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你好，宋某在执法过程中违反了： 行政执法的普遍要求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宋某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郭某的违法违章事实的前提下实施处罚，是典型的违法行政。 行政执法中，行政执法人员有告知义务，必须要完整、明确、清楚地告诉行政相对人执法理由和执法依据，“根据有关规定”这一说法，显然是和以上要求不配套的。 行政处罚的实施，执法人员必须要向被处罚人开具加盖财政部门印签和处罚机关的处罚通知书，然后到指定银行缴纳，做到罚收两条线，不能当场向执法人员缴纳罚款。 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不得因被处罚人的陈述和申辩加重处罚，在20元罚款基础上加处罚款20明显违反规定。 最后宋某不发放处罚通知书，也不出具任何收据，更是违反处罚法规定。 希望以上回答能帮到你。
B. 海商法案例分析
答案: 根据1924年海牙规则的规定，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主要有两项：其一。承运人必须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克尽职守，使船舶适航。其二，承运人在航行中应谨慎管货。本案涉及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船舶的适航问题。船舶的适航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指船舶必须在设计、结构、条件和设备方面经受得起航程中的一般风险；其次还要配备合格、健康的船长和合格的船员，船舶航行所用的各种设备必须齐全，燃料、淡水、食品等供应品必须充足，使船舶能安全地把货物运到目的地；船舶的适航性还包括适宜载货，即适宜于接受、保管和运输货物。如果承运人没有尽到以上应尽之义务，船舶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即处于不适航状态，因此而引起的货物损失，承运人应负责赔偿。
本案承运人以Q轮在开航前和开航时具有各种有效证书为据，证明自己已克尽职守使船舶适航是不成立的。上述证书只能作为船舶适航的初步证据，但要最终确定船舶是否真正适航，还要考虑船舶、船员、货舱等设备的技术状况是否与特定的航线和航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Q轮在开航前收到的一份远航建议书已明确指出Q轮航行中将会遭遇大风暴，而船舶装运的又是易受潮的玉米，船长仅以有关证书为据轻率判断船舶将适应未来的航行是错误的。Q轮抵海口港后的检验证实：货舱盖严重锈蚀并有裂缝，舱盖板水密胶条老化、脱开、变质、通风箱不水密。船舶设备方面的这种缺陷显然需要较长的物理、化学变化方可形成，并非在本航次中骤然出现的。因此可以推断：Q轮在加拿大温哥华港开航前和开航当时上述缺陷既已存在，船舶不适宜接收、保管和运输货物，即处于不适航状态。由于承运人在提单中载明提单适用海牙规则，因此应按该规则来处理本案纠纷，货物的损失应由承运人负责赔偿。
【小结】本案涉及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船舶的适航问题。如果承运人没有尽到应尽义务，船舶在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即处于不适航状态，因此而引起的货物损失，承运人应负责赔偿。
C. 求案例：报关的时候误报信息的案例。
原告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德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原告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忠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德武，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逊，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德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捷，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德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08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08年4月9日，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14号裁定予以维持。2008年9月17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德武，被告法定代表人郝捷、委托代理人周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7年5月25日，原告通过MSN将一份编号为917YHTB039的出口货物托运书发给被告，委托被告预定6月1日上海至越南海防的货运船舶。同年5月28日，原告将最后确认需要更改或强调的部分数据传真给被告，以便被告结合出口货物托运书的内容进行报关。此前，原告还曾于同年5月18日以同样的方式委托被告办理了编号为917YHTB038出口货物托运书下的货物出口代理业务，两批货物的相关信息基本相同。货物出运后，原告收到被告回传的报关预录单，发现917YHTB039托运书项下的货物品名错误，将“棉弹力针织布”误报成了“全涤针织布”。原告随即要求被告向海关更改，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更改。2007年7月，上述两批货物因质量问题遭退货，原告遂委托被告办理退运手续，并再次要求更改货物品名。