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侵权热点案例

1. 近几年来国内旅游景区安全事故实例

强行超车导致西藏发生30人伤亡的重大旅游安全事故
吕安
案例背景：2007年7月13日中午，在西藏318国道曲水段桃花村境内发生了一起重大旅游交通事故。一辆西藏博达旅游客运公司的金龙牌37座旅游大巴(内乘游客28人、司机1人、导游1人)在前往日喀则的途中，行驶至拉萨市曲水县境内，因司机强行超车，导致车辆坠入离路面80米的雅鲁藏布江，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导游在内的15人死亡，两人失踪，13人受伤。经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鉴定，此次事故系江苏籍驾驶员范晓东超速行驶、在超车过程中临危采取措施不当所造成的，驾驶员负全部责任。此次事故是自1980年西藏对外开放旅游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旅游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事故的旅游团是一个“拉萨-日喀则2日游”散客拼团，游客分别来自四川、河北、陕西、广东、内蒙古、江苏、河南等地，由西藏青年旅行社、西藏中国旅行社、西藏高原散客接待中心及西藏天友交通国际旅行社等四家旅行社的门市部分别收客，交给西藏赛康旅行社接待，由其负责安排旅游团的2天行程。
事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7.13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遇难者家属的接待、重伤员的就地治疗和后期转院、轻伤员治疗后返回原籍、遇难者保险金的赔偿和支付等善后事宜。经过多次协商，涉及事故的旅行社与遇难者家属达成赔付协议，每位遇难者家属获赔25万元。轻伤员在拉萨治疗期间的费用和重伤员转往内地治疗的交通费和医疗费及遇难者赔偿金由西藏人保财险支付。2007年8月20日，伤员全部陆续出院、转院回内地，遇难者家属领取赔偿后全部返回内地，事故善后处理圆满结束。(此案例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提供)
专家点评： 郑向敏, 男, 1954年3月生，福建永春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旅游管理专业博士点导师组组长，中国旅游安全管理专家。主要从事旅游管理、旅游安全、饭店管理、区域旅游经济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级旅游安全保障体系、奥运旅游安全研究项目3项，其他各类课题近50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20余篇(约150万字)。
旅游交通事故一直是我国旅游安全事故的主要类型，每年都造成较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影响较为巨大。大部分旅游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通常是司机临场处置不当或危险的驾驶行为，但往往也与其背后隐藏的市场问题和管理问题有直接的关联，西藏7.13重大旅游交通事故即是一例。主要表现在：
一是低价团必然导致高风险。发生事故的旅行团是由4家旅行社的12个门市部收散客拼团而成，该团收费为每人180元(含两天用车、一晚房费、三顿餐费、导游费、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门票)，而实际此旅游线路的最低成本约为每人300元。低团费、零团费、负团费的存在必然导致接待旅行社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安排低档次接待设施、雇佣非专业司机、强制游客购物、不购买保险等方式来赚取利润，因而低价团必然导致旅游者个人安全风险的增加。
二是市场的爆发性增长带来大量安全隐患。青藏铁路通车引发了全国性的西藏旅游热潮，西藏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人员超负荷运行，内地进藏经营旅游业务的人员迅速增加。据了解，目前拉萨1400余台旅游客车中，60%是内地人员挂靠公司私人经营，70%的旅行社门市部是内地人员挂靠承包，50%国内导游员来自内地，内地的一些非法经营方式和手段在西藏迅速蔓延。涉及此次事故的四家旅行社，都是由非法挂靠承包的门市部收的散客拼团而成，死亡的司机和导游都是去年上半年进藏的内地人，司机没有达到在西藏驾车5年以上才可经营旅游客运的规定，导游也没有办理正式的手续。这种市场爆发性增长、西藏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人员服务条件不足、内地进藏经营旅游业市场监管失控、散客管理混乱无序状况必然带来大量的安全隐患。
三是相关部门监管不严，监管责任没有落实。众多旅游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所在地交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措施不实、监管责任没有落实有直接关联。2007年以前，西藏的交管部门对司机超时超速驾驶甚至酒后驾车没有严格的监管，因司机超速行驶、疲劳驾车、弯道不减速等违规行为而导致的旅游交通事故屡屡发生。此次事故发生之前的半年内，西藏地区已发生了4起旅游交通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28人受伤。
四是旅游者安全防范意识不强。相对而言，西藏旅游具有较大风险性，对此，业内外都有共识。但是，旅游者普遍存在安全防范意识不强、追求低价产品、忽视旅游保险等问题。此次事故只有旅行社购买责任保险，28个游客无一人购买旅游意外险，使伤亡游客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给事故的善后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五是部分旅游线路道路艰险、行车条件恶劣。我国西部许多热点旅游线路的旅游交通条件还有待改善，大量风景秀丽的地方往往道路崎岖、悬崖峭壁、行车条件较为艰难。经验不足或疲劳驾驶的司机一旦碰上危险的随机事件，容易引发旅游交通事故。如2004年10月10日在四川省平武县古城镇发生一辆旅游车坠入涪江事故、2006年4月30日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发生一辆旅游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后翻入路边100多米落差的谷底事故，都是由此造成的。
此次事故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为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对旅游产品要素的安全评估。旅行社是组织旅游产品的龙头，要对所采购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产品进行安全评估，并将评估资料备案上报，严禁采购不合格、没有资质、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素产品。
