵路運輸法院受理上述第一、第二條案件，以鐵路所經過的地、市及其所管轄的行政區域為限。」本案原告是鐵路企業，性質為建築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簽訂地和履行地均為南京市。南京鐵路運輸法院根據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的指定，對本案行使管轄權並無不當。至於本案訟爭的合同糾紛是否屬於經濟詐騙犯罪，是否應當移交公安機關處理的問題，均不屬於程序性問題。
2、本案的刑事與民事交叉問題
國武公司職員楊維明持著公司的《授權委託書》，以公司的名義與南京工程處簽訂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關於「進場保證金」的協議》是職務行為，進場保證金也是國武公司收取的。依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國武公司對它的工作人員所進行的經營活動承擔經濟責任。楊維明等人以國武公司的名義進行的詐騙犯罪，與個三、訴訟抉擇和企業管理的建議
人進行詐騙不能等同，其詐騙所得不一定全部為罪犯所侵吞。楊維明因個人行為被公安機關立案審查，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與本案訟爭的事實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無論楊維明的個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均不能免除其職務行為而應由公司法人承擔的民事責任。
3、簽約主體資格及合同效力問題
本案的合同的當事人是南京工程處和國武公司，由於國武公司的注冊資金一直沒有到位，致使其不具備法人成立的要件。因此，不具備履行經濟合同的能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注冊資金投入未達到法規規定的最低限額的企業法人簽訂的經濟合同效力如何確認問題的批復》的規定：「為了穩定經濟秩序，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這類企業法人被依法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之前簽訂的經濟合同，不宜因其注冊資金投入未達到法規規定的最低限額而確認為無效。」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有效。
4、歇業企業的開辦企業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
本案的原告南京工程處提起訴訟時，並沒有將合同當事人國武公司列為被告，只是將國武公司的開辦企業安華公司列為被告，這樣做是否不當？是否應當將國武公司列為第一被告、安華公司列為第二被告更為嚴謹妥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開辦的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後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的批復》的第一條第三項規定：「企業開辦的企業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實際沒有投入資金，或投入的自有資金達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七項或其他有關法規規定的數額，以及不具備企業法人其他條件的，應當認定其不具備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開辦該企業的企業法人承擔。」據此，可認定安華公司開辦的國武公司不具備企業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依法應由開辦企業安華公司承擔。故直接列安華公司為被告是准確和妥當的。
5、驗資機構出具虛假《驗資報告》的法律後果
被告信海事務所辦理驗資過程中，在未驗證財產權歸屬，未見到實物的情況下，憑空為國武公司出具了虛假的《驗資報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8）13號〕《關於會計事務所為企業出具虛假驗資證明應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的批復》規定，首先應由被告安華公司負責清償債務，不足部分再由被告信海事務所在其提供的虛假注冊金額內（567．3萬元）承擔賠償責任。
6、公證機構出具虛假《公證書》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國武公司的注冊資本中的實物出資部分，是購銷紅木傢具協議和7張購買紅木傢具發票復印件，江蘇省常熟市公證處為安華公司出具了一份《公證書》用以證明出資實物業已辦理移交。國武公司被媒體曝光後，常熟市公證處立即決定將《公證書》撤銷。對於公證處出具虛假《公證書》造成相關利害關系人誤信並導致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是，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尚無先例，司法部辦公廳曾於1993年7月5日，對河南省司法廳《關於公證處能否作為民事訴訟中被告一事的請示》作出《關於洛陽市公證處不應成為經濟（民事）訴訟被告的批復》對於公證不當或錯誤，應按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的有關規定辦理。
法院受理後，被告信海事務所在答辯期間提出管轄權異議，被法院裁定駁回後又提出上訴。1999年11月 17日，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法院審理後採納了本律師的代理意見，判決被告安華公司向原告南京工程處返還進場保證金160萬元，並賠償原告南京工程處經濟損失（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被告信海事務所對被告安華公司清償債務不足部分承擔賠償責任。
被告在法定上訴期內未上訴，該一審判決生效。
1、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
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其根本宗旨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對政府來說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是根本。本案可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但是企業的經濟利益得不到賠償（因為刑事責任人與民事責任人並不對應），同時相關民事責任人也會因刑事訴訟的特殊性而逃避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2、投標或者履約保證金的安全與監管
現今建築市場競爭激烈，招標時要求交納投標保證金，中標後交納履約保證金，已成為業主佔用投標人或者承包人資金的慣例。投標和履約保證金的安全和監管對投標人和承包人來說特別重要。可採用銀行保函的方式變通。
3、企業對重大經濟合同應建立法律顧問跟蹤服務機制
企業對重大經濟活動的決策、重大工程的投標、重大經濟合同的簽訂和履行，都應當建立法律顧問跟蹤服務機制，隨時察覺到企業面臨的風險，及時收集合同文本及其附件資料，及時挽回或者避免企業的經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