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侵权案例判决书

⑴ 谁帮我找一篇公众人物隐私权侵权的法院判决书，我请他吃饭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 西民初字第6631号

原告方是民（笔名方舟子），自由撰稿人。 委托代理人王京武，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红民，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 被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住所地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 法定代表人王邦佐，副主席。 委托代理人富敏荣，上海市新文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屠铭，上海市新文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是民与被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方是民及其诉讼代理人王京武、马红民，被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诉讼代理人富敏荣、屠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是民诉称，被告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在2003年第3－5期连续刊登署名“野鹤”的文章：《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文章使用大量侮辱性的言辞点名指责、谩骂原告。如将原告称为“假洋鬼子”、“学术警察”、“江湖骗子”等。文章还捏造事实，恶意诽谤原告为了政治目的或为了获得政治权势而从事学术打假活动。文章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对原告进行恶意诬蔑和诽谤。如“……（原告）也唱起了‘反爱国主义’的‘高调’了”；“真正是个洋奴气十足的、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江湖骗子”等等。由于被告未履行对其主办杂志的监督、审核职责，致使该杂志连续三期发表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断章取义的文章，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谩骂、诬蔑，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对原告的人格和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给原告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在《探索与争鸣》杂志显著位置连续刊登三期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7041.23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辩称，被告下属《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在2003年第3－5期《探索与争鸣》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组文章系由作者投稿而来，具有合法来源，文章内容并未超越学术争鸣的范畴。本案争议文章经过杂志社审核予以刊登，已尽到出版单位审慎的义务。文章所批评的问题是真实的，引文也有合法的出处，并且模仿了方舟子等惯用的笔法和文风。本案争议文章始终围绕对方舟子有关言论的学术批评，文章批评的是方舟子现象，而非原告个人，不存在恶意中伤、攻击原告人格的文字。其中一些尖锐的字眼也源自于原告批评他人的文章，或出自其他作者批评原告的文章。这种文字表现方式是文人惯用笔法。本案争议文章没有侮辱原告人格的内容，原告并没有因为被告刊登的文章而名誉受损，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下属《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在2003年第3－5期《探索与争鸣》杂志学术争鸣栏目分别刊登署名“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的文章。上述文章以学术打假的实质、反腐与国情、不计目的的辩论狂、运用自如的诡辩术等为题对方舟子的一些观点及方舟子现象进行批评。该组文章中多处引用原告及他人的文章、观点，其中有少部分内容涉及对方舟子为人的评价。《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经过三审后在上述刊物分期编发该组文章。庭审中，原告提出调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7041.23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稿件审理单、2003年第3、4、5期《探索与争鸣》杂志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争议的文章刊登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学术争鸣栏目，该文主要涉及对原告一些文章观点的反驳与批评，也涉及对方舟子现象的批评，属于争鸣性质。因文引到人，虽个别文字对原告有过激评价，但该文文风是开展批评，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原告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是民之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用八十元，由原告方是民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曹宁审判员：刘红代理审判员：王建

