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科普》商标侵权“混淆”都有哪些类型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这个规定看着理解很简单，但是最后写的“容易导致混淆的”中的“混淆”却不好理解。首先混淆这个词就充满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反向混淆”、“初始兴趣混淆”等晦涩概念，这样我们就更难区分开各种混淆的含义。理论和时间中一般根据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所需要经历的过程，在这个因识别商标所导致的商标混淆，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售前混淆”、“售中混淆”和“售后混淆”三类。小编着重来说说售前混淆。更多商标资讯尽在一品威客旗下一品标局，关注关注号：epbiao 时时得到商标行业一手资讯。
售前混淆又称“初始关注混淆”或“初始兴趣混淆”，是指使用侵权商标，使得消费者在消费前对商标产生混淆，造成消费者注意力和购买力转移到侵权商标指示的商品或服务上。就拿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我们在路上远远看到KFC，以为那就是肯德基，很开心的想去吃，结果走进一看却是KFE，是山寨肯德基。这就是所谓售前混淆。
售中混淆容易理解，即在销售的过程中消费者容易误认产品或服务来源。
售后混淆又称为旁观者混淆，消费者在销售过程中并没有混淆，但是销售后可能引起相关公众对该商品或服务的认知错误，同样也产生混淆。
㈡ 商标侵权该如何判定
《商标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标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且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适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㈢ 破坏了原有产品包装是否是商标侵权
商标的功能与权利用尽原则
实际上，商品分包装行为是否构成对商标侵权，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逻辑判断：其一，是否构成对商标功能的损害，若构成则侵权；其二，是否符合商标权用尽原则，若符合则不侵权。这一正一反的逻辑判断其实是同一事物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共同取决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本质。
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十五条规定，能够将一家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同另一家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任何标志或者标志的任何组合，都可以组成商标。注册商标专用权作为一种以符号形式为载体的标识性财产权，天然地受到符号本身的限制，其独占使用的并不是针对商业标识进行全面利用行为的权利，而是仅限于商标性使用的行为，是必然在获得权利之时就受到限制的知识产权。进一步而言，符号的本质决定了商标识别来源的基础功能，即建立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的固定联系，从而保证消费者能够避免混淆并能接受到准确的商品来源信息；另一方面，符号的本质也决定了对符号非商标性使用的必然合理性，以及当符号在识别商品时不能控制商品所有权的权利用尽原则，限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
商品分包装中商标侵权的判断
各国商标立法中明确予以保护的商标功能就是商标的来源识别功能，即以是否破坏了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来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这是由商标符号本质所决定的商标权获得保护的起点。但商标与商品之间正确的指向关系只是商标作为符号形式的作用结果，商标的根本目的在于装载和传达其经过使用而被赋予的符号信息即商誉，具体体现为商品的特定品质、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甚或美好理念的表征，这是商标作为财产权的核心所在，也是商标权作为一种创造性成果权利的关键。现实商业生活中，不正当竞争者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就是通过让消费者产生混淆的方式不当利用他人商标所承载的商誉，造成混淆是商标侵权的外在表现，商誉才是被侵犯的实质内容。因此，商标除具有来源识别功能外，还有品质保证、广告、文化等衍生功能。然而，从商标的本质出发，所谓的衍生功能只不过是来源识别功能内涵的商誉，并非独立的商标功能。所以，从保护商誉的角度出发，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就只能且始终是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可能性。
在“不二家”案中，余杭区人民法院以分包装商品的外包装虽未产生混淆，但破坏了商品的质保功能为由判定侵权成立。在事实查明中，法院对分包装与权利人包装存在何种差别，以及是否会导致商品品质的影响并未进行详细地分析与说明。如果被告分包装糖果时遗漏了对糖果生产日期的标注，会让消费者怀疑是否为三无产品，则构成典型的商品来源混淆；如果没有明示为非厂家的分包装行为导致了糖果品质的明显下降，会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售后混淆，均会构成对“不二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对商品信誉的侵害并不必然构成商标侵权，因为商品信誉的获得可能不仅仅是商标使用的赋予，也有可能来自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
