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侵权典型案例

1.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2. 请分别举几个典型的案例：1、行政违法行为；2、民事违法行为；3、刑事违法行为；4、违宪行为。

1、行政违法

职务过错，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类失职行为使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但还没达到渎职罪的程度。行政过错，即公民和法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如司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违法在许多情况下，专指行政过错，主张把职务过错称为纪律违法。

2、民事违法行为

朱某在工厂浴室捡到苏某的进口手表，先说第二天归还，后来又说自己把手表弄丢了。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我国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

3、刑事违法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4、违宪行为

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条第3项），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自行行使立法权，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

(2)民事侵权典型案例扩展阅读

行政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违反的是行政法律规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行政违法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尚未构成犯罪；行政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主要有两条：侵犯他人受到民事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民事违法行为分为违反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两大类，前者指合同当事人没有合法事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后者指合同以外的，非法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

3. 通过一起典型案例看如何确认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一个案件中同时主张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是法律基础：
1、某一行为可能在侵犯注册商标的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分别由《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定，涉及不同的法律行为、法律关系。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四）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五）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商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
2、在诉讼案由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分属于不同的案由。但是，民事诉讼有经济原则和效率原则等，实务中法院可以考虑在同一个案件中一并解决。

4. 民事违法行为例子有哪些

1，违反合同的行抄为，即没有合法理由而不履行合同的行为。

2，在合同以外，侵害他人民事权力的行为。比如：消费者被骗；在未知情况下，个人肖像、名誉被用于商业活动；被殴打或交通事故造成的人生健康受到侵害。等等

判断一个违法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还是刑事违法行为，主要的是看违法行为的主体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还是违反民事法律规定的或者是触犯刑法行为的。

简单来说，违法行为严重触犯刑法，可能受到刑事制裁的，就属于刑事违法行为；

轻微违法行为，尚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罚（治安处罚），就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所谓的民事违法行为，只能说违法法律规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需要进行赔偿或承担其他责任的行为。

例如：在网上传某人绯闻或者隐私，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是民事违法行为，应当赔偿对方损失；如果在网上转播危害公共安全的谣言，造成公众恐慌的，但没有严重后果的，就是行政违法，会受到治安处罚；在网上传播企图颠覆政府国家的谣言，危害国家安全的，就构成刑事违法，要受到刑事制裁。

5. 帮我找一个的民事案例.(拜托了,急用)

