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务纠纷案例

㈠ 求近年金融职务犯罪案例+分析

内外勾结贪污银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贻全，男，52岁，海南省文昌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总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业务总经理。1977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赵东方，男，42岁，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84年因犯诈骗罪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杨绍琼，女，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德全，男，41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房地产部聘用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龙，男，25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财务部聘用经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开业，男，28岁，海南省海口市人，无职业。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审。

1992 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薛根和与被告人陈贻全经过共谋，以做生意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四张，以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益通公司）的名义，分别汇往甘肃省物资交易中心10万元，陕西省咸阳市旅游公司产销部5万元，山东潍坊经济开发投资公司10万元，陈贻全自带汇票到陕西省咸阳市解付10 万元，总金额35万元。此款被陈贻全占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陈贻全代表益通公司，双方达成“合并联合办公，共同办理出口山羊绒业务”的协议。熊道先提出急需解决100万元资金。经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后，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上100万元金额，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第一营业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龙自带汇票前往解付。解付后，熊道先将其中的50万元转到海南明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将337500元归还海南百威装潢公司欠款，提取16万元交给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用于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的手续费，余款2500元由熊元龙作为解付汇票的费用。

1992年6月间，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与熊道先、陈贻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筹备组）联合成立华南金龙企业集团公司。赵东方以办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调剂美元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先后汇给金龙公司筹备组人民币共500万元，由杨绍琼指使其子赵卫（在逃）解付。其中，杨绍琼用100万元偿还贵州省贵阳电视机厂的欠款；赵东方用 12万元在唐山市购买私房，用110万元作为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注册资金。同时，还汇到远洋公司的海口帐户9万元，分三次汇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帐户共计140万元（其中陈贻全偿还广东省徐闻县粮油饲料公司的个人欠款561100元）。余款129万元被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占用挥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为支付香港国华银行开出的600万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由杨绍琼与香港恒基公司蔡德基签订了所谓的山羊绒包装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人民币400万元，并由陈贻全将汇票带到广东省南海县交给赵东方、杨绍琼，再由赵、杨将两张汇票交蔡德基带到东莞市霄边商行解付。然后由霄边商行将人民币400万元兑换4494949元港币汇到香港宝生银行蔡德基妻子罗沛雄私人存折上。其中，蔡德基用于600万元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及中间人手续费2614000元港币，余款1880949元港币由港商邓××提取占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陈贻全与薛根和密谋，以定购山羊绒需要资金为名，由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当着熊道先、陈贻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汇票金额2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远洋公司的业务员林晓彬到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环城路办事处解付。林晓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汇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办事处45万元并提取现金，交给海南昌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诗锦为熊道先、熊元龙、黄康仁、田静办理出国护照费用；汇105万元到包头市商检劳动服务公司，其中又转50 万元偿还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的个人欠款，转呼和浩特市土畜产进出口公司40万元作为定购山羊绒的定金，10万元由马长春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其余50万元由林晓彬提取现金后与熊道先、熊元龙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谋策划购买房屋。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单位及帐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黄康仁（在逃）自带汇票到广东省电白县解付，黄康仁将395万元转回远洋公司帐上。同年7月2日，又转到海南华秀开发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于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除广东省电白县石化公司占用5万元外，余款43243元被熊道先占用。

1992年6月至7月间，薛根和与潘正东（在逃）多次策划盗取银行资金。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五张，分别以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远洋公司的名义，先后汇往湛江市、长春市、南海县九汇镇等地，由潘正东等人解付，总金额为人民币559万元。潘正东用其中180万元购买7辆轿车（组装件），尔后将其中5辆车转给熊道先的远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万元为远洋公司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提供购房手续费，办理房产证费、装修费、电话安装费，办理美元信用证等费用；用30万元购买海口市岭下村70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36万元购买海口市沿江西路433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162000元归还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款；以许雪梅、麦惠芳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40万元；余款29万元被薛根和挥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觉事情将要败露，找熊道先、张德全、潘正东策划携款外逃。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交给熊道先、张德全带到湛江市通过陈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给赵东方60万元，先后两次又转回远洋公司100万元；陈丹交给薛根和和现金40万元；薛根和外逃时在陈丹处取走现金13万元。案发前陈丹转回远洋公司191万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与熊道先、陈丹等人共谋，以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的两栋楼房需要装修费的名义，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写金额人民币150万元，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汇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陈丹在昆明解付后汇回远洋公司帐户。案发后由于发现及时，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将该款分录冲销，故未造成损失。

