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怎么样的。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光义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 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法机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❷ 宋代是如何解决三省分权制衡的弊端的
在宋代，虽然三省名义始终存在，但是已经混同为一省。同时由于枢密院、三司的设立，宰相的军权、财权被剥夺，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不但宰相为临时职务，天下无官不为临时职务，至于“非奉别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会要·职官》“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有以侍中衔出任宰相职务的现象、却没有以中书令衔出任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头衔。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省》：“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并任，较唐朝时少了许多。也有独相一人或三相并置的。三相并置时，以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次相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二相并任的，首相并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神宗元丰改制时，尽废差遣职。以三省长官任宰相，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便轻授。遂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例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右仆射例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政和二年，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靖康元年，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南渡后，凡事力图复太祖、太宗旧制。建炎三年，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中书与门下二省为中书门下。孝宗干道八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❸ 宋代怎么解决人地关系矛盾
宋代人口增长迅速、分布不均,土地兼并严重,使人口与土地矛盾突出。当时不少人就此提出解决思路:一是调整人口分布;二是实行限田;三是主张土地集约经营。从宋代解决人地矛盾的思想可以看出,对人地冲突的综合治理不仅有助于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且还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生态平衡。
❹ 宋朝针对三冗局面所采取的解决措施
1.核心内容是富国，强兵，育才
2.富国：推行新法：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
3.强兵：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
4.育才：科举改革，改革学校制度
❺ 宋朝是怎样解决君相争权问题的
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就皇权的安全来说，唐代以前，在中枢权力的分配上，宰相对军事、行政和财政实行一揽子管理，便于大权独揽。
宋则不然，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
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历史发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宰相、枢密院、三司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分别向皇帝报告，这就让皇帝越来越像个"政府首脑"了。喜欢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后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极了高参和秘书。
❻ 简述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和运行机制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项制度，调解是中华民族横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法律制度并未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之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在该政策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此作为考核法官办案质量高低的标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强迫性调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国在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的原则做了修正，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调解处理民事案件，将调解贯穿于审理的始终，在万不得已时才以判决结案。但是，该原则虽在用语上避开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和解优先的作法，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调解率而所产生的强迫调解。
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立法机关再度对调解原则进行修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同时，立法机关还将有关调解的规定从“普通程序”前移至“总则”部分，这样，既可以避免将调解误认为开庭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又表明调解适用于包括一、二审、再审在内的审判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这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同时，它否定了“着重调解”，纠正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全国法院调解结案率虽有所减少，但与判决结案相比，仍占相当比重。以笔者所在的D区人民法院2014年来说，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3703件，审结3694件，其中调解结案的2663件，占结案数的72.09%。可见，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当前法院调解运行机制与伴随的问题
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独立，它强调分权、自治和权利的保障，要求国家尽可能地干预经济关系，充分地尊重私人间的合意和选择的自由，仅从宏观上调控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体现在民事诉讼结构中，就表现为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使当事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决定自己的诉讼行为，而法院对当事人自由行使诉讼权利不予干预，更不能代替当事人去处分由当事人享有的自由权利。