方书华诉何云明、何云珠、何云兰赡养纠纷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一、案情
原告：方书华，女，74岁，住陕西省泾阳县前街76号。
被告：何云明，女，36岁，住泾阳县桥底镇和村。
被告：何云珠，女，38岁，住泾阳县中张乡义民曹村。
被告：何云兰，女，42岁，西北橡胶厂工人。
原告方书华是三被告之继母。1963年3月原告与三被告之父何清发结婚时，何云兰16岁，何云珠11岁，何云明9岁。何云兰、何云珠分别于1969年、1972年出嫁，何云明于1974年招婿王崇先，同其父和继母共同生活。1988年，何清发病故，由原、被告共同埋葬。1989年4月，方书华和赵维军再婚。同月18日，赵维军、王崇先请村民王启福作中人，写了一份《梁永艳、王崇先财产分配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于1989年年底，由于王崇先付给方书华300元，此后家中财产与方书华无关；方书华婚后到赵家，生养死葬一切由赵经管，与王无关，王不得异言。方书华与赵维军婚后，因不和睦，于1990年5月，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方书华因无生活来源，于1990年10月25日，向泾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何云明承担赡养义务，每年付给口粮500斤、生活费120元。
泾阳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一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追加何云珠、何云兰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在审理中，何云明辩称：继母再婚离家时，已达成不再由其生养死葬和财产分配的协议，从此双方已解除了继母女权利义务关系。何云珠辩称：自己出嫁多年，没有赡养继母的义务。何云兰辩称：自从继母再婚，已解除与继母的一切关系，并提出继母在四川原籍还有亲生儿子刘学良，亦应承担赡养义务。经查证，方书华在四川确有亲生儿子刘学良，但在其两岁时已由他人收养，与方书华无往来；刘学良长大成人后才来相认，以后只是偶尔往来。
【审判】
泾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被告继母女关系成立。1989年原告再婚时，虽与何云明之夫达成生养死葬不再由何云明承担的协议，但并未经法定程序解除继母女关系，此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之亲生子刘学良，从小由他人收养，长大后与原告偶尔来往，被告以此为理由，要求其担负赡养义务，不能成立。被告何云珠以其出嫁多年为理由，不愿承担赡养义务，理由不足。据此，该院于1991年5月1日判决：一、方书华责任田由邱玉明耕种，每年付给方书华口粮小麦400斤（每年7月底前付清）、玉米100斤（每年12月底前付清）；何云珠每年付给方书华生活费60元（每年12月底前付清）；何云兰每年付给方书华生活费60元（每年6月底前付清）。二、方书华的医疗费、丧葬费，由何云明承担百分之四十，何云珠、何云兰各承担百分之三十。以上给付从1991年开始付给。
宣判后，原告、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后经回访，何云明已将方书华接回家中生活，其他两女亦与方书华和睦往来。
二、分析
在本案中，何云明、何云珠、何云兰三被告对原告有共同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她们对原告的赡养义务是同一的、不可分的，因此此案就是必要共同共同诉讼。诉讼标的的同一是指共同诉讼人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如果没有共同起诉或没有共同被诉，法院的判决就无法对其他有赡养义务的人生效。如果法院判决作出后，原告对其他有赡养义务的人提起诉讼，就可能出现一事再理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裁判矛盾。所以，有必要让有共同实体权利和义务的人站在原告一侧或被告一侧共同进行诉讼。
《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第57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
本案中，方书华和何清发再婚后，抚养和教育何云兰三姐妹张大成人，方书华与何云兰三姐妹之间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因方书华再婚而解除，即她们之间已经形成的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关系不能自然终止。方书华与赵维军再婚又离婚后，因年迈生活困难，要求何云兰三姐妹赡养，根据《婚姻法》“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的规定，方书华的要求是合法的。人民法院追加何云珠、何云兰为共同诉讼被告，判决三姐妹分别负担其继母的生活费用，是正确的。
由于必要的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这样就存在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内部关系和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同时也就产生了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中的诉讼行为的效力问题。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和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全体当事人的承认，对全体发生效力。反之，不发生法律效力。
在本案中共同诉讼人之一何云兰提出：“继母在四川原籍还有亲生儿子刘学良，亦应该承担赡养义务”的抗辩，虽然不是由三个共同诉讼人共同提出的，但是，只要经过全体同意，就应当看作是共同诉讼人全体提出的行为。在实践中，只要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反对，而这一抗辩对其他共同诉讼有利，法院都应当把它作为被告方提出的请求或抗辩对待。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案件大多采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既发生民事纠纷，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而在本案中，三被告中其中有一人的居住地与其他被告不在同一地，不属于同一个法院的管辖范围，而是属于几个法院的管辖。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仍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则会产生原告向那个法院起诉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原告行使诉权的困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确定管辖的“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原则，因此为了便于原告行使诉权，也为了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规定了在几种特殊情况下，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即实行被告就原告的原则。其中有一种即：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即是一例典型的向分散于不同法院辖区的被告追索赡养费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原告多系老年群众，行动不便，经济上一般也比较困难，让其到被告住所地起诉本来就有一些困难，如果是分属不同辖区的多个被告，有可能在几个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造成推诿货争夺，从而造成诉讼拖延，从而使原告增加诉讼，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第9条规定，这类案件，可以适用被告就原告原则。将管辖权归为原告住所地法院统一行使，可便于原告就近行使诉权，且此类案件依法可适用拘传等强制措施，能够保证受诉法院尽快审理并作出公正判决，及时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提高诉讼效率。

6. 收集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例各三个（急）

民事违法主要是违反了民事法律法规主要责任是和财产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纠纷都是这方面的。

行政违法主要是指违反了国家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比如说饭店的卫生和防火措施不符合标准就是行政违法。

刑事违法是三个惩罚措施最严厉的主要是针对对他人造成生理心理上伤害给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主要方式是使用暴力承担责任的方式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还有一些附加刑，主要是限制人的自由。

7. 列举5个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徐诚被某市招生办派往下属某区招生办协助进行中专、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桦以“徐成”的名义，向省招生办公室写检举信，声称考生张剑“在入学考试时，系他人冒名顶替参加”。

并在信中称“我是市招生办干部，现协助某区招生办进行本年度中专、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此事予以反映，本着对国家、对学校、对张剑本人负责的精神，恳请省招生办领导予以查处此事。”省招生办接信后对此事认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进行了考卷笔迹鉴定。

8月28日，省招生办复信“徐成”，说明“参加考试系张剑本人所为，无冒名顶替现象”。徐诚接信后，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办及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要求调查事实真相。

2001年3月，经鉴定：检举信是被告李桦书写。在调查取证及进行鉴定的7个月内，徐诚因精神压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损害。

