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明确了医疗侵权的基本类型、举证责任及赔偿标准，更好的保护了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但《侵权责任法》并不是救世主能解决到全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侵权责任法》也将不断的得到补充和修订。
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分类及归责原则。
按照《侵权责任法》法律条文，可将医疗损害责任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医疗管理过错，其对应《侵权责任法》第54条内容。在该种医疗纠纷侵权责任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因疏忽或者懈怠甚至是故意，不能履行管理规范或者管理职责，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所承担的责任，院方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管理规范和管理职责为标准确定的医疗管理过错；第二种类型是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对应第55条内容。指的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从事各种医疗行为时，因未向患者隐瞒病情，未提供及时有用的医疗建议，未保守患者病情隐私，或私自采取某种医疗措施或停止继续治疗等，而违反医疗职业良知或职业伦理造成患者精神或经济损失，医疗机构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第三种类型是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对应第57条条文内容。它指的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行为中，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存在不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的过失行为，从而造成了患者的损害。该类型的医疗损害要求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存在医疗过失，承担的是一种过错责任；第四种类型是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对应第59条内容。在该责任也是产品责任，是特殊的产品责任。如果使用不合格的医疗产品给患者造成的损害，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
上述四种侵权责任类型，更好的平衡了受害者、医疗机构及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对损害责任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科学的处理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为患者维权提供了更有利的法律武器。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民法中的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有两种举证方式：第一种是“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有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的责任，当其不能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时，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另一种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就是将本属于原告方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方来承担，当被告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时，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这种举证责任，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才可适用。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因院方掌握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全部治疗方案等资讯，处于优势地位，让患者承担全部（尤其是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是不现实，也是无法实现的事情。按照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负责就原告提出的由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责任的主张提供相反证据，否则将承担由于举证不能所带来的承担侵权责任的不利后果。
但《侵权责任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患者举证难的问题，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举证责任缓和问题。作为原告即患者在起诉要求院方承担赔偿责任时，应当就院方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最基本的证明责任，但对于证明的程度和标准并未做具体规定。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只有存在条文中的三种情形（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则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不需要患者列举其他证据证明。因举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所以很多法院因患者无法举证院方的医疗行为与自己的损害存在基本的因果关系而不予立案或驳回其诉讼，因此对于患者的举证责任，仍需要相关的司法条文或司法解释加以确定，既不能无限降低患者维权的门槛，又不能无视患者维权的困境。
三、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患者受损害的利益损失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害等损失。人身损害主要指患者的生命利益、健康利益及身体利益的损失；财产损失则指因利益损害导致的医药费、护理费等损失；而精神损害则指的是患者因身体或隐私等受到侵害产生的精神痛苦等，对于因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引起的精神损害，应当列入损害后果，侵权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新《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患者的赔偿标准也基本趋于一致，患者损失的计算标准得到了统一，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新《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对于医疗纠纷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依据条例的规定，只有构成医疗事故患者才可能获得部分赔偿，而该赔偿却是少之又少，明显违背法理和显示公平的。《侵权责任法》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上位法、新法，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发生的医疗损害纠纷，对于患者的损失赔偿标准有了统一的规定，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其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都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更为合理和公平。
四、关于医疗司法鉴定问题
在无法确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关于医疗机构过错程度的大小则需要权威司法鉴定机构做出鉴定意见确定，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诸多的问题：
第一、关于鉴定程序启动或重新问题。鉴定程序的启动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归属，按照目前的司法实践，作为诊疗资料匮乏的受害者要想证明院方存在错过，除了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3中情形外，只能借助于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因此更多实际案例中，启动鉴定程序的是受害患者。但目前鉴定规则的不统一和鉴定标准的混杂，即便是司法鉴定机构按照鉴定程序作出客观、公正的鉴定结论，但作为院方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重新启动鉴定程序，法院为了谨慎态度也会同意院方的重新鉴定申请。多次鉴定程序的启动，最大的受害者是患者，急需救命的赔偿费用因为鉴定程序的重新启动而被延长拿到赔偿的时间。因此要更好的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规则、鉴定标准等应得到一致和统一。
第二、关于鉴定程序依据的标准的问题。新法实施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依据，而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需要通过专门的司法鉴定部门确定医疗机构过错的大小从而确定其承担的责任大小。目前这两种鉴定体制并存，如何取舍及如何适用并无法律的明确规定，对于这一程序问题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对鉴定体制进行规范，造成目前多种鉴定程序、鉴定依据并存，如何适用问题有待于司法解释的统一规范。
所谓“人无完人、法无完法”，《侵权责任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疗损害救济制度的改革，但不得不承认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上因立法上的不足，受害人在维权方面存在着问题，即侵权责任法并未一次性、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但随着法律的实施，新问题的出现，会有越来越多的司法解释来补充，那么侵权责任法也一定会发挥其应具有的社会功效。
㈡ 医疗纠纷是适用合同法还是侵权责任法
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用合同法患方易吃亏，还是用侵权责任法对患方有利。
㈢ 不是已经实施了《侵权责任法》吗，为何医疗纠纷依旧这么多
《侵权责任法》出台及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过程中医院与患者之间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医疗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普遍存在，产生纠纷的根源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医疗纠纷依旧会很多。
㈣ 对于医疗纠纷案件 一般可分为按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起诉 说说两者的不同
侵权是过错责任，合同是违约责任，两者都赔偿边走也不一样，合同责任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㈤ 侵权责任法医疗纠纷中责任如何划分
(一复)医疗制纠纷责任追究制度是执行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心制度，是良好解决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尤其是进一步做好防范医疗事故的具体措施。(二)医疗人员有过错的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纠纷。(三)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虽有失职行为或技术过失，但未给患者造成死亡、残废、或组织器官损害导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分为严重差错和一般差错。
㈥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㈦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纠纷
最好等这部法生效后再去。但要注意时效问题
㈧ 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后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第五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第五十九条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第六十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第六十二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三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第六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㈨ 哪位大神能较简单的告诉小弟《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各自在医疗纠纷中的作用呀
【1】侵来权责任法定下调调，条例细自化操作。
【2】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为过错责任，确定了医疗机构的说明征询义务，确定了医疗机构的诊疗义务，确定了医疗机构推定过错的情形，确定了药品器械血液致损的责任承担，确定了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确定了患者的医闹责任等等。
【3】条例对此进一步详细规定。
㈩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不同及其二者在医疗纠纷中的作用
1、《侵权责任法》是抄上位法，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及公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国务院颁布。
2、《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医疗纠纷的处理存在“二元化”现象，其诟病在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与《民法通则》、《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存在诸多矛盾。上述情况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仍未彻底解决，两者不同在于归责原则，鉴定主体程序，赔偿范围等。
3、至于其二者具体不同及作用，可以到网上自己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