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纠纷

⑴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与土地使用权确权纠纷有何区别

区别：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土地承包者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纠纷；土地使用权纠纷，则是土地使用者与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纠纷。

2、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继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只是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是凡具备法定条件者，依照法定程序或依约定对国有土地或农民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利用、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

3、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是用于农业生产，土地使用权的确权纠纷是企业用地或者宅基地或者其他非农用地，如果是土地权属纠纷，由国土资源局的地籍部门受理。

(1)涉农纠纷扩展阅读：

征地制度

2013年全国两会给土地改革定下清晰的方向与目标：加快农村土地征收改革与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农村金融机制，制止地方土地生财。

两会土地改革：农村土地确权保障农民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成为他们共同的呼声。

在本次政协会议的提案中，九三学社中央毫不讳言征地制度改革是一块难啃但必须要啃的“硬骨头”，称“只要走好农村土地登记确权的第一步，改革条件就基本具备”。

实际上，这也已经成为中央高层和业内的共识。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关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司长朱留华早前已给出明确答案。他表示，短期来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可有效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长期来看，有助于依法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物权，形成产权清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是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前提。

⑵ 亲友间的土地纷争如何妥善解决

土地纠纷是指当事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具体而言，就是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同时对未经确权的同一块土地各据理由主张权属，根据各方理由难以解决的土地权属矛盾。
土地纠纷有以下特征：
①土地纠纷主体的多样性，土地所有权的争议一般发生在国家和集体之间，集体和集体之间；使用权的争议则是发生在国家和集体之间、集体和集体之间。也有发生在国家或集体和个人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
②土地纠纷客体的特定性，一般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谁所有、由谁来行使问题。
③土地纠纷大都表现为情况复杂、年代久远、查证难度大以及政策性强等特性。
引起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有：
①相邻单位或个人之间权属界线不清；
②实地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
③用地手续不完备；
④有关补偿、安置等措施未落实；
⑤国家政策体制变动；
⑥土地租赁、借用或重复征用、划拨等引起土地权属紊乱；
⑦农田基本建设造成的土地原有状况的改变和地界变更而又无原始记载，以及其他历史原因遗留问题等。
所以，当事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其他有关土地的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的争议和纠纷都属于土地纠纷。
如何切实解决土地纠纷，是摆在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因此，作为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作：

1、做好土地确权工作，是解决土地权属不清的关键。村民委员会应依《土地承包法》行事，将荒地、坡地及农场边界地等无人管理的地列入集体土地，禁止农民非法据为己有；亦可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使这些无人管理的土地尽其所用，通过合法程序转移其使用权。对于村集体与村集体的土地权属纠纷，大多可以依据划分村时的分界线确定，若未划分村界线，双方应通过和解方式和平解决。

2、建立群众监督机制，监督基层干部对《国土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规定的执行。凡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由群众讨论决定，并由群众监督实施，使村务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基层干部亦应对农民使用土地情况加以监督，切实保证农民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利用土地，以免造成农民内部矛盾的产生。

3、坚持平等、公平原则，规范承包手续，确保农民利益。“非典”过后，伴随着“健康岛”呼声日益高涨，必将引来海南房地产市场的又一轮“开发热”。村委会基层干部应坚持平等、公平地与外来公司签订有关土地合同，积极调动农民参与，不应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更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农民利益于不顾。基层干部在转让、租赁、转包土地前，应充分采纳村民意见，坚决走“全村一盘棋”的路子，牢牢树立爱民、想民、为民思想，切切实实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依法办事，阳光操作，切实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

4、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平息纠纷，化解矛盾。伴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海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不断出台。必要时，政府会征用农民的土地，因此，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政府有关人员急功近利，用简单的工作方法粗鲁地解决问题，从而使矛盾激化。在处理过程中，政府有关干部应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土地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着眼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发挥农民对村委会的监督功能，以保护农民的自身权益。发生矛盾后，应通过疏导或说服教育等方式妥善处理，也可以通过正确使用经济政策的法律手段加以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树立司法为民的思想，强化宗旨意识、职业意识，以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审理好涉农案件，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切实解决土地纠纷。

第一，树立司法为民的思想，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土地纠纷案件，不仅涉及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更重要是涉及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法律性。因此，审判人员要有全局观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根据国家农业发展政策，既要维持土地承包长期稳定性，又要根据农业科技发展和市场需要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法律保障；既要保持农村稳定，又要保护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严格审查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近几年，法院审理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因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并发生纠纷的占有很大的比例。如何确认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是审理好土地纠纷案件的关键。因此，审判人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来确认合同的效力，严格审理，依法判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的行为，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参照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理。

