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侵权行为侵犯的权利范围
具体要看是哪方面侵权，例如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然而目前，据相关统计显示，司法实践中采用“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方法确定赔偿额的微乎其微，采用许可费合理倍数的也是很少，绝大多数专利侵权案件都是使用酌定赔偿来确定赔偿额的。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酌定赔偿是指，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具体案件的因素并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范围酌情予以确定赔偿额的制度。 当然，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虽然原告未能举证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不存在或是专利许可合同或是许可使用费不合理时，法官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损害赔偿额确定，法官在酌定赔偿额案件中自由裁量的基础是原告提供其损失的间接证据。 法院依法酌定赔偿额时，需要依据案件的相关事实。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通常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被侵权专利的类型，发明和实用新型因比外观设计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法院对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损害赔偿要高于外观设计专利； （2）涉案专利的创造性，专利权人开发专利的投入； （3）被控侵权产品的市场价值； （4）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涉及范围、侵权情节、手段以及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 （5）权利人在进行侵权诉讼时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咨询费等。 综上，对于专利侵权案件，依据具体案件的相关事实，原告在提出诉讼主张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时，结合法院通常考量的因素，需要尽可能提供索赔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㈡ 只要不用于商业用途就不算侵权吗
很有可能是侵权，但是仅仅依据是否用于商业用途难以判断是否侵权，只有满足著作权合理使用条件才是合法使用。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重要的著作权限制机制，它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合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十二项合理使用的具体方式：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拓展资料：
设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效率。即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公平”体现了合理使用的合理性，而“效率”则体现了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合理使用作为对著作权进行限制的制度，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一种，其目的就是在于防止著作权人权利的滥用，损害他人的学习、欣赏、创作的自由，妨碍社会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合理使用制度在防止著作权人权利滥用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合理使用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创作自由。
创作活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建立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之上，没有前人作品的启示和借鉴，创作就如无源之水，无土之木。
参考链接：网络_著作权合理使用
㈢ 此种情况可否属于滥用诉权
一、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
滥用权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场域之中,并形成了三大学说。其一为本旨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的社会性） ；其二为界限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行使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界限；其三为目的与界限混合说,即权利滥用超出权利的、社会的、经济的目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界限而行使。[2]借鉴这种学理研究来分析滥用诉权行为,本文认为既然滥用诉权行为是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目的从而获取诉讼利益,因此,滥用诉权的行为人存在着主观过错,加之他实施了超越其权利行使范围的行为而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受到侵害,这一行为同对方当事人的损失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这样认为,滥用诉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为以下四点:第一,滥用诉权具有行使诉权的一切表征；第二,滥用诉权行为违背了诉讼的目的或超越了权利正当行使的界限；第三,滥用诉权行为人主观存在恶意或故意；第四,滥用诉权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受到侵害。简而言之,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具备两重性:滥用诉权行为的违法性和侵权性。 针对滥用诉权行为的违法性,国外的立法通过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来规制。例如日本,学界认为当事人滥用诉权被视为违背信义,以损害对方当事人为目的,日本民事诉讼法也对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一系列具体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措施进行了规定。[3]针对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性,国外立法例赋予受害方当事人有权提起侵权之诉的救济途径。英国、美国等国家将滥用诉权行为视为一种侵权行为。[4]有的国家,例如德国,其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出对滥用诉权行为性质的双重认识,建构了双重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体系。一方面,德国在其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应当承担“真实义务“ ,一旦违反,法官可以行使职权而认定其诉讼行为无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业产权案件中,滥用诉权的原告造成了对其他“有组织的商事活动”的侵害,被告方当事人可就原告滥用诉权行为造成的侵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5] 二、滥用诉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目前中国社会司法活动较为活跃的整个大背景下,权利保障和处罚权利滥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诉讼的受害者处于彷徨、无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处于极其尴尬的状态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滥用诉权的诉讼,人民法院仅能对无辜被告者做出胜诉的肯定性评价,而对于无辜被告者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所花费的代价,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爱莫能助。