商品分包装的行为界限
由符号的本质所决定，商标在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时并不能控制商品的所有权，商品在首次销售后，附着在商品上的商标权利人的权利就告罄，商标权利人不能再以注册商标专用权来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这即是商标权用尽原则。一般来说，各国家或地区均承认注册商标专用权在一国或地区范围内的用尽。英国商标法明确规定，只要商标所有人或者该所有人发出的许可证的注册使用人曾经同意过在某种投放市场的商品上使用他的商标，那么无论带有这种商标的商品怎样分销、转销，该商标及许可持证人均无权控制。
可以看出，商标权用尽原则适用的前提：一是附着商标标识的产品经合法渠道投入市场，要么是商标权人自己提供的商品，要么是经商标权利人同意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二是分包装出于善意，形式符合合理的商业活动需要；三是满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没有误导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没有不当利用他人的商誉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即便对容易造成品质影响的商品进行分包装时，只要在分包装商品上对消费者明确了分包装的详细信息，如分包装时间、被分包装商品的信息、分包装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分包装人与商标权利人没有关联等，依然可以在分包装上标明原商品的商标，只要分包装没有因信息的缺失造成混淆的可能，就是一种合法的分包装转售行为。
㈣ 改装品牌汽车侵犯他人商标权吗
您好，向日葵知识产权为您解答：
在我国目标终端消费者对于汽车进版行改装，就目前的商标权法规定，不能够构成侵权。
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发生混淆即“混淆可能性”，是商标侵权的基本判断标准，而终端消费者的自行“改装”行为，只会导致“售后混淆”，而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认可“售后混淆”。
㈤ 腾讯声音商标二度夭折 申请声音商标为什么那么难
只有我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在规定商标侵权行为时未提混淆之虞，而是直接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这一立法模式虽然在司法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却导致了我国部分法院过于僵化的以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从而违背了《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与价值。笔者认为，商标侵权的判断应以混淆可能性为标准，正确看待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在判断中的作用。一、商标侵权判断应以混淆为标准 (一)商标权的客体决定了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标准 客体决定权利，在划定商标专有权边界，确定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商标法保护的客体是什么。商标并不仅仅是指由文字、图形、字母等或其组合而成的“符号标识”，它还包括所指向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最为重要的商誉。商标的这三个要素是统一的有机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构成商标。在这三者之中，商标法真正保护的不是商标标识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商誉，即标志与产品来源及经营者信誉之间的关系。脱离了商品及其提供者，不能发挥识别机能的符号标识不是“商标”。只有通过经营者的使用，某一标识才能逐渐成为凝聚消费者购买经历以及产品质量等信息的载体，成为商标权人商业信誉的象征。正所谓“商标是商标权人最可信的图章，商标权人通过它来保证附着该商标的商品，它传递着商标权人或好或坏的名声……名声就像脸一样，是其拥有者及其信誉的象征”。通过使用后的商标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标识符号，而是在消费者心目中代表了特定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并保证它们能达到消费者所期望的水平。这种基于商标而产生的信赖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让他们放心地选择即将购买的品牌而无需调查，同时也使得商标成为经营者推销商品的无声推销员。然而，作为商标权人的经营者、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不断的投资使用商标并保证商品质量的稳定，正是因为这些投资和努力都能得到回报，即商标成为了一种品质的保证，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这些商誉不会被他人冒用或盗用。因此，商标法不是保护符号的法律，而是保护标志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固有联系的法律。由商标权的客体决定了，只有混淆才更直接地指向商标侵权的本质，混淆才会破坏标志与产品来源及经营者信誉之间联系，而商标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对于侵权者通过使用他人商标将自己的商品伪装成他人的商品的行为，只有达到了使消费者产生误认的程度，才能够真正的侵占商标所有人的商誉。