二OO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⑵ 恶性消费侵权案件的典型案例

统计显示，预付卡消费已逐渐成为服务消费投诉的热点。2008年市消保委共收到消费者有关预付卡的投诉4049件，比2007年的3554件同比上升了14%。工商部门12315热线所受理的消费者申（投）诉同时显示，有关此类预付费式消费的问题一直呈上升趋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经营者销售消费卡后突然停业关门，不知去向；店方易主，接收者拒绝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消费卡，且不负责退还卡内储值余额；经营者为促销，一味宣传消费卡的优惠折扣，不提使用限制和范围，消费者购卡后使用时发现优惠幅度“缩水”；经营者借售卡之机，向消费者推销劣质商品。
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来看，预付性消费投诉大量集中在美容美发、健身、洗浴、洗染、餐饮等服务行业。投诉的问题主要反映企业变更店名后拒绝履行约定、营业终止后消费者无法得到退款、违反约定、降低服务质量、不兑现承诺、携款“蒸发”等。
预付性消费
【案例1】盛吉宝利士更名后用卡难
自2008年11月以来，消保委陆续收到29位消费者投诉，反映他们在上海海兰云天花园式浴场办理了“充值消费卡”，该浴场于2008年10月初重新装修后更名为“阿狄丽娜国际会所”，当他们再次前往店内消费时，却被告知原消费卡不能继续使用，必须再充值1000元更换新卡。原本只需支付20元或38元浴资的基本洗浴项目也被取消了。据消保委调查，上海盛吉宝利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2007年9月起经营管理上海海兰云天花园式浴场，2008年初对浴场进行装修，重新开张后更名为阿狄丽娜国际会所。在此期间，公司的注册信息未发生变化。最终，经消保委调解，公司同意免费为消费者转卡或调换等额浴资券。
【案例2】翔虹雅美发卡换东家要加钱
高小姐等5名消费者向消保委反映，他们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办理了美容美发卡。该美容店于2008年10月重新装修后改换门庭，从原来加盟的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改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当消费者持原来办理的美容美发卡到店内消费时，却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转卡继续使用。经消保委调解，最终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同意为消费者免费转卡。
【案例3】柯达冲印店“优惠承诺”不优惠
高小姐等5名消费者向消保委反映，他们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办理了美容美发卡。该美容店于2008年10月重新装修后改换门庭，从原来加盟的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改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当消费者持原来办理的美容美发卡到店内消费时，却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转卡继续使用。经消保委调解，最终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同意为消费者免费转卡。
【案例4】吉谷商贸提货时水果变茶叶
高小姐等5名消费者向消保委反映，他们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办理了美容美发卡。该美容店于2008年10月重新装修后改换门庭，从原来加盟的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改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当消费者持原来办理的美容美发卡到店内消费时，却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转卡继续使用。经消保委调解，最终上海翔虹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同意为消费者免费转卡。
友情提醒
购买预付卡谨记5点
为了预防消费者利益受损，工商部门特别发出“3·15”消费预警，希望消费者在选购预付卡时多加谨慎。工商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广大消费者在进行此类预付消费时，务必牢记五点：
一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购买预付卡，金额较大的更要谨慎，不可贪图高折扣而忽视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二是在办卡前要考察经营者的信誉和经营状况，尽量选择证照齐全、规模大、信誉好、经营时间长的经营者；
三是在购买消费预付卡时，事先详细了解卡的使用范围、期限、功能、退款条件等细节，不可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最好签订书面协议；
四是对一些金额大、时效长的卡，定期核对消费记录和金额，以防卡内余额“不明”缺失；
五是办卡时勿忘索要发票、保留相关协议，以备发生消费纠纷时投诉有据；一旦遇到商家携款潜逃，涉嫌经济诈骗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法律专家也同时呼吁，要加快立法进程，尽早制定规范预付卡经营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建立起预付卡的登记备案制度，并通过第三方监管、行业保证金、强制性保险、股东连带责任等做法，加强对预付卡的风险控制。
相关行政部门则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督预付卡经营行为，及时查处违法行为，调解处理消费纠纷。他们提议，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多管齐下”，发挥出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综合作用，推动预付卡消费模式逐步走向规范，让消费者获得真正价廉物美而又有信誉保证的商品和服务。