1992 年10月9日，赵东方打电话给薛根和、熊道先，谎称已经搞到6000万元港币汇票，但需要手续费人民币600万元，并将收款单位、解付银行传真到远洋公司熊道先处。薛根和与熊道先密谋后，由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按赵东方提供的帐号，将人民币600万元汇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公司怡新商店。由于薛根和在填写汇票时没有打盖密押，此款被及时发现扣押，未造成损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据交换、综合的职务之便，分别于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后两次伪造两张进帐单夹进原两张同城票据凭证的进帐单中，与二三五暂收款项对转入帐，以假充真，将4710元分两次转入益通公司陈贻全处。陈贻全提出现金4650元交给薛根和，供薛挥霍使用。

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分别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厂、海口市大海服务部、海口市橡胶三厂、海口市轮胎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共6笔，计人民币162458.03元，用于他人做生意及归还陈贻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接到外地查询汇票电话后，觉察到自己和同伙的犯罪事实即将败露，便与熊道先、张德全、熊元龙以及被告人戴开业策划潜逃。熊元龙、戴开业即连夜开车将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送往广东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从湛江市郊劳务粮油公司购销部经理陈丹处提取现金后，由熊元龙开车把他们送到广西边境，当晚由戴开业找人带路，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偷越国境，逃往越南，案发后戴开业于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审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采取内外勾结，盗取银行汇票，擅自打盖密押，隐匿和销毁底联的手段，共开出银行空头汇票19张在外地银行进行解付，共同贪污公款3344万余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采取伪造银行进帐单的手段，贪污银行代收手续费4710元。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与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结，由薛根和采取盗取银行空白汇票，开空头汇票不上帐的手段，共同贪污银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伙同贪污，均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张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从犯。被告人薛根和还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资金共6笔共计人民币162458.03元，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均构成偷越国境罪。被告人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协助他们逃避法律制裁，将他们转移、窝藏，均构成窝藏罪。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本案各被告人的具体罪责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2573912.34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陈贻全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175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65941.7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749 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468577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等人实际共同占用人民币311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2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杨绍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绍琼个人挥霍并与赵东方共同占用人民币33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126457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与熊道先一起参与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是本案从犯。张德全归案后能积极协助检察机关抓获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对侦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窝藏犯罪分子，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案发后尚能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对侦破此案起了积极作用，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共追回赃款人民币4974255.18元（不包括贪污未遂的600万元和工商银行冲销的150万元），追回赃物折款人民币627157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没有追回，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于1993年8月13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被告人赵东方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被告人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被告人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龙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缴的赃款赃物，依法退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对依法不应退回的，上缴国库。（赃款赃物清单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赃款赃物及与本案有关的查封、冻结的财产依法继续追缴处理。

宣判后，薛根和服判不上诉。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以他们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理由提出上诉，熊元龙、戴开业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复核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确认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薛根和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贻全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东方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杨绍琼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评析」

本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薛根和骗取银行巨款的行为定贪污罪没有异议，但对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能否定贪污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主观上缺乏贪污的故意，客观上他们的行为是分别代表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法律上没有法人犯贪污罪的规定。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费用，他们并未非法占有，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四人均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均不构成贪污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多次勾结薛根和，由薛利用职务之便盗取银行空白汇票，他们向薛提供收款单位及帐号，并参与填写汇票。汇票填好后，又由他们亲自携带汇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进行占用。杨绍琼明知汇票是薛根和从银行盗取的，却指使他人解付并共同占用。这表明他们主观上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2）陈贻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远洋公司经查均没有国有资产，注册资金来源是诈骗所得的赃款，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关制度进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分配方式进行的。上述两公司是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贻全的时间是1992年8月24日，在这以前陈贻全没有任何法人授权委托书。熊道先虽然有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但其实施的行为已超过了授权委托范围。因此，陈贻全、熊道先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应由他们个人负责。赵东方、杨绍琼所在的贵州金龙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赵、杨勾结薛根和等人伙同贪污银行的公款，且该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册登记的，而本案案发时间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赵、杨使用贪污款所进行的经济往来是个人行为，并且是非法的。再者，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贪污所得的赃款，绝大部分用来购买私房、金银首饰、豪华小汽车和其他个人挥霍。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3）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虽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无职务之便可以利用，但他们与薛根和相互勾结，伙同贪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认定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是正确的。

㈡ 金融纠纷包括哪些

金融纠纷是指金融机构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金融机构之间所发生的因货币融通而引起的纠纷。
一是金融纠纷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信贷市场、资金市场、证券市场、贵金属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等;

