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传媒的社会责任案例
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本案例的功过浅析
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主要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制定的相关法律。
在“两法”诞生前，伴随着中国招标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试点活动开始，就有一批新闻记者勇敢地投身，为了正确的理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了促进中国的采购与招标事业，作出了积极地贡献。
“合肥空调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事件，新闻记者功不可没。
2006年11月16日，合肥政务文化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公司”）发布违法招标公告；合肥格力等国内企业要求投标被拒；找到安徽商报报社投诉；记者急速多方调研；20日，遇到质疑，上述招标草草提前结束。21日，安徽商报发表《合肥国土资源局综合楼空调招标崇洋媚外 封杀国产品牌》文章。文章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结果，合肥市长严肃批评，该公司被迫刊登更正公告。
在笔者的印象里，新闻记者这么及时的追踪报道国内政府采购和招标事件，可能不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另一次是2004年的北京市政府采购软件事件。）
一篇也是记者写的心得体会，表明了他对此事的个人看法。笔者也颇有同感：
【第二，安徽商报的这位记者非常有社会责任感。虽然我没有遇到过投诉的投标人，肯定有不少记者遇到过，可是很少有人能进行查问和明确报道。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生动地叙述了事实而且多方查问。他掏出相关人员的话、四处调查行业情况等等是费了功夫的。而且，作为当地的党报记者，能够点名道姓地指出当地政府部门的问题，勇气可见一斑。
第三，安徽商报报社领导决策正确。一篇报道从成文到见报需要走长长的流程。舆论监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这篇报道居然能非常及时地刊出，并且花了很长的篇幅（不是一个小豆腐块），可见商报的各级领导也具有慧眼和相当的正义感。而且，之后安徽商报追踪此事，做了很有分量的评论。】
（引自《从合肥空调招标事件引发的几点思考》中国采购与招标网2006年11月23日。）
和通常人们所见“马后炮式”的报道不同，安徽商报记者的这篇文章，的的确确又是一篇“新闻”！想到此，笔者也不禁对记者和安徽商报的编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笔者也不得不诚恳地指出：此篇文章同样存在某种片面和不当之处。
首先，“政府采购封杀国产空调”这段话用在这里，不是很确切的、科学的。
尤其在报道文章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附录，说明格力集团日前在合肥投巨资建设年产300万套空调能力的基地的消息。很容易使得一般人联想到这里的关联，而不去注意，那里实际说的是300万套家用空调的生产线。
合肥这次“招标公告”所提出招标的内容是中央空调的“螺杆式冷水机”等等，它与我们通常说得“空调”概念还是有区别的。人们常说的是“家用空调”，多数指的是家庭使用的分体式、柜式空调机；少数人家使用了“户式空调”或者“户式中央空调”，也算是比较简单的中央空调系统。
而真正的“中央空调系统”，多半用于大型的工业或者商业场合，商业的如宾馆、饭店、百货商场、机场、体育场馆……而工业的，更是多种多样：纺织厂（含温湿度精确调解工艺要求）；合成纤维制造的侧吹，环吹空调（工艺要求）；微电子、制药等场合（特别有防静电、除尘等等洁净度要求）。这样的空调系统，里面的关键设备（制冷机组；控制装置等）都和日常见到的家用空调有很大的区别。
其关键设备制冷机，也有溴化锂吸收式，离心式冷水机和螺杆式冷水机三大类别。各有其优缺点。以前，我国的高端制冷机市场，几乎全部被美、日等国家的制造厂所占领，主要是：美国的特灵、开利、约克、顿汉布什、麦克维尔和日本的大金、东芝、三洋等等。近年来国内制冷机厂商奋起直追，目前，除了海尔的离心式以及多联式中央空调机组曾经多次（14次中标北京奥运项目，包括鸟巢）取的优异成绩外，【同时，大金这个多次承担其他国家奥运项目的厂商这次却“颗粒无收”】，格力的离心式和超低温数码多联机也已经到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烟台冰轮的螺杆式冷水机组，在上海市政府（5万平米）和烟台市政府（3万平米）办公楼等已经使用。
