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浅议我国保险纠纷业内调处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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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即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款而违约所形成损失的可能。二是市场风险。即市场的价格变化使头寸蒙受的损失，它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价格风险等。三是操作风险。即因不完善的内部管理程序和不规范的内部操作程序而形成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最常见的，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银行点多面广，且管理水平、宽严程度不一等原因造成的，也是较容易出现的风险。市场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汇率和利率管理还没有完全放开，这方面造成的损失是较小的。
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程和实践来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够，这三大风险都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造成商业银行的倒闭和破产。由于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始终是一个簿弱环节，表现为规模扩张与资产实力不相适应，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质量不相匹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商业银行要进行有效的风险预警、监测、管理、控制、防范和化解就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构筑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形成全程的信贷风险管理流程
按照商业银行的内部设置和审贷分离原则，设客户经理、风险经理、内控审计三道防线。客户经理负责市场营销和客户关系的管理与维护，并对营销的项目及客户的背景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出初步意见；风险经理在不接触客户的情况下，以客户经理提供的书面材料为基础，对客户的主体资格、融资背景、项目的可行性、合法合规性、合同的完整性以及抵押物产权价值等诸多方面进行独立的审核审查，形成客观独立的书面意见，揭示和预测风险程度，提出降低信贷风险的措施和对策；内控审计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负责对客户经理、风险经理的工作是否依法合规进行检查监督，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在没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发现风险或出现重大失误和损失，则按照相关规定，对有关部门或相关责任人进行适当的处罚。以上三道防线明确划分了三个部门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职责，形成职责分离、相对独立、相互制约。[1]
二、打好风险管理的三项基础，形成全员的信贷风险管理文化
一是进行一定的投资，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形成一定规模的数据库，不断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分析模型，建立健全风险指标识别系统、预警系统和监控系统，提高各类信息的处理能力。二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专业队伍。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风险管理制度、措施、动态和整个运行机制，都要靠人来执行，所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风险管理专业人才是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三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制度。使各个业务部门以及下至各个客户经理，对资本成本、费用成本、风险成本等，都要有所了解，使之在处理各项业务时自觉地处理好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市场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保证各项业务建康有序的发展。
三、构建风险管理的三个层面，形成全新的信贷风险管理垂直方法
要实现信贷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改变商业银行现有的分行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建立总行风险管理部——分行风险管理部——支行风险管理部三个层面的专业垂直管理层次，提高和增强风险政策的贯彻力度和速度。总行风险管理部主要制定风险管理的战略决策，制定和修改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预警、计量、监测和控制系统，确定银行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并对分行以及风险管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绩效考评考核；分行风险管理部主要负责贯彻执行总行的风险管理战略决策，明确细化风险管理政策，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明确尽职、问责和免责的标准，定期监督和检查基层行风险管理的落实情况和执行结果，并将其结果直接纳入行长绩效考核；支行风险管理部门做为最基层的执行者，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行的各项政策和规定，完善专职审批人员和风险经理制度，建立重大风险事项和应急处理机制，以积极的态度经管风险、管理风险、处置风险，努力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
四、建立风险管理的三种机制，形成全面的信贷风险管理方式
严谨的风险管理机制不仅是商业银行规范经营行为的前提，而且也是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必要保证。一是建立以资本为基础的内在约束机制。规模的扩张和发展速度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只是重发展轻管理，风险的积聚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它总有一天会爆发。因此，应建立资本总量对规范扩张的硬性约束，从整体上计量、把握、监控及限制风险，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二是建立资产组合的引导机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以前的金融产品品种相对较少，90％以上的收入均为利息收入，形成了较大的风险。近年来随着网络升级和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推出的各种金融产品也越来越多。利用资产组合和投资产品的多样化，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进而提升整体的盈利水平和安全性。三是建立商业银行内部信贷风险管理的互动机制。信贷风险管理不仅是信贷部门的事，也是全行的事，需要银行内部其它相关部门进行积极的互动，如会计部门、法律部门、内控部门、资金部门、计划部门等，都应有各自的手段和措施及时发现风险点或找出风险点，及时平衡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营运氛围。[2]
五、建立风险管理的三个系统，形成全面信贷风险管理的快速反映系统
本着对风险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的宗旨，建立三个快速反映系统，时刻把握主动权。一是建立快速预警预控系统。充分利用科技提供的技术平台和数据库，建立严密的风险监控机制，定期对存量贷款逐笔、逐户地进行分析预测，并分级预警通报，做到对风险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及时化解，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系数。二是建立快速的风险处置系统。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处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比较强，而且不同的管理层只能处置相应的风险，因此更需要一个高效的处置系统上下联动、根据风险等级系数明确处置策略、处置预案、处置权限、处置方式和处置程序等，即时处理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信贷风险。三是建立快速的风险补偿系统。只要经营就必然会遇到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但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把它降至最低最小，所以建立快速的风险补偿还是非常必要的，整个拨备制度涵盖所有信贷业务，让自我完善和自我救助来保证整体营运不受到影响，使商业银行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3]
B. 行政机关化解纠纷的制度有哪些
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和信访等
C. 行政调处制度是什么
行政调处制度是指行政主体依申请或依职权以非诉讼程序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制度，是各种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统称。
行政调处是一个未完全确定成型的概念。在学界，“行政调处”一词极少出现，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界定。要对一个缺少界定且未完全成型的实践性概念进行法学界定并非易事。然而，“语言的首要用处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语言的最大滥用则在于错误定义或是没有定义。”〔5〕行政调处的界定就是以一种简单明了的逻辑方法揭示其内涵及其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首先，在性质上，行政调处是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谓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就是指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办法的总称〔6〕。行政调处是行政主体以独立的、超然的第三人身份解决纠纷的过程。行政调处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诉讼程序，具有较强司法化特征，可看作是一种准司法行为。但不能因此认为，行政调处就是一种司法行为，是委托司法〔7〕或行政司法〔8〕。因为行政调处所适用的程序尽管引入了一些司法机制，但它比司法程序要相对灵活、简便，成本低廉，且更加注重效率。它不像司法行为一样必须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行政主体既可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调处程序，也可依职权启动。而且行政调处一般不具有终局性。这种非诉讼程序，从根本上说是属于行政程序范畴。同时，行政调处“对民事纠纷的管辖没有法院的宽泛。通常是那些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或者交给法院审理确有困难和不便的纠纷，国家才通过法律、法规授权相应的行政机关作出裁判”〔9〕。
