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家庭财产纠纷案例
原告：杜海生，男，30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农民。原告：杜满生，男，27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农民。被告：杜喜生，男，35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农民。第三人：杜永生，男，45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农民。第三人：杜海鱼，女，21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农民。原告杜海生、杜满生因与被告杜喜生发生房产确权纠纷，向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杜海生、杜满生诉称：争议的平房三间、马棚一间，是第三人杜永生为全家人购买的，有宅基地使用证为凭。现被告杜喜生准备将此房据为己有。请求依法确认争议房屋的产权为全家人共有。被告杜喜生辩称：争议房屋是第三人杜永生买下后准备以原价转让给我的，故在宅基地使用证上写明户主是我。既然原告想争此房产，我可以不要，但须物归原主杜永生。第三人杜永生称：被告杜喜生所辩属实，因杜喜生身有残疾，故我买下此房后准备以原价转让给他一人所有，并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平定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本案当事人系同胞兄妹。他们的父亲于1977年去世后，第三人杜永生即成家另过，只留母亲杨三妮和被告杜喜生、原告杜海生和杜满生以及第三人杜海鱼在一起生活。1984年，杜永生以700元价款买下村里的平房三间、马棚一间。1986年，杜永生出面为此房产申领了 “宅基地使用征”，证内填明户主是杜喜生，家庭成员为五口人。该村的宅基地清查登记表上记载，宅基地使用证上所填的五口人，是户主杜喜生和家庭成员杨三妮、杜海生、杜满生、杜海鱼。这五口人曾对此房产管理使用过一段时间。1987年杨三妮去世。1992年4月原告、被告之间因家务发生纠纷，杜永生在此时声称争议房产只转让给杜喜生一人所有，并将他保存的宅基地使用证上所填的“五口”人改为“一口”人。同年7月，杜喜生以1800元价款将争议房产出租给邻居卢维柱使用。杜海生、杜满生以房产是全家共有财产为由，提起确权诉讼。平定县人民法院认为：第三人杜永生以700元价款购得争议房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是该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对该房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杜永生在自己申办的宅基地使用证上已经声明户主是杜喜生，家庭成员是杜喜生、杨三妮、杜海生、杜满生、杜海鱼五口人，这是杜永生对自己所有的财产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实属自愿转让。宅基地使用证是合法有效的证件，应当予以保护。以杜喜生为户主的全家五口人，在杜永生申办了宅基地使用证后，已经对此房产进行管理使用，至此，杜永生对争议财产的所有权，已合法转让给以杜喜生为户主的五口人共有。在家庭发生纠纷后，杜永生对自愿转让产权的行为翻悔，私自涂改宅基地使用证上的记载事项，声称只转让给杜喜生一人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5条“财产所有权合法转移后，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的规定，对杜永生的翻悔行为，不予支持。据此，平定县人民法院于1994年7月18日判决：讼争之平房三间、马棚一间属杜喜生、杜满生、杜海生、杜海鱼及其母杨三妮五人共同所有。第一审宣判后，被告杜喜生、第三人杜水生不服，以杜喜生、杜永生之间是准备以原价转让房屋。至今房产证仍在杜永生手中，一审认定所有权已经合法转让与事实不符为由，向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期间查明：上诉人杜永生仅在1986年口头答应过将争议房产以原买价出卖给上诉人杜喜生，但双方至今未交付房产和价款，也未办理房屋买卖契税及书面合同，房屋产权证明仍在杜永生手中，一审认定的五口人曾对此房产管理使用过一段时间，是指五口人在无房屋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在此房中居住过一段时间这一事实。一审认定的杜喜生将此房以1800元价出租给邻居使用一节，事实是出租房屋是由杜喜生联系的，但承租人所交的房屋租金却是由杜永生收取的，且最后议定房屋出租价是900元。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宅基地使用证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农村居民建筑住宅使用土地的合法状况予以确认的证件。只有持有宅基地使用证的人，才能在其合法使用的宅基范围内建房，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人应当与房屋所有权人一致。房屋产权证书是确认房屋产权的合法证据，其他证件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书确权的效力。被上诉人杜海生、杜满生以宅基地使用证上的记载内容要求确认房屋产权的归属，是不妥的。房屋所有权的转让，分无偿转让（即赠与）和有偿转让（即买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一审判决既然认定杜永生已将房产所有权转让、又没有查明受让人有给付对价的事实，就应当对本案适用赠与房屋的规定。但是，房屋产权证书至今仍在上诉人杜永生手中。上诉人杜喜生和被上诉人杜海生、杜满生等人虽在此房中居住过，却并不是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一审判决以宅基地使用证上的记载和杜喜生等曾在此房中居住过的事实，就认定杜永生已将房产所有权合法转让，于法不符。杜永生虽然口头上说过要将此房以原价转让给杜喜生，但从未交出过产权证书，也未收取过杜喜生给付的房价，更没有实际将房产交付给杜喜生使用，却收取了邻居卢维柱交纳的900元房租，这些事实都说明，争议房屋的产权既没有发生过无偿的转让，也没有发生过有偿的转让，一直控制在产权人杜永生手中。据此，阳泉市中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4年11月9日判决： 一、撤销平定县人民法院（1994）平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二、双方所争之平房三间、马棚一间归杜永生所有。
