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集团民事侵权赔偿案

⑴ 民事案件中商标侵权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包含哪些呢

商标法中对赔偿金额的规定是阶梯式的，即：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所获利益——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加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具体为：先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准，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以侵权人所获利益为准，前述两种情况都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这时候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如果可以证明侵权人属于恶意侵权，可以请求侵权人赔偿前述赔偿数额的1-3倍。在前述标准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定判决赔偿数字，最高为300万元。此外，偿数额还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权利人在此前三年内没有使用该商标的，又无法证明有其他损害的，被控侵权人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法条：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第六十四条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请求赔偿，被控侵权人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未使用注册商标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提供此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该注册商标的证据。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不能证明此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过该注册商标，也不能证明因侵权行为受到其他损失的，被控侵权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⑵ 张三诉李四侵权赔偿一案，李四败诉。但判决生效后，李四未如期履行判决，张三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是c

⑶ 民事纠纷赔偿怎么写

鉴于甲与乙 *年*月*日因琐事发生纠纷，至乙受伤，现经双方资源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甲一次性赔偿乙因伤造成的医疗费（包括后期治疗费用）及其他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00元。

2、甲须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上述赔偿款支付给乙。

3、乙收到赔偿款后，不得再向甲请求赔偿因此次受伤受到的任何损失，并保证以后发生任何情况均与甲无关。

4、双方需诚实信用，正确履行本协议内容。

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上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签字）： 乙（签字）：

日期：*年 * 月 *日

(3)渤海集团民事侵权赔偿案扩展阅读：

程序法上的特征

第一，诉讼当事人的特定性。

（1）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只能是持有某公司股份的股东，并且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

这些条件包括：在起诉时必须具有股东资格，而且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也具有股东资格；对不法行为没有表示过支持或认可，且竭尽内部救济的股东。

日本《商法》经1993年的修改后，已取消了持股数量的规定，即持有一股的股东也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在持股时间上仍规定须持续6个月持有某公司的股份。

美国联邦法和较多的州在持股时间上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行为时所有”原则（也称“股东同时存在原则”），但在持股数量方面多数不作规定。

（2）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是董事、监事、其他公司经营管理者等。

公司不能作为原告，可是它在代表诉讼中又是真正的原告，法院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直接受益人是公司。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相当于证人。

第二，管辖法院的专属性。同投资者集团诉讼一样，按照《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此类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若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

则可能发生类似投资者集团诉讼那样，众多法院均有权受理。

但此类案件也有其不同于投资者集团诉讼的方面，例如它至少不存在侵权损失结果地的广泛性，也就是说，被告所在地就是公司侵权损失结果地。

鉴于被告所在地与侵权损害结果地的一致性，应规定此种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第三，判决承受主体和判决效力的唯一性。

公司而非股东是股东代表诉讼裁判结果的直接承受主体。

但也有例外，例如，被告是该上市公司控股的多数股东、大部分股东参与违法行为或是无资格起诉的股东、原公司因合并而消灭等。

另一方面，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未参加诉讼的其他股东、公司及社会具有既判效力，判决生效后，不得对同一事项再行起诉.

新提起的诉讼案件的事由相同于已判决的诉讼案件，应当算作同一诉讼直接加以处理。

⑷ 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怎么判，赔偿多少，要不要坐牢

一般侵权行为的复后果

根据《民法通则制》，一般侵权行为是指因行为人对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并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承担责任的方法：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⑸ 民事侵权法律关系案例

1、该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李某和刘某两人均是主体，刘某享有版索赔权，李某负有权赔偿义务；客体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即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具体的说是刘某的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刘某因伤就医的财产损失；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即刘某享有向李某索赔的权利和李某负有向刘某赔偿的义务，此为法律关系的内容。
2、根据新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饲养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果受害人故意的，饲养人免责，如果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饲养人可减轻责任，若受害人存在一般过失的，饲养人不免除责任，即刘某需要对该案中的侵权行为发生事实、侵权损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点承担举证责任即可，无须证明饲养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饲养人想免责，必须就受害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⑹ 中华人民共和国.雇员被第三方侵权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抄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第9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2、第11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⑺ 民事诉讼

渤海集团民事诉讼案的背景

2002年2月21日，山东枣庄市股民张先生状告渤海集团，并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4月19日，张姓股民状告上市公司渤海集团虚假陈述案准时在济南中院开庭。有报道称，这是全国第一起法院已开庭审理的证券民事侵权诉讼。