仅仅将商标近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容易导致判断结果与消费者认知的背离，在消费者不会发生混淆的场合，由于法律实施的结果，创造了消费者的印象。如在一些商标纠纷案中法院完全根据两个商标的近似、商品类似做出侵权判决。这样实践的结果就是把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由商誉转为商标标识本身，商标注册就可能成为“符号垄断”的手段，而这正是与商标法保护商誉的立法目的相冲突的。 (二)混淆标准有利于商标制度周延性 以混淆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与商标的正当使用制度上相通，更具有逻辑周延性。和任何权利一样，商标专用权也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第三人对商标标识的描述性使用及指示性使用上。上述使用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这些使用仅限于说明描述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或是表明经营范围，并不会影响商标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不会侵占到商标权人在商标上所累积的商誉。具体而言，在描述性使用的场合，商标权人的商标多是直接表示商品特点的普通词汇或是地理名称等，由于使用获得显著性得以注册。但这些商标的原有含义仍然存在，商标权人无权禁止第三人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标识。如将表示产地的“金华”二字用于“金华特产火腿”，并不侵犯“金华火腿”的商标权。“灯影牛肉”作为四川省达县著名牛肉商品土特产的名称，将其使用在牛肉商品上作为商品名称也不会侵犯“灯影牌”商标的专用权等等。描述性使用要求使用人是不可避免的使用，出于善意且不存在借用他人商标的信誉的行为，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与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是具有同一性的，第三人对标识的使用一旦跨过合理界限就会从正当性使用转化为侵权使用，而划定这一界限的标准就是是否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第三人的使用如果导致了相关公众的误认，就可能存在借用他人商标信誉，破坏商标功能的行为，从而排除在正当使用之外。可以说，混淆标准的建立使得第三人的使用被完整地划分为侵权使用和正当性使用，保证了制度上的周延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商标的正当使用制度就会遇到阻碍。因为依照一旦满足商标近似、商品类似条件就构成侵权，上述列举的情形就很难归为正当性使用，甚至大量不会造成混淆对标识的使用的情况都会归为侵权之列。二、双重相似于混淆 我国商标法司法解释在规定侵犯商标权行为时使用了“误导公众”等措辞，但又将“易使公众产生误认”作为商标近似的规定，使得二者的关系颇为模糊。笔者认为相似性的判断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在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中，混淆是个更为丰富的概念，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不可替代混淆也不必然导致混淆。 (一)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不等于混淆 商标相似性的判断应仅仅针对符号本身。两个商标是否近似就是指两者相比较后，文字商标在音、形、义方面是否有部分要素相同或相似；图形商标在构图、颜色，文字与图形结合商标的在整体结构方面是否相似。相似性的判断应以客观比对为标准，不宜引入混淆作为参考，因为一旦在商标近似的认定中考虑混淆可能性就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认定混淆需要考虑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另一方面，是否有混淆可能性又是衡量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因素。这无疑成为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不断循环问题，导致两者的关系更为混乱。将相似性判断限制在客观标准内，把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应作为混淆可能性的考虑因素之一，而不是再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判断标准，这样能够使两者的关系在逻辑上更为顺畅。事实上，混淆可能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如“黑人”与“白人”商标，以一般的审查标准论，二者不应当属于近似商标，但我国商标审查部门考虑到“黑人”商标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当消费者看到同一种商品上的“白人”商标时，会误认两者有关联，进而造成产源误认，因此，认定两者为近似商标，不予注册。上述裁定的结果无疑是恰当的，但以存在混淆可能性为由认定两商标近似却未免牵强。审查机关对商标相似性的认定应当遵循客观原则，两者在音、形、义上无相似的要素就应当认定两者不构成相似商标，而无须以混淆可能性推导出商标近似这一并不符合一般消费者认知的结论，审查机关完全可以直接以存在混淆可能性做出认定。商标近似与商品类似不必然导致混淆的产生。美国在McGregor-Doniger诉Drizzle一案中就商标近似性与混淆可能性提出两项重要原则：第一，即便两者商标非常近似，也并不必然导致混淆。第二，在评估两件商标的近似性时，重要的问题是看近似性对潜在购买者的影响。