二是加强对旅游者的安全教育。以零团费、负团费的危害为主题对旅游者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案例教育，使旅游者认识到零团费、负团费将给自身造成的风险与伤害，扫除零团费、负团费存在的土壤。
三是加大旅游保险投保力度。以宣传贯彻《旅行社条例》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旅行社责任险的统保工作力度，积极引导游客购买旅游意外保险，增强旅游安全的保险保障能力。
四是在旅游旺季进行旅游交通事故的专项治理。在我国，旅游运营车辆管理不规范、司机疲劳驾驶、不规范操作、危险路段等是造成旅游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要排除以上安全隐患，应该向欧洲学习，对旅游车、旅游司机的准入资质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管，同时对旅游司机的单次行车时长、特定旅游线路的行车资质等进行限定，并积极鼓励游客对旅游司机和车辆进行安全投诉。
五是严厉打击零团费、负团费等恶性经营行为。对零团费、负团费的操作者和所涉及的旅行社，取消其相关的旅游资质，强化旅行社之间的连带监管。
六是加强旅游合同管理。对旅游格式合同进行严格监管，要求组团单位将旅游要素，尤其是旅游购物点、购物次数、发生额外行程的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明确列入合同，以提醒旅游者谨慎购买旅游产品，慎防陷入低价陷阱。
七是建立旅游暗访制度。通过暗访调查旅游企业的经营情况，对违反旅游相关法规和国家安全法规的旅游企业进行严厉的制裁与处罚，发现一家查处一家，规范和调整旅游行业的经营模式。
案例背景：
2008年10月4日，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砚洲岛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两名随单位组团参加拓展旅游的旅游者在自由活动时，违反旅游合同约定，擅自下西江戏水、游泳，在深水处突然溺水后死亡。
2008年国庆节前夕，广东省职工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旅行社）接受郑州优德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公司）委托，组织该公司101名员工前往肇庆西江边的砚州岛开展为期两天的拓展旅游活动。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特别约定，旅游者不得擅自到西江游泳。开展活动前，旅行社团体部经理与公司负责人勘察了拓展旅游地，该区域有禁止游泳的警示牌。双方在签订旅游合同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旅游行程、活动安排、注意事项、有关要求等合同附件。拓展旅游活动按照合同的约定进展顺利。10月4日上午，在游览鼎湖区砚州岛、用完午餐后，公司负责人与随团导游员协商，给予旅游者1小时时间整理行李、稍事休息，下午4时集中乘车返回广州。导游员随即宣布自由活动，在告知集合时间的同时，提醒大家不要下西江玩水、游泳。当日下午约2:30时许，七、八名旅游者擅自到沙滩戏水。约2:40时，三名游客走到水深处突然溺水，大呼“救命”，一名游客获救，两名游客失踪。旅游者向110报案。公安部门接报后，及时赶赴现场，会同海事部门、当地村镇人员搜救。10月6日上午8时许，在当地公安、海事、旅游及所在镇政府、村委会等有关单位努力下，于事发现场下游2公里处找到两名失踪者遗体。经法医鉴定和公司领导现场确认，死者为该公司委托旅行社组织的赴肇庆旅游的团队成员。
事故发生后，肇庆市委、市政府和省旅游局高度重视事件的处理。肇庆市旅游局及时启动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主要领导等有关人员，赶赴事发地点，协调相关部门。事发地鼎湖区政府组成了由公安、海事、旅游以及所在镇政府村委会等单位参加的工作小组，研究部署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在当地政府以及旅游、公安、海事等有关部门和组团社、组团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与死者家属友好协商，由组团单位代表旅行社、砚州村委会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每位死者获得经济补偿10万元、旅行社为旅游团购买的旅游意外保险8万元。死者家属随后返回原籍，事故善后处理结束。（此案例由广东省旅游局提供）
专家点评：
点评人：韩玉灵，女，武汉生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处长、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旅游政策与规制、旅游安全、世界遗产保护、旅游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并完成省部级、市局级政府和行业协会互动机制、旅游安全保障机制、旅游景区安全研究项目、课题多项；主编国家级教材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
旅游安全需求是旅游活动的内在要求，决定旅游目的的实现与否。安全保障权是旅游者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为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了包括旅游者在内的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一般而言，实践中侵害旅游者安全保障权较为常见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安全意识淡漠。旅游业者、从业人员缺乏应有的素质，或违反操作规程或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基本安全知识，安全意识淡漠，或只注重经济效益，从而引发旅游安全事故，造成旅游者人身安全的侵权事故发生。本案旅行社组织的拓展旅游属于依托涉水场所的特种旅游，案发前曾降暴雨，江水泛滥；加之旅游者对水道又不熟悉，虽然设立了严禁下水游泳的警示牌，却没有相应的障碍物阻止游客下水；显然旅行社选择的区域存在安全隐患；自由活动期间，没有安排专人巡视并及时阻止要下水的旅游者。旅游业者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是事故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原因。
