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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便于审判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批复》的有关内容，现就《批复》的起草背景及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批复》的起草背景和过程
对国有的荒地进行开垦利用，对于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开垦利用国有荒地的情形时有发生，由此形成的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有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现行法律对上述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导致理论和实践对此存有较大争议，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高法[2010]84号)《关于对国有土地经营权转让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针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请示》对此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因案涉土地为国有耕地，不适用与建设用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应参照适用该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此属于新类型涉农案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08]36号)的精神，应当认定该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为有效。此为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后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不仅与相关当事人利益攸关，而且会影响当事人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土地效益的充分发挥。鉴于《请示》所涉及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为统一裁判标准，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正式立项后，研究室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先后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农业部、部分专家学者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意见，起草了《批复》，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予以发布施行。
二、《批复》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一致意见认为，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我们赞成此意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鉴于《请示》所涉及的土地为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农村土地，故不能适用该法调整。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适用合同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这一问题是《批复》的核心内容。对此，在调研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不能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对于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并没有设定行政审批等限定条件，其流转无需履行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证书或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只是土地使用缺乏合法性，并不影响合同本身效力，故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另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其第9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可以直接适用此规定，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起诉前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该认定为无效。我们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对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该根据案情进行具体判断，对于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支持。
1.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但是本条规定仅是对国有荒地出让或划拨的限定，并非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禁止性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也不是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不能以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或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认定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2.结合具体案情的考量。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请示》所涉及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土地转让契约中明确约定：“待徐某某将所有土地手续办齐全和土地双方验收后付第二次的40万元。徐某某要尽快办理土地使用的一切手续,待办好后交苟某某收存保管。”可见，办理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属于合同约定的徐某某应当承担的义务。徐某某未按约定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不能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
3.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办案目标考量。作为一种新的涉农案件类型，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尽量维持合同效力，不以未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履行批准手续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符合合同法、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精神，有利于维持合同关系稳定，促进土地开发和利用，推动农业生产和发展。
关于在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贯彻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的问题。
区分原则是物权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其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在物权法施行后，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效力要与物权变动本身予以区分，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影响的是土地使用权是否变动本身，并不能就此认定合同无效。肯定合同效力，至少可以通过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对守约方予以救济，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但是若简单地认定合同有效，在实践操作上容易与土地使用权转让本身相混淆，影响国家的土地管理秩序。从维护合同诚信、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及鼓励交易的理念出发，按照区分原则的要求，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作以下理解：
1.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直接涉及当事人对该土地是否为合法有权使用，当然也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但这应该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相区分，该合同的效力仍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从合同本身进行判断。对于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支持。
2.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不同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如上所述，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这可以影响该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效力，但不能影响该合同项下关于当事人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义务条款的效力。在此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有关当事人负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的义务。而在其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义务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该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条款当然也就具备了合法有效的基础。因此，对于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有关土地使用权本身转让的条款理解为未生效更为科学合理。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能够有效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更是倡导了诚实守信、鼓励交易的合同法基本价值取向。
2.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经适房买卖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转载▼标签： 北京市合同法经济适用住房合同无效规定杂谈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位于某区西苑41号楼3单元01号（建筑面积147）住宅房屋（已取得产权）以九十万元价格转卖给原告，付款方式为：订合同时交定金两万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万，余款通过贷款方式付清。合同约定被告（出卖人）在收到首期购房款的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原告（买受人）。原告按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双方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买卖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后430日内（房产证发放日期满五年后），卖方（被告）配合买方（原告）申请贷款”。但在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及银行贷款时限届满后，被告拒绝提供办理过户及贷款的手续，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补充条款2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诉辩主张：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经适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经适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张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保障困难家庭住宅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经适房管理办法。