⑶ 请发一份中央有关三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涉农法律法规，以及农村工作常识和时事政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2012年12月31日）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三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全面确立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四化同步”等战略思想，全面制定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全面构建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农村面貌得到很大改善、农民群众得到很大实惠，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民生加速改善，办了许多深得民心的大事好事。农村综合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加快破除。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业农村形势好，为我国综合国力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大幅提升，为现代化建设在重重风险挑战中昂首迈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在各种困难考验中兴旺发达，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应对底气，赢得了战略主动。实践证明，中央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完全正确，出台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卓有成效。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农业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艰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国民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任重道远。我们必须顺应阶段变化，遵循发展规律，增强忧患意识，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
2013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
一、建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机制，努力夯实现代农业物质基础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必须毫不放松粮食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支撑。
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要坚持稳定面积、优化结构、主攻单产的总要求，确保丰产丰收。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着力加强800个产粮大县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支持优势产区棉花、油料、糖料生产基地建设。扩大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规模，在重点产区实行整建制推进，集成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模式。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加强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与联防联控能力建设。加大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实施力度，扩大园艺作物标准园和畜禽水产品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创建规模。以奖代补支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试点。推进种养业良种工程，加快农作物制种基地和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建设。加强渔船升级改造、渔政执法船艇建造和避风港建设，支持发展远洋渔业。
2．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落实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灌排泵站更新改造、中小河流治理，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覆盖范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大雨水集蓄利用、堰塘整治等工程建设力度，提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加大财政对小型水库建设和除险加固支持力度。及时足额计提并管好用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加快落实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的政策。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继续实施种业发展等重点科技专项，加快粮棉油糖等农机装备、高效安全肥料农药兽药研发。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3．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统筹规划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重点支持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适时增加新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加快推进以城市标准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场建设。加强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冷冻贮藏、分级包装、电子结算。健全覆盖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力培育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民网店。继续实施“北粮南运”、“南菜北运”、“西果东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启动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示范区创建。支持供销合作社、大型商贸集团、邮政系统开展农产品流通。深入实施商标富农工程，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
4．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激励作用，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优化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完善粮棉油糖进口转储制度。健全重要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认真执行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改善鲜活农产品调控办法。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税收调控政策，加强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健全大宗品种进口报告制度，强化敏感品种进口监测。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规范进出口秩序，打击走私行为。加强和完善农产品信息统计发布制度，建立市场调控效果评估制度。扩大农资产品储备品种。
5．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改革和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综合协调联动，落实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测，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检测室（站）建设，补助检验检测费用。健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建设投入，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二、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适应农业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发展时期的客观要求，必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要在稳定完善强化行之有效政策基础上，着力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确保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
1．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按照增加总量、优化存量、用好增量、加强监管的要求，不断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办法，加快让农业获得合理利润、让主产区财力逐步达到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政策，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推进农机以旧换新试点。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扩大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范围。继续实施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支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启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缓释肥料使用补助试点。完善畜牧业生产扶持政策，支持发展肉牛肉羊，落实远洋渔业补贴及税收减免政策。增加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研究制定粮食作物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重点支持粮食及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2．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国家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切实加大商业性金融支农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作用，确保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满足农户信贷需求，加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加强财税杠杆与金融政策的有效配合，落实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稳定县（市）农村信用社法人地位，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探索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新模式，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鼓励国家开发银行推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支付服务条件，畅通支付结算渠道。加强涉农信贷与保险协作配合，创新符合农村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和融资工具，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完善林业贷款贴息政策。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产大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适当提高部分险种的保费补贴比例。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推进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农业相关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
3．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新农村建设。各行各业制定发展规划、安排项目、增加投资要主动向农村倾斜。引导国有企业参与和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事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管护费用补助等政策。落实公益性捐赠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支出所得税前扣除政策。鼓励企业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三、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
1．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规范土地流转程序，逐步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强化信息沟通、政策咨询、合同签订、价格评估等流转服务。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深化国有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
2．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制定专门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
3．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发展农民合作社，切实提高引领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实行部门联合评定示范社机制，分级建立示范社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安排部分财政投资项目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引导国家补助项目形成的资产移交合作社管护，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项目资产管护机制。增加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支持合作社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增强发展能力。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对示范社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给予补助。在信用评定基础上对示范社开展联合授信，有条件的地方予以贷款贴息，规范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完善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把合作社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并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做好合作社发票领用等工作。创新适合合作社生产经营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建立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和培训基地，广泛开展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培训，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合作社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引导农民合作社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开展合作与联合，积极探索合作社联社登记管理办法。抓紧研究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4．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节能减排、培育品牌。逐步扩大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适当扩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试点范围。
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强化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继续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建立补助经费与服务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继续实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不断改善推广条件。支持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通过建设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业综合服务示范基地等方式，面向农村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加强乡镇或小流域水利、基层林业公共服务机构和抗旱服务组织、防汛机动抢险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农村气象信息服务和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与能力建设，提高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水平。
2．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的生力军作用。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排、地膜覆盖和回收等生产性服务。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培育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政策法律咨询等涉农中介服务组织。对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性服务业务免征营业税。
3．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鼓励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发展专家大院、院县共建、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庄稼医院、专业服务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涉农企业加专家加农户等服务模式，积极推行技物结合、技术承包、全程托管服务，促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到田到户。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创建。整合资源建设乡村综合服务社和服务中心。加快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启动金农工程二期，推动国家农村信息化试点省建设。发展农业信息服务，重点开发信息采集、精准作业、农村远程数字化和可视化、气象预测预报、灾害预警等技术。
五、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1．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加快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地籍调查，尽快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予以补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确保按时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林权证发证率和到户率。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探索国有林区改革。加快推进牧区草原承包工作，启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
2．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加快修订土地管理法，尽快出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合理确定补偿标准，严格征地程序，约束征地行为，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和实施征地。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加强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依法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得进入市场。
3．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以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管理为主要内容，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健全农村集体财务预决算、收入管理、开支审批、资产台账和资源登记等制度，严格农村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处置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民主程序，支持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具体办法。