二是金融纠纷中简单纠纷与复杂纠纷并存。例如，传统的银行借贷纠纷、信用卡纠纷等具有案情简单、事实清晰的特点;而在金融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中，涉及到的技术、事实和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三是金融纠纷中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商业秘密，有许多金融纠纷不便于公开化，金融机构的经营方法、成本、利润等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更不能轻易暴露，否则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是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出现了虚拟性、全球性特征，这给金融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金融纠纷不断产生，而且纠纷的证据收集与确认、侵权行为认定、赔偿额度等都面临新问题。

㈢ 关于涉嫌非法金融业务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借贷则是一种间接融资渠道。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根据《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
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
贷
款利率的四倍”。 二、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 （一）基本法律规定 1、利息规定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本条同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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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付利息的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而现实生活中，公民之间的借款往往没有约定得如此明确。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借贷双方可以达成
补充协议，如果双方最终仍不能确定支付利息的期限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2、借款期限 《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以，如果公民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借款方可以随时还款，贷款方可以随时要求还款。 3.
诉讼时效 《
民法通则》对
借款纠纷规定了2年的诉讼时效，但这里所指的2年并不是简单地从借款日起计算，而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起计算。《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
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还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关于办理
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活动日益增多。民间借贷对于缓解国家借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

㈣ 对于金融纠纷的案件，哪些情况可以不请律师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并且我们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不得不说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那么对于金融相关的一些纠纷的案件，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可以不请律师吗。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充足的一个法律知识，并且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件来说的话，处理好，那么请律师就没有必要了，对，是一定程度上是从法律的角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说聘不聘请律师是人们的权利，如果在案件当中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且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打赢官司的话，那么聘请律师的话，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㈤ 金融纠纷案件类型

1.信用卡类纠纷

信用卡类纠纷是数量较多的在类金融纠纷，主要是因信用卡持有人严重透支或逾期还款所引发的一类案件。

2.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指因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借款，双方就金融借款合同的签订或履行产生的纠纷，主要的是借款人逾期，即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金或支付利息而导致的纠纷。金融借款中涉及担保纠纷的主要类型有：金融借款保证纠纷、金融借款抵押担保纠纷及金融借款质押担保纠纷。

3.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是指在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价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中发生的纠纷。

4. 票据纠纷

票据纠纷是在票据流转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票据纠纷主要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 、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票据保证纠纷 、确认票据无效纠纷、票据代理纠纷、票据回购纠纷等。

5. 保险类纠纷

保险类纠纷主要是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纠纷，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纠纷、机动车商业保险纠纷、财产保险纠纷、人身保险纠纷、代位求偿权纠纷。

6. 证券类纠纷

证券类纠纷主要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证券内幕交易、上市公司违规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

7. 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多为客户将资金委托给金融机构进行理财投资而引发的纠纷。如客户委托银行一笔资金用于投资于证券并承诺保底收益，此后发生亏损银行拒绝兑现收益而引发的维权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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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
一、案例分析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2年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行设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设有少量分支机构。它是在先后合并原海南省5家信托投资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壮大的。成立时的总股本为16.77亿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资3.2亿元成为其最大股东。关闭前有员工2800余人,资产规模达160多亿元。
海南发展银行从开业之日起就步履维艰，不良资产比例大，资本金不足，支付困难，信誉差。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图海南发展银行兼并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之后，公众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出现挤兑行为。随后几个月的挤兑行为耗尽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准备金，而其贷款又无法收回。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国家曾紧急调了34亿元资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车薪。为控制局面，防止风险漫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机立断，宣布1998年6月21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同时宣布从关闭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其中包括接收并行使原海南发展银行的行政领导权、业务管理权及财务收支审批权；承接原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停止海南发展银行新的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施实清理清偿计划。对于海南发展银行的存款，则采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别对待的办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兑付。6月30日，在原海南发展银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南发展银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商银行，现金提取量不多，没有造成过大的社会震动。

二、原因分析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可以说，海南发展银行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吸纳海南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怪胎。1992年开始海南房地产火爆，1993年5月以后，国家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热逐步降温，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在这个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严重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据统计，合并时这5家机构的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有关部门认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管理，使它们的经营好转，信誉度上升，从而摆脱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样的思路、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二）违法违规经营，海南发展银行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海南发展银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正式开业的。成立时的股本16.77亿元。但仅在1995年5月到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到账后的一个月，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拿走。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启示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是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尽管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匡算结果有不同，有的说20%左右，有的说30%左右，不论那一个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泰国（7.9%）、马来西来（6.4%）、印尼（17%）、韩国12%、日本12%、台湾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原因虽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由于体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过多行政干预造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下只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根本一点在于广大民众相信国有银行不会倒闭，因此不但不挤提，还照样存款。海南发展银行一开始了就染上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病，长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而由于它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国家信用保证，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挤兑，引发支付危机而难以为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是裹着国家信用大旗掩盖着高额不良资产的病灶，如果不能尽快把不良资产比重降下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深入，就极容易引发类似海南发展银行这样的风波。

