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侵权社会热点事件

㈠ 我们身边发生的侵权事件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农垦公司与被告住宅公司就农垦大厦的施工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建筑面积暂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细节在合同中明确予以规定，第二期工程则视情况另签协议。1996年7月，农垦大厦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设资金问题，二期工程没有继续修建。

1997年7月7日，农垦公司取得农垦大厦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房屋状况”载明了“商场、办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后，农垦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给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毕为由占用了部分楼层拒绝撤出。2001年9月，农垦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现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9日终审判决住宅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农垦大厦第二、三层房屋腾空交付给农垦公司。判决生效后，住宅公司于同年9月20日撤出所占房屋。

2005年11月，农垦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赔偿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农垦大厦期间占用该房屋的经济损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构成侵权、未经综合验收（主要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农垦公司没有损失等理由拒绝原告的赔偿请求。

分析：

第一，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国家公权对私权行使的适度干预。

民事权利的行使因受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发生并不多。有观点认为，民事权利之争由民事法律调整，如果一方当事人有违公法，应由执行国家公法的具体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不能因其有违行政法规而使其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

第二，所有权权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权能会产生不同的侵权后果，侵犯所有权的侵权责任承担应与侵权后果相适应。

但本案判决可能引起的争议在于，在本案判决之前，住宅公司占用农垦公司房屋的行为已被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认定为侵权，而此案中农垦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予以赔偿损失的诉求未获支持，这与前案的认定是否存在矛盾？

对此，判决指出，关于住宅公司不构成侵犯农垦公司房屋“使用”权的认定，与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中关于住宅公司已构成侵权的认定并无矛盾。

(1)关于侵权社会热点事件扩展阅读：

侵权行为与违约区别：

一、侵权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违约行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

二、侵权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违约行为侵犯的是相对权；

三、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违约行为的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

㈡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哪些侵权行为我们该如何维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哪些侵权行为有：人身安全，知识产权，肖像权，财产安全，自由言论权，专利权，消费权等等。

维权方法：

1、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投诉，如果要你留言的话你就留言，他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2、直接去当地工商局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

3、找商家的售后服务和负责人，一般来说这些地方会给你提供售后服务，如果这些地方推脱扯皮，你再打12315进行投诉。

4、依靠法律手段，我国法律有相关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些条款，如果伤害你的巨大利益，可以提起诉讼。

5、通过微博、电视台、报社的举报等途径，让事件曝光，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

(2)关于侵权社会热点事件扩展阅读：

关于维权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日益走进百姓生活，工商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消费维权。

谈到维权，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也认为，由于人们习惯上将消费者定位为弱势群体，所以，只要消费者买的产品有一丁点问题，不论其投诉理由成不成立，都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受到保护。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和责难，商家即便蒙受不白之冤，也是有口难言。

商家的忍气吞声，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某些消费者的蛮横无理。其实，即使商家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也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厂家解决不了，可找到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投诉解决不了，还可诉诸法律。所以，我们要有维权意识，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㈢ 打击短视频侵权行为成热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哪些应对方案

短视频的侵权行为目前大家已经讨论地热火朝天，那么各大视频平台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吗？

最近，爱奇艺，哔哩哔哩，搜狐，阿里巴巴等多家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共同出席了一个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帮助各大平台上面的视频原创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短视频侵权

㈣ 新闻侵权主要有哪些现象，请以现实中的案例加以说明

新闻侵权是新闻报道侵害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对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的侵害。

名誉是指公民的品德、声望、信誉、形象、性格等方面的社会评价。新闻以虚假或攻击性的内容指责公民有不道德或违法行为，损害其名声，就构成对该公民的名誉权的侵害。未经本人同意，新闻对个人私生活的报道，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新闻单位没有征得稿件作者同意，擅自删改文字内容而造成差错，或改变表达方式发表，也属侵权行为。同时，报刊私自将稿件转交其他报刊发表而又没有征得作者同意，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4)关于侵权社会热点事件扩展阅读：

叶挺家属起诉侵权者案宣判的重大意义

28日上午，叶挺将军家属起诉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侵权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该公司旗下的“暴走漫画”曾发布含有侮辱烈士内容的短视频，篡改叶挺在狱中写就的《囚歌》并加入低俗语句，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判决摩摩公司公开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由英烈家属为原告起诉侵权者的第一案，这一判决充分昭示了国家惩治侵犯英烈名誉行为的坚强决心。