⑷ 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

2012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便于审判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批复》的有关内容，现就《批复》的起草背景及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批复》的起草背景和过程
对国有的荒地进行开垦利用，对于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实现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开垦利用国有荒地的情形时有发生，由此形成的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有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现行法律对上述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导致理论和实践对此存有较大争议，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高法[2010]84号)《关于对国有土地经营权转让如何适用法律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针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请示》对此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因案涉土地为国有耕地，不适用与建设用地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应参照适用该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此属于新类型涉农案件，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08]36号)的精神，应当认定该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为有效。此为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后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不仅与相关当事人利益攸关，而且会影响当事人开垦荒地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土地效益的充分发挥。鉴于《请示》所涉及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为统一裁判标准，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正式立项后，研究室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先后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农业部、部分专家学者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意见，起草了《批复》，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予以发布施行。
二、《批复》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一致意见认为，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我们赞成此意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鉴于《请示》所涉及的土地为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农村土地，故不能适用该法调整。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适用合同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这一问题是《批复》的核心内容。对此，在调研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不能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对于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并没有设定行政审批等限定条件，其流转无需履行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证书或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只是土地使用缺乏合法性，并不影响合同本身效力，故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另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其第9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可以直接适用此规定，即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起诉前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该认定为无效。我们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对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该根据案情进行具体判断，对于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支持。
1.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但是本条规定仅是对国有荒地出让或划拨的限定，并非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禁止性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也不是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不能以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或者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认定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2.结合具体案情的考量。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请示》所涉及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土地转让契约中明确约定：“待徐某某将所有土地手续办齐全和土地双方验收后付第二次的40万元。徐某某要尽快办理土地使用的一切手续,待办好后交苟某某收存保管。”可见，办理土地使用权审批手续属于合同约定的徐某某应当承担的义务。徐某某未按约定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不能据此认定该合同无效。
3.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办案目标考量。作为一种新的涉农案件类型，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尽量维持合同效力，不以未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履行批准手续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符合合同法、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精神，有利于维持合同关系稳定，促进土地开发和利用，推动农业生产和发展。
关于在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中贯彻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的问题。
区分原则是物权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其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在物权法施行后，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效力要与物权变动本身予以区分，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影响的是土地使用权是否变动本身，并不能就此认定合同无效。肯定合同效力，至少可以通过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对守约方予以救济，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但是若简单地认定合同有效，在实践操作上容易与土地使用权转让本身相混淆，影响国家的土地管理秩序。从维护合同诚信、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及鼓励交易的理念出发，按照区分原则的要求，对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应作以下理解：
1.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直接涉及当事人对该土地是否为合法有权使用，当然也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但这应该与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相区分，该合同的效力仍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从合同本身进行判断。对于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支持。
2.区分认定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不同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如上所述，转让人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其使用该土地是否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是该土地使用权合法有效转让的基础性条件。这可以影响该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效力，但不能影响该合同项下关于当事人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义务条款的效力。在此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有关当事人负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的义务。而在其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义务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该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部分的条款当然也就具备了合法有效的基础。因此，对于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有关土地使用权本身转让的条款理解为未生效更为科学合理。这样规定既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能够有效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更是倡导了诚实守信、鼓励交易的合同法基本价值取向。