被告称更改品名程序繁琐，如发生问题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至同年10月被告告知原告，货物因品名不符被海关查扣，原告在无奈之下支付了各种进口税费人民币260,628.77元后，该货物才得以清关放行。原告认为，该费用的产生均是因为被告报关错误所引起，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260,628.77元（包括进口关税人民币62,929.70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117,678.54元、滞报金人民币42,013元、集装箱超期费人民币38,007.53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首先，涉案货物的报关委托书显示，原告系委托上海集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报关，故原告将本公司作为被告不当。其次，从上海海关调取的涉案货物报关单证来看，盖有原告印章的货主报关单、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报关委托书等单证，原告自己填写、打印的货物品名均为“全涤针织布”或“100%POLYTRICOT”，因此并非被告将“棉弹力针织布”误报为“全涤针织布”。被告也从未向原告作出过任何确认自己负有过错并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第三，货物退运进口时，集装箱已经更换，而货物本身又没有品牌或其他特殊标志可供核对，被告所谓的退运货物是否就是917YHTB039托运书项下的出口货物已无从考证。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编号为917YHTB038、917YHTB039的出口货物托运书及更正确认数据信息的传真件（以下简称数据信息单），证明原、被告通过MSN和传真的方式建立了涉案货运代理委托关系、货物的品名为棉弹力针织布。被告质证提出，被告未收到过出口货物托运书，双方的委托关系是通过传真数据信息单的方式建立；在917YHTB039号数据信息单上并未标明货物品名，原告通过电话和MSN网络聊天的方式告知被告货物品名为全涤针织布。本院认为，因被告对数据信息单不持异议，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在917YHTB039号数据信息单上并无货物品名，故该证据对于原告已告知被告货物中文品名为棉弹力针织布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至于出口货物托运书，原告称通过MSN网络发给了被告，但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被告又否认收到过该两份托运书，故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即使被告确曾收到过该两份托运书，但托运书上也未用中文明确标明货物品名，因此托运书对于原告主张已将货物中文名称正确告知被告的事实同样不具有证明力。
第二组证据，2007年7月16日原告发给被告的传真，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办理917YHTB038、917YHTB039托运书项下货物的退运手续。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效力本院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被告向海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自认报关错误系其疏忽造成。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是在原告拖欠大量运杂费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应原告要求出具该情况说明，仅供原告向海关申请修改品名之需，并无自认责任之意。情况说明中只是表述为“因疏忽”，未写明是因被告疏忽。本院认为，由于被告确认情况说明系其出具，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情况说明中确实未写明系何人疏忽造成报关错误，故该证据对原告主张的被告自认过错不具有证明力。
第四组证据，货运代理费发票、海关专用缴款书、滞报金收据、付款凭证，证明原告损失的具体构成及金额。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货运代理费发票系上海敬海货运有限公司开具，而进口报关实际系由上海星辰报关有限公司办理，且该货运代理费包括了917YHTB038、917YHTB039两票货物的费用，无法作出区分，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货运代理费发票上显示的船名、航次、提单号与涉案货物退运的船名、航次、提单号一致，证据效力可予确认。其余发票和付款凭证因与本院从海关调取的资料吻合，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也均予以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及本院认定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编号为222620070767225348的报关单及所附单证（该组证据系应被告申请，由本院向上海海关档案部门调取），证明：1、原告自行填写的货主报关单、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报关委托书均记载货物品名为“全涤针织布”或“100%POLYTRICOT”；2、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代理人系上海集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华货运）；3、货物出口时的集装箱号为GLDU7131467。原告质证认为，1、原告将盖有印鉴的空白单证交给被告，有关信息系被告填写；2、原告委托的是被告，与集华货运无报关委托关系；3、对集装箱箱号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取自海关档案，证据效力应予认定。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报关关系，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其他证据另作分析认定。