最终该案中法院认定两件商标虽然相似，但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这一原则说明：首先，混淆可能性的判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除近似程度外还包括商标的注册与使用情况、显著性与知名度、费者的认知程度等。近似商标的使用的确增大了消费者发生混淆的可能性，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通过对商品价位、店面装潢以及营业地点来区分不同的商品来源。如现代汽车与本田汽车的商标标识均是H，仅存在角度上差异，但由于消费者对此类价位商品的高度谨慎使得将两者混淆的情况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其次，在商标诉讼中，判断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并不是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必经前提。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认定从来都不是商标诉讼的主要目的，而是解决是否存在侵权问题的手段之一。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应当始终以混淆可能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法院不必就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得出明确的结论。如果通过其他方式就可以解决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根本毋庸考虑商标、商品是否近似或类似的问题。 (二)混淆比相似性更丰富 混淆包含了狭义混淆、广义混淆，售前、售后混淆等不同样态，是一个远比相似性更为丰富的概念。混淆由最初仅限于产品的直接出处，随后逐渐延伸到出处之间的关联关系和赞助关系，完成了从直接混淆向间接混淆的扩张。混淆时间起初限于购买之时，后来逐渐向购买前和购买后延伸，出现了售前混淆和售后混淆。其中，售后混淆不仅扩大了判断混淆可能性的时间范围，还将判断混淆的主体从购买者扩大到旁观者。相应的，混淆概念的不断演变使得世界各国建立了更为丰富的商标侵权判定体系。如美国1962年修正《兰哈姆法》，删除了第43条中的“消费者对该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这样只要商标的使用行为“可能导致混淆、误解或欺诈”就可构成商标侵权，商标侵权由最初的来源混淆扩大到了关联与赞助混淆。同时美国参议院解释：“因为该规定实际上既包括实际的消费者，也包括潜在的消费者，为了避免对法条中该用语的误解，删除‘消费者’这个词”。这也就意味着，对商标发生混淆的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消费者，也可以是潜在的消费者，消费者发生混淆的时机，即可以在购买时，也可以在购买之前或者购买之后，从而为售前混淆与售后混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BrookfieldCommunication lnc V．WestCoast EntertainmentCorp一案即是运用“初始混淆理论”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寻找原告产品的上网者有可能被带到被告的网站，并发现与原告相似的产品，许多最初意欲使用原告产品的消费者将可能使用被告提供的替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不正当地获取了原告凝聚在其商标上的商誉，因此应承担商标侵权责任。可以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域名、链接式广告、弹出式广告等新型的商标侵权形式层出不穷，以相似性作为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很难全面准确地涵盖现有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商标侵权行为。而混淆这一概念演变至今，内涵不断扩大，不仅将整个商品的销售过程囊括在内，还入了实际购买者、潜在消费者等众多主体，更因其准确的指向了商标侵权的本质从而能够涵盖破坏商标功能的各种行为，较之以相似性建立的单一的侵权体系具有更大的制度空间。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看来，我国《商标法》以相似性作为侵权判断的标准存在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已成为公平处理个案的障碍，容易使得侵权的判定结果与市场脱节，违背消费者的认知。时值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建议我国应该明确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理清混淆与相似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对《商标法》第52条第1款可作出如下修改：“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与此相对应，对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事由也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将《商标法》第28条修改为：“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导致公众产生混淆的可能，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作者：余静，原标题：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尊重作者版权，转载请保留作者署名。
㈥ 自行改装品牌汽车侵犯他人商标权吗