据介绍，2001年8月16日-17日，原告张姓股民先后3次分别以12.4元、12.29元、12.18元的价格购入渤海集团股票共计1500股，金额总计18435元。但随后该股票价格一路下跌，2002年1月29日，原告以6.17元的价格将这些股票全部卖出，导致损失9420.06元。原告认为其损失系被告虚假信息披露行为所致，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损失9236.4元，手续费、过户费、印花税共183.66元，以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由于渤海集团不同意调解，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

张姓股民诉讼的依据是证监会于2001年11月公布的《关于对山东渤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证监罚字〔2001〕23号)。证监会的处罚依据是：“1993年底，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山东渤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兼并济南火柴厂的批复》(济政办发〔1993〕82号)，渤海集团对济南火柴厂实施兼并。原文件规定‘对原火柴厂的全部银行贷款给予两年挂账停息、三年减半收息的照顾，由市有关银行抓紧向上级银行申报’。对上述不确定性内容，济南市政府表示负责协调落实。1994年5月4日，渤海集团在《上市公告书》之附件《山东渤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兼并济南火柴厂报告书》中披露了‘免二减三’政策，但遗漏了‘由市有关银行向上级行申报’的内容，至今未披露。1993年12月，被渤海集团兼并的济南火柴厂欠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经二路支行贷款本金1484万元和兼并前利息303万元，合计债务1787万元。在上述‘免二减三’政策未得到银行批准且与银行就此发生诉讼的情况下，渤海集团一直坚持应享受市政府的‘免二减三’政策，1994-1995年未计提此笔贷款利息，也未计提1996、1997、1998年的半息，导致这三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1999年渤海集团补提了此笔贷款1996、1997、1998年三年的半息，合计190.3万元。……上述行为，构成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二)项所述‘在股票发行、交易过程中，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行为。”因此，证监会责令渤海集团公开披露上述未披露事项，并且对有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处分。

对争论焦点的剖析

在该案件的审理中，双方的一些争论，值得各界思索。

(一)重大遗漏算不算虚假陈述

被告渤海集团认为，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书》中认定，渤海集团1994年至1998年度相关行为违反的是1993年颁布生效的《股票条例》，而非最高法院《通知》中特指的于1999年7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法》；另外行政处罚认定的违规事实是重大遗漏，而非《股票条例》中有明确界定的虚假陈述。因此，渤海集团认为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而且，证监会处罚决定虽然已经生效，但其认定事实不当，不应作为审判依据。原告代理律师认为，虽然最高法院的《通知》未对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做明确规定，但根据立法的初衷，应当对此理解为确定的效力。否则，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岂不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依据证监会的处罚公告，渤海集团在上市公告书中没有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渤海集团的违规行为应当分为两部分。首先，上市公告书中存在重大遗漏。《证券法》中的重大遗漏是指将法定事项部分或全部不予记载，或者未予公开的行为。其次，渤海集团一直没有披露和银行的纠纷等事项，也不计提1996-1998年的利息，按照证监会的说法，这三年报表中存在虚假数据，属于虚假信息。
那么，重大遗漏是否属于虚假陈述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的不同法规之间有些出入。根据1993年8月15日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我国《证券法》第59条也按此定义，把虚假陈述行为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三种形态。可见，根据《证券法》，重大遗漏属于虚假陈述。但是，由于渤海集团重大遗漏行为是从《证券法》出台之前开始的，因此，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证监会处罚上市公司时，就只能根据1993年4月25日颁布的《股票条例》第七十四条的"在股票发行、交易过程中，作出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而不是证券法有关内容。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在最先发布的《股票条例》中，重大遗漏与虚假陈述是并列的，而在其后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证券法》中，重大遗漏属于虚假陈述。既然证监会处罚渤海集团依据的是《股票条例》，如何判定重大遗漏是否属于虚假陈述，就成了一个难点。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局限性。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是指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股民要状告上市公司，必须根据证监会的处罚，认定上市公司违反了《证券法》，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者要控告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人，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是否就排斥了其他法律法规?这也是为什么舆论认为司法解释给证券民事诉讼设了很高门槛的原因之一。就本案来看，如果原告是渤海集团重大遗漏行为的受害者，那么，还是找不到法律依据来告上市公司。