其次，行政调处是行政主体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制度。在我国，调处社会纠纷的制度主要有三种：社会调处、司法调处和行政调处〔10〕。行政调处与前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调处主体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解决社会纠纷的行为，才是行政调处行为。在我国，行政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行政机关名义调处社会纠纷的所有行为理应属于行政调处范畴，因为行政机关会有形或无形中运用行政职权进行调处。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调处社会纠纷的行为，只有与其所授职权相关才属于行政调处范畴，否则属于社会调处。另外，“在中国，几乎无人不隶属于一定的单位、部门或社区……当一定的单位、部门或社区的成员与相对方产生民事冲突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为稳定军心、团结同事，往往要出面作‘规劝工作’，而这种规劝又有别于一般的第三者的劝说，因为它有形或无形中带有行政职权的色彩。”〔11〕这种纠纷解决机制虽带有某种行政色彩，但不属于行政调处范畴，而是单位、部门或社区内部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属于社会调处范畴。
第三，行政调处是各种纠纷行政解决机制构成的制度体系。“纠纷解决的各种方式，以及任何文化中的社会制裁的选择，传达出人们所钟爱的理想，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与他人的关系的质量。它们显示出人们是希望回避还是鼓励冲突，是压制还是温和地解决这一冲突。”〔12〕在社会转型中，纠纷产生原因是纷繁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必然造成对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多样化的客观需求。信访、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都属于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范畴。行政调处与信访、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的具体解决机制不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事物。行政调处是行政主体解决社会纠纷各种机制的总称。
D. 如何认识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民事调解制度抄作为袭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化解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不但在我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生命力顽强，更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所拥有的独特价值，从而在世界上享有“东方经验”之美誉。
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就他们之间具体的民事纠纷，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项司法制度。现笔者欲从哲学、文化、经济等角度简要分析该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E. 论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起施行。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历时短短三年，《人民调解法》顺应社会管理形势的变化发展便应运而生颁布实施。一项原本由民间自发地自导自演而息纷止争的方式直接上升到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规范，一方面是对多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极大肯定，另一方面说明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高度重视，关注并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必然。
一、人民调解的作用和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它是我国运用最广泛、最成功并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各界欢迎的解决民间纠纷的非诉讼方式，被国外法学界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通常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结果才显示公平、公正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担心裁判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对等和当事人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而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纷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实践证明，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对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对人民的爱国守法教育，防止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了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中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在创新过程中，人民调解充分发挥其调解民间纠纷、法制宣传教育和预防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的重要职能。我们现行的基层调解组织一般有三级，即：乡（镇）调解中心、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为及时取得信息、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各乡（镇）的司法调解中心是一个多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划生育服务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乡（镇）人民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乡（镇）人民调解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三、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及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一）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农村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各种摩擦、碰撞随之不断产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引发的纠纷除了一些固有的特点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主体的多元化，以前的纠纷多是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发生，现在则出现了许多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有时还涉及到像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二是纠纷类型的多样化，以前的纠纷大多是婚姻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土地纠纷等，而现在类型日益复杂。三是纠纷争执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纠纷搀杂的感情因素比较多，多是因为“咽不下一口气”，而现在的纠纷多是利益之争，比较注重经济利益。四是纠纷多因小事引起，但具有“小题大做”和易激性的特点。比如农村居户的通风、采光，排水，争地边，甚至一只鸡、一头狗这样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都可能造成极为复杂的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人民调解是一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人民调解工作起到维稳工作“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近年来，乡村一级的基层干部们在调解方法和技巧上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成果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和辛勤探索出来的成果，其中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基本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框架，我们基层调解组织在化解纠纷过程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探索之一是创立“百人千事”制度、“五小制度”、“联村支部”、“调解中心户长制”、“人民调解六字经”等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机制和方法，使大量的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预防了民转刑、自杀等恶性案件的发生，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索之二是“民情恳谈”制度：民情恳谈制度最初主要是针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协调干群关系而建立的。