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民法的主要内容
一、在基本原则中加入“绿色原则”着力打造环保立法环境
《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二、完善了自然人制度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1、增加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该条规定是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新增加的一条规定，也是在起草、审议过程中受关注、讨论比较多的一条规定。
2、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
《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3、完善了监护制度
（1）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
《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的被监护人范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而民法总则抛弃了“精神病人”概念，表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内涵而言，注重法言法语。
从外延而言，扩大了保护范围。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辨识、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欠缺的情形越来越多，另外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智力障碍和植物人，还有一些因生活态度与习惯不良而欠缺意思能力的人（如：浪费成性、酗酒成性、赌博成性、吸毒成瘾之人等）.
这些的生活习性与常人有异，其行为能力因为受到对某种物质依赖而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大多数国家都选择将其列为行为能力受限制的范围。
（2）确立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
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3）删除了精神病人所在单位
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 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4）增加了成年人意定监护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三、完善法人制度进一步细分法人主体资格
第九十七条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第九十八条 机关法人被撤销的，法人终止，其民事权利和义务由继任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没有继任的机关法人的，由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
第九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条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四、完善民事权利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方面的保护
1、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明确规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此次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内容写入《民法总则》，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归属关系，意味着个人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如果这种民事权利被侵害了，被侵权人有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是法律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进行的重大调整。
2、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一）作品；
（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
（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七）植物新品种；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是指权利人依法就知识产权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民法总则》中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也为通过单行法规制知识产权预留了空间。
3、增加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如：互联网账户、游戏装备、Q币等网络财产）写入《民法总则》，一方面顺应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虚拟财产多样化后进一步加强民法意义上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数据和虚拟网络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物。
五、完善民事责任制度细化了不同情形下的责任分担方式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关于民事责任，《民法总则》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1、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列举了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惩罚性赔偿等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
3、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一直是公众的呼声。针对当前我国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例实际，《民法总则》将见义勇为的行为用法律形式予以鼓励和保护，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见义勇为行为的后顾之忧。
此外，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六、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进一步扩大了维权空间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权利将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关于诉讼时效，《民法总则》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1、将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间规定为三年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将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由二年延长至三年，这一变化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中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司法实践，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增加了特殊诉讼时效规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以18周岁为起算点，在18岁至21岁之间，均可向法院主张权利。
如果期间有中止、中断的情形发生，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延长的情形,那么还可以比21岁的时间更长。
增加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以后提供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1)民法民法债权侵权知识扩展阅读：
民法总则的八大变化：
一、《民法总则》变化一
自然人出生、死亡时间按照以下顺序认定:“出生证明记载→户籍登记或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其他证明”，改变了《民通意见》规定的“户籍证明记载→出生证明记载→其他证明”的顺序
二、《民法总则》变化二
第16条:胎儿在涉及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方面，视为具有权利能力，但其分娩时为死体的除外。
该规定将对胎儿利益保护的范围从《继承法意见》第45条确立的遗产“特留份”制度扩大到“接受赠与”。
三、《民法总则》变化三
自然人限制行为能力的年龄起点从《民法通则》中的10周岁改为8周岁。
如果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修改，不妨走访幼儿园和小朋友侃侃，就明白其合理性。
四、《民法总则》变化四
(1)取消“有关组织指定前置”，有关当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2)增加规定“临时监护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遗嘱指定监护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监护”，即完全行为能力人“未雨绸缪”，与相关主体事先协商确定自己日后的监护人。
(5)规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监护人资格与“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义务分离，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五、《民法总则》变化五
(1)确立财产代管人“轻过失免责”规则。
(2)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一般情形为“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特殊情形为“意外事件发生之日”。
(3)规定撤销死亡宣告后婚姻关系自行恢复的例外情形:配偶申明不愿自行恢复。
六、《民法总则》变化六
《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于是存在“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实质区分。《民法总则》果断去掉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即只要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七、《民法总则》变化七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1)不再区分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只要行为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在满足其他有效要件的前提下，均有效;而超出行为能力范围实施的行为，均效力待定。