(二)虚假信息和股民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个问题是真正的争论焦点。原告律师认为，原告购买渤海集团股票，完全基于对渤海集团所做虚假陈述形成的合理信赖，原告的投资是基于对渤海集团公开信息的分析，同时渤海集团的虚假陈述行为也确实引起了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因此，此案应该适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只要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且这种虚假陈述行为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也因此造成损失，被告就应承担赔偿责任。
渤海集团认为，虚假证券信息侵权案件中的“果”，不是财产受到损害，而是知情权受到损害，投资者受损结果的发生是一果多因所致。同时，渤海集团认为原告对交易受损应自负其责。被告律师要求原告回答并举证：原告在何种情况下购进的渤海集团股票?是否长期关注渤海个股?是否知道买入后有盈利的机会?原告律师拒绝回答，并称是否回答是原告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渤海集团辩称，对于《上市公告书》中遗漏事项，渤海集团已于1999年补提了贷款1996-1998年三年的半息190.3万元，同时计提了1999年度的全息100.7万元。此事项已披露于本公司1999年中报、1999年年报、2000年中报、2000年年报及2001年中报。集团认为1999年补提半息前的信息披露行为即使虚假，这种虚假的程度也是微小的，而且已经进行了补提且进行了披露，对能够理智判断的投资者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笔者同意上市公司的观点。因为原告是在上市公司补提利息之后购入股票的。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更多应当关注的是近期的会计报表，而不是较早的财务信息。而且，从会计信息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来看，虚假财务信息的作用效果应当是有一定时限的，如果公司遗漏的信息是十分重大的，那么1999年开始公司补提利息时，其不良影响应当已经被逐渐消化，到2001年时应当对投资者的决策不再有重要影响。所以，与其说原告的损失源自被告的重大遗漏行为，不如说是因为证监会处罚这个利空消息。因此，就渤海集团诉讼案来看，被告会计信息的重大遗漏和原告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对渤海集团民事诉讼案的思考

除了以上几个焦点问题之外，在渤海集团民事诉讼案件当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在有关证券市场虚假会计信息的民事诉讼案件中，目前可能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在逐步加强证券市场法制建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概念依然十分模糊，如果不引起人们重视，可能误导整个市场秩序的走向。
(一)如何看待遗漏的信息

从证监会的处罚公告中可以看出，即使投资者依赖了不真实、不完整的会计信息在公司补充会计信息之前购入股票，公司是否仍然需要对其损失承担责任还牵涉到一个重大性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过，对重大性的判定，最低标准是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但是，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需要成本，要求上市公司事无巨细都披露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只对信息披露范围做一大致规定，并不是说这些披露内容都是重要信息。因此，这个标准可以被看作是证监会处罚上市公司的依据，但是，是否就成为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的依据?

关于重大性问题，目前在法律界依然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定量标准很难找到。但从定性上来讲，大家一般比较认可美国证券法的观点，即能够影响理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且该信息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投资者所获得信息的组合。在我国的部分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第3条规定：“本准则的规定是对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披露。”相比之下，这个标准，更加接近于审计的重要性标准。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的规定，审计重要性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我们知道，在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时，即使发现上市公司报表存在错报、漏报，只要没有达到重要性的标准，仍然可以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可见，即使按照最低标准，上市公司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应当接受证监会处罚，也不一定会影响到投资者决策。渤海集团确实违反了法律法规，但1996、1997、1998年一共遗漏的190万元利息，每年少提几十万元，与公司数百万的盈亏相比较，是否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二)究竟应该告谁

在渤海集团民事诉讼案中，上市公司成了被告。《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和承销商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只要上市公司还有钱，就轮不到其他责任人赔偿。问题是：股东权益仍然是股东的，为什么股东的损失最终还要自己承担?
对这个问题，很多专家提出应当采用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即为了制止滥用公司法人制度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或公共利益承担责任。

渤海集团诉讼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随着我国证券法制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要求法律能够保护弱小的投资者，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证券市场。随着我国市场越来越开放，证券市场将受到周边市场的影响，因此，建立一个法制健全的证券市场，让我国的上市公司融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实属当务之急。

⑻ 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如何索赔

同一行为同时符合侵权构成要件和犯罪构成要件，则同时产生刑事责任回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优答先于刑事责任，因此，在加害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应优先用于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诉讼程序上，受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追究侵权责任，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目前，不论是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均不受理当事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诉讼时效上，进入刑事审理阶段的案件，其民事诉讼时效自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因此，未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的，仍可在刑事程序终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应及时提起以免诉讼时效超期。同样，对于同时产生行政责任的，亦如此遵循“私权优先”原则，优先承担侵权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⑼ 如何处理股民诉某港股份公司虚假证券信息案