[6]由于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不明确,因此,如何认定滥用诉权行为和规制滥用诉权行为也就处于尚不知晓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实。面对深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法院仅仅能够让当事人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于实体法规定的缺陷而无法进行审理,只得动员当事人撤诉；第三,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现实与无奈。 针对我国在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方面还出于空白的情形下,笔者在确立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大前提下,基于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目的而提出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改革意见,并确立责任费用分担规则。确立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建构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第三条路径选择。 （一） 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在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时,在主观上持有公正和正直的态度,并确信自己的行为不会给他人造成损害。之所以将发源于民法领域的诚信原则用于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理由有三:第一,滥用诉权行为自身的非道德性。滥用诉权规制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仅存在于概念上的问题,它还植根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双重控制的语境中。“滥用”的基本内涵就是对公正、诚信等法律和道德的最根本价值的极大违背。因此,作为民法中最为标志性的诚信原则可以作为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基本准则。 第二,对滥用权利进行规制发源于实体法。滥用诉权的概念在古代法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随着现代法的不断发展,伴随着诉讼主体权利的扩大化而出现的负面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滥用财产权的行为,导致了法国最先在法律中提出“滥用权利”（Abuseof Droit） 的概念。[7]在法国当时所处的十九世纪“, 禁止权利滥用”被用于清除财产法现代化进程的障碍。[8]伴随着财产权社会价值之升华“, 禁止滥用权利”的适用范围也获得拓展,既重视财产权又重视权利行使同社会利益的协调。最为明显的发展是将滥用权利同受害人的利益相联系,受害人的利益不仅包括实体利益,还包括诉讼利益。如学者杰拉德（Jessrand） 所说,程序意义的介入并非是偶然的因素,而是通过最普遍的权利滥用行为这一介质而体现出来。在此之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具有“合法利益”才能起诉,除非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而需要司法救济外,以其他理由提起诉讼或反诉就是滥用诉权。 第三,滥用诉权行为类型的多样性和难以确定性在实质上拓展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一个人可能会说没有哪个法律制度会全然不顾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存在,但这样的认识仅仅是认识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第一步。正如学者所言:“对象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复性的历史个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并非线性的、单义的自然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多元因果关系。”[9]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事人滥用诉权的情形多种多样,加之立法相对滞后,有效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成为一道难题。纵观外国的做法和尝试,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或与之类似的真实义务将可以有效地规制滥用诉权行为。 发挥诚实信用原则在规制滥用诉权行为中起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在具体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由而排除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一方当事人恶意起诉,法院可以根据诚信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而驳回当事人起诉。第二,一方当事人通过滥用诉权的行为而获取的诉讼结果,法官可以根据诚信原则直接认定无效。当然,由于诚信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条款,其本身具有适用范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赋予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诚信原则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同时,法官裁量权使用的恰当性也需要进行规范。 （二） 改革诉讼费用制度,设立当事人责任费用分担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方承担（这里的诉讼费用指法院规费,不包括胜诉方的律师费用） 。基于败诉方负担规则,具体的实施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变通规则:第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部分胜诉、部分败诉,诉讼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责任大小,确定双方当事人按比例分担相应的具体数额。第二,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案件,其诉讼费用的负担,也应由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后加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决定各自负担的比例。第三,原告提起诉讼后,因种种原因决定撤诉,凡撤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收取原告预交的诉讼费用的50 % ,另外50 %由原告负担。从变通规则中我们不难发现,现行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激励着当事人尽最大可能获取胜诉的结果,从而一方面获得通过诉讼实现的实体利益,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诉讼费用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诉讼结果的极大利益促使当事人行使诉权,这也加重当事人滥用诉权情形的发生。