第二、盲目销价竞争。组团社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组织旅游活动，服务质量、接待标准、住宿条件、交通工具大打折扣。低价格必然带来高风险：聘用不具备资质的人员、使用带病上路的交通工具、提供简陋的住宿设施、缺乏安全保证的游览地等等，都为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伏笔。
第三、提供的旅游产品尤其特种旅游产品或者旅游环境不符合旅游安全要求。在旅游景区表现在游乐设施老化、质量不达标、缺少安全防护设施或警示标示、自然环境存在潜在隐患等。诸如雷雨天使游客遭雷击、迷路等。在组团旅游活动中，旅行社即是旅游产品的销售者，更是旅游要素的组合者。在设计旅游产品时，如何避免或者减少其安全风险？如何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
第四，旅游行程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在旅游活动中，不法分子针对旅游者实施的抢劫、强奸、杀人、伤害等侵害行为造成的人身侵权。实践中，这类案件容易发生在开放性的、以自然景观为内容的旅游景区，具有事件发生突然、防范较为困难的特点。
第五，旅游者缺乏应有的安全意识和防范知识。如前所述，旅游安全以旅游本质为基础，旅游活动的异地性、空间的移动性又使旅游安全问题始终伴随着旅游活动而存在。实践中，旅游者的旅游安全防范意识不强、旅游安全知识缺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价格趋低的心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良消费动机，导致一些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过多地考虑价格因素，忽略了对提供旅游产品者的资质和能力、旅游产品的安全性、旅游环境的可靠性的正确评估和判断；忽略了对自身行为所进行的必要约束和权利行使的必要限制；忽略了对自身利益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转嫁旅游活动中出现的非人为的风险。
此次旅游安全事故的出现，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从组团社和组织单位而言，不可谓不重视旅游安全问题，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拓展旅游在双方的努力下进展顺利。然而，悲剧在旅游活动即将结束的不经意间发生了，两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了。本案再一次证明：对旅游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旅游安全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本案引人思考、发人深省：
第一、确保旅游产品的安全性，降低直至消除不安全因素。鉴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性，不安全因素的存在是必然的。为此，旅游业者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暂时没有标准的，应保证符合人身健康和安全；对可能危及旅游者安全的旅游产品或者服务，要实现向旅游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在合同中予以约定；发现提供的旅游商品和服务有严重缺陷的，即使旅游者采取正确使用的方法仍然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要及时告知旅游者，并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第二、开展新型的特种旅游活动，坚持安全第一。随着旅游者品味的提高，不断满足旅游者需求、推出新型旅游产品成为提高旅游经营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案旅行社开展的拓展旅游，又称为体验式旅游，源于二战时期英国开展的拓展训练，是以团队的形式，让人们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通过体验利用崇山峻岭、瀚海大川等自然环境设计的富有趣味性、刺激性的项目，达到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炼团队的身心的双重收获。开展类似的特种旅游活动在风险性及其防范方面的难度更大。这就要求旅游经营者在产品的设计、地点的选择、项目的安排、场所的安全系数、安全保障措施的采取等方面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第三，组织单位的团队旅游，在旅游合同中要明确规定旅游过程中的组织指挥责任，并针对项目及活动地点的特殊性制定安全应急预案。旅行社接受单位委托组织旅游活动，是旅游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团队旅游者的人身安全负有合理的保障责任。实践中，因为是单位组团，有关负责人往往会在活动中不顾合同约定临时动议，改变行程或变更活动内容，若随团导游员协调能力欠缺，极易引发导游员与单位带队人间的冲突。为此，签订旅游合同，应当明晰旅游过程中的组织权限和责任划分，避免发生事故后，责任分担困难给旅行社增加管理成本。其次，要针对开展活动环境的特殊性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把旅游安全保障工作贯穿于旅游活动始终。本案因公司负责人的意见而改变行程，且公司负责人带头违规与其属下员工下江游泳，与旅游合同对双方责任约定不明确有直接关系。
第四，利用公益广告、公益讲堂等形式，对旅游者进行必要的旅游知识的教育，尤其是旅游安全知识的灌输。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带薪休假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培养成熟的、理智的、文明的旅游者，使其养成良好的旅游消费习惯，旅游者有责任，政府、旅游企业和全社会也有责任。政府有义务为旅游者创造学习旅游知识的条件，企业也应当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为旅游者提供必要的旅游咨询服务、关于旅游项目的详细资料等真实信息，保证旅游者知情权的实现。
第五，政府部门应当承担培养旅游者、旅游企业的旅游保险意识，探索建立逐步完善的社会救援体系的新路径，确保旅游者旅游权益实现的责任。购买旅游保险，是有效转嫁旅游风险的手段之一。长期以来，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保险意识淡漠，旅游保险品种单一，旅游救援体系不完善、资金缺乏保障等等现状，为事故的善后的处理增加了难度。各级旅游部门应当引导、鼓励旅游者、旅游企业购买旅游保险，各级保险监督机构应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市场，开发更多的旅游保险产品。