第二组证据，集华货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货主报关单、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报关委托书均系原告直接寄交集华货运。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委托被告，被告再委托集华货运的事实；关于原告直接向集华货运寄送报关单证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系盖有集华货运公章的原件，真实性可予认定。根据集华货运在情况说明中关于“我司于2007年5月下旬受上海德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向上海浦江海关申报一批出口货物……”的内容，结合原告第三组证据中被告向海关所作关于“受客户委托，我司于2007年5月29日通过报关行申报出口至海防的货物……”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委托被告代理报关、被告接受委托后再转托集华货运的事实。至于原告直接向集华货运寄送报关单证一节，除集华货运的陈述外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集华货运又未到庭接受原告和本院的质询，故对此节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出口商品退运已补税证明，证明原告因出口交易未成，已按“全涤针织布”向税务部门办理补税。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论货物品名是什么，均会涉及退税。该证据因原告确认其真实性，本院对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
第四组证据，编号为222520081258043607的报关单及所附单证（该组证据系应被告申请，由本院向上海海关档案部门调取），证明进口集装箱箱号为GESU5142907，与出口所用集装箱不一致，无法认定进、出口的货物为同一批货物，原告所谓损失与报关行为无关。原告质证认为，货物在目的港已经开箱，发现质量问题后另行装箱退运，所以箱号不一致。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取自海关档案，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退运集装箱箱号与出口时不一致一节，原告的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相反，根据该组证据中所附的《海关货物查验记录单》记载，海关不予认定系退运货物的原因是货物实际品质与出口申报品名不符，而非集装箱箱号不一致，故该组证据不足以否定原告损失与报关错误之间的关系。
被告还当庭提供了第五组证据，MSN网络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告知被告917YHTB039托运书项下货物的品名为“全涤针织布”。原告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上看只是一份电脑打印文本，且对话双方的身份也不明确，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经对证据的审查，结合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07年5月，原告委托被告分别办理编号为917YHTB038、917YHTB039业务项下货物从上海至越南海防的海运出口代理业务。其中，917YHTB039号委托业务项下的货物应为“棉弹力针织布”。据原告称，其曾向被告发送出口货物托运书，托运书上标明的货名、规格为“95%CTN5%〃”，据此翻译即可得出货物的正确中文品名为“棉弹力针织布”。
在办理该票货物出口报关时，原告向被告提供了报关所需的货主报关单、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报关委托书。上述单证中，盖有原告名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章的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显示的品名为“100%POLYTRICOT”，货主报关单、报关委托书显示的品名为“全涤针织布”。原告接受委托后，通过案外人集华货运实际办理了出口报关事宜。最终，海关对该批货物以“全涤针织布100%POLYTRICOT”核准出口。2007年7月，原告称货物因质量原因遭退货，委托被告办理退运和进口报关事宜。同年9月4日，货物被运至上海。在进口报关时，海关现场查验发现货物实际品质为棉制针织布，与出口报关时申报的“全涤针织布”不符，故未当场认定系退运货物。同年10月24日，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向海关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受客户委托，我司于2007年5月29日通过报关行申报出口至海防的货物，因疏忽，将正确品名棉弹力针织布误报成了全涤针织布。由于棉弹力针织布不涉及商检及配额，因此我司也未能及时修改这个错误。现此票货物因质量问题需要安排退运，恳请予以安排修改为感”，但海关未同意修改。此后，原告另行委托上海敬海货运有限公司办理进口清关手续。2008年1月15日，海关对涉案货物作出征税进口的决定。同年1月16、17日，在重新报关并交纳了进口关税人民币62,929.70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117,678.54元、滞报金人民币42,013元后，涉案货物被海关放行。经海关审核放行的进口报关单显示，商品名称为“棉弹力针织布”，成分含量为“97%COTTON3%SPANDEX，幅宽58〃”。另，因超期使用集装箱，原告还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38,007.53元。