❷ 有关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案例
案例1：甲驾车违章，被交通机关将机动车扣留，停放于派出所内的停车场，甲于当晚将车偷偷开回家，后被公安机关发现。甲是否构成犯罪，何罪？
❸ 有关侵犯财产权的事例
何代常诉何玉明强收分家后其责任地里的庄稼侵犯财产权案
被告何玉明系原告何代常之父，何代常独身。１９８７年，由何玉明主持，何代常与弟弟何代树分家别居。何代常奉养母亲肖安君，经营管理自己和肖安君的２份责任地，同时承担２人相应的农业税、提留、统筹等法定义务。何代树奉养父亲何玉明，经营管理自己一家和何玉明的５份责任地，也承担５个人相应的农业税、提留、统筹等法定义务。何玉明对何代常、何代树兄弟二人具体经营管理的责任地的位置和面积指划明确，何代常、何代树无异议，各按其划分的责任地自主经营管理。１９９５年肖安君病亡，何玉明要求耕种肖安君的那份责任地，何代常未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将肖安君的责任地退还给所在三社集体。何玉明对此不满，与何代常发生纠纷。１９９６年夏收、秋收季节，何玉明先后强收何代常种植的黄豆５公斤、黄谷５０公斤。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人民政府兴隆村村民委员会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０日进行调处，明确：争议的承包责任地系何代常分家后耕种，何玉明多次收割何代常种植在承包责任地里的庄稼，是错误的，应当归还何代常。何玉明不执行此调解意见，何代常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原告何代常诉称：被告何玉明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７月、８月，先后强收其种植在自己经营管理的承包责任地里的黄豆７．５公斤、黄谷１２５公斤为己有。要求判令被告返还粮食或折价赔偿。
被告何玉明辩称：收走的黄豆、黄谷生长在自己的承包责任地上，不属原告人所有，不同意赔偿。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当和睦相处。争议之地的所有权属打古镇兴隆村三社，长期由何代常耕种，他人无异议，何玉明也无异议，该地的经营管理权应属何代常。何玉明所持争议之地的经营管理权属自己的理由与事实不相符合，不予采纳。被告强收原告种植的庄稼，无法定理由，属侵权行为，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何玉明赔偿原告何代常的庄稼损失折合人民币９６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农民种植在自己承包责任地里的庄稼，属自己所有，为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容他人非法侵占。这里的“他人”，应为该农民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包括未与该农民共同生活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因此，父亲强收已分家独立生活的子女责任地里的庄稼为己有，应属侵权。有人认为父母有权将子女的庄稼无偿占为己有，作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费，不是侵权行为。这种观点在子女未尽赡养义务情况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追索赡养费与侵占子女的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同。如果子女未尽赡养义务，父母应求助法律手段来确定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并取得相应的强制执行权。如果子女尽了赡养义务，父母无法定事由占有子女的财产，就与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相违背。因而主张父母有权占有子女的财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在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下，父母强收子女的庄稼为己有，才不认为是侵权行为。因为封建法律制度规定：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权利，包括财产权、教诫权、主婚权等，甚至有生死予夺之权。子女的一切都是父母的，父母将子女的财产无偿占为己有是天经地义、合法合道德的行为。根据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父母非法侵占子女的合法财产，也是违反法律的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何玉明虽年近８旬，需要子女赡养，但其并未主张受赡养的权利，而是认为儿子的责任地仍属自己（实际是名义大家庭）承包的责任地（不排除当初承包时是以被告作为户主名义承包的，分家后未改变原承包合同名义承包人）。但事实是因分家已将责任地分开，由原来的一个承包群体变成两个以上承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承认分家带来的法律后果，新的承包群体成为新的财产权主体，所以，被告强行收走其年过５０的儿子何代常种植的庄稼为己有，其行为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受保护的规定，侵犯了何代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判决何玉明赔偿何代常的损失是正确的。
❹ 财产继承权案例
甲方:无行为能力人A,代表人B(A的姐姐)
乙方:A的侄子C(对A进了赡养义务)
甲乙双方签定了一份协议:
C投入资金盖了13间房子.其中6间的产权归C,7间归A,并协议在A有生之年产权不得变动.