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应本着以当事人为本位的思想进行改革,使当事人对诉讼进程可以基于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做出合理的预测,能够将自己的诉讼成本掌控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实现合理正当行使诉权,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基于完全放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分担规则而完全从新建构相关制度的现实障碍,逐步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具有更强的可行性。笔者建议,还原败诉方负担规则的原貌,实施真正的败诉方负担规则。为此,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其他内容应该进行相应的革新。一是通过立法合理规范律师收费的办法和标准,改变律师乱收费的现状；二是将律师费用纳入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体系。这样,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决定是否聘请律师代理,是否进行诉讼,以及一旦诉讼后,能够预测自己投入的诉讼成本,从而指导自己的诉讼行为及诉讼决定。 以此为契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还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责任费用负担规则的确立来规制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负担一般诉讼费用后,通过减低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一方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来救济受害方。这是一种在大陆法系国家广泛使用的对当事人双方诉讼费用分担的变通规则,从改变诉讼费用分担的基本原则“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的角度来规制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即使滥用诉权的当事人胜诉,他同样也会承担诉讼费用,或者他将不能获得对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诉讼费用补偿金。 当然,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的基本情形因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而有所区别。首先,如果一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导致他最终获得胜诉,他滥用诉权的行为对于他胜诉与否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形下,受害方败诉的诉讼费用应该由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全部承担。例如在当事人滥用起诉权的情形下,被告本可完全避免身陷诉讼,如果诉讼的结果又让起诉方获得胜利,这无疑对被告而言是极其不公正的,这样的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本文认为应由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承担。第二,如果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其滥用行为对于他胜诉的结果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则滥用诉权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由于他滥用诉权而导致的那部分诉讼费用。例如,胜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则法院执行财产保全的相关费用应该由他自身承担,而不应归入败诉方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中去。 （三） 确立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当事人滥用诉权,法院虽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而驳回起诉,但是对方当事人仍将遭受损失。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将救济受滥用诉权行为侵害的对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10] 由于滥用诉权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第一,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具备侵权的主观过错或过失；第二,当事人实施了滥用诉权的行为；第三,受害人的损失与该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滥用诉权行为的行为导致了受害人遭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等后果。因此,本文认为滥用诉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应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即滥用诉权者应承担受害人为诉讼所支付的金钱方面的赔偿责任和滥用诉权者应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滥用诉权者承担的受害人为诉讼所支付的金钱方面的赔偿责任,其范围应包括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和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的隐性经济开支。根据我国诉讼费用的相关规定,律师费用由各方当事人自行负担,本文认为,如果法院认定一方当事人因为滥用诉权而导致对方当事人侵权成立的话,受害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因作为受害人为诉讼支付的显性经济开支而由滥用诉权方负担。至于因诉讼而耽误工作等等其他的隐性经济开支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判定数额。滥用诉权者承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源于滥用诉权者对受害人的名誉权的侵害。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侵害程度而责令滥用诉权者用金钱补偿的方式赔偿受害方。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法官可以要求滥用诉权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恢复名誉。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受害方获得滥用诉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实现,还需要受害方以滥用诉权者的行为给自己所带来的侵害为由提起侵权之诉。这一诉讼是独立于存在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前一诉讼,它是一个新的诉讼；这可能将会给受害方带来另一层面的诉讼拖累:由于一方当事人滥用诉权而导致另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甚至还可能存在着败诉后承担诉讼费用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受害方当事人可能因“本诉”而身败名裂、甚至破产。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再让他提起另一个诉讼,无疑对他来说是有着相当的难度；诉讼结果的难以预测性和风险性,受害方有时不得不选择放弃。因此,在我们目前诉讼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不合理因素的情形下,设立当事人滥用诉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们仍然应对“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形设计出相应的应急措施。 三、结语 滥用诉权是现代法的产物。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权利过度自由地行使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所带来的危害。学者耶林谈到:“如果只是为了维护个人所拥有的特权,则法的规定就不能全面得到实施。”[11]规范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过度自由行使而引起的滥用诉权就成为必然。随着我国法制进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当事人诉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当事人享有诉权是否完备,是一个国家法律是否现代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其目的在于当他们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寻求法律救济。但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制度,导致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针对滥用诉权行为规制的适时性,规范的滥用诉权行为规制体系的建立无疑是我国法制建设不应忽视的内容。