⑶ 人在囧途告人再囧途侵权案的判决书

人在囧途

⑷ 求：2008年最新的MTV著作权侵权案例的判决书

【审判名称】：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诉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MTV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审判程序】：一审
【案件分类】：知识产权
【公 布 号】：
【裁判文书字号】：(2004)武知初字第205号
【裁判文书类型】：民事判决书
【裁判时间】：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受理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例全文】：
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诉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MTV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4)武知初字第205号
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花二路瑶泉新街5号。
法定代表人李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启雄，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鲁静，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224号。
法定代表人吕起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汤红箐，湖北天元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下称新时代公司）诉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下称天与地公司）MTV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依法由审判员尹为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许继学、代理审判员付剑清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新时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邱启雄、鲁静，被告天与地公司委托代理人汤红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时代公司诉称，2004年7月17日，原告在被告经营的天与地娱乐城第3026号包间（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新大地酒店3楼），发现被告以盈利为目的，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MTV音乐作品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放映。这些MTV作品为：毛宁演唱的1、《晚秋》；2、《心雨》。原告作为上述作品的权利人，从未许可被告以上述方式使用其作品。被告未经许可擅自放映原告作品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权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原告新时代公司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拥有著作权的涉案MTV音乐作品放映权的侵害，不再公开放映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上述作品；2、被告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发表声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新时代公司为证明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
证据1，MTV-《晚秋 毛宁》VCD盒装光盘，及该光盘包装封面复印件，证明原告是该光盘所载MTV曲目的著作权人；证据2，中国音像协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证据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2004）武青证字第3075号公证书及原告为取证而刻录的光盘，证明被告实施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证据4、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天与地公司庭审中口头答辩认为，第一、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只是该VCD音乐光盘的制作者，而不是涉案MTV音乐电视专辑的著作权人，原告指控被告侵犯其放映权的权利依据不足；第二、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只是应客人要求播放上述音乐电视曲目，而不以音乐为经营对象。因此，被告上述行为不具有盈利性质，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MTV音乐作品著作权并造成其经济损失，与事实不符；第三、被告于2004年1月3日合法购买MTV-《晚秋 毛宁》专辑，且使用时间不长，公司经营规模不大，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00,000元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故被告天与地公司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天与地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
证据1，湖北省商业零售发票，证明被告于2004年1月3日购买MTV-《晚秋 毛宁》音乐电视专辑；证据2，结账单，证明原告代表在被告处的消费金额及内容，被告并未收取原告代理人消费时所点播的相关歌曲曲目的费用；证据3，《北京晚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赔偿数额过高。
对以上证据，本院于2004年11月10日，组织双方证据交换及质证。
（1）原告新时代公司对被告天与地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