【冰轮新型高效螺杆制冷压缩机是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新设计开发的螺杆压缩机，经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制冷效率比国内外同类产品提高6.7％，噪音下降5～10dB(A)，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它的成功开发使冰轮公司成为世界唯一能够生产全封闭、半封闭、开启式全系列螺杆压缩机的基地，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具有自主开发螺杆压缩机能力的国家。】（烟台厂家网页）
我们应当科学的、辩证的看待此种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宣传国产品牌的进步和成绩，提倡人们，从各级领导到设计等工程技术人员，都热爱民族品牌，使用民族品牌，以此为荣，严肃批判谴责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正视国内的差距，不能“唯我独尊、闭关锁国”，而要适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在一片对 合肥“封杀国产空调”的声讨声中，人们很少听到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内外空调制造企业的声音。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害怕发表不同的意见，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在某网络上，笔者看到了一个帖子：
【这件事很多报道失实，我是内部人，知道点内幕，并不向报纸讲的那么样，实际上招标是政务区负责的，和市政府采购中心没关系，他们那里招标是要国内的，所以政务区不敢拿过来招，但信息是必须在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发布的，那里是全市强制信息发布网站
汪晓兵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被报纸曲解了
笔者不解的还有，当市长痛斥这一事件，当其他领导表示对媒体监督“感谢”之后，为什么记者不再继续跟踪报道，而是由其他报纸的记者来做这件事？该报记者后来报道了更正消息和合肥“集采机构规范”的历史经验后，再无信息。
浏览一下合肥政府采购中心网站、合肥市招投标中心网站（暂停在2006年11月11日）以及政务文化新区网站，除了“更正公告”以外，包括市长的严厉批评、欢迎媒体监督等等消息，一概未见（不知是否笔者忽略，不够仔细？）。看来，也许，在统一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市场的背后，各种“舆论”也被随之统一了。或许，在这里使用“封杀”一词，表示该网站对批评意见，包括市长的严厉批评意见的态度，倒似乎是比较确切的了。
笔者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有了问题，犯了错误，并不可怕；认真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今后改正就是了。越是“讳疾忌医”，越让人们觉得其中必有奥妙。
但愿今后，我们各个报刊和记者们，继续发扬这里体现的优良作风，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更好的掌握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把报道做的更准确，更科学！
在媒体成为有力的监督力量之前，人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Ⅱ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Ⅲ 媒介组合营销案例
媒介营销案例之《城市画报》
[案例分析]
"我们曾经被《新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小资情调的杂志，那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主编李迪生在新华传媒工场的一次沙龙上说，《城市画报》所有的营运工作都是围绕品牌进行的。"我们的推广，我们的采编人员，我们的广告，我们的发行人员，一切围绕这个中心推进。"
《城市画报》以品牌为中心的经营和营销策略与"城市年轻人"的读者定位密切相关。其核心读者为国内大中城市中25--35岁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消费生活越来越倾向于"品牌主导型"：喝咖啡去星巴克、买东西去宜家、健身要去舒适堡……再看看他们打的手机、用的电脑、穿的衣服，几乎无一不跟品牌相关。《城市画报》要让这些喜欢"可口可乐"、"耐克"的年轻人接受，必然也要像"可口可乐"、"耐克"一样树立和巩固自己的品牌优势。它的目标不仅要从国内8000多份杂志中脱颖而出，更希望能使年轻人像买"可口可乐"一样习惯于买"画报"。
