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关于“简述我国海洋中存在的争端和纠纷，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态度”的论文。。。叩求
与越南的领海岛屿争端。南沙群岛个岛礁，北部湾领海及白龙尾岛 1975年以后我南沙、西沙群岛也被越方侵略挑衅，占领我岛屿十多个，1975年9月，面对越军的挑衅，中国在西沙击沉南越军舰"怒涛"号（650T）。一举收复西沙岛屿， 70年代初，当时南越政权就以维护主权名义出兵占领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等6个岛礁，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后，越南不仅迅速接管了南越政权控制的南沙岛礁，还变本加厉地扩大军事占领，此前，越南曾多次声明承认中国对南沙的主权，后来竟出尔反尔，引经据典地论证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是越南领土的一部分，1974，人民解放军收复了西沙群岛，1988年越南在赤瓜礁挑起武装冲突，我军被迫自卫还击，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但目前越南仍占有我南沙群岛中的28个岛礁（我国仅控制8个），是我国海洋邻国中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越南还是唯一一个声称对我国整个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国家。在大陆架方面，越南采用自然延伸原则和200海里宽度来划定其大陆架范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侵入了我国传统的海疆范围，1980年，越南与原苏联签订了合作开发所谓“越南南方大陆架”的协议，在我国南沙海域开采油气资源，在1986年以前，越南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只有6万吨。自从80年代开始大量掠夺南海石油以来，91年石油产量超过450万吨，目前石油产量已达700万吨，使越南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经济支柱产业。今年又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推出了南沙旅游项目，公然侵犯我国的主权。 20世纪30年代，在越南的殖民当局曾偷偷侵占南沙7个岛礁，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二次大战结束后，当中国派兵收复日本占领的南沙岛屿后，法国人一直没提任何抗议，更没有提及他们的主权要求。况且，法国人离开越南时，在所有两国之间所达成的条约和协议中，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法国将南沙移交越南（南越）。值得提起的是，当南越在50年代开始对南沙提出要求时，法国公开宣布，法国从未将南沙移交给越南，更何况法国只是在30年代曾一度占领7个小岛礁，而现在越南却要“承袭”整个南沙近300个岛礁和沙洲。至于北越，在50年代和60年代，北越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承认中国对南沙诸岛享有领土主权。1956年6月15日，北越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在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临时代办李志民时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属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藜禄也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就已经属于中国了。”1958年9月14日，北越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9月4日重申享有南沙和西沙领土主权的声明。越南教科书直到1974年仍承认中国拥有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越南只是在1975年统一后才改变政策，宣称其对西沙和南沙拥有主权。从国际法来看，北越推翻南越（北越至今没承认南越政权的合法性）而统一越南，北越以前的文件在今天仍具法律效力。 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越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在北纬20度以北，中方划部分海域归越南；在北纬20度以南，越方让一片海域给中国。按越南外长阮颐年提供的材料，最终中越各得北部湾面积的46.77%和53.23%。 白龙尾岛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争议海域北部湾上的一个小岛。在越战期间，中共把这个小岛借给越南海军所用。之后两国签订协议，以这个岛作为两国的边界。但根据两国最新签订的协议，两国边界会东移往东经108度03分，而这个岛亦会正式成为越南的领土。白龙尾岛孤悬于北部湾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部湾上有两个白龙尾，其中一个‘租借’给越南的白龙尾(京族三岛)在广西，在自卫反击战后收回。(北部湾上的白龙尾岛在)1955年时有200多人，其中只有3人身份不明，其余全是当时海南的儋县人……中间有个庙，庙里的钟上铸着汉字‘同治三年’(1877年)。我们驻军后越南表示理解……后中国从该岛撤军。1988年4月25日，越南外交部公布题为“黄沙、长沙群岛和国际法”的文件为这段历史作了注脚，“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并于1957年收回”。有意思的是，岛上庙宇奉祀的是天妃娘娘(即妈祖)和伏波将军。伏波将军恰是我国东汉出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马援。中国外交部法律司海洋处相关官员明确指出：“白龙尾岛确实属于越南。”在7月1日中越《渔业合作协定》生效仪式时，中方渔船一律禁止进入距白龙尾岛15海里范围内的水域。中国海南省政府指示要各地做好弃船上岸的15000渔民的安置工作，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的捕鱼区，为什么不是越南渔民弃船上岸？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促进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国家海洋局针对我国近海海域综合调查程度和基本状况认识度比较低的情况，提出开展“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 国家海洋局根据国务院赋予的“负责组织海洋基础与综合调查”“管理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和评价，监督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组织各有关方面专家对近海调查立项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经过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多次征求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的意见，反复修改，形成“近海调查”立项建议。2003年2月21日，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部门的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地质地球物理学、环境科学、海岸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17位院士、专家，对“立项建议”进行了论证。专家一致认为：开展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是“实施海洋开发”战略、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所急需的基础工作，立意深远，势在必行；专项以发展海洋经济为宗旨，立足为海洋开发管理服务，调查区域确定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近海区域，主题明确、定位准确，并具备了实施条件。 “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立项建议经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国土资源部审阅和会签后，上报国务院。2003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简称“908专项”)。“908专项”确定了突出发展海洋经济的主题，以及为国家决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海洋管理服务的宗旨。“908专项”将是我国海洋调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新世纪出现海洋开发热潮的催化剂，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铺路石。 在国务院批准立项后，国家海洋局立即开展专项的立项准备和专项总体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在全面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开展多学科、多技术门类和多领域的调研，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沿海地区的意见与建议，经过深入研究和专家研讨，并邀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研究和审议，最终形成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总体实施方案》。 总体目标：本专项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总目标。全面贯彻“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掌握我国近海海洋环境状况变化趋势，满足国家决策、经济建设和海洋管理的需要。 通过本专项的实施和成果运用，能够实现以下目标：掌握我国近海海洋环境和资源家底，以及海洋开发利用状况、海洋生态环境的状态与变化趋势等；掌握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海洋提供的基本支撑和安全保证，明确海洋在粮食及能源和水资源安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资源接续能力、国家生态安全保证、国家生物安全保障、沿海生命财产保障与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的潜在贡献；掌握海洋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可提供的承载能力，包括资源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承载能力，从而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规划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促进东、西部的协调发展以及为国家海洋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海洋资源、环境和生态基础状况和动态变化基础信息；为国家海洋管理决策和海洋开发决策提供一个基础平台，促进决策与科学调查和评价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国家建立“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和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动态监控系统，有效调整国家和地方的海洋利益关系，并保障国家始终掌握海洋家底变化情况；为强化海洋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善沿海地区海洋管理和科技服务体系，提供基础依据；为解决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特殊生境保护与利用、区域经济建设等问题，提供决策支持。
⑵ 经济法写一篇论文 要求是：3000字以上，可以是案例分析、争议的焦点问题的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
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1.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1.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2.扩张性与回复性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
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
3.相对稳定性
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