1、b处理a的房产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监护人不得任意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且协议中有规定，在A有生之年房产不得变动，如果b擅自处分，即构成违约，c可以胜诉。不过，若房产被他人善意取得， 则无法取回房产了
2、若a先于b去世，如果没有其他继承人，则房产由b继承，因为她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侄子不管是否尽赡养义务，均不能作为继承人。
3、c确实处于不利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协议中规定，若a去世，则c取回房产，将该协议规定为付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此种方法最保险。也可以做一个公证遗嘱，规定该房产由c继承.
发生继承纠纷怎么办？
继承纠纷，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因争执死者的遗产而发生的纠纷。如因继承权、继承顺序、遗产分配份额等发生争议，都属于继承纠纷。
继承纠纷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非侵权纠纷，如继承人仅对遗嘱的效力、遗产的范围和数额、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等问题认识不一而产生的纠纷。另一类是侵权纠纷，即因发生侵害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行为，如：非法取消继承人、受遗赠人资格的行为；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行为；非法处分未分割的遗产的行为；非法扣减继承人应继遗产份额和遗赠财产的数额的行为；法定代理人损害被代理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行为；遗产分割时，未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的行为；非法剥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依法可以分得遗产的权利，或者非法扣减其应得的遗产份额的行为。这些继承纠纷均可依法进行处理。妥善处理遗产继承，避免或减少遗产纠纷，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团结互助和社会安定，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规定，继承纠纷包括：法定继承纠纷（转继承纠纷、代位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继承权确认纠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赠纠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解决途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发生了继承纠纷，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加以解决：
1．自行协商
继承纠纷发生后，相关当事人可以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互谅互让，就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协商达成一个各继承人都愿接受的协议，然后按协议分割遗产。协商虽然是在产生纠纷的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但也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平等自愿原则。协商不是法定的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经程序，所以，必须在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这种方式．再者，协商后达成的协议也必须是在双方当事人都自愿的基础上达成。．
(2)合法原则。分清是非是协商解决的前提，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继承方面的法律、政策的规定。经协商达成的协议本身也要合法，否则无效。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在协商处理继承纠纷时，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此不能按违法对待。
(3）不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当事人不得为达成协议，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否则，这种协商便失去了公正性和合理性，因此，也不受法律保护。
以协商方式处理遗产纠纷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团结，由协商解决完全基于有关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因此处理后不会伤害彼此之间的亲情，也有利于纠纷的迅速、彻底解决。由于以协商方式处理遗产纠纷，不需经过别人的调解，更无须诉诸法院，节省了当事人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同时，由于协议是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因而能够使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2.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在发生继承纠纷后，如有关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继承法为依据，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调解纠纷，促使当事人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互相谅解，互相让步，达成协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达成以后，各当事人都应当自觉遵守和履行。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继承纠纷发生后，经协商不成时，可以不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任何一方也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3条的规定，继承纠纷不能仲裁。因此，有关当事人之间因继承发生纠纷后，不能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❺ 财产继承权身边的案例
大学同学小林，女孩，24岁，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杭州人。