⑸ 哪里有涉农法律法规

农业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土地管理法 等等很多法律中都有涉农法规，不知道你想了解哪方面的

⑹ 掌握涉农法律法规对农业职业经理人有何意义

可以帮助农业职业经理更好的工作，进行农业交易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农业纠纷，如果经理人懂得相关法律的话就可以直接解决了。

农业职业经理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并代表这些组织单位等对已经规模化的土地进行精细化经营和管理，并分享最终利润。

通过为权属明晰的农业经营组织承担所有权人的财产增值保值责任，全面负责经营管理，以受薪、股票期权等获得报酬为主要方式。

(6)涉农纠纷扩展阅读：

农业职业经理人会成为大量的农村人才追求的一种职业，只有让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转变，让合作社得到充分的发展，即农业企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非常热门的行业。现在林而起的农场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政策一直在大力支持，很多农场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所以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岗位非常热门，农业毕业生毕业后可以到相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学习一下拿到职业技能证书，掌握成熟农场的生产种植流程、采销存、销售渠道和人员管理。

农业职业经理人被形象地称为“种田CEO”，是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领军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只有改善农村劳动者结构，才能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才能为乡村振兴奠定最有力的基础。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正是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为乡村振兴奠定人才基础的关键一招。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振兴乡村的领军人物，以留守人群中的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返乡农民工等为培养对象建立的农业精英培育机制，可以形成农村经营和管理的高级人才队伍。

⑺ 免费打农村征地涉农官司的律师哪有怎么联系

法律援助可以向当地司法局申请。

⑻ 哪位达人有涉农法律法规急急急

相比全球来说，中国反应最快，力度最大，回升最早，增幅最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说。

【农民工返乡】

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一些沿海地区的劳动就业。例如，广东省东莞市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因订货减少，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针对农民工返乡情况，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地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同时，还提出要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农民工创业。

尽管成功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仅仅是少数，但不可否认，今天的农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就业环境大为改善；创业政策更加灵活，创业型就业日趋热门；惠农政策含金量高，重回农业本行不再是无奈之选。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因工厂倒闭、订单锐减而无奈返乡，到如今经济暖意渐浓，出口形势稳定，企业招工心切，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

近年来，“民工荒”在沿海地区已出现多次，工资偏低是一个共性的原因，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说工资问题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那么涉及农民工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则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制度上和文化上，给农民工更多的关怀与温暖。

【土地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建立健全。30年前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在秘密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率先包产到户，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30年后的今天，一场“新土改”随着中央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拉开帷幕，这意味着土地从家庭中再度分离出去，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部分迁移的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保障线，这使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行不能像“大包干”那样轰轰烈烈，需审慎推进。

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按照完善管理、加强服务的要求，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

【户籍改革】

2009年2月24日酝酿多时的上海户籍新政出炉。上海市政府公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以上人员，在持证期间依法纳税、参加社保，并具有一定专业职称、无违反国家及上海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等条件，才可转为上海市户口。

《办法》规定，申办户籍实行年度总量控制，符合条件的持证人员排队轮候办理，超出当年调控人数总额的，依次转入下一年度办理。通知还规定，对于持证人员的配偶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同时申请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不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现有投靠落户政策办理。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

6月下旬，广东省制定并出台《关于做好优秀农民工入户城镇工作的意见》，从现在开始，只要达到“优秀”标准，省内外农民工可申请入户城镇，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原则上也可随迁。《意见》对于外来农民工优秀的条件规定：获得过地级市以上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取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在就业地工作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两年；取得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本省户籍的须在就业地工作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五年等。