原告对反诉的辩称：反诉原告与答辩人双方通过居间房屋买卖，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的三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并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反诉状依“经济适用房未满五年不允许上市交易”为由，要求确认无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从住房面积和上市起算时间上看，反诉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积远远超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做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上市交易时间均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后的相关规定也是按两种条件计算起点，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所有权证的时间计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购房合同订立之日计算五年时间。本案中的房屋属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时间自购房之日计算，超过五年时间，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如果按反诉原告所述的产权证取得时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第十条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视为本条对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条件附加，照此计算，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过五年时间，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确认无效合同的法律依据。
3、实践中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相关规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依照面积六十平米的标准和产权证取得之日计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时间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办法规定，符合交易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反诉原告的起诉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作出判决；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诉前已满足了条件的，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对合同效力的补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北京市关于购买经适房的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被告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辩解与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被告如约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故原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及贷款手续，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返还房屋并给付房租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原有主张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审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四、律师评案：
一、本案无争议的事实：⑴、房屋建成时间为2001年；⑵、面积147平米；⑶、产权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时间2009年；⑸、入住时间2009年；⑹、合同明确约定办证过户时间满五年后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为首付加贷款。
二、被告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例举了“有限产权、土地划拨、无权处分、公共利益、未获通知”等，这样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程序中上诉方补充提交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成为改变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审核不符合证据三性；解约告知与上诉请求有矛盾，系一审庭审后才形成，被上诉人已经提起继续履行合同之诉，其解约告知失去法律意义；银行的贷款规程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属于实际贷款业务中的操作程序及银行审核规则层面的问题，概与本案争议的履行贷款义务及办理过户责任（前期义务）无关。
三、双方之间的争议集中在法律适用方面，经济适用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上诉人主张无效，但不能提供无效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若干意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意见第（十）规定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经适房。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效力层级低，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基础性规范依据。上诉人在签约时明确约定五年期满后过户，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满后”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四、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规定的新办法规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适房，新办法限制面积是六十平米，新办法限制交易起点自产权证取得之日起未满五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办法），上市交易五年时间的起算点从购房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涉案房屋建成时间是2001年，上诉人购房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时间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办法规定交易的行为远远超过五年限售期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具备法定条件，上诉人关于未满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规定，正确理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关于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针对房地产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严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尽量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和社会经济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高度，严格把握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和把握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精神，正确界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目的，凡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要坚决维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通过稳定的合同关系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不要让司法裁判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避险趋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无效主张的一方，真实动机和目的在于房价上涨，合同无效为借口，以破坏诚信原则为代价，损害买受方的合法权益，其不当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
3. 什么是合同纠纷的仲裁
仲裁也称公断。合同纠纷的仲裁，即由第三者依据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按照法律规定对合同争议事项进行居中裁断，以解决合同纠纷的一种方式。仲裁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解决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合同争议的仲裁是各国商贸活动中通行的惯例。
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通过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一般仅限于在经济、贸易、海事、运输和劳动中产生的纠纷。如果是因人身关系和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财产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则不能通过仲裁解决，而且依法应当由政府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也不能通过仲裁解决。
就一国范围内的经济贸易仲裁来说，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民间仲裁。是指按照法律规定，经双方当事人约定，在发生经济纠纷地，由双方选择约定的仲裁人或数人进行仲裁。仲裁人的仲裁决定，对当事人来说，同法院的判决有同等的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不予遵守，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对方可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决定，对方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社会团体仲裁。即当事人的双方约定，对于现在或者将来发生的一定经济纠纷，由社会团体内所设立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这种仲裁裁决，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国家行政机关仲裁，即对国家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纠纷，由国家行政机关设置一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而不由司法机关进行审判。
合同仲裁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合同仲裁是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一种方法，体现了仲裁的“意思自治”性质，即合同纠纷发生后，是否通过仲裁解决，完全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决定，不得实行强制。如果一方当事人要求仲裁，而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双方又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则不能进行仲裁。另外，仲裁地点、仲裁机构以及需要仲裁的事项，也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在仲裁协议中自主选择决定。
②合同纠纷仲裁中，第三者的裁断具有约束力，能够最终解决争议。虽然合同纠纷的仲裁是由双方当事人自主约定提交的，但是仲裁裁决一经作出，法律即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合同纠纷经济仲裁作出裁决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都必须执行，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执行裁决，对方当事人则有权请求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③合同纠纷的仲裁，方便、简单、及时、低廉。我国合同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即仲裁机构作出的一次性裁决，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双方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都必须履行，不得再就同一案件起诉。因为，既然当事人自主、自愿协议选择仲裁来解决合同纠纷，就意味着当事人对于仲裁机构和裁决的信任，就应当服从并积极履行仲裁裁决。仲裁也可以简化诉讼活动的一系列复杂程序和阶段，例如起诉、受理、调查取证、调解、开庭审理、当事人的双方进行辩论及提起上诉等程序上的规定，这些往往是要花费数月或更长的时间，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合同纠纷仲裁的收费也比较低。