父亲在当地做建材生意，不算巨富，也有近千万身家。杭州市区有一套近两百平的公寓，郊区还有一栋别墅。
小林姐妹两人，还有一个比她大一岁的姐姐。小林的父亲50多岁，自己是个独子，结婚之后就一直非常想要儿子，只生了两个女儿是他“最大遗憾”（他自己没事就念叨）。
小林的父亲最近五六年生意越来越顺，想儿子的心思又冒了起来。2003年，他在外面养了一个二奶，2004年这个二奶还真给他生了个儿子。
有了这个儿子之后，二奶立即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小林的父亲也提出了离婚。小林的母亲本来身体就有病，去年就去世了。
妻子一死，小林的父亲就开始操办和给他生了儿子的二奶的婚礼。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准备结婚前一个月，小林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
那时候，小林也刚刚大学毕业回杭州，和姐姐一起生活。可是这时二奶提出来，自己的儿子应该继承家产，要把小林和姐姐赶出去。
本来这件事协商不成就法律解决好了。可是让小林和姐姐没办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几个姑姑，还有80多岁的爷爷，都站在了二奶这一边。提出由小林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才两岁多的私生子继承全部财产。给小林和姐姐每人30万做嫁妆。
原本小林和姐姐坚决不同意，可是几个月的消耗下来，她们已经坚持不住了。甚至小林给我打电话时已经流露出对自己的怀疑，她已经快要被几个姑姑说服了，女儿就是没资格继承家产，她打算放弃自己的继承权。
她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劝她坚持自己的权力？女儿真的没资格继承家产吗？
❻ 请大家帮我找找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案例,谢谢大家了
为索债私扣车辆 债未讨回反赔钱
中国法院网讯 王侠为讨债强行扣押他人车辆，结果债未讨回反赔钱。日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侠将所扣货车返还给原告王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00元。
7月21日下午，王侠率人到工地找到正在拉砖的王强，向其讨要欠款。王强称手头暂时没钱，请求再宽限几日。为使王强主动还钱，王侠遂强行将王强用于营运的北京JB2310P8型货车扣押。王强几次托人交涉，要求王侠返还车辆，但王侠拒不返还。王强无奈，遂将王侠诉至法庭。
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告王侠无合法依据，私自扣押原告用于营运的货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应立即停止侵权，对所扣货车予以返还。因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酌情予以赔偿。（文中之人均为化名）
不孝长子无缘遗产 丧偶儿媳全部继承
中国法院网讯 10月24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继承纠纷案，老人的亲生长子因不尽赡养义务，无缘遗产；丧偶儿媳姜丽萍因为悉心侍奉老人，获得了老人的全部遗产1.3万元。
花甲老人周翠英生育了两个儿子。次子夏志亮与姜丽萍结婚后，生育一男孩。不久，夏志亮因工程事故而死亡。长子夏志明到邻村招亲，长期在外打工，对亲生的花甲老母从来没有过问。2002年9月，老人因病卧床，动弹不得，姜丽萍一直将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悉心侍奉，而夏志明却对老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今年3月，周翠英病逝，留下1.3万元存款。夏志明得知后从外地赶回家，强行要取走周翠英的存款，赶姜丽萍出家。无奈，姜丽萍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上述判决。宣判后，双方均表示服判。
案例辨析：借记卡存款被盗责任分析
银行应负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
2003年1月，唐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了一张金穗借记卡。2004年8月，唐先生在持卡取款时，被告知卡中仅剩人民币98.90元，卡中原有的人民币36万元已经被转走。后经公安局调查，有人伪造了唐先生的身份证，以唐先生的名义申请了金穗借记卡，然后利用银行的电话转账业务，将唐先生的存款盗取，并于当日分五次从五个网点全部提现。案件至今尚未破获。
唐先生认为在自己未申请电话转账业务和身份证、金穗借记卡未遗失及密码未泄漏的情况下银行应该对此事负责。而在与银行的交涉中，银行同样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从而拒绝赔偿。
李刚(北京市律师协会银行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广住律师事务所律师)
唐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了金穗借记卡，那么唐先生与银行双方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合法的储蓄合同关系。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银行负有保护唐先生存款安全的义务，即有关唐先生的所有银行交易，银行负有严格审查相关的证件、密码的义务。
唐先生的身份证、金穗借记卡未遗失，密码未泄漏，未办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也没有申请电话转账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卡中原有的存款却被转走并提取。银行理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银行作为储蓄机构，它的工作人员应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仔细审查客户的身份证件，辨别客户身份证件的真伪，以保护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正是由于银行的疏于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查不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利用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以唐先生的名义成功申请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而后通过电话转帐业务，转走了唐先生金穗借记卡中的存款。