据悉，《城市画报》目前的期发行量在30万左右，年广告收入超过1000万元。
快乐：品牌的内涵
品牌经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品牌内涵的确立。只有确立品牌的定位，明确品牌的内涵，产品的品牌营销才可能有的放矢。实际上，对真正懂得，品牌营销的企业来说，品牌不是一个环节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局部的事情，而是整个企业系统的长久之计。在企业运营的流程中，品牌贯穿始终、无所不在。从产品、定价到促销、渠道，品牌如一根红线，而品牌的内涵则是品牌最终希望传递给消费者的印象和感受。
《城市画报》有个理念：不单纯做一本杂志，而要做年轻人文化的表率，要做一个文化渗透者。在这种文化理念的驱动下，杂志社必须赋予自身品牌以明确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个内涵既要符合杂志的定位，符合读者的需求，也应该符合广告商的偏好，乃至符合目标市场的趋势或规律。如何确立自己的品牌内涵?《城市画报》选择了"快乐"，要做一份始终把"快乐"作为行销诉求和经营理念的杂志。
"画报"的读者主要瞄准7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正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对生活的追求非常具有个性，而且消费力不断提升、旺盛。加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惊人。《城市画报》将目标人群定位于城市的年轻人，意味着找到了一个可持续成长的市场。《城市画报》的编者认为，当今城市的青年奉行"快乐至上"的人生观，力图通过"快乐"驱动下的内容和经营，吸引自己的目标读者。也正是这样独特的经营理念，才使其在杂志业的同质竞争中保持特色、巩固优势。
CI：品牌的视觉
在《城市画报》的品牌营销中，CI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对CI策略的应用，可以当作我们解读该杂志品牌营销的线索。
CIS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英文缩写，也可以简称CI，主要包括企业理念识别(M1)、企业行为识别(B1)、企业视觉识别(V1)、企业听觉识别(H1)四个部分。其中，最直观、最外在的部分是视觉识别(V1)，一般意义上的CI也主要指VI，它通过组织化、系统化的视觉方案传达企业的各种信息。
对报刊来说，CI的视觉组成主要有报头、Logo(标识)、字体、纸张、色彩、象征物、代言人等。报刊杂志的品牌打造，与这些CI要素密不可份。借助视觉化、规范化、系统化的CI形式，可有效地向读者传播传媒自身的理念和文化，使其对传媒的品牌印象和认知逐步与传媒的品牌特征相吻合。"媒体根据自身独特的文化理念确立的CIS，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显示本媒体与其他媒体区别的一个快捷方式，也是媒体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环节。"
下面，我们分别从口号、封面、logo、代言人等几个方面来看一看，《城市画报》的若干CI要素如何服务和引领这本杂志的品牌营销售。
口号口号既是杂志定位的最洗练概括，也是品牌营销的最响亮声音。《城市画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位，与之相对应也有不同的口号。口号直接印在每期封面上，与logo形成一个整体的视觉符号，以直接而简单的文字传递出杂志的定位。改版之初，以"带给你一个全资讯的广州"告诉人们广州城市资讯的新定位；此外，打出"新生活"的旗号，表达了《城市画报》对内容与众不同的追求，对时尚生活独特的颂扬。而从"传播者"到"引领者"的升级，也体现出杂志社对内容质量提升的自信，对品牌文化提升的自信。显然，引领比传播更加领先超前、更加高瞻远瞩。
封面作为产品直观的外部形态，封面无疑是杂志竞争的前沿阵地。杂志封面遵循一个"三步五秒"效应原则，就是要让读者在三步之遥、五秒之内在琳琅满目的报摊上发现自己。如果没有彰显个性、令人瞩目的封面，整本杂志的营销便失去了"良好的开端"。对杂志来说，封面可谓第一卖点，也是品牌创建的关键。在所有杂志品牌的cI要素中，封面无疑是最具视觉冲击的要素。
1999年，《城市画报》改版时就对杂志封面做了很大的调整，以当时比较流行的女性作为封面视觉的主打内容。开设"宠儿"栏目后，每期封面都会推出一位在广州生活、打工的漂亮另类女孩，图片精美、创意性强，文字简练耐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宠儿"照片做封面具有个性和吸引力，给《城市画报》赢得不少眼球。