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标注了战火年代的时代坐标，镌刻在民族丰碑的基石底座，具有广泛的社会道德认同。英烈的形象和荣誉，既是后辈儿孙的宝贵财富，更是凝聚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之源。我们必须营造全社会尊崇英烈的良好氛围，树立英烈名誉不容侵犯的正确意识。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处于和平年代、远离硝烟炮火，一些人对英烈的敬仰逐渐“褪色”；甚至有人心怀恶意，诋毁攻击英雄，美化侵略历史、发表辱华言论，挑战了人类道德底线，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一些网红、“大V”以戏说、娱乐为幌子，以动漫、段子、综艺等形式调侃英烈，混淆了文艺创作和侮辱诽谤的界线。暴走漫画此前也以“习惯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去表达观点和态度”作为辩解，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文艺作品的戏说、虚构不可逾越道德的红线；调侃戏谑更不能以误导青少年作为代价。挖空心思制作恶趣味内容，其心心念念的还是流量和金钱，自家生意盈利不少，伤害的却是全民族的共同情感。诋毁先烈、质疑历史，归根结底还是泛娱乐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英烈的名誉与历史的清白，需要全社会自发守护，更需要亮出法律的牙齿予以捍卫。近年来，从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英雄的名誉权，到“精日”分子因不良言行被行拘，勇于向亵渎历史的行为亮剑，彰显了法律的正义与庄严。

今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为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行为敲响警钟；随着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的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起诉主体从亲属扩大至检察机关，让此类行为难钻法律漏洞，有效保护了英烈的形象，体现了以法律捍卫历史的高度共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烈士纪念日，再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个个国家纪念日，推动着勿忘历史、崇尚英雄的活动汇聚成潮。

在第五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纪念祭扫、主题学习、红色旅游、制作动画等各类活动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

这也提示我们：树立正确英雄观、民族观和历史观，既要靠法律树起保护英烈权益的铜墙铁壁，更要通过教科书、宣传片、影视剧等多种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历史，形成崇尚英雄的良好风气。

㈤ 我们身边的侵权事件,简短的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农垦公司与被告住宅公司就农垦大厦的施工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建筑面积暂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细节在合同中明确予以规定，第二期工程则视情况另签协议。1996年7月，农垦大厦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设资金问题，二期工程没有继续修建。

1997年7月7日，农垦公司取得农垦大厦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房屋状况”载明了“商场、办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后，农垦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给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毕为由占用了部分楼层拒绝撤出。2001年9月，农垦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现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9日终审判决住宅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农垦大厦第二、三层房屋腾空交付给农垦公司。判决生效后，住宅公司于同年9月20日撤出所占房屋。

2005年11月，农垦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赔偿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农垦大厦期间占用该房屋的经济损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构成侵权、未经综合验收（主要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农垦公司没有损失等理由拒绝原告的赔偿请求。

分析：

第一，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国家公权对私权行使的适度干预。

民事权利的行使因受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发生并不多。有观点认为，民事权利之争由民事法律调整，如果一方当事人有违公法，应由执行国家公法的具体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不能因其有违行政法规而使其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

第二，所有权权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权能会产生不同的侵权后果，侵犯所有权的侵权责任承担应与侵权后果相适应。

但本案判决可能引起的争议在于，在本案判决之前，住宅公司占用农垦公司房屋的行为已被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认定为侵权，而此案中农垦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予以赔偿损失的诉求未获支持，这与前案的认定是否存在矛盾？

对此，判决指出，关于住宅公司不构成侵犯农垦公司房屋“使用”权的认定，与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中关于住宅公司已构成侵权的认定并无矛盾。

(5)关于侵权社会热点事件扩展阅读：

侵权行为与违约区别：

一、侵权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违约行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

二、侵权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违约行为侵犯的是相对权；

三、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违约行为的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

㈥ 公共场所发生侵权事件，应当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

现实问题

某商复场经过数制月的装修，准备隆重开业，为了在开业那天带来高人气，商场请来了明星现场表演，还准备了抽奖、赠券等促销活动，并在开业前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开业当天，果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对超高的人气也没有很好的应急措施，现场很快发生了混乱，人们在哄抢赠品的时候发生了踩踏事件，致使席某等数人受伤。那么，席某等人遭到的损害，应由谁来赔偿呢？

律师解答

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法律关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在这则案例中，商场没有对拥挤的人群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造成席某等人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㈦ 李树喜的侵权事件