商标侵权是指违反商标法的规定，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未经商标权人同意擅自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损害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涉案车辆的车主李某涉嫌侵犯了保时捷汽车制造商的商标权，因为他在相同的汽车类别上未经同意擅自使用相同标识。但是，在我国，目前终端消费者一般不被认定为侵权主体。
第一，终端消费者的行为一般不被认定为商标“使用”行为。要构成商标侵权，首先要构成对他人商标的“使用”。而所谓的商标“使用”，一般理解为对他人商标的经营性使用，即用来表明商品来源、吸引潜在的消费者或者达到某种商业性的目的。但是对于一般的终端消费者来说，并无经营性的目的，而仅仅是自行消费，因此在身份上并不符合商标侵权的主体内涵。
第二，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发生混淆即“混淆可能性”，是商标侵权的基本判断标准，而终端消费者的自行“改装”行为，只会导致“售后混淆”，而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不认可“售后混淆”。对于一般意义的商标“混淆”而言，是指消费者在买卖商品过程中因为他人商标侵权而对商品来源产生的混淆，而在前述新闻中，改装者自己就是消费者，自然非常清楚汽车并非来自保时捷公司，因此并未误解商品来源，不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混淆”。但是，改装者的行为，却会对除改装者之外的其他汽车消费者产生国外商标侵权理论中的“售后混淆”。例如，汽车改装者自己清楚知道所购买的商品并非某种知名品牌，但在其擅自改装后，因改装后的汽车的外观、款式和知名品牌汽车会产生近似，导致汽车改装者之外的人会产生混淆，从而给知名品牌的权利人造成损害（例如降低商誉）。必须指出的是，售后混淆是从美国判例中发展出来的商标混淆理论，适用的范围主要是奢侈品类商品，但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尚未得到承认。
然而，这种对高档商品的擅自改装行为亟待引起各界重视和规制。如前文所述，尽管目前终端消费者难以被认定为商标权的侵权主体，同时我国尚未认可商标侵权包括“售后混淆”的情形，因此，对于一般的汽车爱好者的私自改装行为，尚难以被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但是，对于那些为牟利而提供各种品牌汽车“改装”服务的经营者，却无疑完全符合商标侵权的主体条件，因此涉嫌侵权。
㈦ 竞价排名对商标侵权判定出现怎样的改变
只有我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在规定商标侵权行为时未提混淆之虞，而是直接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这一立法模式虽然在司法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却导致了我国部分法院过于僵化的以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从而违背了《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与价值。笔者认为，商标侵权的判断应以混淆可能性为标准，正确看待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在判断中的作用。
一、商标侵权判断应以混淆为标准 (一)商标权的客体决定了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标准 客体决定权利，在划定商标专有权边界，确定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商标法保护的客体是什么。商标并不仅仅是指由文字、图形、字母等或其组合而成的“符号标识”，它还包括所指向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最为重要的商誉。商标的这三个要素是统一的有机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构成商标。在这三者之中，商标法真正保护的不是商标标识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商誉，即标志与产品来源及经营者信誉之间的关系。
脱离了商品及其提供者，不能发挥识别机能的符号标识不是“商标”。只有通过经营者的使用，某一标识才能逐渐成为凝聚消费者购买经历以及产品质量等信息的载体，成为商标权人商业信誉的象征。正所谓“商标是商标权人最可信的图章，商标权人通过它来保证附着该商标的商品，它传递着商标权人或好或坏的名声……名声就像脸一样，是其拥有者及其信誉的象征”。通过使用后的商标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标识符号，而是在消费者心目中代表了特定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并保证它们能达到消费者所期望的水平。这种基于商标而产生的信赖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让他们放心地选择即将购买的品牌而无需调查，同时也使得商标成为经营者推销商品的无声推销员。然而，作为商标权人的经营者、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不断的投资使用商标并保证商品质量的稳定，正是因为这些投资和努力都能得到回报，即商标成为了一种品质的保证，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这些商誉不会被他人冒用或盗用。因此，商标法不是保护符号的法律，而是保护标志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固有联系的法律。