㈣ 如何理解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古罗马有“凡行使自己之权利者，对于任何人，均非不法”(Qui iure suo utitur，numinifacilniuriam);“凡行使自己之权利者，对于任何人，均不得视为加以侵害”(Neminem laedctm qui Suolureutitur)。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民法采纳个人主义立法思想，对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的方式仍没有限制。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西方民法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因此针对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时常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西方民法开始确立禁止滥用权利(abuse of right)制度。《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第2项规定：“显然的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之保护”。公有制国家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禁止滥用权利制度。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5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都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和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道德准则”。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据此，中国法律一方面鼓励权利人正当地行使权利，以满足其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又为权利的行使划定了界限，禁止权利人超出这些界限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一、关于滥用权利的概念，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 否定说认为，滥用权利说法是矛盾的，因为权利是不能滥用的，“权利”被滥用的时候，也就不是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了。此说认为，“权利滥用的用语，其自身即属矛盾，因为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则我们的行为不能不说是适法，假若认为违法时，则必然是逾越了权利的范围，而属于无权利行为。权利滥用伊始，即同时失去了其权利滥用的性质”。肯定说认为，权利人在属于其权利的范围内，以超出法律许可的方式行使权利，则为滥用权利。此说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所采用，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对权利滥用概念所持的观点。而其又因各学者所采用的界定权利滥用概念的标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二、各国立法和实践一般承认滥用权利的概念。判断滥用权利的标准则又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行使权利时具有滥用、加害于他人的故意，则为滥用权利。客观说认为，应以行使权利的客观结果为标准，只要行使权利时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是滥用权利。在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滥用权利应该根据权利是否存在、行使权利是否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来确定，即把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结合起来考虑。
㈤ 权力滥用伴随着侵权行为吗
这个是肯定的，权力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否则，滥用权力必然会对权力的被使用方造成侵害，也就会产生侵权。
㈥ 行政不作为是否是行政侵权行为
行政不作为并非必然违法，合法的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行政不作为违法导致行政侵权,该行为属行政侵权行为.
㈦ 权利界限与权利滥用的涵义
界限是权利的边界，滥用是超出边界．
㈧ 如何界定违反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的行为
禁止权利滥用可以被理解成：权利的行使除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地位平等外，还要符合权利产生的社会目的，它其实就是民法对私法权利“划界”作用的反面论述，具体点可以用三点来界定：
1，权利的行使不应当违反社会福利与公益
2，在社会福利与公益的范围内，一个人的权利以他人的权利为界限；
3，权利的行使手段不得违反善良风俗。
4，平等主体间一方不得将自己行使权利作为侵害他方合法权利的充分理由，除非具有正当性（如合同，政令）
㈨ 违约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不属于，
因为违约的前提是合同的签订，而合同的签订是债权产生与变动缘由之一，而民法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范，合同的签订，自然赋予合约履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在合同签订并履行的阶段，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的所有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违约会导致合同的根本目的失效，必然带来新债权的产生与旧债权的变动，当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必须要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做出意思表示才会生效，而事实行为没有意思表示，所以违约不能是事实行为。
㈩ 政府权利滥用的含义是什么
禁止权利滥用在现代民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权利滥用是指权利的行使超出了社会所能允许的范围。权利滥用应予禁止。在权利界限范围内的权利行使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的表现不同,它是权利与利益的冲突。侵权行为和权利滥用是个交集,,,禁止权利滥用是西方国家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权利滥用理论目前在学界并没有达成太多共识,对于权利滥用这个概念是否存在也有异议。正当的权利被确认并不代表权利就一定会被正确的行使。也就是说,权利自身的界限是明晰的,而权利的行使是有限度的。确立权利滥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