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环境侵权救济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自行协商、和解
自行协商就是当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和受害人本着公平、妥善解决环境纠纷的精神，为避免问题扩大，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自行协商比较适用于小型环境侵权案件，因为这些案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诉讼道路，当可以私下了结时，自行协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协商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解决环境侵权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协商当一方或双方不合作时就无法实施；当一方法律知识欠缺时，可能会导致协商结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等。
但总的来说，自行协商是一种能提高效率的侵权救济方式，我国认为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一般尽量协商解决。
（二）调解
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请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居中调和，达成解决矛盾的协议并自觉执行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可分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此处所讲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中调解，同样要遵守自愿公正的原则，其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当事人不服其调解结果可向法院诉讼；而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居中进行调节，其调解结果具有强制力，当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根据事先后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民事争议提交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仲裁具有自愿性、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征。但我国目前在环境领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纠纷外，既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法规，也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机构。从实践中看，我国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员会也为把国内环境纠纷列入仲裁受理事项。这是我国需要继续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四）诉讼
诉讼是最强力的环境侵权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一般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当受害人受到环境侵权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诉讼具有极强的强制力，是公民维护自身环境权利、进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最有效措施。但由于现如今公民的环境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环境侵权维权意识不足，除重大环境伤害案件外，公民很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对簿公堂。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Ⅱ 老师布置的作业：民事纠纷可通过哪些方式解决请对各种解决方式的利弊分析
一
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的讨论，首先有必要对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的类别和特点有个基本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民事纠纷类别和特点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
民事纠纷是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源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1〕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主要有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
所谓避让，是指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从而使纠纷归于消灭的行为。避让的特点，在于一方主动的放弃争执，在程序上无作为的行为要求，在结果上当事人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该外在行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避让的一方，一般是基于下列的一种或几种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对方表示同情，谅解，尊重，从而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满足对方的请求。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双方曾有过友好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业务上长期的合作关系。（2）得不偿失的心理，即认为继续与对方纠缠还不如主动放弃争执，否则损失更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纠纷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较小，或者纠纷所涉及的问题较复杂，作出避让的一方对事实说不清楚，比如小额的财产纠纷，或者争执的事实是年代久远的纠纷。（3）蔑视对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对方而放弃了与对方的争执，所谓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避让者自视清高。（4）畏惧对方的心理，即基于对方的地位、势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测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从而主动放弃与对方的争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在地位卑微者与地位高贵者之间，被领导与领导者之间，势力弱小者与势力强大者之间等类型的纠纷中，前者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
所谓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愿。和解愿望的形成和和解行为的进行，当事人的想法与避让中作出避让的一方当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双方的。概括起来，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如下想法：（1）体谅的心理，即基于一方或双方对对方主观情况的了解，谅解了对方在纠纷中的过失或理解了对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者满足或部分满足对方的要求。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谅解、尊重。〔2〕但与避让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或一方较充分地了解了对方的困难处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协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以牺牲一定的利益为利益为代价，换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实现。所谓的“丢卒保车”，表现的都是这种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基于一方或双方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对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没有绝对的把握。在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法律关系较复杂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样的心理。（3）认同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双方对争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认识上趋于一致，从而达成共识。在因误会形成的纠纷或事实简单、争执不大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种心理。
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渠道主要也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
诉讼外调解的特点，在于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较灵活，在结果上，除了能较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外，还反映了第三方的劝导作用。诉讼外调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观念：（1）信赖第三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主持调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认为第三方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具有权威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依赖于第三方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在伦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实上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比如，家长与家庭成员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等。（2）“和为贵”的观念，即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是值得提倡的。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此乃诉讼外调解在中国社会源源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协心理，认同心理在诉讼外调解中也时有体现。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 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的行为。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且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及促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客观存在。与解决民事纠纷的其他方式相比较，仲裁有如下特点：（1）对象和范围的特定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规定，涉及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不可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二是仲裁只能就当事人约定的事项进行。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裁决有时只能针对当事人之间纠纷中的某部分问题作出，而解决不了整个纠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2）程序的相对规范化，这主要表现为，在仲裁请求的提出，当事人就纠纷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陈述证据的提出及调查，仲裁员对争议的审理及判断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程序规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对规范化，也使得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解决纠纷要较利用和解和诉讼外调解付出更高的代价。（3）审理和裁决原则上不公开，即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向社会和民众公开。这是仲裁与诉讼最大的区别之一， 从而也成为纠纷的当事人选择仲裁还是诉讼来解决纠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一特点，主要是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的需要，以及将纠纷给当事人在社会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社会实践中，许多商业机构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纠纷，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的这一特点的考虑。（4）过程与结果既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联系，又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如果双方达成共识， 仲裁的裁决原则上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利用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结果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申请撤消仲裁裁决。仲裁的这一特点，对那些希望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要太伤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纠纷的解决结果的实现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当事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仲裁员一般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这一点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中的有关人员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仲裁在解决某些涉及较强的专业知识的纠纷时，较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相当的优势。对专业性强的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仲裁，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所具有的这一特点的考虑。