12月11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即将出台政策，市级优秀农民工如高级技师、高级工或全国劳模，有望根据本人意愿落户北京，原北京农村户口可转非。

【乡镇机构改革】

中国行政机构臃肿的问题在乡镇同样存在。2004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乡镇机构改革任务，黑龙江等4省先行试点。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政府“减人、减事、减支”的改革更是势在必行。截至2008年底，全国试点乡镇总数约1.8万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乡镇机构改革，时机已经成熟。

2009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涉及中国34600多个乡镇，将于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乡镇机构改革由试点转入全面推开阶段。截至4月15日，全国已完成和正在进行机构改革的乡镇为19406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56.6％。

【农村金融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之路布满荆棘。2007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批四家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挂牌成立，他们是吉林省盘石融丰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贷款有限责任公司。3月9日，中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吉林四平梨树县闫家村正式挂牌营业。2008年4月，中国第一个官方性质的格莱珉模式小额信贷项目试点在海南省琼中县悄然上路。2008年，试点范围从6个省(区)扩大到全省31个省(区、市)。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将超过100家。

2009年，农村金融改革也迈出了一大步，部分农民可以获得抵押权。中央一号文件规定要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依法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加快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农村微小型金融组织可通过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农村债务问题开始解决，到2010年基本完成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继续选择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形成的乡村债务进行化解试点。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要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点就是提高农民卖粮收入，即提高稻谷、小麦等粮食最低收购价。事实证明，通过这一系列连续政策的实施，对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及提高粮食产量、确保国家粮食产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早在2009年1月24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发行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提高2009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决定从今年新粮上市起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每50公斤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90元、92元、95元，这些价格比2008年均提高了13元，提价幅度在近年里都是比较大的。

进入秋季，为部署2010年小麦收购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又于2009年10月13日做出决定，2010年继续对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即2010年生产的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90元、86元、86元，这些价格比2009年均提高了3元。

【“大学生村官”热】

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9年，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当中出现了一股“村官热”，成千上万的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村官”选聘。

2009年4月26日，江苏省2009年选聘大学生村官的笔试正式开考，近2.9万名大学生参加。据介绍，江苏全省选聘大学生村官5010人，共有49989人报名，几乎达到了1∶10的招录比例。经过资格审查和网上缴费确认后，有30722人取得笔试资格，笔试到考率高达94%，超过了2009年江苏省考公务员86%的到考率。

【家电下乡】

始于2007年的国家家电下乡刺激政策，推行到2009年，其政策效应得以充分显现。特别是在对外出口受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下降的形势下，家电下乡对实现“促内需”目标，特别是刺激农村消费发挥了较大的拉动作用。

家电下乡政策因涉及产品最多、实施地域最广、受惠人口最多，对家电行业发展的帮助很大。而对于农民群体，由于可以享受国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从而刺激了农民购买家电的欲望，从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农村消费力。

在政府补贴操作中，各地方都积极改进家电下乡补贴流程，一些省市已实现了直补。在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等利好政策的综合作用下，农民购买家电十分踊跃。眼下，有关部门和企业已着手2010年家电下乡的准备工作。2010年家电下乡产品有可能取消最高销售限价并吸纳更多的产品型号，届时将有更多的产品可以实现下乡。可以预见，随着产品的丰富和补贴措施的改进，加上2010年经济大环境向好，农民购买力增强，家电下乡势必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转基因大豆】

1996年春，美国伊利诺伊西部许多农场主种植了一种大豆新品种，这种大豆移植了矮牵牛的一种基因。这个新大豆品种可以抵抗杀草剂———草甘膦（毒滴混剂）。草甘膦会把普通大豆植株与杂草一起杀死。遗传工程有希望使粮食更有利于人健康、更可预测收获、少用合成杀虫剂和提高用水的效率。遗传工程取得的成果称为“转基因”产品,转基因技术走出实验室和试验田，进入像玉米、大豆和棉花作物的日常耕作。

黑龙江省，世界大豆的原产地、中国大豆的主产区（占国内大豆产量50%）。据了解，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进口大豆的价格一路下跌，达到每吨3000元。2009年2月下旬，国际大豆期货市场进入新一轮下滑通道，每吨进口大豆到达大连港口的价格只有2900多元。受进口大豆价格影响，黑龙江省内大豆价格也一路走低，从2008年7月份的3.05元/斤，下跌到10月份的1.50元/斤，跌幅超过50%。2009年头两个月黑龙江省大豆进口量激增，达到26.9万吨，同比增长6563.5%。而黑龙江省的大豆出口2009年头两个月仅出口1879吨，同比下降92.2%。