4.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11条规则
一、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裁判摘要：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华建机器翻译有限公司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谢雄平、张贺平、仇绍明、黄若浩合作协议纠纷案〔(2010)民提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阿拉山口公司诉宁夏秦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5)民二终字第9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要求其住所地人民法院重复立案或将案件移送其住所地人民法院的，应予驳回。
四、德国亚欧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与绥芬河市青云经贸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案〔(2006)民四终字第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
裁判摘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随后又在其他地方就合同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合同中约定管辖的条款的效力不因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改变，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五、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中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民二终字第1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2期〕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债权几经转让，但新的债权人均未与债务人、保证人重新约定管辖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只要原协议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应认定继续有效。
六、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七、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双方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本案原告要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一工程部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89号《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中认为：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在再次补充协议中约定，“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中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的情形符合该复函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10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八、江苏省华星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湘潭市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视为选择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星公司与九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受理的九龙公司诉华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属于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各自住所地法院起诉引起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依法应当合并审理。
导读说明：华星公司和九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若达不成一致意见，供需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根据约定，都可以作为原告向本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湖南混合江苏两地法院均本案均享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09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九、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2008)民申字第136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7期〕
裁判摘要：一、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列明多个被告，因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故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其他被告如果认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未在此期间提出异议的，因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亦可裁定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起诉，并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二、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当确定为居间行为地。
最高法院认为，但经本院审阅一审卷宗，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因管辖权已经确定，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即使人民法院查明开封城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智扬公司对开封城管局的起诉，亦不影响已经开始的实体审理程序，不需再移送案件。另，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本案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为居间行为地。据原审认定的创思公司项目参与人赖志文给智扬公司董事长郭益群出具的感谢信中关于智扬公司在开封市接待创思公司高层，以及协助创思公司竞投开封项目等内容，开封市作为居间合同所指向项目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履行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可据此行使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本案一审法院系起诉状所列被告住所地法院，亦为合同履行地法院，不构成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因此，申请再审人关于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十、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追偿权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68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诉合并审理的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华锦化工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承担债务人沈阳公用公司债务的偿还责任后，将其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和要求反担保人北大青鸟公司、开发公司和金融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两个诉并案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规定，作为本案的四个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在多个人民法院对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其中两个被告即沈阳公用公司和金融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不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四个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问题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上诉人北大青鸟公司以其为本案第一被告，要求将该案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十一、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25号〕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本院法复[1993]10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关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为中国民生银行所在地即北京市，案件可以由北京法院管辖。尽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并非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其诉讼管辖约定应为有效。
5. 买卖合同中产生质量纠纷，怎么办
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买受人如果在约定检验期通知出卖人，如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应当在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可以不接受物品或者解除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第一百四十八条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第一百五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5)买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扩展阅读：
检验期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由法官酌定，买卖法还规定了两年的最长期间。
这些不同的期间含义如何，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不同地区的法院有不同的做法。下面拟从几个案例出发，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正达公司与莘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约定了机器质保期为一年，正达公司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应当是自收货之日起一年，检验期也应当是一年。在该案中，法院直接将质量保证期认定为了检验期。
案例二：汉源公司与双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保修期为6个月，并按约定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货到工地，安装调试后止”，但该检验期间过短，买受人无法完成全面检验，因此原告可以在两年最长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
而原告在收货后两年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应当视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了异议。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检验期间过短后，并没有另行确定合理期间，也未考虑保修期的约定，而是直接适用了两年最长期间。
案例三：伟达公司诉瑞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伟达公司虽然主张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其未在合同约定的到货30天内提交书面异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货物的质量问题，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约定了三年的质保期，伟达公司如果有证据证明在质保期内电池有质量问题，可以要求瑞达公司更换，但这属于双方自行协商或另行起诉的问题。在该案中，法院认定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提出异议，否则即使未过质保期，也不能再以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提出异议。
