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特殊标志/商标判断侵权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特殊侵权
商标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其他干涉、妨碍商标权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其具体表现内容如下：
一、一切侵害他人注册商标权益的行为，都是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根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
2．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这种行为在理论上也称为“反向假冒”行为。
3．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结合《商标法》第56条第3款的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这种形式的商标侵权行为是需要销售者主观明知为要件的。
4．伪造或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须注意的是，这种侵权行为是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包括“制造”和“销售”两种行为。
5．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二、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包括：
1．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
2．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3．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或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4．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通过该域名进行有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Ⅱ 如何判定商标间接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但为直接侵权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或者引诱、教唆他人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即故意为他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提供经营场所、运输、仓储等便利条件。市场开办者故意为商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提供经营场所的便利条件，依法构成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Ⅲ 如何认定商标侵权行为
1、确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范围：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范围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基本依据。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构成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范围，也就为认定商标权侵权行为确定了与被控侵权对象进行比较的标准，以便得出是否构成侵权的结论。
2、确定被控侵权的具体对象：被控侵权对象的确定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被控侵权的商标，二是被控侵权的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确定被控侵权具体对象的意义，在于确定和固化被控侵权行为的载体，为下一步与商标权的保护范围的比对打下坚实基础。它与确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范围同样重要，它是认定商标侵权行为的另一比较对象。
3、比较两者差异：将被控侵权对象与注册商标和该注册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进行比较，认定被控侵权的商标与注册商标是否相同或者近似，以及被控侵权商标所使用的商品与该注册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或者相类似。
通过认定侵权行为的三个基本步骤，特别是经过将被控侵权对象与注册商标和该注册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进行比较后，就能认定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Ⅳ 如何界定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63
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特别是驰名商标，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其本身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财富。正因为商标能带来很大的利润，假冒商标的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多，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的假冒商标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犯罪分子为牟取巨额利润，商标犯罪愈演愈烈，而且呈智能化、复杂化、隐蔽性强等特点，在实践中，往往与商标民事侵权行为纠缠不清，容易混淆，有必要依据法律的规定，从理论与实践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213条、第214条、第215条之规定，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数额较大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分别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根据《商标法》第38条第（1）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商标犯罪与一般的商标侵权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
一、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来界定
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以及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主观心态都必须出于故意，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主观方面还必须是直接故意。
即这三种罪的行为人都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危害后果而为犯罪行为，而且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人还必须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过失，应按一般商标侵权行为论处。如何理解“明知”是关系到商标犯罪罪与非罪的问题。对假冒注册商标罪，实践中只要行为人有擅自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事实存在，就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备了“明知”的要素；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实践中行为人只要对其所销售的商品具有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一事实具有明确的认识，即行为人明知销售的是假货就行。但明知不等于“确知”，即使不确知所假冒的注册商标属于何人以及假冒的情况，只要已经认识到该批商品可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没有任何根据在心理上加以否定，那就属于明知范畴。对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行为人只要知道自己不具备承印注册商标标识的合法条件而仍印制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事实就应认定为明知。只有确定了行为人确系“明知”，且符合商标犯罪的其他构成要件，才能确定其为商标犯罪，否则只能以正当行为或一般商标侵权行为论处。
二、从行为的对象来区分
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假冒商标标识罪的犯罪对象分别是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他人已经注册商标的商品和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标识，前两种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不是前两种罪的犯罪对象。因为《刑法》第213条明文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未经注册商标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源于假冒注册商标罪，所以此两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商品商标。《刑法》篇215条未将注册商标标识限定于商品商标，而且伪造、擅自制造服务商标标识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针对服务商标标识而实施的伪造、擅自制造或加以销售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同样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论处。实践中，如果行为人使用的是他人未经注册的商标或已过有效期的商标则是一种正当行为；如果假冒的或销售的是他人的服务商标，则构成一般的
商标侵权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三、从注册商标的使用形式和范围来区别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不仅是假冒他人已注册的相同商标，而且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将其使用在同一种商品上。如果行为人已经注册商标人许可，属正当行为。如何理解“相同的商标”和“同一种商品”是区分商标犯罪与商标侵权的关键。相同的商标是指音、意、形均相同的商标。在实践中，只要音、意、形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就属刑法上的”相同的商标“。同一商品，是指商品的性能、用途和原料等都相同的商品。根据国家颁布的《商品分类（组别）表》中，对所有的商品按类、组、种三个等级进行了分类。在实践中，我们只要看申请人申请注册时指定并经商标局核准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为同一种即可。如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在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均属民事上的商标侵权行为，这类行为均依照《商标法》第39条规定处理。
四、从行为的情节来界定
根据《刑法》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必须“销售数额达到较大”的才构成犯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何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12月8日发布的《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情节严重”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违法所得（即销售收入）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或者非法经营额1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视为情节严重：
（1）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2）假冒他人已注册的人用药品商标的；
（3）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国际影响的。
何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销售数额较大”？参照《规定》，销售数额较大的是指：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在2万元以上的。何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情节严重”？参照《规定》是指：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2万件（套）以上的。因此，上述三种行为，如果行为的情节与数额未达犯罪的程度，就应按一般的商标侵权行为处理。
Ⅳ 商标侵权行为认定
(一)有违法行为存在
行为的违法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即发生了行为人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擅自在相同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妨碍商标注册人行使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商标违法行为的存在是侵权行为构成的前提条件。
(二)有损害事实发生
损害事实在商标侵权行为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条件。至于损害事实，可以是物质损害，也可以是非物质损害。物质损害是造成商标注册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减少、消灭。非物质损害是因侵犯商标专用权而致使权利人的商品信誉、企业形象被损毁、贬低。非物质的损害是无形的，并且当时是无法计算的，但终归导致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减损。在实践中，对物质损害的认定应由被侵权人举证，而对于非物质损害的认定，举证却是非常难的，因此无需被侵权人举证。只要有违法行为的存在，便认定为有非物质损害，被侵权人即可要求停止侵害。
(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损害事实不同，形成的因果关系也不同。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则违反行为与损害事实形成因果关系。例如某种假冒名牌的酒，质量很差，消费者饮用后，会误认为某种名牌酒的质量下降了。这就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则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四)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新《商标法》将原法第38条第(2)项“销售明知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明知”删除，即取消了认定此行为侵权的主观构成要件，确认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无论侵权人主观上故意或过失，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Ⅵ 故意为商标侵权提供经营场所怎么认定
市场开办者只有明知商户售假才承担商标间接侵权责任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9/08/content_11628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