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疫情投诉

❶ 厦门高崎是低风险地区吗

21日新增确诊病例11例

2月21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广东3例，上海2例，四川2例，北京1例，天津1例，福建1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3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85例（无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确诊病例493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75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2月2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401例（其中重症病例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4805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842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7650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832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3例（境外输入9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309例（境外输入27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185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0868例（出院10389例，死亡19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8例（出院47例），台湾地区942例（出院893例，死亡9例）。

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据望奎融媒之声微信公众号22日消息，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已经连续14日以上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经绥化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研究决定，自2月22日起，将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❷ 广昌到福建省建宁县安远镇有多少公里

广昌县到福建省建宁县安远镇
约76.1公里

途经：烟汕线、济广高速

❸ 我国的宋朝时期，是怎样防治疫情的

在《苏东坡全集》中，对当时的用药“圣散子”也有详实记录。苏轼在任时，不仅以米仓减价救济平民，还赐度僧牒（宋朝能当和尚的，都是很有钱的人），用换来的钱给病人无偿看病，几乎做到了不遗弃一个穷人。

在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历史中，苏轼倡导推动的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号召富人捐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令其如同教科书一般存在。

❹ 古代遇到瘟疫怎么办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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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古朝代的人是怎样防瘟疫的

前言：疫情无情人间有情，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牵动着亿万群众的心，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胜利即将到来，在当今社会，科技医疗水平极其发达的情况下，病毒也是来势汹汹，那么在中国古代，碰到传染病，瘟疫又是怎么防治的呢？要知道，中国古代医疗科技水平比较低，但是中国古代老百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一次又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