近年来，进口转基因大豆和大豆油之所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主要原因就是其出油率高（20%～21%，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只有17%）、成本低、价格低。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国家先后3次在东北主产区对大豆实行中央储备和国家临时存储收购，国储价每斤1.85元，收购量累计600万吨，其中拨给黑龙江的指标为453万吨。据悉，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虽然尚未报道过食品安全事件，但国外曾发现有少数几种可导致实验动物过敏。鉴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欧美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明确限制转基因产品应用在食品领域。

【开胸验肺】

2004年6月至2007年10月，河南省新密县的农民工张海超在新密市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并由此患上了尘肺病。

2009年初，张海超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权威医院检查，医生们都认为他得的是职业病———尘肺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并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但企业却拒绝为张海超提供相关资料。

2月7日，张海超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

5月，新密市信访局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其鉴定。

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为张海超做了鉴定并出具了诊断证明，结果是“无尘肺0+期合并肺结核”。

6月22日，为寻求真相，28岁的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要求开胸。结果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了他肺上的大量粉尘，肉眼可见。郑大一附院为张海超出具的“出院诊断”中载明：“尘肺合并感染。”

8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

9月，张海超与原公司签署了赔偿协议，拿到了60多万的赔偿款。

11月1日，卫生部发布了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将尘肺明确分为三期，删除了旧版中“无尘肺0”和“无尘肺0+”的表述。

【血铅超标】

2003年，东岭冶炼公司入驻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工业园区，该项目当年被陕西省、宝鸡市确定为省市重点建设项目。2006年初，东岭公司焦化厂投产，出现水污染事件。建厂之前，厂方曾与凤翔县政府达成协议，共有581户居住在公司周围的村民需要搬迁。县政府承诺自2006年起3年内搬完，但直到2009年该协议也未实施。

2009年3月，长青镇马道口村6岁女童苗凡在凤翔县医院被查出铅中毒性胃炎。

7月6日，长青镇孙家南头村村民薛亚妮儿子和其堂弟去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检查，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令医生吃惊：兄弟俩血铅含量分别达到了每升239微克和242微克，大大超出0－100微克的正常值。

8月3日至4日，情绪异常激动的村民围堵了东岭集团冶炼公司的大门，致使该公司不能正常生产，双方发生冲突。

8月6日，宝鸡市环保局向东岭冶炼厂下发停产通知，要求企业在血铅超标问题未调查清楚前不能恢复生产。

8月7日，由陕西省卫生厅指派专家开始对公司附近864名14岁以下儿童进行血铅普查。凤翔县政府表示，一经确认有血铅超标情况的儿童，将全部免费予以及时有效的治疗。

8月13日，615名儿童被确认血铅超标，其中166名需要住院进行驱铅治疗。

8月15日，环保部门公布：东岭冶炼公司是造成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但也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12月，“血铅超标事件”涉及的凤翔县委、县政府、长青工业园管委会、宝鸡和凤翔环保部门等单位和部门的11名领导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

【汽车下乡】

汽车下乡政策在经历漫长等待后终于在2009年3月出台。据统计，农村7亿多居民占汽车消费量只有10%左右，而城市人口占90%，其普及状态与城市的差距巨大。同时农村市场迎来生力军：进城农民工大量返乡创业，这些人是有积蓄、有头脑、闲不住的群体，是微客的巨大商机所在。2009年2月销量中微卡增75%、微客增50%、轻卡增43%，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效果。

汽车下乡对农村市场的拉动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汽车下乡政策不仅时间点设计得很好，而且其公平竞争的分配方式也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汽车下乡涉及财政、工信部、公安等众多部门，协调难度虽然很大，但目前感觉协调较好。虽然汽车下乡政策有很多亮点，但实践表明，要做好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仍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保障汽车下乡的购车价格合理。服务下乡是汽车下乡的难点，服务网络必须跟进。汽车下乡企业需要考虑建立长久的服务保障体系，不能卖车时有服务，补贴期过了服务就进城了。轻卡报废手续应简化。国家应考虑有效的轻卡报废更新实施办法。不能让农民跑几百里路去报废车辆，然后再回来买新车。