(2)该规定结束了旧法时代对“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效力区别评价的局面(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单方行为一律无效，合同行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
八、《民法总则》变化八
《民法通则》中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采取一刀切的规范模式:主观标准1年。
《民法总则》将其分为三种情形:
(1)欺诈、显失公平——主观标准1年;
(2)胁迫——胁迫行为结束之日起1年;
(3)重大误解——主观标准3个月。
此外，上述三种情形均受最长除斥期间5年(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算)的限制。
㈡ 民法总则共同侵权有哪些规定法律知识大全
是有的，对于复共同侵权责任的制具体内容，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规定共同侵权责任的本质特征立法机关倾向于仍然采用《民法通则》第130条的内容，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的责任《侵权责任法草案》倾向于采纳原来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则《侵权责任法》规定共同危险行为，是一个确定的立场。争议在于，如何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人之一的免责条件。《草案》的基本意见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㈢ 有关民法的知识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包括对自然人、法人、物与有价证券、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物权、债权（含合同、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债权）、知识产权、婚姻、继承、收养、人身权（含肖像、名誉权等）、侵权行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等方面内容。
㈣ 我国民法规定的债券中最典型的是侵权行为之债吗
民法的债权包括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等，我国民法通则专没有属把侵权行为规定在债法中，而是在民事责任中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后果，但不能以此否认侵权行为为债的发生依据，民法中把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列为法定之债，以区别于意定之债的合同之债。新的侵权责任法完善了侵权之债的内容。
㈤ 民法上怎样保护相对权如第三人对债权的标的物进行侵犯，原则上不受法律保护。这是为什么
一般来说物权具有绝对性，一些准物权，如知识产权也具有绝对权即对世权，在民法上的相对权一般是指债权，债权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如侵权、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但债权主要是指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则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包括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方式，合同之债则主张违约责任，一般根据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就按照实际损失。当然，以上责任都是通过协商、调解，诉讼，很多都需要通过诉讼解决。你后面一问，问得不够准确，如果是对标的物侵犯的话，则可以对第三人主张标的物的所有权，要求赔偿，另外存在违约的话，则可以与合同方就违约事宜协商解决。如果第三方的行为影响债务的履行（侵犯债权标的），可能你指的是这个意思，标的与标的物是不同的，标的是法律关系，而标的物是债权所指的对象，此时原则上不能对第三人主张债权，根据合同相对性。例如：甲是乙的债权人，丙侵犯了乙导致乙不能履行债务，此时甲不能告丙只能告乙，这就是债权的相对性。但这个时候乙是可以告丙的，因为丙的行为导致乙丙之间发生债权。浙江律师为你解答，希望能帮到你
㈥ 债权,知识产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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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是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回的民法上权利。本于权利义务答相对原则，相对于债权者为债务，即必须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民法上义务。因此债之关系本质上即为一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和债务都不能单独存在，否则即失去意义。
知识产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Mark Lemley教授，广泛使用该术语“知识产权”是一个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
㈦ 中国的《民法》都包括哪些内容
一、法学理论上的体系
（一）小民法
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合同、无因管理版、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权）、亲属（婚姻、继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还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体系
总则：民法通则
物权：物权法
债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亲属：婚姻法、继承法
知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等。
㈧ 案例分析 民法 债权法
商场承担。按照合同法规定，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时转移，该摩托车没有交付因此风险应由商场承担
㈨ 民法学包括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人身权，侵权责任法构成。各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页。
[10] 参见何孝元（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6月初版，第172页。
[11] 例如，拉德布鲁赫教授认为，劳动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为前提条件。但是，民法单单规定了具体的缔约人和具体的劳动契约，对企业的联合一致也毫无所知；劳动法不同于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体化为企业主、工人、雇员，不仅有个人，还有工会和企业，不只有自由订立的契约，还有构成所谓自由契约背景的重大经济上的权力斗争。因此，"劳动法的特征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实。"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页。
[12] 2002年10月28日9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同日，第77号主席令颁布。
[13] 这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研究专题组"未来20年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专题组组长为罗玉中教授；子课题报告人为国家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志强高级工程师。
[14] 该《框架》于2000年6月23日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2000年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发布。该《构想》分为4部分共11章，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或称"概念性的文件"）。《框架》虽然是基于发展本国信息产业和避免对国外计算机、电信技术装备以及软件的依赖，但实际也是在信息领域实现俄宪法中关于公民私生活、个人机密和书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规定。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一般也要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与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从1970年年代就以欧美为中心展开了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95年10月发布《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它就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思路。
[15]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总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页。
易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㈩ 司法考试中第三人造成的债权被侵害可以主张侵权吗
司法考试中第三人造成的债权被侵害可以主张侵权。权利被侵害回都可以主张侵权。
传统民答法债权理论观点认为，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都是一样。因为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人。因而，对权利的侵害只能是在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违背其应尽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侵权。第三人不是债权人的相对义务主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违背义务而构成侵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由于第三人的原因而使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甚至无法实现的情况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常见。法律的终级使命就是保护权利。凡法律上的权利都具有不可侵犯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债权的有力保护，更是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