由商标权的客体决定了，只有混淆才更直接地指向商标侵权的本质，混淆才会破坏标志与产品来源及经营者信誉之间联系，而商标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对于侵权者通过使用他人商标将自己的商品伪装成他人的商品的行为，只有达到了使消费者产生误认的程度，才能够真正的侵占商标所有人的商誉。仅仅将商标近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容易导致判断结果与消费者认知的背离，在消费者不会发生混淆的场合，由于法律实施的结果，创造了消费者的印象。如在一些商标纠纷案中法院完全根据两个商标的近似、商品类似做出侵权判决。这样实践的结果就是把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由商誉转为商标标识本身，商标注册就可能成为“符号垄断”的手段，而这正是与商标法保护商誉的立法目的相冲突的。
(二)混淆标准有利于商标制度周延性 以混淆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与商标的正当使用制度上相通，更具有逻辑周延性。和任何权利一样，商标专用权也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第三人对商标标识的描述性使用及指示性使用上。上述使用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这些使用仅限于说明描述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或是表明经营范围，并不会影响商标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不会侵占到商标权人在商标上所累积的商誉。具体而言，在描述性使用的场合，商标权人的商标多是直接表示商品特点的普通词汇或是地理名称等，由于使用获得显著性得以注册。但这些商标的原有含义仍然存在，商标权人无权禁止第三人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标识。如将表示产地的“金华”二字用于“金华特产火腿”，并不侵犯“金华火腿”的商标权。“灯影牛肉”作为四川省达县著名牛肉商品土特产的名称，将其使用在牛肉商品上作为商品名称也不会侵犯“灯影牌”商标的专用权等等。
描述性使用要求使用人是不可避免的使用，出于善意且不存在借用他人商标的信誉的行为，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与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是具有同一性的，第三人对标识的使用一旦跨过合理界限就会从正当性使用转化为侵权使用，而划定这一界限的标准就是是否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第三人的使用如果导致了相关公众的误认，就可能存在借用他人商标信誉，破坏商标功能的行为，从而排除在正当使用之外。可以说，混淆标准的建立使得第三人的使用被完整地划分为侵权使用和正当性使用，保证了制度上的周延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作为商标侵权判断的标准，商标的正当使用制度就会遇到阻碍。因为依照一旦满足商标近似、商品类似条件就构成侵权，上述列举的情形就很难归为正当性使用，甚至大量不会造成混淆对标识的使用的情况都会归为侵权之列。
二、双重相似于混淆 我国商标法司法解释在规定侵犯商标权行为时使用了“误导公众”等措辞，但又将“易使公众产生误认”作为商标近似的规定，使得二者的关系颇为模糊。笔者认为相似性的判断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在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中，混淆是个更为丰富的概念，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不可替代混淆也不必然导致混淆。
(一)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不等于混淆 商标相似性的判断应仅仅针对符号本身。两个商标是否近似就是指两者相比较后，文字商标在音、形、义方面是否有部分要素相同或相似；图形商标在构图、颜色，文字与图形结合商标的在整体结构方面是否相似。相似性的判断应以客观比对为标准，不宜引入混淆作为参考，因为一旦在商标近似的认定中考虑混淆可能性就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认定混淆需要考虑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另一方面，是否有混淆可能性又是衡量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因素。这无疑成为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不断循环问题，导致两者的关系更为混乱。将相似性判断限制在客观标准内，把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应作为混淆可能性的考虑因素之一，而不是再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判断标准，这样能够使两者的关系在逻辑上更为顺畅。事实上，混淆可能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如“黑人”与“白人”商标，以一般的审查标准论，二者不应当属于近似商标，但我国商标审查部门考虑到“黑人”商标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当消费者看到同一种商品上的“白人”商标时，会误认两者有关联，进而造成产源误认，因此，认定两者为近似商标，不予注册。上述裁定的结果无疑是恰当的，但以存在混淆可能性为由认定两商标近似却未免牵强。审查机关对商标相似性的认定应当遵循客观原则，两者在音、形、义上无相似的要素就应当认定两者不构成相似商标，而无须以混淆可能性推导出商标近似这一并不符合一般消费者认知的结论，审查机关完全可以直接以存在混淆可能性做出认定。