（二） 合规合法经营是商业稳健运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发展银行只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开业就违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35条、第36条、第40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而海南发展银行完全违背这些规定，贷款不问用途，贷款不搞抵押，通过贷款的方式抽逃资本金，前门拿进、后门拿出，拿来多少、带走多少，如此违法乱纪经营，岂有不垮之理。
（三） 中央银行的救助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化解银行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发展银行出现储户挤兑时，中央银行紧急调动34亿资金予以支持，当发现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对其实行接管，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私人储户的利益。同时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对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在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偿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总付，以体现投资者（这里为存款者）自我承担风险的原则。这一案例，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线的地位。

第二篇 外国金融风险案例
案例2-1
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发生了继30年代以后又一次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破产的风潮，据美国立法机构统计，有问题的商业银行从1981年的大约200家增加到1986年的超过1400家，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从1950——1981年平均每年5家，1982年——1992年平均每年130家，1988年达到200家以上，储贷协会几乎全面破产。至1995年末，花费了纳税人大约1400亿美元。据美国总会计署估算，这场危机的保救成本要超过5000亿美元。在这场危机中，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胡整乱治，丑闻百出，在美国金融发展史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

一、案例介绍
美国储贷协会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的中产阶级进行自顾，所以全称是“扶助储贷协会”。为了规范储贷协会的运作，国会创建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而且建立了它的附属机构联邦储贷保险公司（FSLIC），为储贷协会的存款保险。储贷协会吸收公众的短期储蓄存款、并且用这些所得存款向当地的购房者提供20年和30年的抵押贷款，利率在抵押期内保持不变。
显然，如果储贷协会向储户支付的利率低于储贷协会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平均收益率，则储贷协会就有盈利，可以正常经营，反之，如果储贷协会向储户支付的利率高于储货协会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平均收益率，则该机构就会亏损。从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利率很低，而且稳定，长期抵押贷款利率高于短期存款利率，即储贷协会的收益曲线总是向上倾斜的。在稳定且低通货膨胀率的时期，储贷协会的经营是很简单的。局外人嫉妒地拿储贷协会经理的“3——6——3”的经营方式（以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贷款，每天下午3点打高尔夫球）开玩笑。不幸的是，在70年代中期，利率开始上升。最初，这一上升是温和的递进的，所以储货协会遇到的麻烦不大。但在70年代后期，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对利率施加了向上的压力，并将利率提高到了储蓄机构可以向储户提供的利率上限水平。为了防止严重的非中介化，立法机构授权储贷协会发行货币市场单据，这一新工具面值1万美元，并允许银行和储蓄机构参照6个月国库券的标准来确定利率。

㈦ 什么是金融纠纷有没有什么案例，近期的谢谢啦~~

金融纠纷一般是指和金融行业相关的法律纠纷。如贷款纠纷、保险纠纷、股专票纠纷等属

案例：张三在2012年1月1日于银行贷了一个信用贷款，约定还款日为2012年6月1日还清，但是到期他没有还清，银行在贷款到期之后找张三协商未果，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贷款及利息，并要求赔偿损失