【新医改】

“千呼万唤”的新医改方案终于2009年4月初揭开面纱，从宏观到细节，各方面都有涉及。新医改方案鲜明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3年内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要达到90％以上，而且2010年各级财政对后两者的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突出公益性，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的零售指导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开展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提高健康水平……各级政府三年需要投入8500亿元。

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新医改方案实施后民众看病自付比例将会降低。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的最高支付限额也将逐步提高。从2009年起，中国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标准2009年不低于15元，2011年不低于20元。显然，医保覆盖的深度和广度均在逐渐提高，再加上城乡医疗救助、商业保险的补充，一个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就会铺就。

医改不仅要提高百姓健康水平，而且要消除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是项非常庞大、非常艰难的工作，不能过于乐观。眼下最重要的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各地推进医改的力度，百姓才能从中真正得到实惠。

【粮棉油高产创建】

在耕地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如何打出更多的粮食？答案是集成技术、集约项目、集中力量，通过高产创建活动促进良种良法配套，挖掘单产潜力，从而带动大面积平衡增产。

2009年4月，农业部提出将2009年的粮棉油高产创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期全面提升农业产出率和综合生产能力。2009年安排的粮棉油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达到2600个，覆盖了1700个粮棉油主产县。在资金投入方面，2009年各级财政共安排高产创建项目资金6.2亿元，其中省级财政3.9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亿多元。在2009年的实践中，各级农业部门整合现有项目资金，将种子工程、植保工程、测土配方施肥等政策项目都明显地向高产创建示范片倾斜。

要实现农作物高产，其关键在于人。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优质高产创建活动的最终效果。唯有他们的素质提高了，农作物优良品种才能得到推广，先进栽培技术才能得到应用。可见，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离不开新型农民队伍的建设，这将直接决定高产创建活动的实施效果。

【全国粮食清仓查库】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粮库有补贴，因此个别地方粮库出现了虚报库存以冒领补贴的情况。

为全面准确客观地掌握粮食库存的真实情况，2009年4月-8月，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库存清查工作。清查结果表明，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原粮），账实相符率为99.7%，质量总体良好，质量合格率为97.1%，宜存率为99.1%。总库存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粮食为2008年收获的新粮，库存品种结构更加合理，区域布局进一步改善。

这次粮食清仓查库结果表明，全国粮食库存管理总体良好，管理水平逐年提高，抽查粮食库存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但粮食库存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是一些企业库存管理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个别企业管理粗放，存在执行政策不规范，少量政策性粮食质量较差等。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如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一样，是牵动全局的战略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为此，国家已决定在2009至2010年增加300亿斤粮食库容，全面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六连增】

2009年，我国夏粮总产再次获得历史性突破，夏粮产量达12335万吨，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六年增产。

2009年夏粮生产的好形势，实属来之不易！

夏粮已连续5年增产，2009年的起点很高，又先后经受了北方主产区特大旱灾、南方持续低温阴雨、多次强降温和病虫害严重发生等多重灾害的严峻考验。面对新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地区各部门不忽视农业发展，重农抓粮氛围浓厚，亿万农民群众科学种田，辛勤劳作。合力的结果是，2009年夏粮连续第6年增产，而且呈现出面积和总产增加、单产持平、主产省份多数增产、优质率继续提高的特点。

“六连增”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数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不仅确保了中国粮食供求平衡，使我们的粮食安全有了保障，而且对于世界也产生了影响。中国粮食的丰收提高了全球金融危机之下的世界粮食总产量，对增加粮食供应、稳定世界粮价、减轻世界粮食供应压力具有积极作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民是否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领取养老金？当然可以。2009年8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外宣布：我国农民在60岁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这一政策的意义，堪比2006年国家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的重大决策。

之所以称其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是因为这一政策较之“老农保”有着很大的区别。过去的“老农保”主要都是农民缴费，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储蓄。由于农民本身就收入过低，要再拿出一部分钱去缴存，其吸引力就大打折扣。而“新农保”则颠覆了这一模式，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和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方式。特别是政府补贴的加入对于这一模式而言，充分体现了国家责任和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就政府补贴这一块，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

虽然2009年“新农保”还只是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进行试点，而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覆盖全国的目标，但“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政策理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农保”实现广覆盖的日子一定会早日到来。

【西部大开发18项工程】

2000年，国家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一项项重要战略部署相继推开，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该战略实施了10年之际，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积极扩大内需，促进西部地区平稳较快发展，国家于2009年10月决定西部大开发新开工18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到4689亿元。