2. 近几年来国内旅游景区安全事故实例有哪些

强行超车导致西藏发生30人伤亡的重大旅游安全事故

案例背景：2007年7月13日中午，在西藏318国道曲水段桃花村境内发生了一起重大旅游交通事故。一辆西藏博达旅游客运公司的金龙牌37座旅游大巴(内乘游客28人、司机1人、导游1人)在前往日喀则的途中，行驶至拉萨市曲水县境内，因司机强行超车，导致车辆坠入离路面80米的雅鲁藏布江，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导游在内的15人死亡，两人失踪，13人受伤。

经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鉴定，此次事故系江苏籍驾驶员范晓东超速行驶、在超车过程中临危采取措施不当所造成的，驾驶员负全部责任。此次事故是自1980年西藏对外开放旅游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旅游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事故的旅游团是一个“拉萨-日喀则2日游”散客拼团，游客分别来自四川、河北、陕西、广东、内蒙古、江苏、河南等地，由西藏青年旅行社、西藏中国旅行社、西藏高原散客接待中心及西藏天友交通国际旅行社等四家旅行社的门市部分别收客，交给西藏赛康旅行社接待，由其负责安排旅游团的2天行程。

事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旅游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7.13事故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遇难者家属的接待、重伤员的就地治疗和后期转院、轻伤员治疗后返回原籍、遇难者保险金的赔偿和支付等善后事宜。经过多次协商，涉及事故的旅行社与遇难者家属达成赔付协议，每位遇难者家属获赔25万元。

轻伤员在拉萨治疗期间的费用和重伤员转往内地治疗的交通费和医疗费及遇难者赔偿金由西藏人保财险支付。2007年8月20日，伤员全部陆续出院、转院回内地，遇难者家属领取赔偿后全部返回内地，事故善后处理圆满结束。(此案例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提供)

旅游交通事故一直是我国旅游安全事故的主要类型，每年都造成较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影响较为巨大。大部分旅游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通常是司机临场处置不当或危险的驾驶行为，但往往也与其背后隐藏的市场问题和管理问题有直接的关联，西藏7.13重大旅游交通事故即是一例。主要表现在：