商标近似与商品类似不必然导致混淆的产生。美国在McGregor-Doniger诉Drizzle一案中就商标近似性与混淆可能性提出两项重要原则：第一，即便两者商标非常近似，也并不必然导致混淆。第二，在评估两件商标的近似性时，重要的问题是看近似性对潜在购买者的影响。最终该案中法院认定两件商标虽然相似，但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这一原则说明：首先，混淆可能性的判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除近似程度外还包括商标的注册与使用情况、显著性与知名度、费者的认知程度等。近似商标的使用的确增大了消费者发生混淆的可能性，但是消费者仍然可以通过对商品价位、店面装潢以及营业地点来区分不同的商品来源。如现代汽车与本田汽车的商标标识均是H，仅存在角度上差异，但由于消费者对此类价位商品的高度谨慎使得将两者混淆的情况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其次，在商标诉讼中，判断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并不是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必经前提。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认定从来都不是商标诉讼的主要目的，而是解决是否存在侵权问题的手段之一。因此，在认定过程中应当始终以混淆可能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法院不必就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得出明确的结论。如果通过其他方式就可以解决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根本毋庸考虑商标、商品是否近似或类似的问题。
(二)混淆比相似性更丰富 混淆包含了狭义混淆、广义混淆，售前、售后混淆等不同样态，是一个远比相似性更为丰富的概念。混淆由最初仅限于产品的直接出处，随后逐渐延伸到出处之间的关联关系和赞助关系，完成了从直接混淆向间接混淆的扩张。混淆时间起初限于购买之时，后来逐渐向购买前和购买后延伸，出现了售前混淆和售后混淆。其中，售后混淆不仅扩大了判断混淆可能性的时间范围，还将判断混淆的主体从购买者扩大到旁观者。
相应的，混淆概念的不断演变使得世界各国建立了更为丰富的商标侵权判定体系。如美国1962年修正《兰哈姆法》，删除了第43条中的“消费者对该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这样只要商标的使用行为“可能导致混淆、误解或欺诈”就可构成商标侵权，商标侵权由最初的来源混淆扩大到了关联与赞助混淆。同时美国参议院解释：“因为该规定实际上既包括实际的消费者，也包括潜在的消费者，为了避免对法条中该用语的误解，删除‘消费者’这个词”。这也就意味着，对商标发生混淆的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消费者，也可以是潜在的消费者，消费者发生混淆的时机，即可以在购买时，也可以在购买之前或者购买之后，从而为售前混淆与售后混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BrookfieldCommunication lnc V．WestCoast EntertainmentCorp一案即是运用“初始混淆理论”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寻找原告产品的上中国者有可能被带到被告的中国站，并发现与原告相似的产品，许多最初意欲使用原告产品的消费者将可能使用被告提供的替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不正当地获取了原告凝聚在其商标上的商誉，因此应承担商标侵权责任。
可以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域名、链接式广告、弹出式广告等新型的商标侵权形式层出不穷，以相似性作为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很难全面准确地涵盖现有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商标侵权行为。而混淆这一概念演变至今，内涵不断扩大，不仅将整个商品的销售过程囊括在内，还入了实际购买者、潜在消费者等众多主体，更因其准确的指向了商标侵权的本质从而能够涵盖破坏商标功能的各种行为，较之以相似性建立的单一的侵权体系具有更大的制度空间。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看来，我国《商标法》以相似性作为侵权判断的标准存在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已成为公平处理个案的障碍，容易使得侵权的判定结果与市场脱节，违背消费者的认知。时值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建议我国应该明确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理清混淆与相似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对《商标法》第52条第1款可作出如下修改：“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
似的标识，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与此相对应，对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事由也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将《商标法》第28条修改为：“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导致公众产生混淆的可能，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作者：余静，原标题：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尊重作者版权，转载请保留作者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