主要内容是及时把握了解群众的思想现状；让群众评议镇村干部和前段工作，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沟通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消除隔阂和误解；集思广益，讨论修正乡村制订的改革发展措施等等。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及时调节家庭、邻里纠纷，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可见，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推行民情恳谈制度，逐步走出一条以民情恳谈为总抓手，以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中心互为依托的保稳定、促发展的新路子。该项制度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探索之三是“评理会”制度：评理会是本镇所特有的矛盾纠纷排除机制，评理会一般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同事、老邻居等人员组成，在纠纷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以座谈会形式进行。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自己的理由、成绩之后，由评理会的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纠纷如何处理。随后，评理会对理亏的当事人当场进行批评，不使矛盾扩大。评理会群体性更强一些，它所作出的判断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权威性也就更强。所以，绝大部分小规模纠纷村民都愿意让评理会来进行评判。
四、当前矛盾纠纷发展的主要趋向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期。这是各种矛盾和纠纷多发的时期，且日渐趋向多发性、复杂性、激烈性和不可控性。这类趋向是：
(一）涉及集体经济项目和村民利益的纠纷问题增多。
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和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重大矛盾相继爆发出来，可以说大部分是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纠纷，项目开发到哪里，哪里的矛盾就发生。项目涉及最多的，包括村民因土地补偿、农作物补偿等问题而长期与项目开发方或当地的政府纠缠、扯皮。
（二）国家免征农业税后,因“地租”引发的纠纷呈上升趋势。
自国家实行免征农业税政策后，因“取消农业税后谁受益”而引发的纠纷逐渐在农村暴露出来，并呈上升趋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一定影响。
（三）公民之间利益矛盾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市场体制下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特别是在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矛盾更为突出，个人及集团的利益趋向明显增强，最终会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有利益追求，必然有利益矛盾。而公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四）社会发展与弱势人群的矛盾增多。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科技进步瞬息万变，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导致很多人成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人，特别是因企业改制，工厂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较重，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大，矛盾多，体制转轨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历史性矛盾，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群体事件、上访事件、劳动纠纷、冲击党政机关等此类群体性事件背后都能感受到这类人群的不满情绪。
五、巩固和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
（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乡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尽管现今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义利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后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人民调解能够及时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农村纠纷虽多因小事引起，但又有着易激性的特点，如果不及时控制解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获得信息后应立即介入并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解决重大纠纷，将“剑拔弩张”化解为“心平气和”，变“事后处理”为“事前解决”，及时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纠纷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在立案、审查、庭审、判决繁复的等待过程中很难保证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不会有过激的行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人民调解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一个“早”字上。各村镇采取排查机制，并针对农村特点在“三夏”、“三秋”加大排查力度，能够及早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尽量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人民调解制度节约了司法成本，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担诉讼费用问题。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五、基层贯彻《人民调解法》要进一步做好的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健全调解组织机构。各级调委会要以维稳精神为指导，第一、进一步健县、乡（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完善县、乡（镇）、村和村民小组四级调解网络，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和归口管理的工作机制，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强化问责制，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掌控化解不及时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启动问责制，充分调动基层和职能部门的积极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三定”（定人、定责、定时）超前排查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矛盾动态和规律，发现得早、控制得了、处置得好、化解得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真正把做好调解工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第三、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和工作经费问题，以确保人民调解工作在人员和经费的保障下顺利进行。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在普法活动中，要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本领，提高执行政策、依法办事的本领，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同时加强各级调委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荣辱观教育”，努力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排头兵作用。
（三）要建立健全调解工作的激励机制。对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基层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应由上级上人民政府授予“调解能手”或“模范调解员”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综上所述，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千头万绪，都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夯实稳定的基础，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F. 什么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版决方式。
调解权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它已形成了一个调解体系，主要的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 调解组织、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
G. 如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H. 人民调解法有哪些新亮点
人民调解法之亮点解读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学在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及时、高效、妥善地解决民事纠纷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