一是低价团必然导致高风险。发生事故的旅行团是由4家旅行社的12个门市部收散客拼团而成，该团收费为每人180元(含两天用车、一晚房费、三顿餐费、导游费、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门票)，而实际此旅游线路的最低成本约为每人300元。低团费、零团费、负团费的存在必然导致接待旅行社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安排低档次接待设施、雇佣非专业司机、强制游客购物、不购买保险等方式来赚取利润，因而低价团必然导致旅游者个人安全风险的增加。

二是市场的爆发性增长带来大量安全隐患。青藏铁路通车引发了全国性的西藏旅游热潮，西藏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人员超负荷运行，内地进藏经营旅游业务的人员迅速增加。据了解，目前拉萨1400余台旅游客车中，60%是内地人员挂靠公司私人经营，70%的旅行社门市部是内地人员挂靠承包，50%国内导游员来自内地，内地的一些非法经营方式和手段在西藏迅速蔓延。

涉及此次事故的四家旅行社，都是由非法挂靠承包的门市部收的散客拼团而成，死亡的司机和导游都是去年上半年进藏的内地人，司机没有达到在西藏驾车5年以上才可经营旅游客运的规定，导游也没有办理正式的手续。这种市场爆发性增长、西藏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人员服务条件不足、内地进藏经营旅游业市场监管失控、散客管理混乱无序状况必然带来大量的安全隐患。

三是相关部门监管不严，监管责任没有落实。众多旅游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所在地交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措施不实、监管责任没有落实有直接关联。2007年以前，西藏的交管部门对司机超时超速驾驶甚至酒后驾车没有严格的监管，因司机超速行驶、疲劳驾车、弯道不减速等违规行为而导致的旅游交通事故屡屡发生。此次事故发生之前的半年内，西藏地区已发生了4起旅游交通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28人受伤。

四是旅游者安全防范意识不强。相对而言，西藏旅游具有较大风险性，对此，业内外都有共识。但是，旅游者普遍存在安全防范意识不强、追求低价产品、忽视旅游保险等问题。此次事故只有旅行社购买责任保险，28个游客无一人购买旅游意外险，使伤亡游客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给事故的善后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五是部分旅游线路道路艰险、行车条件恶劣。我国西部许多热点旅游线路的旅游交通条件还有待改善，大量风景秀丽的地方往往道路崎岖、悬崖峭壁、行车条件较为艰难。经验不足或疲劳驾驶的司机一旦碰上危险的随机事件，容易引发旅游交通事故。如2004年10月10日在四川省平武县古城镇发生一辆旅游车坠入涪江事故、2006年4月30日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发生一辆旅游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后翻入路边100多米落差的谷底事故，都是由此造成的。

3. 假如你在旅游时遇到了侵权行为你打算如何维护自己

假如在旅行中遇到侵权行为，我会首先通过沟通阻止其侵权行为，如果他们继续侵权的话就通过消费者热线或者市民热线电话进行投诉处理。供参考

4. 新闻侵权主要有哪些现象，请以现实中的案例加以说明

新闻侵权是新闻报道侵害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对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的侵害。

名誉是指公民的品德、声望、信誉、形象、性格等方面的社会评价。新闻以虚假或攻击性的内容指责公民有不道德或违法行为，损害其名声，就构成对该公民的名誉权的侵害。未经本人同意，新闻对个人私生活的报道，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新闻单位没有征得稿件作者同意，擅自删改文字内容而造成差错，或改变表达方式发表，也属侵权行为。同时，报刊私自将稿件转交其他报刊发表而又没有征得作者同意，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4)旅游侵权热点案例扩展阅读：

叶挺家属起诉侵权者案宣判的重大意义

28日上午，叶挺将军家属起诉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侵权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该公司旗下的“暴走漫画”曾发布含有侮辱烈士内容的短视频，篡改叶挺在狱中写就的《囚歌》并加入低俗语句，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判决摩摩公司公开道歉，并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由英烈家属为原告起诉侵权者的第一案，这一判决充分昭示了国家惩治侵犯英烈名誉行为的坚强决心。