案例二

江某为能赶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单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龄，不能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于是，谎称其身份证已丢失，以购买进口药需要居民身份证为借口，向张某借用身份证。

随后，江某假冒张某之名到其单位开出婚姻登记介绍信，并拿走张某所在地的公共户口薄，与林某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江某的假冒行为后被张某发现，张某认为江某的假冒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因此承受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精神打击，于是要求江某赔偿损失5000元并赔礼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在A未参加董事会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会决议等文件上伪造A的签名，致使A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A认为，B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公司未经其同意而盗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权，要求法院确认上述盗用姓名的侵权事实，并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关的工商登记，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案例三

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即争议商标）由案外人名乐公司于2003年5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册，其专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经商标局核准，争议商标转让给易建联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建联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评审期间，易建联提交的新浪网网页打印件等证据载明：易建联自1999年开始从事篮球训练，2002年入选广东队，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2002年获得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2003年获得全国男篮甲A联赛亚军。

网页打印时间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09〕第33584号《关于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争议裁定书》，认定：易建联系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易建联公司未经易建联授权，将与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请注册商标，侵害了易建联的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易建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四

几年前，高先生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期房购销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保证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内为其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如现房实测面积与期房预测面积发生变化时，按实测面积交纳相关税、费。

高先生入住后不久，房地产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纳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的契税、过户费及印花税，高先生交纳了全部费用，并将私人印章交给房地产公司。因高先生购买的期房实测面积大于预测面积，办理产权证需按实测面积重新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房地产公司在高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了3份内容相同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同时在乙方签字处填写了高先生的名字，并加盖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后，房地产公司将房屋的产权证、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给高先生，并向他讲明新合同是为了办房产证而签订的，双方仍沿用旧的期房购销合同。

后高先生起诉至通州法院，称签订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减少了许多对他有利的条款。房地产公司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产公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诉讼过程中，房地产公司辩称，我公司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与高先生实际履行的仍是旧合同，没有给高先生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不构成侵犯他的姓名权。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备登记结婚，因李某全家搬迁，户籍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王某随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亲戚，称未婚妻户籍登记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想用方某的户口薄和身份证附李某的照片去办理结婚登记。

当时方某在外务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儿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同意把女儿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借给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记结婚，结婚证上是方某的名字。

后方某务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两人要求用他们自己真实姓名登记结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又于2005年9月8日以双方真实姓名重新登记结婚。方某户籍薄上留下了“离异”字样，引起了男友对其有“婚史”的误解，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8. 有关商标侵权纠纷的案例分析

我们已经联系过,这是第一个答案:
关于一审法院诉讼程序问题
1、一审法院按汉都公回司提供的 TCL 集团答公司地址，向 TCL 集团公司快递送达应诉通知书、听证会传票、开庭传票等，虽然邮寄地址为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 6 号 TCL 工业大厦九层，是 TCL 集团公司的下属二级企业法人销售公司的地址，但两公司在同一大楼办公，只是楼层不同，而收信人为 TCL 集团公司的信件也并没有因不能送达而被退回。
2、在原审法院审结前， TCL 集团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由此可以推定， TCL 集团公司已收到了一审法院寄送的应诉通知书、听证会传票、开庭传票，但其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并不违法。上诉人 TCL 集团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诉讼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9. 侵权行为法案例分析

1. 案例分析：陈志光夫妇到某餐厅吃饭，一对母女带着一只狗坐在陈志光夫妇的对面，点来了饭菜，让狗在饭桌上吃，小狗则吃得津津有味。陈志光夫妇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要求餐厅老板解决，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餐厅老板赔偿精神损害。

   分析本案并回答以下问题

   （1）本案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为什么？

   （2）本案如何判决（请说明责任方式），为什么？

2. 参考答案要点：

   （1）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行为。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法律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侵害人格尊严的，对侵权行为人应当追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餐厅准许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严的权利。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格权，包括的内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这种权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导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内容，解释具体人格权的含义，创造新的人格权；补充具体人格权的立法不足。当某些人格利益应当保护，但是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还不能将其包括的时候，就应当依据一般人格权即人格尊严，认定侵权行为，并予以制裁。人狗同餐，让狗在人吃饭的餐厅中跟人一起进餐，并且使用的是人进餐的餐具，这正是对人的人格尊严的侵害。爱护自然，爱护动物，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社会中，任何人都是权利的主体，任何狗都是权利的客体。如果为了爱护动物，就把人与狗的地位同等起来，这恐怕就是爱狗的人也是不愿看到的；

   （2）被告的行为是对原告人格尊严的亵渎和漠视，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责任方式应当是赔礼道歉并应当承担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他民事责任方式不宜适用于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