2009年6月29日因认为《察贤辩才》一书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将该书作者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上法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李树喜败诉。
原告称涉案书十分畅销
李树喜称，2007年3月，他出版了个人著作《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此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书元为主编的《察贤辩才》一书，因是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文化读本，十分畅销。 李树喜表示，2009年5月他在北京图书大厦购买了该书，经核对，发现该书未经许可，大量抄袭了原告的作品。被告图书一共16.8万字，其中14.4万字均来自原告的作品，抄袭量占83.6%。李树喜认为，黄书元未经许可，将他的作品复制在自己的图书上从中获得名利，侵害了署名权、作品完整权、发行权等。人民出版社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是共同侵权人。为此，李树喜索赔10.8万元。
被告称原告著作亦侵权
庭审中，黄书元的代理人表示，《察贤辩才》一书素材来源于1993年出版的《国史镜鉴》一书，并已取得作者同意。作为证据，他向法庭提交了两位作者的书面签字。其次，该代理人提到，李树喜的《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本身已涉嫌对《国史镜鉴》构成侵权。
李树喜的律师郝惠珍认为，《国史镜鉴》一书也是由李树喜参与编写，而被告只获得其他两名作者授权，这种授权属于无效。
“社长告社长”一案审理终结 原告败诉
经过一审、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李树喜的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全部由原告李树喜承担。该案的二审是终审判决。
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察贤辨才》是汇编作品，主要内容来源于1993年出版的《国史镜鉴》一书的《用人篇》，此篇的作者有4位，包括原告李树喜。人民出版社出版《察贤辨才》一书时，已获得除李树喜以外其他3位作者、包括原书主编的授权。同时，该书已按规定给包括李树喜在内的所有作者予以署名，并发放稿费。其实，原告用以举证的作品，即李树喜所著《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大部分内容亦源于《国史镜鉴》一书的《用人篇》，但李出版其作品时并未给其他作者署名和付酬，已涉嫌侵权。用涉嫌侵权的证据来举证，也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予以宣判。判决认为：其一，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任何一方无权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经济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者。被告出版的《察贤辨才》一书，所得到的授权是合法的。其二，被告出版本书时，已尊重了原告的署名权，并发放了稿费。
一审判决后，原告李树喜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过法庭谈话和调查，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了最终判决：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使用法律得当，故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㈧ 一，网络新闻侵权主要有哪些现象，请以现实中的案例加以说明

您好， 网络新闻侵权主要存在以下情形：
（一）网络新闻侵犯名誉权
网络名誉侵权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通过电子邮件侵犯名誉权。侵权人利用电子邮件将不当言论进行广泛的散发，导致受害者的名誉毁损。
2、 在博客上撰文侵犯他人名誉权。网民可以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自己的文章供他人阅 览，这也是当下网络虚拟生活中常见的消息来源之一，因为在文章中通常都会包含有作 者本 人的主观意思，这也是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
3、 网络新闻失实和网络运营商失职侵犯他人名誉权。如果网络新闻报道失实或网络运营商失职未尽合理审查、监管义务, 没有及时删除侵权文章, 致使谣言在网上流传, 败坏他人名誉。
（二）网络新闻侵犯隐私权
网络新闻侵犯隐私权又分为两种情况：主动侵犯他人隐私权，“被动地损害他人隐私权
1、 主动侵犯他人隐私的现象大量存在，且这种现象经常的出现在明星的生活中，比如在网上描述私生活、泄露电话号码等。
2、 而“被动”地损害他人隐私的情况也不少见。在相当多的公共生活活动中如金融、医疗、税收等活动中，所登记的事项中大多都包含有个人信息，或者所由于上网时填写的各种表格、在每个网页停留的时间、点击的栏目等一系列活动都会透过互联网运用一定的技术获取到，有人就会这样通过网络设法接触到这些信息然后将之传播出去。
（三）网络新闻侵犯著作权
侵犯著作权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剽窃，将他人的新闻作品据为己有，利用他人新闻作品，拼凑、编造新闻作品，这是直接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四）网络新闻侵犯肖像权
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为了吸引网民的注意，不恰当的配发图片，或未经允许登载非新闻事件人物的照片，或对新闻图片进行不当修改，这些都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甚至隐私权。
现实中的案例很多：想在微博上发的一些明星的新闻，很多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诸多权利。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㈨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㈩ 有没有什么政治侵权的案例

今年11月，为进一步问计于民，集中民智，改进政府工作，我市首次开展政府工作大家评活动，市政府委托江门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我市2009年政府工作的成效进行满意度调查，就2009年市政府有关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社会民生、投资环境四类共31项重点工作事项的完成情况让广大市民进行评议，选出最满意的和最不满意的各5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