然而，2001年5月11日出版的第39期《城市画报》却将封面由"宠儿"改成了"非常男女"，放弃了原先靠"一女"做封面的做法，代之以"一男一女"。对于封面的这次重大调整，编辑在扉页中向读者道出了她们的苦衷："我们尝试着用一男一女的形象作为本期杂志的封面。是不是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是不是一种更好的不一样?……
当大多数杂志都习惯用美女当封面的时候，《城市画报》的大胆创新显然有利于其保持与众不同的视觉形象和品牌风格。一般杂志很少用两个人来做封面，用专业摄影师的说法"容易分散注意力"，但《城市画报》偏偏追求"人无我有"。编者在改革封面的同时，也给新封面的杂志内容之间找到了更为默契的解释："非常男女"要表现的是"男女关系"，而这恰恰是我们核心读者最敏感、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主题。
和《城市画报》相类似，《女友》杂志对封面人物的选择上也很有巧妙的心思。当新锐豪华杂志成为都市女性宠爱的读本时，《女友》有意识地进入这个市场，期望成为成熟女性的首选。然而，逐渐长大的老读者再也回不到豆寇年华，正在长大的花季少女也期待杂志的更符合她们的需求。为此，《女友》从单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号为原来的《女友》，继续针对花样年华的学生，而下半月号则为新版的《女友》，针对已经走向社会的成熟女性。在决定封面时，《女友》考虑到：花季少女诉求的是群体意识，而成熟女性强调的是自我意识。因此，同样是两个人，《城市画报》用的则是一男一女在一起的封面风格，《女友》上半月刊用的是两个少女在一起的封面风格。
LOgO 10go就是标识，对杂志来说主要指刊头。在《城市画报》的历史上，logo的变化始终是杂志变化的主要标志。1999年9月9日，《广东画报》从一个省级图片宣传刊物摇身一变成为面向城市青年的时尚刊物，当月出版的"画报"10so发生重大变化，"广东"两字缩小后放置于"画"字的右上角，整个封面上非常显然地突出"画报"两字。据悉，早在9月份改版前，申请改名的报告已在审批中，但因尚未取得正式批文刊名不能更改。因此，9月号的处理，将"画报"而字放大，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10月8日，《广东画报》正式改名为《城市画报》，L0go中的"广东"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城市画报》放大"画报"缩小"城市"的LOGO处理方法，当前已被很多杂志所运用。在刊名更改相对不易的政策条件下，许多杂志把刊名中不希望突出的部分以缩小、淡化等形式进行弱化，而将需要突出的部分通过鲜艳的色彩、放大的字体加以突出。这样的做法既没有直接违反政策，又起到间接的更名效果。读者不仔细看《城市画报》的话，很容易把这本杂志当成《画报》。
2002年底，《城市画报》又对使用了三年的10go进行大手术。因为，国内打"画报"牌的杂志相当多，几乎每个省都有《**画报》，其中，也有不少杂志采用与《城市画报》类似的logo处理办法，以相近的字体突出"城市"二字。这样一来，《城市画报》的刊头在花花绿绿的报摊上很难"跳"出来。
总体来说，新logo对旧logo在风格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新旧logo的最大区别有两点：1．把"画报"二字缩小放至右下角，而将"城市"二字放大；2．把"城市"二字略微倾斜，并加了框。可以说，以放大"城市"取代"画报"既和其他类似的杂志logo区别开始，又更加直接的突出了杂志本身的"城市"定位。对于倾斜"城市"二字的做法，《城市画报》执行主编李晖解释说："这个设计沿用了原先的字体，为了结构不致左重右轻，两个字稍稍向左并加粗了边框。"
考虑到"这个方案未必是一个完美的设计，所以，需要拿出来征求读者和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城市画报》推出了"双封面"，把新旧logo做成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便读者比较、熟悉和接受。当时，适逢新年度杂志的征订时间，发行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双封面"的形式发布新的logo，既制造了新年新形象的阅读预期，也为发行和广告招商提供有力支持。新logo从2003年1月起正式启用，《城市画报》在读者心目中再次制造了新的视觉和品牌形象。
代言人代言人是杂志形象的具体化和人性化的体现，也是杂志品牌宣传的一种重要策略。选择与杂志定位、风格和气质相符合的形象代言人，对推广杂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很有帮助。根据《城市画报》捕捉时尚、传播流行的特点，其形象代言人也必须具有充分的时尚感以及与众不同的气质。为此，"画报"选择了周樵、古宇。两位代言人模特出身，或英俊，或美丽，其气质较一般模特都更显个性。由于《城市画报》经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行时尚排对，代言人正好可以经常参加活动，拉近杂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鲜活的方式传播"你快乐，我快乐"的新生活理念。