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标注了战火年代的时代坐标，镌刻在民族丰碑的基石底座，具有广泛的社会道德认同。英烈的形象和荣誉，既是后辈儿孙的宝贵财富，更是凝聚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之源。我们必须营造全社会尊崇英烈的良好氛围，树立英烈名誉不容侵犯的正确意识。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处于和平年代、远离硝烟炮火，一些人对英烈的敬仰逐渐“褪色”；甚至有人心怀恶意，诋毁攻击英雄，美化侵略历史、发表辱华言论，挑战了人类道德底线，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一些网红、“大V”以戏说、娱乐为幌子，以动漫、段子、综艺等形式调侃英烈，混淆了文艺创作和侮辱诽谤的界线。暴走漫画此前也以“习惯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去表达观点和态度”作为辩解，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文艺作品的戏说、虚构不可逾越道德的红线；调侃戏谑更不能以误导青少年作为代价。挖空心思制作恶趣味内容，其心心念念的还是流量和金钱，自家生意盈利不少，伤害的却是全民族的共同情感。诋毁先烈、质疑历史，归根结底还是泛娱乐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英烈的名誉与历史的清白，需要全社会自发守护，更需要亮出法律的牙齿予以捍卫。近年来，从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英雄的名誉权，到“精日”分子因不良言行被行拘，勇于向亵渎历史的行为亮剑，彰显了法律的正义与庄严。

今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为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行为敲响警钟；随着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件的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起诉主体从亲属扩大至检察机关，让此类行为难钻法律漏洞，有效保护了英烈的形象，体现了以法律捍卫历史的高度共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烈士纪念日，再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个个国家纪念日，推动着勿忘历史、崇尚英雄的活动汇聚成潮。

在第五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纪念祭扫、主题学习、红色旅游、制作动画等各类活动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

这也提示我们：树立正确英雄观、民族观和历史观，既要靠法律树起保护英烈权益的铜墙铁壁，更要通过教科书、宣传片、影视剧等多种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历史，形成崇尚英雄的良好风气。

5.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6. “银发游”渐成旅游热点，但问题不断，社会、法律、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很多家庭为了老人都想去报一个老年团，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出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这样的心理我们也是理解的，因为老人毕竟劳累了一辈子。在自己老的时候，能够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十分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选择景点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适合老人去看的，不要有太高的山坡，也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那种景点不是适合老年人去游览的。毕竟老年人年龄大了，他们的体力不像年轻人，有时候跟不上浏览的脚步，也要时刻注意老年人的游览状况。总之，老年人游览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也要时刻注意的一点事情。

7. 出境游游客被侵权该怎么做

“出境游人数日渐增多，出现越来越多的维权案例也是正常概率。”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张志友律师表示，应该区别对待这类纠纷问题。如果是游客个人财产损失问题，首先应该从自身找问题，为什么自己容易被盯上，是否过多暴露自己的财产，警惕性不够。如果涉及有形歧视和不公对待那就是侵权。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理应维权。现在手机功能很全，照片、录音、录像都可以，完全可以把现场整个状况录下来，现场取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则认为，随着我国出境游进入“亿人次”时代，加快建立我国出境旅游安全保障体系刻不容缓。要形成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协同合作的中国海外公民紧急救援体系，在与国际救援中心对接同时，还要通过商业保险形成商业紧急救援机制。“大多游客对价格、景点等十分关注，往往忽视安全问题，不善于主动采取保护措施。旅行社责任保险承保责任是有限的，旅游者自身原因造成事故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旅游者要学会主动购买保险。”戴斌建议。来源：工人日报

8. 旅行社有哪些侵权行为及解决办法

这个主要有三种。
1.组团旅行社。
游客报名的旅行社行为不当导致旅游者人身财版产损害事权件的发生。比如旅游线路不安全，导游没有提醒游客各种安全隐患，且没有采取积极的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2.旅游服务供应商（也就是负责接待的当地旅行社）。
比如安排的饭店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引起旅游者的摔伤、餐馆卫生不达标引起旅游者的食物中毒、旅游车辆驾驶员不按规定行使造成旅游者受伤或者死亡等等。

3.第三人。
前两者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比如旅游者在正常行走时，被机动车辆撞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而受伤等。