事实上，近年来学术界对法院调解的质疑，也主要是围绕法院调解这种“裁判者进行调解”的地位展开的。因为，法官进行调解时主要身份应当是“调停者”但要始终把握这一身份是很难的。法官最终的裁决权，无疑是法院调解中对当事人的无形压力。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以判压调”、“以拖压调”、“以诱促调”、“强制调解”屡屡发生，使当事人难以行使处分权，有违自愿原则。更有甚者，法官也会先入为主，即在调解成立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或法官调解方案不被接受情形下，法官也有可能依调解协议或调解方案判决，由此造成调判不分。
第三，调解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事实清楚、分清事非的原则。制定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一些法官不重视案件基本事实的调查，在调解中无原则地“和稀泥”或对难以查清的案件执意调解的做法而制定的。但这是法院判决应遵循的原则，将其作为法院调解的原则与当事人的合意是相矛盾的。况且，我们现在的审判方式改革，强调的是职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相结合，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实上追求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这些都使产生这一原则的因素消失，所以该原则应当予以废除。
现代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及对法官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自愿原则作为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本质就是尊重当事人对自主权利的支配，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合意解决纠纷的作用，否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合意的调解就无法得到控制。而现在法院在调解上过于注重行政权力，为了完成调解率，为了大调解，有些时候不顾当事人是否自愿，都要调解。笔者感叹，为何现代法治社会，法官办案要受到如此多的规定限制？
第四，法院调解对程序、时限、适用规则等问题未作规定，法官在调解中的随意性过大。比如什么情况下构成“调解未达成协议”，什么情况下应当进入判决程序。缺乏这样的制度约束，就会造成在当事人已无调解意愿或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率，仍然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法院调解作为一种制度，它的“意思自治”与“利益协调”的本质，要求调解不可能象审判那样具有严格的程序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调解可以是法官随意性支配的过程，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中缺乏程序、时限与适用规则的制约，事实上为法官的随意性留下过大的空间。
第五，法院内部的一些规定影响调解的适用。法院内部一些规定亦限制了调解的适用，如现在多数法院均规定了调解结案率、撤诉率、当庭宣判率、上诉维持率等考核指标，法官办案不得不为完成指标而调解，甚至有些无法调解的案件也强制调解，这些规定都会对法官办案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在实践中，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和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异化以及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冲突。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
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等。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民事诉讼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却明显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并且过于绝对，这与法院判决没多大的差别，若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则既耗时又耗资、牺牲了程序利益，这样，就忽视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现。
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功能作用，认真调处每一个民商事纠纷，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胜败皆明、定分止争。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❼ 宋代诉讼时效制的意义
您好！宋代诉讼时效制度确定了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时限和时效，有利于防止审理案件的滞留延长，也便于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
宋代的诉讼时效制度中将各种案件划为大事、中事、小事三类，各类案件分别确定不同的审限。据史料记载，宋哲宗时期，刑部，大理寺规定：“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缗是一种计算单位，一缗相当于当时的1000文钱。大事审限40天，中事审限20天，小事审限10天。若超过一天笞十下，超过三天罪加一等打80杖，可见当时对审限管理多么严格。确定这种审限制度，有利于防止审理案件的滞留延长，也便于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
宋代诉讼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确定了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时限和时效。所谓诉讼时限，就是审理案件花费的时间，宋代时称为“务限”。关于“务限”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在《宋刑统》中。经过查阅资料《宋刑统》中，对于民间的田宅、婚姻、债务纠纷，每年的十月一日之后到第二年正月三十日前交予官府，官府必须在三月三十日前审理裁定完毕。规定州县官府每年二月初一开始不受理纠纷诉讼，到十月初一开始受理诉讼。在二月初一到十月初一这一段时间内，官府不受理民间的各种民事诉讼纠纷。这种根据农民劳作规律规定轻微案件起诉受理、审理时限的制度，称为“务限法”。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❽ 在君权与相权关系处理上，宋朝采取怎样的措施
宋代皇帝为了加强皇权，把相权一分为三吧，就是参知政事啥的，进一步削弱
❾ 跪求明清时期的调解制度细则
中国古代“调处息争”的法律传统及制度
(一)中国古代调解制度概述
儒家文化和历代统治者崇尚 “无诉是求”，其目的是追求一种“和谐社会”，进而实现“无讼世界”，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然而，在现实中却难以避免客观存在的各种纷争和矛盾，为了缩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贵和持中”和秩序稳定，统治阶层不得不探索一些“无讼”的途径和模式。于是，历朝历代都以“无诉是求”为理念，建立了“调处息争”的法律机制。
中国古代通过“调处息争”，解决纠纷的制度叫“和息”或“和对”，亦即调解。