Ⅳ （跪求）媒体对安然(ENRON)公司的报道的案例分析题
1.媒体是水，而安然是舟。能将你捧起亦也将你吞没。
一、丑闻未泄露伊始，媒体起的作用是传播者作用。将安然捧起。
二、这个案例如揭露丑闻中媒体起到了一个监督者的作用。这个监督虽说是阴差阳错般的揭露的揭露出来，但不可不说这也是监督责任的表现。 而吞没掉安然！
2.出现这般的问题，关于媒体有什么责任呢？很奇怪这问题。主责任当然在于安然公司没有依法做帐咯。还有副责在于负责监管能源公司的政府管理者与负责检查和出具安然财务状况报告的会计师没有完全的监督好。（题外话就是：安然公司没有做好公关工作，导致了它最后的倒塌。在现在资讯发达的时代没有与媒体掌握好好的公关工作，注定你的公司是脆弱的。这也反应了媒体方面的强势与公司的悲剧。）
Ⅳ 结合案例，分析营销企业如何处理好同新闻媒介的关系
案例也有很多。例如广为人知的麦当劳肯德基，再如国内的奥妙和一些超市等。一个企业的形象要在人们心里出现，让人们看到一个字就能想到某个牌子，那么最快的办法是自我宣传还有新闻媒介。而往往新闻媒介发挥的空间比自我要大一些。所以自我认为新闻媒介是营销企业的一块垫脚石，合理利用会造成很大的财富；不合理的使用也会造成一些绯闻导致自身在公民心中的信誉度降低。说简单了，新闻媒介就如水一样，能载舟同样也能让你一无所有。
Ⅵ 关于新闻法规的一些案例
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年逾八十但身体尚好。2005年1月26日，《中华读书报》刊载文章及照片报道陈家镛已于2004年8月15日逝世。随后2005年2月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致歉声明》后，《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又在2005年第3期第75页《2004：陨落的巨星(续)》一文中以文字配发照片报道陈家镛去世。陈家镛认为此事完全扰乱了他全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为此他以《中华读书报》和《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两家媒体为被告分别向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万元。
备受关注的陈家镛院士因被误报逝世状告《科学中国人》杂志社案，今天一审有了结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向陈家镛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驳回陈家镛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作为《科学中国人》的出版发行单位负有对文章内容进行审核的义务，其未经审核即刊文报道陈家镛去世，并配有陈家镛的照片，该报道严重失实，足以造成对陈家镛人格利益的侵害。
相关链接
近年来，媒体及记者频频同法院“亲密”接触，北京市海淀法院仅今年上半年就审理了15件新闻侵权案，其中针对“新闻失实”原因提起的侵权诉讼达80%以上。而在这15件案件中，除了两件被撤诉和调解外，作为被告方的媒体全部败诉。
名词解释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报道主体违反新闻法规和其他法律规范，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发表过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内容不当或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
Ⅶ 谁能帮忙写篇某广告案例媒介分析
广告媒介的空白点与发力点——德尔惠的广告媒介组合创新案例分析作者:刘强 李江 来源：社会科学 / 经济收藏本文章 有即无，无即有的辩证规律对广告同样适用。被人们追捧的强势媒体，由于广告投放过于密集反而降低了广告效果，这是有即无；反之，被人们所忽视的广告媒体由于同质化程度底，却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这就是无即有。有与无的互动转换使我们意识到，现今的媒体策略和广告策划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谋略。 (共1页) 关键词：广告媒介组合,德尔惠公司,广告公司,福建,广告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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