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是原告委托被告，被告接受委托后再通过案外人集华货运实际办理，因此，原、被告之间构成了包含出口报关在内的货运代理委托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报关过程中的货物品名错报是否具有过错。在报关委托关系中，委托人负有将详细、准确的货物信息告知受托人的义务，受托人则应当严格按照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办理具体的报关事务。本案中，原告称其作为委托人，已经向被告发送了出口货物托运书，托运书上标明了货物的详细信息。本院认为，现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收悉了出口货物托运书。即使被告确实收悉出口货物托运书，但托运书上仅有英文表述的“95%CTN5%〃”，并无中文译名。要求被告据此能够翻译出货物的准确中文名称为“棉弹力针织布”，显然超出了货运代理人的义务和能力范围。且“95%CTN5%〃”的表述具有纺织品行业的专业性，按照常理，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不可能未经原告确认即自行将系争货物品名翻译成“全涤针织布”。原告未举证证明曾明确告知被告货物中文品名为“棉弹力针织布”。相反，现有证据证明盖有原告名称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章的装箱单（重量单）、出口专用发票均显示货物品名为“100%POLYTRICOT”，对应的中文译名应为“全涤针织布”。可见，被告向海关申报的品名与原告提供的品名并无出入，即使该品名与货物的实际情况不符，责任也不在被告。此外，虽海关最终认定进口货物的名称为“棉弹力针织布”，但其成分含量为“97%COTTON3%SPANDEX”，而原告所主张的出口货物的成分含量为“95%COTTON5%SPANDEX”，两者也并非完全一致。
至于原告诉称被告曾承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因无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在履行代理义务过程中并无过错，无需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09.4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2,604.72元，由原告浙江中大华泰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晓峰
书 记 员 孙 晔
D. 报检案例分析
2：不规范，报检必须按实际数量和重量来报检、做出来的通关单或是换证凭条只会显示实际报检的数量。你出口报关必须一致才能顺利出口报关，。所以这样的做法不规范。
3：修改LC条款。只能提供一正本，或是客户接受复印正本或是接受只一个正本。没其他办法
E. 国际贸易案例分析
我的看法如下：
1,首先我要说，当双方同意以L/C方式来成交货物，那么所有的依据都应与L/C挂钩，因当
从L/C的作用就知道，它是一个独立的文件，不受任何的文件的约束。在商检的情况下，除非信用证另有约定，那么商检的时间必须就是L/C规定的时间。
2，回到商检证书的问题上，如果商检的时间不是L/C规定的时间那么这个商检证书也应是无效的。
3，在CFR贸易术语中，卖方的义务是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为止的一切风险，将货物装上船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因此，卖方装船后务必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否则，卖方应承担货物在运输途中的风险和损失。而卖方的装船通知内容错误，导致买方蒙受了货物入关后征收的滞报费，且将卖方货物转船计划发生变化的情况及时通知买方。所以，这个责任理所当然应由买方负责。
楼主，希望你早日将答案贴出来。
F. 列举两则贸易案例
1.我国某企业紧急出口一批服装到迪拜，共计300公吨，对方企业也已经开好信用证，信用证上要求该批货物不允许分批装运。但由于我方企业生产能力有限，不能及时提供300公吨的服装，因此，我方企业按对方企业的要求，在国内组织了其他同类货源，并于青岛、上海和宁波三个港口各装运了100公吨的货物在同一航次的同一条船上，同时在提单注明了不同的装运地和不同的装运日期。鉴于该种情形，我方企业是否违约？银行最终能否议付？
2.我国某公司出口一批面粉，双方签订了一份CIF合同，装运前按合同规定已向保险公司投保水渍险，货物装妥后顺利开航。载货船舶启航后不久在海上遭受暴风雨，海水涌入舱内，致使部分面粉遭到水渍，损失价值达2000美元；数日后，又发现部分面粉袋包装破裂，损失达2500美元。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请问这些损失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3.中国A公司向澳大利亚B公司发盘，销售某商品一批，除列明其它一些必要的交易条件外，发盘表明，以即期信用证付款，收到信用证后2个月交货。B商在发盘有效期内回电，称接受发盘，同时要求立即装运。但A公司未做答复。随即B商开来即期信用证，并注明“立即装运”。当时该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A公司拒绝交货，并立即退回信用证。试分析A公司的做法是否合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3.我A公司以FOB条件从国外进口一批农产品，双方在合同检验条款中约定：在出口国装运港检验，由装运港公证行出具检验证明，作为确定交货品质和重量的最后依据。货到目的港后，我国海关检验发现部分货物霉变，且交货数量与合同约定不符。于是A公司委托当地商检机构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后向卖方提出索赔。请问A公司索赔是否合理。