犯罪嫌疑人以唐先生的名义成功申请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只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关键点，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唐先生金穗借记卡的密码。根据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电话转账业务适用于中国农业银行的两张同城银行卡之间，而要转账成功，还必须提供转出卡的密码。即要想从唐先生的金穗借记卡中通过电话转账业务转出其存款必须要提供唐先生的密码。由此可知，犯罪嫌疑人是知道唐先生的密码的。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获知唐先生的密码的，暂时无人知道。银行如果以“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码”来进行抗辩，就要提供唐先生自己泄漏密码的确切证据。如果银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码，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王良钢（北京市京仁律师事务所）
在充分研究各银行的《借记卡章程》后，可以预料，银行方面肯定会以《借记卡章程》“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和“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视为合法交易。因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的规定来抗辩。在现实的同类案件中，银行也正是以此为主要抗辩理由，并成为致持卡人败诉的利器。但律师认为该抗辩是不成立的。
首先，在借记卡的取款(取现和转账)交易中，密码不是惟一凭证，除密码外，借记卡也是凭证，在大额取款时，身份证也是凭证。仅以密码相符作为合法交易的要件，势必使无卡、无证的取款交易成为合法，使存款的安全性大打折扣。
其次，密码失密的途径可能有三：一是持卡人泄密；二是银行泄密；三是他人破密。既然失密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那么不问青红皂白地规定“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无疑是银行在以“霸王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
再则，“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定，使银行不思在技术和流程上改进和加强借记卡的安全性，不去辨别身份证的真伪，不履行最大可能减少甚至杜绝伪造、冒用借记卡交易的义务，使借记卡的安全性得不到应有保障。
除上述对银行抗辩的反驳外，律师认为明确以下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此类案件的刑事部分通常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因持卡人的存款处于银行的实际控制中，犯罪对象是借记卡(在《借记卡章程》与借记卡上分别明确规定“借记卡所有权属发卡行”与“本卡所有权属某某银行”)，犯罪的主要客体不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而是金融票证管理制度和银行的财产所有权，因此，银行不应将因他人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失转嫁到持卡人身上。
第二，持卡人是接受银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该类案件的民事部分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基于上述理由和对《借记卡章程》的解读以及本案的案情，银行在本案中存在以下过错：
1.银行在《借记卡章程》和申请表中没有载明借记卡的电话转账功能，侵犯了持卡人的知情权；
2.银行自行为持卡人设置电话转账服务，侵犯了持卡人的服务选择权；
3.银行设置的电话转账服务，使无卡转账得以实现，客观上取消了借记卡本身所具有的安全保障功能，银行没有全面履行保障持卡人财产安全的义务；
4.银行查验身份证和限制大额取现的业务流程形同虚设，没有履行谨慎注意义务。
银行没有过错不负责任
杨文莉（北京律协银行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本案例中我们获知，唐先生在借记卡上的存款被他人利用电话银行的转账功能，转入另一张以唐先生名义开立的借记卡后取现，而这后一张借记卡是他人利用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申办的。在一般情况下，开通电话银行转账业务以及利用电话银行进行转账均需要根据电话银行系统的语音提示，输入借记卡的卡号及密码等相关信息方能办理，而犯罪分子又是怎样获得唐先生的卡号和密码的呢？由于公安机关尚未破案，我们不得而知。
类似的案例已屡见不鲜，例如：某女士持借记卡在某银行的ATM机上取现时，随手将ATM机打印出来的交易凭条丢弃，而这一举动却恰恰被犯罪分子注意到。于是，在某女士离开后，犯罪分子拾取了该交易凭条，故此获得了某女士借记卡上的有关信息，例如借记卡的卡号等。而更有甚者，当某女士输入交易密码时，被早已有所准备的犯罪分子偷窥到。因此，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取款人的疏忽大意，获得借记卡上的有关信息，从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某银行“借记卡章程”的有关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的密码，防止泄漏，凡密码泄漏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合法交易。因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因此，须提请大家注意：持卡人在使用借记卡的过程中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借记卡及密码，防止泄漏、遗失及被盗。在银行申请借记卡后，对借记卡的初始密码要及时更改，且密码的编辑要科学化，尽量避免使用自己的生日、有规律的数字等易于被他人破译的密码。另外，在银行的ATM机上取现时，应首先注意观察ATM机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应去其他的ATM机取款或改在银行的柜台办理。交易完毕后，应及时取走借记卡及交易凭条并妥善保管。此外，不要随意将身份证或者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供给他人，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另外，银行只对公民的身份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银行根本无能力进行实质审查，身份证的真伪最终应由公安机关负责鉴定。况且，本人认为案件的关键是犯罪分子获得了唐先生的卡号及密码，才使得存款从唐先生的借记卡中转出，这是导致存款被盗取的直接原因。当然，对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未辨别出来，银行应改进辨别身份证真伪的技能和技术设备，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虽然在本案中，唐先生曾声明他从未将其借记卡的卡号、密码以及身份证丢失或泄漏给他人，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本人认为，除非唐先生能举证证明银行在这起存款被盗取案中存在明显的过错，否则，他很难通过民事程序获得赔偿。