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是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诉讼具有如下特点：（1）纠纷的解决者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的过程中，法院是诉讼的指挥者和主持者，是纠纷的裁判者。由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意味着纠纷的解决过程和纠纷的解决结果反映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当事人的意志对纠纷解决的影响被削弱，纠纷解决结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被认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诉讼中丧失了影响力。（2）纠纷的解决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这主要表现为，从当事人提出解决纠纷的请求，到法院对纠纷事实的调查，以及法院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判断与对纠纷解决的法律的适用，均有一系列系统的步骤和程式。这一特点，是服务于法院查明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需要，也是向社会显示法院代表国家公正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然要求。（3）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3〕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有权对防碍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在必要时适用先行给付和财产保全制度，在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判决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衣职权采取执行措施，等等。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合法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得对抗性较强、矛盾较尖锐，冲突较激烈的纠纷通过诉讼的渠道来解决，成为当事人通常一种选择。
二
不难发现，民事纠纷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因为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就有关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而言，由于民事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质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也因参加解决纠纷的主体不同用于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作为社会问题的民事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民事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的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要求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在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能与民事纠纷的特点相适应。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民事纠纷因构成纠纷的有关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解决不同类型民事纠纷相适应的是不同形式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对而言，某一类民事纠纷，比较适用于某一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因此，不能认为选择法律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法律意识强。真正的法律意识强，应当是恰当地应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为解决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设立的，在消除纠纷解决争议这一目的上，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发挥着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各有侧重，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让的方式，能消灭民事纠纷于形之中，但它的适用，得以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有放弃争执的意愿为基础；和解的方式，其结果一般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满意，但它的适用，得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调解的方式，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与调解的主持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仲裁无疑是解决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纠纷涉及商业秘密，以及当事人不希望纠纷的解决公开化的民事纠纷的好办法，它的适用，与纠纷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诉讼则可以满足那些纠纷的解决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当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费双方当事人及国家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作为代价。
因此，笼统地说，某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好的最合适的方式，是不科学的。我们在强调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们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认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系性，比如，当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无法解决纠纷的时候，诉讼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保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当事人选择以非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又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至于在仲裁制度中借助诉讼的有关制度来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以及在诉讼制度中溶入其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有关内容，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现。这些表现都说明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当事人选择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仅就解决民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争执而言，针对该类民事纠纷的特点而设立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适用于这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是最有效的或者说是最好的，但是，基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当事人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这一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而言，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4〕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民事主体价值观念文化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解决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消除双方的争议，而还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为了所谓的“争口气”或者“出口气”而打官司的，不为了给对方增加麻烦或所谓的要对方身败名裂而打官司的，有为了借打官司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还有言称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实现社会正义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这些目的，除了最后一种外，都背离了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初衷，但解决民事纠纷的结果，在不少的情况下，从客观效果上讲，确实又能符合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纠纷的解决来实现上述目的的主观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起决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纠纷的特点与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的特点的相适应性了，而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时，应当认识到的。
三
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与司法改革有关的。这就是司法改革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关系问题。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当广，而其核心内容是有关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各类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在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把焦点集中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对与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作讨论。而实际上，这些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与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之所以要进行司法改革，一个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长的各类案件使得司法机关不堪重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有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来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笔者并不否认对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但是，笔者在考虑司法改革问题时，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假设我们的有关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的司法队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加强了，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的现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观？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们能否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同时，通过其他的有效渠道，来减轻司法的负担呢？对前两个问题，笔者思考的结果、结论是相对消极的。因此，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日本，最近几乎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5〕与中国相比较，在他们进行司法改革，他们的有关司法制度是较完善的，司法队伍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也是较强的，但同样面临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队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的观念、人员素质和经济能力都相当的有限。因此，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强队伍建设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减轻司法负担，就应该在着眼司法改革的同时，考虑进一步发挥与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诉讼之外的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些方式在消灭民事争议上与诉讼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而且从原理上讲，对某些民事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上甚至较司法解决更为适当。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非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作用，考虑到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尽量让各类民事纠纷都能适用比较适合于其解决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并由此产生高效率地解决民事纠纷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设立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的发挥作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比如，美国所实行的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价和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做法[1]值得借鉴，因为这些做法在美国对处理离婚案件、邻里小事、医疗事故诉请、环境争端、产品责任直至复杂的多方的涉及数以亿美元计的商务案件都发挥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由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仲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纠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2]
可以肯定地说，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制度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是减轻司法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效果能够更好，那么，强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完善和健全我们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2〕〔3〕柴发邦。中国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13-15，20，24.