“和息”、“和对”之词早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记载。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史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 秦汉时，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调解不成再到县廷起诉。汉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司法调解制度。乡啬夫的职责是“职听讼”，就是验问调解以息讼。唐代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重视用调解手段解决。许多官员由于善于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而获得良吏，循吏的声誉。初唐宋是调解制度成型的关键时期，到了宋代调解基本形成制度化，调解制度得到法律确认，调解被引入司法程序。《唐律》中规定，乡里讼事“先由里正坊正调解之”。宋代的法律中规定“地方官应当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到元明清时期，调解已经趋于完善。在元代，赋予调调解制度以法律效力，强调凡是调处结案之诉，当事人不得重新起诉。明代制定《教民榜文》。同时明代各州县设“申明亭”，专事调处民间纠纷，不决，再诉至官府。到了清朝，调解已经成为民事诉讼常用手段。康熙皇帝曾把调处息讼与“弭盗”、“完粮”并重。《大清律例》中有详细的规定。
（二）古代调解制度分类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依调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官方调解、半官方调解与民间调解三种。
1、官方调解
官方调解是地方官员的职责之一，又称州县调解，最具权威性。官方的调处并不是规定于法律的一个固定程序，但在处理民事纠纷的实际运作当中却具有重要地位，它在处理诉讼时总是被优先考虑。经由调解而讼清狱结，是地方官治绩的突出表征，也是大计考官的一项重要指标，“凡自理词讼，随到随审，虚衷剖断，从不稽延拖累”的地方官，常常与大计中获得优等。因此，地方官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时，才予以审决。
官方调解的方式一般是由受理该案件的长官对当事人进行情理的说服，有事也令亲族乡邻参与调解，征求他们的意见。官府调解之后，需要立有甘结之类的“无词状”、“和对状”申官存案，以示了结。
2、半官方调解
半官方调解，即官批民调，即官府接到诉状后，认为情节轻微或事关亲族伦理关系及当地风俗习惯不便公开传讯，便将诉状交予族长、乡保进行解决的一种调解制度。调解成功，上报官府销案；调解不成，则需说明理由，然后交予官府处理。官批民调是一种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
这种调解方式以清代为典型。清代时，州县官员除亲自当堂调解外，有时也批令乡保里老调解，并加派差役协助。现存档案中经常见到“饬差确查妥处”、“着乡保俊谕安分”等批令。乡保据此批令，召集两造进行调解，并且调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上呈官府。如调解不成，也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然后由官府提讯一千认证。如果调解成功，则请示销案。由于民事纠纷多半发生在乡里之间，因此乡保调解，耳目所闻所见，容易获得真情。相反，“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所以这种带有半官方性质的乡保调解，也是一种常用的有效的形式。尽管《大清律例》规定：“一切田土户婚不得问及保甲”，但实际上禁而不止。为了解决律例规定与实际间的冲突，强调乡保对自己的调解行为及后果负责，官府处于审查、批准的“超然”地位。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紧密配合，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既较好地平息了纠纷，又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3、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即当事双方为解决纠纷而邀请中间人出面调停，使争端得以解决的一种活动。民间调解是一种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有：宗族调解、乡曲亲戚调解、里甲乡保调解。
宗族调解是古代解决民间纠纷中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调解方式中，宗族家长是调解的主要主体，家法族规是宗族家长用来调处、裁判族内民事纠纷的法律依据。当家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一般先由族长进行说服教育，然后再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调处。对于宗族调解的调解结果及处罚决定，官府一般予以认可。如《唐律疏议》就中规定：“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大清会典事例》则明确指出：“……族长及宗族内头面人物对于劝道风化户婚田土竞争之事有调处的权力”。
乡邻调解，即由亲友、邻居或贤良人士等出面说合、劝导的调解方式。这种调解方式比较灵活，没有时间、地点、调解形式的限制，调解人由当事人自愿选定。
里甲乡保，是指基层民众自治组织，如乡、里、保、甲等的长官进行的调处。《至元新格》就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在明代，民间调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是里老的调处。里老对民事纠纷的调处主要于各乡里均专门设有的“申明亭”中进行。一般的民事纠纷经里老调处是一个必经阶段。“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十事，不许径便告官，务要经本管理里甲老人理断。”当然，里老的调解处议并没有强制效力，愿和者，听；不愿和者，准予告官。
（四）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原则与特点
无论是官府调解，还是民间调解，都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调解的范围是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超出此范围即为法律所不允许。
第二，调解息讼实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下进行的，是与州县堂审相配合的补充形式。
第三，凡参与调解的乡邻、宗族，都要本着息讼止争、利国利民的目的，不得借机挑讼，从中渔利。
第四，调解带有强制色彩，是处理一般民事纠纷的必经程序，当事人一般不得径行起诉至官府，否则即被视为“越诉”，而受到处罚。
第五，调解的基本依据是国法，适用其他民事法律渊源不得与国法相悖，以免影响法律的统一适用。
第六，调解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的道德，其核心是礼。
（五）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适用范围
具体来说，中国古代的调解主要适用于民事领域，刑事案件只能限于轻微的刑事犯罪，重大的刑事案件不属于调解范围，要由司法机关进行公开审理。调解与司法机关的审理，二者构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
（六）以“无诉是求”为目的的其他方式与手段
我国古代追求“无讼”的法律制度以调解为最主要，但也存在其他诸多方式。为了追求息讼的目的，西周提高诉讼成本，“以两造禁民讼，如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至于朝，然后听之。”即通过交束矢、交钧金等类似于今天诉讼费用的方式，来达到“禁民讼”、“禁民狱”。
不仅如此，历朝历代都以宗法的“亲亲尊尊”的“亲亲为隐”为理念对包括审级、管辖、时效等各方面设置限制，以实现息讼、无讼。封建律典通常限制民众的自诉权，譬如卑幼不得告尊长，卑贱不得告尊贵；妇女，残疾人的诉讼权或者是有限的或者完全被剥夺。
以唐朝的诉讼制度为例，唐律对起诉与受理均作出了严格而详细的限制，内容涵盖了诉讼的形式、身份、年龄和能力各个方面。其典型便是唐代开始对民事诉讼有了关于“务限”的规定。所谓“务限”，是指官府为了避免诉讼双方当时人因打官司而影响农业生产，对受理和审断民事案件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