中国具有“和为贵”、“无讼”、“厌讼”的法律文化传统，而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体现。根据调解人的性质不同，调解大致可分为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其中，人民调解是诸多民间调解类型中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一种调解方式，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认为是解决纷争、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国外也同样享有盛誉，被誉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但从规范依据上看，对于这一化解矛盾纠纷的极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长期以来主要是依据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政策性的规范性文件，而没有狭义的“法律”专门予以规范。
具体而言，尽管早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依据，并且在1989年国务院又重新制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但这两个法规只规定了人民调解的组织程序，没有全面地对人民调解制度作出完整规定。为了更好地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司法部于2002年9月26日发布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6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共同于2002年1月1日和2004年2月13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虽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却具有以下重要缺陷：第一，其效力层次偏低，与人民调解的重要性不相称；第二，其内容不完整，有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的规定还不够协调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第三，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调解制度在组织规范、程序规范和协议效力等许多方面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因此，人民调解法的颁布，意味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表明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原则、组织形式、调解员的选任、调解的程序和效力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从而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二、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机制更趋完善
人民调解法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互补作用，总结了实践中各纠纷解决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化解社会矛盾的实际经验，在以往司法解释和规章所作规定的基础上，对人民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机制作出了更趋完善的规定。
（一）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贯彻了人民调解优先原则
人民调解是通过民间方式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有效手段，是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具有灵活性、快速性、低成本等优点，因而应尽量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人民调解法第十八条即体现了这一要求，贯彻了人民调解优先原则，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据此，法院在立案之前或公安机关行政裁决之前，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角度出发，认为某些案件的首选纠纷解决方式并非诉讼程序、行政程序时，即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来解决其纠纷。
（二）强调了调解不成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由于各种原因，调解可能不成功，故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明确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由于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而一旦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往往还需重新进入诉讼程序。这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加大了法院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的法院进行了人民调解协议之司法确认的改革探索，例如甘肃省定西市两级法院早在2007年3月即进行了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24日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则对司法确认程序加以认可。以此为基础，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首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对这一机制作出了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如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则权利人在对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时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则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调解法对司法确认制度明确作出规定，是人民调解工作与司法审判活动有机衔接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一方面，司法确认制度体现了对人民调解的有力支持，大大强化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维护和提升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是司法权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程序机制。另一方面，它以一种简便、快捷、高效、彻底、和谐、经济的程序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司法程序的保障，它不需要当事人提起诉讼，减少了法院诉讼案件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剥夺或弱化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司法确认制度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强化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与保障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体现了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对于充分、高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调解主体、调解程序等方面的制度
与1989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相比，人民调解法对于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人民调解员的选任、调解程序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更为完善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一是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调解活动的群众性、民间性、自治性之性质和特征。这一属性是人民调解工作赖以存在的基础，使其区别于行政部门的裁决和司法机关的审判等纠纷解决方式，实现了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式的自律性纠纷解决，使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人民调解法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这一属性，从而从立法层面确立并实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二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置更加合理化、更能满足实践的需求。人民调解法除了进一步规范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组成和推选程序外，还扩大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置范围，即规定乡镇、街道以及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根据需要可以参照本法有关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从而为各种新型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置预留了制度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调解实践的发展和需求。三是进一步明确了人民调解员的任职条件、选任方式、行为规范和保障措施。这将有利于人民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并激励其积极地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四是人民调解程序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基于人民调解的民间性、自治性特点，调解程序的相关规定凸显了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之基础上的不拘形式、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特点和优势。五是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