〔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2-43.
〔5〕日本最高裁判所1999年12月8日的报告。21世纪的司法制度的思考——裁判所对司法改革的基本看法[R].
注释：
[1] 小型审判，即在中立第三人即顾问之前，通过个人的简略的聆讯，帮助有限公司之间或有限公司与政府之间商定协议。如果双方代表不能在这过程之后达成协议，则由顾问对该案件提出拘束性意见并告知将来审判庭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双方利用这个咨询制订协议。
早期中立评价，即一个独立的第三人即评价人听取争端双方的意见。评价人考虑案件的难度和每一方当事人的责任，提出其观点，努力帮助双方不通过审判而解决争端。
简易陪审团审判，即由模拟陪审团作出非拘束性的案件评价。律师出席并在陪审团目前分析综合他们对辩论的看法，然后讨论和报告关于责任及损害赔偿费的裁决推荐。律师被允许向陪审团提出关于裁决的询问，其后并被鼓励开始直接解决问题的讨论。
[2] 据日本新泻大学法学部国谷知史教授介绍，针对日本目前司法负担过重的情况，日本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对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买卖纠纷的仲裁。是否选择律师组成的仲裁庭仲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而在社会实践中，消费者往往因纠纷所涉及的数额不大而不愿去进行诉讼，而商定则为了表明自己的声誉，也愿意选择律师组成的仲裁庭进行仲裁。因此，日本所采取的这一解决特定民事纠纷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受到消费者和商家的普遍欢迎。
Ⅲ 环境民事诉讼
环境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对平等主体之间有关环境权利义务的争议，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活动。
依据环境民事纠纷性质的不同，环境民事诉讼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停止侵害之诉
停止侵害之诉是指要求正在进行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人停止其行为的民事诉讼。这是一种积极的诉讼，有利于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进一步扩大，增加受害人的损害。停止侵害之诉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比较常见。
2．排除妨碍之诉
排除妨碍之诉是指由财产权或环境权受到他人利用环境资源活动的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提起的，向人民法院要求排除他人的不利影响的民事诉讼。
3．消除危险之诉
消除危险之诉是指当事人的环境民事权益受到现实的危险而向人民法院请求消除这种危险的民事诉讼。消除危险之诉中环境侵害行为尚未现实发生，因此，该诉可以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发生。与停止侵害之诉相同，消除危险之诉也是一种积极的诉讼。
4．恢复原状之诉
恢复环境原状之诉是指环境侵权行为已造成了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在被污染的环境或破坏的生态能够恢复的前提下，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要求加害人恢复环境原状的民事诉讼。恢复原状之诉在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诉讼。
5．损害赔偿之诉
损害赔偿之诉是指在环境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损失的民事诉讼。赔偿之诉是一种消极的诉讼，同时也是环境民事诉讼中出现的最为频繁的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可以提起前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环境民事诉讼。
环境民事诉讼的管辖、提起、当事人、执行等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存在差异。
Ⅳ 以下哪一项不是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复杂性，污染行为的即时性和反复性，常常出现直接证据灭失或无法及时取证的情形，实践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污染物灭失，如有毒有害气体挥发，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淀或发生化学反应等；二、受害对象灭失，如受损害动植物死亡并腐化，如不及时处理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是通过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科学著作等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条来主张权利，因此，恰当运用证据规则及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常常成为该类案件的关键，往往会决定着案件的最后结果。
一、现有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证明义务，在诉讼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由原告对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义务，而由被告对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学术界将其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规定》第4条第（三）项规定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66条也有相同的规定，上述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仍然适用，即原告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仍需承担举证责任；二，根据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即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转移给被告承担，学理上通称这种情形为‘举证责任倒置’或‘举证责任转移’，而免责事由属于被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按照一般举证责任规则，本应由被告举证，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情形。
需要着重厘清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两个概念即侵权行为和污染行为之间的区别，关于侵权行为的学界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说，比较流行的有过错要件说，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即认为侵权行为成立，非法要件说，是指行为人的某种行为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规定，即认为构成侵权，损害要件说，不管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现有法律规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即认为其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以过错和损害理论为基础，以非法说为补充的侵权责任体系。具体到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采用的是损害要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该规定。我们可得知，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且采用了损害要件理论，即只要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关于污染行为，我国法律至今未有明确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为污染物，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姑且给污染行为作如下定义：污染行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弃置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污染物，可能对环境及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损害的行为。通过以上两个概念的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1）行为人有污染行为，不一定给他人造成具体的可计算的损害，因而，按我国法律规定，也就不一定构成侵权，但如果构成污染侵权，则必定有污染行为的存在；（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 “……，污染者……就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处的‘行为’是指污染行为，而不是指侵权行为；（3）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往往依赖于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实质是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明。