既然唐先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故本案属于诈骗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抓捕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追缴赃款，用以赔偿唐先生的全部损失。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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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各位大神，谁有关于侵犯财产权的案例像政治书上的一样案例
案情简介：
2007年5月，蔡某就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紫澜XX号房产遭到侵权一事，向专荔湾区人民法院提属起了诉讼，要求广州某五金工业公司停止侵害，返还房产，并且赔偿损失。上述房产是蔡某母亲于1940年继承其父亲的遗产所得，后其母亲病故，蔡某便取得该房的实际占有使用权。1970年，由于国家当时实行私人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该房由房管局代管，1976年，广州某五金工业公司经过广州市城市规划处(广州市规划局的前身)的许可，获得上述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理房地产证。由此，便产生了上述侵犯财产权的诉讼。曹伟钊律师作为广州某五金工业公司的法律顾问，依法代表工业公司参加了诉讼庭审。
剖析：
该案的情况较为特殊，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还涉及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代管房、经租房、双代房等问题。曹律师从案件的源头入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国家关于特定历史时期房产处理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应特别处理，工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占有权手续合法，及蔡某的起诉主体资格问题等思路进行答辩，使案件在一审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目前，该案正处于中院的二审庭审阶段。
❽ 有什么侵犯财产权的案例
郑梅玉诉启东市公安局收容审查、侵犯财产权，莆田市公安局侵犯财
本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公安机关是否享有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的职权。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中规定："对经济纠纷问题，应由有关企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更不允许以查处经济犯罪为名，以收审、扣押人质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经济纠纷问题。"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该决定取消了合同管理机关对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权。明确规定："经济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依照上述规定，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的职权属于有关企事业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无此职权。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没有进行处理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如果公安机关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其行为则应作为无效行为而被撤销。无论其动机、目的正当、合法与否，只要行为客观上超越权限，即构成行政越权。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启东市公安局和莆田市公安局以查处诈骗案件为名，插手郑梅玉与张建新等人因购买鳗鱼苗而发生的债务纠纷，对郑梅玉采取收容审查措施并索取人民币２３０００元，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超越了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是一种行政越权行为。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其收容审查决定，判令其返还原告的人民币２３０００元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是正确的，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四目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二、启东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在我国，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没有行政组织法的根据，又没有特别法的授权，或者虽有法律的根据，但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其行为都属于越权行为。例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人有权处以１５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某公安机关对行为人处以２０日或２５日的拘留，则该具体行政为属于超越法定职权的行为，尽管该公安机关享有法定职权，但逾越了法定权限范围，也构成超越职权。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容审查的对象仅限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对上述两类人以外的人，则不属于收容审查的范围，公安机关也无权对其采取收审措施。本案中，启东市公安局对不属于收审对象的郑梅玉采取收容审查措施，超越了其职权范围。
❾ 财产权纠纷
野山参属于甲所有，乙应当返还给甲。
如果乙不返还，甲可以起诉，法院会判决乙返还的。
毕竟野山参在甲承包的山林里，野山参的所有权属于甲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