宓雪军厉健

案情简介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有关中级法院受理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达900多件，其间涉及大庆联谊、圣方科技、ST同达、嘉宝实业、渤海集团、ST九州、三九医药、红光实业、银广夏、sT天颐、sT东方、某某港等12家上市公司。

同年11月11日，上海股民彭淼秋女士诉嘉宝实业公司等作出虚假陈述赔偿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彭淼秋的诉讼请求为1312．32元，实际获赔800元。彭淼秋由此成为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案中获赔第一人，该案也因系中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第一案而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抹上浓重的一笔。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证券界将其简称为《1·9规定》)。

《1·9规定》指出，如果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曾被证监会或财政部处罚或是被法院判定有罪，因此受到损失的股民可以向上市公司索赔。

上述规定甫出台，立刻一石激起千层浪。自2003年2月1日起，受害股民纷纷再次拿起法律武器把作出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告上法庭，而各地方法院也为证券官司大开绿灯。

此前的2002年9月至12月，财政部对某某港2000年及前一年度的检查表明，某某港多确认收入3．6717亿元人民币，少计财务费用4945万元人民币，少计主营业务成本780万元人民币，多列资产1．1969亿元人民币。

随后，某某港被财政部作出行政处罚：予以通报，并处以罚款10万元。2002年10月21日，公司董事会对被检查和处罚问题进行公告，某某港A股、某港B股股价随之大幅下跌。

2003年2月8日，成都市3名股民起诉某某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立案。这是《1·9规定》实施以后全国第一例证券民事赔偿案，也是第一件起诉B股上市公司的赔偿案，第一起以财政部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的案件。

在该案的被告名单中，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斯时，浙江的小股民从媒体上看到消息激动不已，但又无可奈何。激动的是索赔有了“领头羊”，有了“前车之鉴”；而无可奈何的是，成都3名股民总共索赔8万多元，赔偿多少仍是未知数。而扣除各种费用，即使是全赔也所剩无几。有人开始打消索赔的念头。

2003年2月，宓雪军作为法律咨询专家参与杭州武林广场的一次免费法律咨询现场活动。许多小股民把索赔的问题抛给了他，他做了一一解答。之后，宓雪军借助媒体称可以先期垫付差旅费，为股民状告上市公司做代理。

截至2003年6月16日，57名股民委托裕丰律所状告某某港，其中“某某港A股”有14名，“某港B股”有43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并依照原告人数、损失类型分为6个案件，索赔总额185万元。

起诉的被告不仅有某某港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亿万富豪张某某(时任某某港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A省证券公司、B证券有限公司、C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D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005年4月，浙江82位“某某港”、“某港B股”股民按诉讼标的额的65％最终获赔176万元，这一赔付比例在全国各地“某某港”系列案件中是最高的，外省股民“某某港”案的赔付比例大致在30％一55％之间，相比之下本所律师的代理成效非常显著，《青年时报》评价该案为“浙江小股民索赔第一案”。

争议焦点

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扣除大盘系统风险因素。

被告某某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港公司)依据《规定》第19条第四款规定提出抗辩，提出“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要求对每位原告的损失求偿额分别扣除大盘系统风险因素，即按诉讼标的额的30％赔付。

律师认为《规定》第19条第四款规定存在缺陷，坚决反对“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本所律师引用“老鼠屎理论”予以驳斥，并举出实例据理力争。

审理判决

2005年4月，浙江82位“某某港”、“某港B股”股民按诉讼标的额的65％最终获赔176万元。

经典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19条第四款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致。

由于上述条款仅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也未详细阐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

被告某某港公司依据《规定》第19条第四款提出抗辩，虽然某某港公司存在虚假陈述问题，但如果不是大盘大跌，股民根本不会遭此重创。因此，每位原告的损失求偿额应当分别扣除大盘系统风险因素。

被告某某港公司举例论证：因国务院2001年6月12日出台减持国有股方案，造成股市暴跌，使上证指数从2222．96点跌至最低点1339．20点，跌幅高达39．76％。受此影响，某港A股大幅下跌，股价从11．55元跌至最低价7元，跌幅高达39．39％。由此可印证，由于系统风险造成某某港股价下跌，此期间某某港A股股东损失与某某港虚假陈述之问没有因果关系。