18项重点工程包括：成都至兰州铁路，重庆至贵阳铁路，昆明至南宁铁路，广通至大理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西安至宝鸡客运专线，兰州至乌鲁木齐铁路增建第二线，西安至安康铁路增建第二线，广元至南充高速公路，厦门至成都高速公路石坝至纳溪段，陕西安康至汉中高速公路，四川大渡河泸定、云南澜沧江功果桥水电站，广西鱼梁、老口航运枢纽，四川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枢纽，成都双流机场改扩建，西安咸阳机场改扩建，西部支线机场，无电地区电力建设。

【“疯狂大蒜”】

2009年，甲流肆虐全球。受大蒜具有预防甲流功效的说法，以及因2008年大蒜价格较低导致2009年大蒜种植面积减少等因素影响，加上有关单位团体的疯狂采购，2009年的大蒜价格可谓是一路疯涨。

2009年11月底，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价格行情表显示，大蒜批发均价每公斤已达7块多，创出历史最高价。而与2008年同期5毛多的批发均价相比，大蒜价格同比上涨十几倍。大蒜到了零售市场，其价格每公斤已达10块左右。

价格涨了，按说蒜农应该从中得到实惠，但事实未必如此。有业内人士就说，蒜价疯涨存在着人为操控市场的因素。上涨的真正受益者是中间商、批发商和有自己生产基地的大企业，却并没有为农民带来多少收益。如果冷静分析，我们更应该关注小小蒜头的未来“命运”，即大蒜价格的下一步走势。有涨必有跌，目前市场销售的都是陈蒜，待2010年年新蒜上市，其价格走势不言自明。

【城乡同比例选举】

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市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1。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2009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规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爱心香蕉”】

进入2009年11月，丰收的香蕉却因滞销愁坏了广西蕉农。而与此同时，由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等组成的联合调研组于11月21日到南宁进行实地调研，以期拿出措施帮助蕉农解决香蕉销售问题。

随后农业部于11月26日在南宁组织开展香蕉产销对接活动，经销落实香蕉采购合同12.5万吨，超过从当时到2009年12月31日广西香蕉可上市量的五分之一；签订一批购销合作协议，数额85.7万吨，超过广西香蕉年产量的40%，购销金额约12亿元。来自北京、内蒙古、江苏、河南等地10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43位香蕉经销大户，近百位广西香蕉生产大户、合作组织、加工流通企业和产地政府部门代表纷纷进行产销对接和贸易洽谈，一场“爱心香蕉”销售接力行动相继上演。

商务部组织了香蕉网上产销对接活动，并呼吁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宾馆、饭店、酒家等餐饮企业增加香蕉采购和供应量，发挥集团优势，直接扩大消费。同时呼吁全国消费者适量增加香蕉消费。而广西方面则对出区香蕉采取了给予运输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加大销售力度。

到2010年春节前，广西尚有100万吨香蕉将要采摘上市，其销售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场“爱心香蕉”促销行动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⑼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⑽ 农业执法工作还需要改进的方面的意见

请参照农业部农政发[2011]001号《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依法行政的意见》（以下部分有省略）
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农业依法行政取得了积极进展，农业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农业执法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农业部门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法治政府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意见》的要求，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提高农业依法行政水平。
一、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将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凡是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完善《农业部工作规则》，健全集体决策制度，重大项目资金安排、干部提拔任用等都要集体研究决定。……
二、完善制度建设
突出立法重点。农业立法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经济中心工作，努力将符合科学发展观、反映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要求、体现农业部门职能转变和农业管理方式创新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农民权益。加强对立法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既要坚持完善法律制度，也要充分发挥政策措施、法律解释和行政执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三、加强农业执法
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各级农业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既要重视生产服务，也要重视行政执法；既要重视事前审批，也要重视事后监管；既要重视检测检验，也要重视案件查处。部内各司局要对照检查法定职责履行情况，确保法定职责得到全面履行和落实。……
四、依法化解涉农矛盾纠纷
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完善农业行政复议工作规定，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提高行政复议质量，办理复议案件要深入调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健全行政复议机构，确保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办理。建立健全适应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
五、强化组织领导和监督
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各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到心中有法、自觉学法、办事依法、带头守法。……
各级农业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和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加强与同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协调配合。高度重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反映的涉农问题，要认真调查处理并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上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下级农业部门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