因此，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够从被告污染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角度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存在，也无法从被告行为是否合法的角度来判断被告侵权行为成立，原告只能够证明被告的污染行为客观存在及原告产生了损害事实，至于被告的污染行为是否和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则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证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据，而被告反过来要求原告提供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争执，事实上，不管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判断均依赖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样的道理也可说明加害人和污染者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很明显，《证据规则》中的加害人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在侵权事实被法院确认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这一措辞的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了纠正。
二、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简称当事人，通常是诉讼案件中的原告）的举证责任分析
由污染者（实践中通常指企业，在诉讼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是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导致对资源（包括知识、管理上的优势、强大的举证能力等）的相对垄断，从而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但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作出某种污染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的判断，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首先，当事人必须证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弃置污染物的行为。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为牵涉到复杂的物理化学专业技术判断，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当事人往往无法准确证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污染，但他至少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确有污染行为存在，至于这种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则依赖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应由污染者举证证明。
其次，当事人必须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没有损害事实，其诉讼请求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损害事实证明的一个难题就是对损害所造成的损失价值的证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当事人往往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证明其损失的价值，甚至也无法通过合法的鉴定、评估机构证明，比如，鱼塘养的鱼被附近企业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鱼到底价值几何，往往会成为一个难题，当事人可提供其购买鱼苗的原始票据证明鱼的品种、数量、养殖时间及相关市场价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卖鱼收益，形成证据链条综合证明，如有条件，最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
第三，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同时也是对污染者的保护，有必要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可能性的因果关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为，而乙在B地受到损害，且AB两地相距甚远，按常理推断，甲在A地的污染行为不可能对B地的乙产生影响，而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过，现乙起诉甲环境侵权，则乙明显是滥用诉权行为。因此，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当事人至少要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但不能够据此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当对当事人的证明义务加以严格限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应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当事人依据常识和经验能够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以合理解释；（2）当事人能够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3）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时空的一致性或延续性，而不致发生断裂；（4）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证明仅仅只是一种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的证明，而不是证明因果关系必然存在的证明。
三、污染者的举证责任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污染者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证明责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张损害赔偿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为影响范围内发生有不正常的损害事故后，污染者应当积极取证，包括对损害现场拍照、对损害原因进行调查，在损害原因存疑的时候聘请相关的鉴定机构对损害原因进行鉴定，以固定证据，从而防止损害后果被夸大、损害原因被扭曲。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无法提供证据排除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形，出现这种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于取证或者被告事实上对损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机的心态，从而出现对其不利的局面，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导致被告完全忽视对相关证据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于通过对政府或法院施压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对其有利的结果。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也不应当无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发生损害结果的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尤其是对一些隐密的损害，当事人应当积极向污染者主张权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后，应当配合污染者的调查取证；其次，对现有科学技术无法论证的伤亡原因，应按照公平原则，适当减轻污染者的侵权责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责任，会使当事人陷入权利无法救济的状态，因此，污染者的这一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这一权利之前，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污染者必须对损害原因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及论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咨询了相关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给出了无法鉴定的结论；（2）污染者必须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观点。