（2）被告天与地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2004）武青证字第3075号公证书，被告认为该公证没有被告方工作人员在场，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以上经双方质证，且双方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涉案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即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本院经审查认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的《（2004）武青证字第3075号公证书》附录了公证机关的公证笔录，及被告天与地公司出具的盖有被告公章的《武汉市饮食娱乐业定额统一发票》四份。对其公证笔录及发票，被告并不否认，故该证据可以证明公证机关公证行为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动》第六十五条第（三）项及第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证明力予以认可。
(2)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即购买发票及证据2，即消费单据，被告提交该证据目的是证明其侵权情节及有关赔偿数额等问题。该证据系对原告诉讼理由及诉讼请求的反驳，故与本案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新时代公司于1996年创作、完成MTV-《晚秋 毛宁》音乐电视，并将其制作成同名VCD、DVD音乐专辑。MTV-《晚秋 毛宁》盒装VCD、DVD光盘收录了毛宁演唱的包括涉案《晚秋》、《心雨》两首MTV曲目在内的25首MTV歌曲。MTV-《晚秋 毛宁》VCD、DVD光盘盘封印有原告新时代图案标志，署名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发行，出版号：ISRC CN-F21-96-335-00-V.J6。
2004年7月15日，原告委托代理人黄炳雄、廖志雄在被告经营场所“KTV”第3026号包间发现被告未经许可，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播放毛宁演唱的《晚秋》、《心雨》两首涉案歌曲后，即向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同年7月17日，黄炳雄、廖志雄在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公证员杨汉英及工作人员汪春翔的监督下，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334号新大地酒店3楼“天与地”KTV-3026号包间。黄炳雄、廖志雄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点播包括《晚秋》、《心雨》在内的等18首歌曲，取得盖有被告发票专用章的消费发票4张，并对歌曲点播、播放等过程进行了录像。事后，该公证处制作了公证笔录及（2004）武青证字第3075号公证书各一份，并将录像资料整理制作成光盘一份。
2004年9月9日，中国音像协会向原告新时代公司委托代理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的碟装MTV-《晚秋 毛宁》，共计25首作品，出版号：ISRC CN-F21-96-335-00-V.J6，其中包含的音乐电视和音乐录影均为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制作完成，相关的著作权均由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享有。
被告天与地公司于1998年8月21日，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执照。其经营范围是桑拿浴及歌舞。2004年1月3日，被告购买MTV-《晚秋 毛宁》专辑盒装光盘。
本院另查明，涉案MTV-《晚秋 毛宁》VCD光盘在正式节目播放前，屏幕显示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署名；正式节目播放过程中，屏幕画面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显示动态“新时代”图案及标志。
本案在本院审理期间，原告新时代公司提供相关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记载：2003年11月4日，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有限公司出具如下证明：本协会各会员公司对其创作的香港流行歌星MTV曲目，在香港卡拉OK歌厅等娱乐场所提供商业性有限使用时，惯用的方式是一次性许可，使用期为1-3个月不等，每首MTV曲目收费亦由港币5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其后，会员之MTV曲目只可以在已经由会员授权公开之场所使用。
本院认为，MTV即音乐电视，它是以确定的声乐、器乐作品作为承载的主题形象，依据音乐体裁不同的特性和诗歌意象进行视觉创意设计，确立作品空间形象的形态、类型特征和情景氛围，使画面和音乐在时空运动中融为一体，形成鲜明和谐的视听结构。这种声、画合一的电视艺术体裁充分运用光、色、构图、运动等各种造型因素，利用电子编辑、三维动画和数码编剪合成系统作为制作手段，构建一个具有多维时空形态的主题画面。MTV的音乐画面、创作构思、创意设计及创作方法是创作者对音乐作品及其组合的复制和再现。MTV音乐电视的创作过程和音乐主题的表现形式凝结了创作者的智慧和劳动，是一种突破性的创作活动。因而，MTV具有艺术性、可感知性和创造性，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作品。
作为可供卡拉OK及KTV等娱乐方式使用的MTV音乐电视作品，与录音录像制品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它声音的录制品；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其特征是：录音录像制品是音像制作者通过一定的设备对摄制对象进行忠实记录，也即对摄制对象及其体现的创意设计、主体构思的简单复制和再现，其创作过程没有突破被摄制对象的原有创意，是被摄制对象的原样再现，不具有独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电影摄制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它不仅是对被摄制对象的复制和再现，而且还体现了创作者对摄制对象的加工、整理、设计和创新，加入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设计。MTV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相对录音录像制品而言，MTV音乐电视是对音像制品的新突破，是一个再创作过程。因而MTV作品属于一种新型的音乐体裁的艺术作品。又一个