㈧ 求银行败诉的案例

对一起有关流动资金贷款借新还旧的银行败诉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1997年8月6日，A公司因生产急需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10万元，1998年8月5日贷款到期。由于A公司资金周转问题，不能按时还款，1998年7月24日A公司向B银行提出借新还旧，延长还款期限。为了降低贷款风险，B银行同意借新还旧，并要求A公司对新贷款提供担保。1998年7月28日，A公司持空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担保意向书请求C公司为其担保，C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并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人位置及担保意向书上盖C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1998年8月4日，B银行与A公司签定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A公司向B银行借款10万元，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6个月；C公司是担保人，当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时由其承担连带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贷款人可以直接从保证人的存款帐户内扣收贷款本息。次日，A公司将10万元借款按事先约定偿还了拖欠B银行的旧贷款。贷款到期后，A公司未能如期偿还。1999年3月15日，B银行直接从C公司帐户上扣收10万元抵偿。C公司认为自己不知道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担保合同应当无效；同时B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扣划其帐户存款，侵犯了储户所有权，请求法院判令担保合同无效，B银行返还被扣划的存款并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B银行与A公司恶意窜通，利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签订的借款合同损害了保证人利益，C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B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帐户款项，是侵权行为，应返还被扣划的存款，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于“借新还旧”借款合同的担保合同纠纷。C公司起诉时有两个诉讼请求，一是主张C公司担保行为无效；二是B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存款构成侵权。
（一）C公司保证行为是否有效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主要依据《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来判断。判断的标准就是看签订保证合同时，银行和借款人是否构成对保证人的欺骗，是否向保证人隐瞒贷款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是否以欺骗的手段使保证人提供担保。如果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则银行与借款人不构成欺骗，保证合同有效，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如果保证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借款合同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则银行与借款人构成欺骗，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在认定“借新还旧”的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时，一般首先看旧贷款保证人与新贷款保证人是否为同一人，或者是否旧贷款无保证人而新贷款提供了保证人。如果借新还旧中旧贷款与新贷款均有保证人，且保证人为同一人，即使在保证人出具保证时不知道银行与借款人进行借新还旧的情况下，保证人仍然要承担保证责任。因为债务人用新贷款偿还了旧贷款，就立即免除了保证人对旧贷款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就只针对新贷款，故较之债务人按照实际贷款用途使用新贷款，保证人在债务人借新还旧时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要小。比如，债务人按照实际贷款用途使用新贷，而不是借新还旧，如果资金不能收回，则旧债未了又出新债，保证人因而要承担对旧贷款和新贷款两笔贷款的保证责任。由此，若借款人改变贷款用途而借新还旧的，对保证人的不利影响很小，反而只须对后一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当旧贷款保证人与新贷款保证人为同一人时，无论其是否知晓新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保证人均应对后一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我国担保法有明文规定。我国《担保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如果借新还旧中，旧贷款没有保证人或旧贷款与新贷款的保证人不是同一人，新贷款的保证人不知道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进行借新还旧的，应按照《担保法》第30条第1款关于欺诈的规定，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为此种情况下的借新还旧，不仅是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借款人）串通实际变更主合同的贷款用途，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而且保证人承担保证的可能是不良贷款，甚至是一笔死帐。原本就不能收回的贷款，却让保证人出具保证，显然对保证人不公平，违反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借新还旧主合同写明是借新还旧或以贷还贷的，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保证人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还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仍然承担保证责任。
依据《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说来，保证人在全面衡量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及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方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中，C公司不是旧贷款的保证人，A公司要求C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时，只出示了空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且未说明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而作为贷款人的B银行也未履行告知义务，即保证人C公司不知道其所担保的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因此依据上面的探讨，C公司的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贷款人B银行存在不作为过错，C公司对A公司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存款是否构成侵权
尽管银行的扣划存款行为是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但由于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无须承担借款人A对债权人B银行的连带还款责任。因此在本案中，虽然作为保证人的C公司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人位置及担保意向书上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是“当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贷款人可以从保证人的存款帐户内扣收贷款本息。”这一条款并非是C公司与B银行达成的协议，C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一条款的内容，它仅是贷款人B银行与借款人A公司之间在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是非法处分C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为，该条款应属无效条款，不能约束C公司。因此贷款人B银行直接扣划保证人存款帐户内资金来偿还A公司贷款本息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三、有关建议
（一）如实填写贷款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
在借新还旧中，除不能虚构借款用途外，还必须向保证人明示，避免保证人以“双方恶意串通，构成欺诈”要求免责。建议在贷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的“贷款用途”栏直接填明“本贷款用于偿还×××（合同编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贷款人贷款本金”，以确保借新还旧行为的合法有效。
（二）对借新还旧的贷款用途的填写切忌懒惰
鉴于目前立法对借新贷款偿还旧贷款问题涉及甚少，各地法院判决也不同，为避免司法裁判风险，防止司法实践中判决保证人免除担保责任，银行应当规范贷款操作并注意证据保全。银行与借款人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时，在旧贷款与新贷款均有保证人的情况下，无论保证人为同一人还是不同的人，一定要在借款合同的用途上写明“借新还旧”或“以贷还贷”，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让保证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银行与借款人进行的贷款是借新还旧。
（三）落实担保措施
由于借新还旧的特殊性，对贷款的担保一定要保证其效力。原贷款为担保贷款的，要重新办理担保手续。新的担保方式的风险不能高于原担保方式。原贷款没有担保的，要补办担保，并保证担保充足有效。
（四）扣收保证人存款帐户要慎重
银行贷款业务中，为了回收贷款的安全和快捷，银行通常从债务人的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息，但是银行在直接扣收时，一定要注意合法有据。建议银行在采取直接扣收贷款本息前，一定要与债务人达成扣收协议，并保存书面证据，如委托转帐付款授权书或扣款协议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