案例四：启测公司诉奥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以买受人未在质量保证期内提出质量异议，对其抗辩不予支持，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双方没有约定检验期间时，买受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或质量保证期内提出异议，否则视为质量符合约定。
检验期间为我国合同法所确认，该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不仅规定了约定期间、合理期间，还明确了两年最长期间以及质量保证期等，这种将各种期间杂糅在一起的立法，易造成实践中对上述各期间相互关系理解与适用上的混乱：
在案例一，法院将质量保证期等同为了检验期；
在案例二，法院在当事人有质量保证期约定的情况下，并没有考虑该约定而是适用了两年最长期间；
在案例三，法院认为检验期间与质量保证期存在根本区别，两者不能混同；
在案例四，法院认为当事人有质量保证期但无检验期间约定的情况下，还应受合理期间的约束。可见，司法实践对各期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在适用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试图缓解司法实务中的混乱，如明确了合理期间的判断标准、区分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等，但对于各期间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的做法。
6.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十一条规则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条规则
阅读提示：合同履行出现争议诉至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是法院管辖的问题。无论律师还是法务，在起草、审查合同过程中，对于约定管辖法院的条款，要慎之又慎。最高法院会告诉你，如何去处理该类问题。
一、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裁判摘要：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华建机器翻译有限公司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谢雄平、张贺平、仇绍明、黄若浩合作协议纠纷案〔(2010)民提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阿拉山口公司诉宁夏秦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5)民二终字第9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要求其住所地人民法院重复立案或将案件移送其住所地人民法院的，应予驳回。
四、德国亚欧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与绥芬河市青云经贸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案〔(2006)民四终字第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
裁判摘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随后又在其他地方就合同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合同中约定管辖的条款的效力不因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改变，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五、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中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民二终字第1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2期〕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债权几经转让，但新的债权人均未与债务人、保证人重新约定管辖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只要原协议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应认定继续有效。
六、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七、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双方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本案原告要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一工程部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89号《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中认为：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在再次补充协议中约定，“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中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的情形符合该复函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10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八、江苏省华星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湘潭市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视为选择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星公司与九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受理的九龙公司诉华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属于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各自住所地法院起诉引起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依法应当合并审理。
导读说明：华星公司和九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若达不成一致意见，供需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根据约定，都可以作为原告向本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湖南混合江苏两地法院均本案均享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09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九、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2008)民申字第136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7期〕
裁判摘要：一、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列明多个被告，因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故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其他被告如果认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未在此期间提出异议的，因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亦可裁定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起诉，并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二、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当确定为居间行为地。
最高法院认为，但经本院审阅一审卷宗，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因管辖权已经确定，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即使人民法院查明开封城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智扬公司对开封城管局的起诉，亦不影响已经开始的实体审理程序，不需再移送案件。另，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本案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为居间行为地。据原审认定的创思公司项目参与人赖志文给智扬公司董事长郭益群出具的感谢信中关于智扬公司在开封市接待创思公司高层，以及协助创思公司竞投开封项目等内容，开封市作为居间合同所指向项目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履行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可据此行使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本案一审法院系起诉状所列被告住所地法院，亦为合同履行地法院，不构成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因此，申请再审人关于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十、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追偿权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68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诉合并审理的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华锦化工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承担债务人沈阳公用公司债务的偿还责任后，将其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和要求反担保人北大青鸟公司、开发公司和金融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两个诉并案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规定，作为本案的四个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在多个人民法院对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其中两个被告即沈阳公用公司和金融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不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四个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问题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上诉人北大青鸟公司以其为本案第一被告，要求将该案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十一、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25号〕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本院法复[1993]10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关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为中国民生银行所在地即北京市，案件可以由北京法院管辖。尽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并非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其诉讼管辖约定应为有效。
7. 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和合同法51条怎么区分
建议看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8.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院下了判决）
现在是证据的问题。1，你说房主的名字是他，那为什么法庭又说权属不能确定。你是否出具了他的房产证。2.即使他没有房产证，那单位也可证明此方已分配给他，想办法取得这个证据，如不能，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看单位分房的原始记录。）
现在也不能说你就败诉了。还能维持现状。不给他退房，等他起诉时再反诉要求履行。你这个案子有点问题，发现不利时应当撤诉，以便日后仍可起诉。现在根据一案不再审原则，以后很难立案了。
所以还得上诉，举出他是房主的证据。好好看看证据规则。
二审判你胜当然最好了，如不能也要争取发回重审（事实不清），然后拉锯，不行就撤诉。
如果权属搞清楚了，还有协议的效力问题，总之案子有点麻烦，建议找个好点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