9. 旅游中受伤 侵权责任 保险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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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中要三思而行新华社发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正规的旅行团出游，安全等会较有保障，哪怕发生意外也会得到较好的处理。这是因为国家有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行社责任保险。据了解，旅行社在组织团队旅游时，为保护旅游者利益，代旅游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购买旅游意外保险，一旦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按合同约定由承保保险公司向旅游者支付保险金。那是不是跟旅行团遇到什么意外，都能获得保险赔偿？如果是散客自助游，那又怎么办？旅行社责任险保什么？提问据了解，旅行社办理的旅游意外保险的赔偿范围包括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而引起的下列赔偿：人身伤亡、急性病死亡引起的赔偿；受伤和急性病治疗支出的医药费；死亡处理或遗体遣返所需的费用；旅游者所携带的行李物品丢失、损坏或被盗所需的赔偿；第三责任引起的赔偿。虽然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意外，但是购买了保险无疑给予了旅游者更多的保障。保险业者程先生介绍，旅行社组织的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旅游意外保险期限从旅游者在约定的时间登上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开始，直至该次旅行结束离开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为止。当旅游者在保险有效期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旅行社应及时取得事故发生地公安、医疗、承保保险公司或其分、支公司等单位的有效凭证，并由主团社同承保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事宜。程先生提醒：如果旅游者自行终止旅行社安排的旅游行程，其保险期限至其终止旅游行程的时间为止。旅游者在终止双方约定的旅游行程后自行旅行的，不在旅游意外保险之列。旅游遇交通意外怎么办？提问出门旅游，乘车坐船是少不了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曾阳天表示，如果是旅游团安排行程内发生的意外，那么这属于旅行社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如果是个人自助旅游途中发生的意外，一般来说，强制性的游客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已包含在票价之内，游客在购买车票、船票时，实际上就已经投了该保险。所以，机票、车票以及景点的门票大都含有保险，这些票证也就具有保险凭证的意义。一旦发生意外，它们是要求保险赔偿和给付保险金的依据，应该妥善保存。自费项目遇意外怎么办？提问不少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出游时，都有过掏钱参加行程外旅游项目的经历，如果此时发生意外，怎么办？曾阳天就建议，若是在所买保险的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那就听保险人员的安排，保留好在治疗和旅游过程的所有单据，以便以后索赔。但是曾阳天说，并非在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身损害，都一定会由保险公司和旅行社来进行赔偿。对于此类事故，还要看旅游者对所遭受的损害是否存在过错，或是其自身身体的原因造成了相关的损失。如果协商不成，旅游者可以选择到侵权行为发生地或是侵权人的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侵权行为地一般发生在外地，建议旅游者到报名的旅行社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诉讼，也可节约一定的成本。他还介绍，前段时间广州(酒店)就有一个案例，一位老人跟旅行团去埃及旅游，在自费参加红海浮潜项目时，突然身亡，最后判决旅行社负两成责任。程先生建议，旅游者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可以自愿投保旅游意外险。而如果是个人游者，因为少了旅行团的保险保障，个人购买旅游保险会变得更加迫切。但他特别提醒，基本上所有的旅游意外险对一些高风险活动是免责的。例如赛马、攀岩、潜水、高山滑雪、蹦极、冲浪等高风险活动，如果没有特别的申明，一般都在免责范围，近年也有一些创新，有些保险会包含高风险活动。因此，程先生提醒，游客在选择旅游险时，要留意保险公司推出的旅游险在分项责任的赔付方面是否有限制。避免陷入一些认识误区，熟知旅游意外险的相关条款很必要。住宿被盗怎么办？提问相信每一个旅游者都入住过宾馆酒店，有的甚至可能在入住期间发生财物被偷的不愉快。索赔，但最后可能连酒店的一分赔偿都没得到。曾阳天表示，如果被盗窃的意外发生了，那么宾馆为住客提供住宿，首先应该提供一个合格的住宿条件，但实际上，在此类问题中，住客举证存在问题。住客要证明放置了什么物品在房间内，是放置在房间内的时间丢失的，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宾馆内有摄像头，而摄像头又拍摄到他人盗窃的过程。最终可能需要警方的调查结果，才能厘定清晰。对此，他建议，贵重物品应尽量自身携带或存放在宾馆特定的保管点（由宾馆出具清单），物品自身携带时，要检查好房间的门窗有否损坏，若有要及时反映并排除，小心驶得万年船。自助出国游遇意外怎么办？提问出国旅游，难免要到达人生路不熟的地方，特别是语言沟通上也比较困难，如果此时遭遇意外事故，如何及时有效地获得救助，对于旅游者来说都是非常关心的。程先生就提示，其实，国内各保险公司普遍与国际救援中心联合SOS推出有旅游救助功能的旅游保险，遇到意外，购买了旅游保险的旅游者要善加利用。无论在国内外任何地方遭遇险情，都可拨打电话获得无偿救助，为事故发生时提供及时的有效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