四、污染者取证的权利和当事人的附随义务
一般侵权规定的诉讼时效至少有一年到两年，当事人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主张权利都是有效的，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不同，由于污染者承担了对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因而，有必要从法律上保证他对污染案件的取证权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损害原因相关的证据很容易灭失的情况下，让污染者及时知道情况，是保证他履行因果关系证明义务的前提，这就派生出受到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一项重要的附随义务，那就是在损害后果发生或者有受损害的重要危险时，及时报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证要求后，积极配合其取证。
但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应当加以广义的理解，即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污染者及时知道了损害事实发生即可，因为，在实践中，当事人在损害事实发生后，通常会报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则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对当事人不理不睬，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利用取证的借口，对当事人打击报复或毁灭相关证据，而当事人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具备的法律知识及举证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当时尽管报告了污染者，却不知如何保存相关已经履行了报告义务的证据，在某种情况下，他自身保存的证据也可能被相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污染者所毁灭。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时就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有某种预见，其对污染行为所及时空范围内的不正常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害事件应当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加以限制：首先，对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广为人知（可以报纸、电视、网站等传媒报道、职能部门查处或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十人以上证人证言等为依据），而污染者不作为的案件，不能够以当事人本人未告知为借口怠于取证；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污染者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及时知道了该损害情况的，尽管当事人没有报告，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履行报告义务；第三，当事人向有关职能部门举报后，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的，应当视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应的报告义务；第四，当事人虽然未履行报告义务，但在诉讼时能够提供相关原始证据，污染者能够通过鉴定等技术手段查明污染侵权事件的因果关系的，天猫提示：美国进口普卫欣有效防雾霾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时报告为借口抗辩；第五，当事人在污染者取证过程中发现污染者有可能会毁灭相关证据的，应当申请相关职能部门参与调查，并可要求污染者及时出具调查结论。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当事人何时向污染者报告为恰当时机，因为当事人向污染者报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证污染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义务得到很好地履行，故当事人只要在相关证据没有灭失之前报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当然，当事人同时要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履行这种义务，否则，他的权利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Ⅳ 因为环境导致的纠纷经该走哪些程序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保护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其环境权利和义务而产生的争议。环境纠纷按纠纷的法律性质不同，可分为环境行政纠纷和环境民事纠纷。
（一）环境行政纠纷处理程序
环境行政纠纷，可以通过环境行政复议和环境行政诉讼解决。
对于环境行政诉讼时效，环境保护法作了不同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诉讼时效为15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时效为15天。
（二）环境民事纠纷处理程序
1．环境行政调解处理。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的程序。环境行政调解处理既不是必经程序，也不是最终程序。环境民事纠纷当事人对行政调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过行政调解处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环境行政调解处理决定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对调解处理决定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应提起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的环境民事诉讼。
2．环境民事诉讼。环境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相比有以下几点特殊之处：
(1)环境民事诉讼时效为3年。环境保护法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由于从环境侵害行为到由它产生的危害后果之间，污染物有一个迁移、转化和作用的过程，即危害后果的发生和暴露相对于污染行为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因此，只有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2)环境民事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一般的民事诉讼，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但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主要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见，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原告只需提供被告侵权的基本事实，而被告则负主要的举证责任。之所以在环境民事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是因为要求原告证明被告从事排污行为、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如果实行原告举证无异于剥夺受害者的胜诉权。
(3)因果关系推定。在一般民事诉讼中，要求原告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由于环境侵害的行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是以环境为媒介；环境侵害是通过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来进行，有复杂的作用机理，加之很多污染后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沿用严密的因果关系论，将使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即被告不能证明自己与环境污染危害无关（如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不可能产生受害人遭受的污染），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Ⅵ 环境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急！！！！！
一，双方自行协商调解纠纷.
二，向当地的环保局投诉，要求追究他的环境污染行政责任。
三，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停止排污，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1，由被告，2有污染行为。2有你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