因国务院2002年6月24日停止减持国有股方案，造成股市上扬，上证指数涨幅高达9．25％，受此影响，某某港A股涨幅10．07％。直至2002年10月才跌回宣布停止减持国有股方案之前的股价。由此可见，由于系统风险造成某某港股价暴涨，此期间因高价购买某某港A股造成损失与某某港虚假陈述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据此，被告某某港公司认为原告损失求偿额的70％是由于大盘系统风险因素造成的，只同意按损失求偿额的30％赔付。

律师认为，《规定》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规定，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在第19条中，缺乏可操作性。被告某某港公司据此提出“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抗辩，显然是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

假设沈阳中院采纳被告某某港公司提出的“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观点，那么，大盘指数涨跌幅度的起止时点是无法确定的，而计算起止时点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涨跌幅度结果不一致，每位原告扣除的金额可能出现好几个计算结果，无论取舍哪个计算结果都会产生重大争议。比如说，大盘指数的起算时点按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起算还是按原告第一笔买人股票的时间起算?是按照符合因果关系的股票买入时起算还是按照多次买入的平均指数计算?假设大盘指数涨跌幅度起算时点从被告虚假陈述时起至抛售日或基准日止。举例说明：“锦港B股”于1998年5月19日上市，根据上交所历史数据查询：1998年5月19日-2002年12月23日，B股指数历史行情累计涨幅148．9％。“某某港”A股于1999年6月7日上市，根据上交所历史数据查询：1999年6月7日-2003年4月4日，A股指数历史行情累计涨幅16．41％。

假设大盘指数涨跌幅度的起算时点从揭露日起至基准日止。举例说明：根据上交所历史数据查询：2002年10月22日-2002年12月23日，B股指数历史行情累计涨跌幅-11．94％。2002年10月22日-2003年4月4日，A股指数历史行情累计涨幅0．08％。

由此可见，如果法院认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那么，如何精确计算原告的损失额将是法院面临的重大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将会产生更大的争议。

同时，律师认为，大盘综合指数只是表明所有股票的涨跌趋势和幅度，不能代表任何个股的风险。在大盘综合指数上涨的情况下，“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将成为谬误。相对于“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老鼠屎理论”显然更有说服力。

“系统风险扣除论”只是假设了大盘下跌时，原告的损失必须扣除系统风险因素，那么，如果大盘上涨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假设在涉及虚假陈述的公司股票下跌50％期间，大盘却上涨了20％，根据“系统风险扣除论”，是不是应该赔偿投资者50％+20％的损失呢?如此，原告不但没有亏损，相反还可以赚20％?但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法理是没有实际发生的损失不能获得赔偿，否则便是不当得利。

对此，“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又作何解释呢?很显然，《规定》第19条第四款对此也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即使在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没有一个国家在审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时，考虑所谓的大盘系统风险。

为了更形象生动地驳斥“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律师引用了“老鼠屎理论”：在饭店吃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即在最后吃汤的时候，发现碗里有一粒老鼠屎，于是大家不仅不会再喝，还会让服务员将汤碗端走。这时，老板却阻止说，这汤还可以喝，只要把老鼠屎剔除，大家继续喝吧。试问，有人继续喝吗?有人仍然为此买单吗?答案显然是显而易见的。汤是否可口好比是系统风险，正常情况下只要点了汤就应当付钱。老鼠屎好比是个股的特殊风险，这是事先不会考虑到的。如果汤里出现老鼠屎，那么有过错的饭店一方将承担全部的风险，而不再考虑汤是否可口的系统风险，汤里有了老鼠屎就不买单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公理。

根据上述理由，本所律师认为被告某某港公司依据“大盘系统风险扣除论”减免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分析，可见《规定》第19条第四款法理依据不足，且缺乏可操作性，原告的损失不应扣除大盘系统风险因素。

“某某港”案虽已调解结案，寥寥几百字的调解书中并没有提及如何适用《规定》第19条第四款，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如何认定对于各地法院在审理其他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时是无法回避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以个案批复的形式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⑽ 民事纠纷赔偿问题

你好，如果认为对方治疗费用不合理或者认为不应当承担责任，是可以拒绝回支付的。通过你的描答述，对方骂人在先，存在过错，但毕竟在冲突中受伤，对方也是可以向你方主张相关损失的。但先行支付医疗费并非法定义务，因此也可以拒绝支付医疗费，而是等对方治疗终结并起诉后，通过诉讼的方式确定责任比例以及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