涉案MTV-《晚秋 毛宁》音乐电视专辑，从画面内容上判断，MTV-《晚秋 毛宁》画面由歌曲演唱、人物表演、背景画面、歌词字幕、音乐伴奏等动、静情景构筑而成，突现出相关音乐的主题思想；从制作方法上判断，其动、静情景画面的创意、设计是以确定的声乐、器乐作品为其承载主题，依托不同的音乐体裁和词曲意境进行视觉创新，以确立作品空间形态、类型特征和背景氛围，将画面与音乐融为一体；从制作过程上判断，MTV-《晚秋 毛宁》的构图设计、情景创意等视听结构包含了导演、摄制、表演、剪辑、服装、灯光、演技、设计及合成等技术性创作活动；从传播方法上判断，MTV-《晚秋 毛宁》借助具备适当的放映设备和具有相应功能的装置系统，再现作品的画面意境和制片者的创作意图。因此，从创作方法上判断，涉案MTV-《晚秋 毛宁》应认定为“以类似电影摄制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不是单纯的录音录像制品。
MTV-《晚秋 毛宁》盒装光盘盘封署名及其标志为原告新时代公司；光盘画面内容播放过程中展现的署名人及标志也只有原告新时代公司; 中国音像协会出具证明说明涉案MTV-《晚秋 毛宁》音乐电视作品由原告新时代公司创作完成;且被告天与地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以证明该作品不是原告创作完成的事实。
综合以上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认定原告新时代公司是MTV-《晚秋 毛宁》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人，依法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被告天与地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核定的经营范围，被告具有经营KTV项目的经营资格。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证处依原告证据保全申请做出的公证书及对原告取证过程进行刻录的光盘证据显示，被告具有放映MTV音乐电视节目的设备、装置和具备向不特定的消费者放映MTV音乐电视的条件；该证据同时说明被告不仅向消费者提供餐饮、食品、烟酒等消费项目，还向消费者提供包间服务、特定空间享受服务及背景环境消费等配套服务。被告经营方式是将由MTV音乐电视为主而构筑的包间环境与被告天与地公司经营的餐饮产品及提供的其它消费商品捆绑提供给消费者。正因为被告提供MTV音乐电视环境消费项目，其消费场所才会吸引不特定的消费群体享受舒适的服务消费。被告向消费者提供MTV音乐电视有利于提升被告的竞争能力，其行为是一种商业促销行为，因而被告向消费者提供MTV音乐电视消费具有商业目的。
如前所述，原告新时代公司是涉案MTV-《晚秋 毛宁》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享有该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原告新时代公司并未许可被告为商业目的，使用涉案MTV-《晚秋 毛宁》作品；被告既没有证据证明使用该作品系经原告同意和许可，也不能说明向消费者播放该作品具有合法理由。
因此，被告天与地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涉案MTV-《晚秋-毛宁》中的两首电视音乐曲目，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进行播放，其行为侵犯了原告MTV-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故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
关于原告新时代公司经济损失赔偿数额问题。诉讼中,原告提供相关证据,要求按每首歌50,000元标准计算其经济损失,因该标准系由香港有关部门制定,适用于香港娱乐场所，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相关事实无直接关联性，而且被告购买并使用涉案MTV音乐电视光盘时间为2004年1月3日。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其经营场所,应消费者要求,放映涉案MTV电视音乐作品,且其放映行为系与其他消费行为捆绑经营，被告因此获利的数额也无法计算。故对本案原告新时代公司的经济损失，本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方式、播放场所、持续时间、经营规模及被告侵权主观故意等情节酌情赔偿。
关于原告新时代公司要求被告天与地公司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发表致歉声明，因放映权是原告新时代公司MTV音乐电视作品中的著作权的财产权利，并未涉及原告身份权问题，故本院对原告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享有的《晚秋》、《心雨》两首MTV作品放映权的侵害；
二、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经济损失16,000元；
三、驳回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3,510元，由原告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负担702元；由被告武汉天与地娱乐有限公司负担2,8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10元，款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武昌支行大东门分理处，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账号030501040003445，清算行号：838188。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尹 为
审 判 员 许继学
代理审判员 付剑清

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 蕾

⑸ 关于侵权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复的：

某著名网制络公司在网游“泡泡堂”红极一时的时候推出了与之十分相象的“XX堂”游戏，

在网游“跑跑卡丁车”越来越火的时候也模仿制造了自己的“XX飞车”，

在“网络知道”为网络公司获取了巨大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也推出了自己类似的网络咨询服务

⑹ 请问同一侵权事项有两个被告，可以对两个被告同时判决制成一份判决书，然后复制三份送达原被告吗

不是一个案件吗？如果是一个案件本来就应当一份判决书的。

⑺ 侵权案件，法院寄来判决书,不理睬会怎样

到期你不上诉，判决书生效，你就必须执行这个判决。

⑻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⑼ 消费侵权我要起诉商家应该去什么级别的法院

这类案件一般不会存在管辖级别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你到被告（也就是商家）所在地的基层法院起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