4.我方某公司从英国进口一批货物，双方约定按信用证方式结算货款。开证行中国银行按时向英方开出信用证。英方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向议付行汇丰银行交单议付。议付行汇丰银行对单据予以审查，认为单据合格后即向受益人议付货款。我方收到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与合同规定不符，便要求开证行中国银行拒绝向议付行汇丰银行付款，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请问我方要求是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5.A公司向B公司出口一批货物，按CIF条件成交，B公司通过C银行开给A公司一张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当A公司于货物装船后持全套合格单据向银行办理议付时，B公司倒闭。同时传来消息，称这批货在离港72小时后触礁沉没。问：C银行能否以B公司倒闭及货物灭失为由拒付货款，并述理由。
6.上海某公司的产品在东南亚市场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市场销路较好。俄罗斯某公司向上海公司要求订货，说明最终市场在上海公司从未涉及的中东国家，并以开拓新市场为由要求上海公司降价20％，上海公司考虑到开拓新市场同意俄罗斯某公司的要求，以FOB美元术语成交，价值10万美金，并在合同中注明俄罗斯公司不得将货物卖至东南亚。然而上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俄罗斯公司直接把货物销往印度，于是向俄罗斯公司索赔20％的优惠款，俄罗斯公司以FOB项下目的地由买方指定，卖方无权干涉为由予以拒绝。试问：上海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为什么？ 答案：1.没有违约，银行不能拒付。UCP规定同意运输工具装运并经同一运输路线的即使装期跟装运港不同，只要是到达同一目的地的，不视为分批装运。
2.前面部分的2000美元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因为符合水渍险的赔偿范围，而后面的2500美元损失因为不是直接由海水进舱造成的。
3.A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首先其在发盘中规定了一个期限那么就是说明这个要约是个不可撤销要约，其次B公司又按照要求开立了信用证，说明其已经采取了实质的行为，也表明此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要约发出并且对方做出来承诺那么这个合同关系就产生了。赖不掉了！
3.不合理，既然规定出口装运港检验那么就得以出口国装运港出具的检验证书作为依据，如果证书证明该票货物达到了检验要求那么也是不能索赔的。
4.我方的要求不合理，信用证开立后就是一个独立于合同存在的自足文件，其不受合同的约束，信用证下付款是一种单据的买卖只要做到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单据符合了信用证规定银行就必须无条件地付款。这个业务中让银行不付款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后期再对卖方进行索赔了。
5.不能！都说了信用证一经开立就是独立的自足文件，信用证项下付款是一种单据的买卖，既然全套单据合格，银行不能拒付。剩下的双方间解决就行
6.合理，既然合同中都已经规定了不能卖给东南亚国家了，那么管你目的地是哪反正就不能是东南亚国家，否则谁要给你那个20%的优惠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G. 急求 国际贸易案例分析
当然可以接受
对方这就是委托加工贸易
实际上就是代加工
加工成为他们的鹰牌
很多这样的贸易方式
H. 国际贸易惯例与法规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
中国A公司(申请人、买方)与澳大利亚B公司(被申请人、卖方)于1992年3月20日订立了5000公斤羊毛的买卖合同，单价为314美元/KG，CNF张家港，规格为型号T56FNF，信用证付款，装运期为1992年6月，申请人于5月3I日开出信用证。7月9日被申请人传真申请人称，货已装船，但要在香港转船，香港的船名为Safety，预计到达张家港的时间为8月10日。但直到8月18日Safety轮才到港，申请人去办理提货手续时发现船上根本没有合同项下的货物，后经多方查找，才发现合同项下的货物已在7月20日由另一条船运抵张家港。但此时已造成申请人迟报关和迟提货，被海关征收滞报金人民币16000元，申请人接受货物后又发现羊毛有质量及短重问题，于是在经商检后向被申请人提出索赔。
争议焦点
争议有三：①船名、船期通知错误应由谁负责；②商检证书是否有；②羊毛的质量与短重问题。
申请人认为，根据CFRA7的规定，卖方应“给予买方货物已装船的充分通知，以及为使买方采取通常必要措施能够提取货物所要求的其他任何通知。”但被申请人错误地通知了船名及船期，也没有将货物转船计划发生变化的情况及时通知申请人，从而违反了A7项下规定的义务。被申请人则认为，在CFR条件下，卖方的义务仅限于租船和将货物装上船，对其后发生的额外费用不承担责任，货物未按原计划转船不是被申请人造成的，也不是被申请人所能控制的。
关于商检证书的有效性问题，被申请人认为，由于申请人没有在合同背面条款规定的商检期内进行商检，因此申请人提交的两份报告都是无效的。根据合同规定的商检期限，买方应在货物到达目的口岸及60日内进行商检。申请人则辩称：买方商检的期限决定于合同所引的《中纺羊毛交易条款》，原合同背后条款是不适用的，中国商检局是合同约定的最终检验机构，它所出具的商检证书是合同规定的索赔依据，不容怀疑。
关于羊毛质量问题，申请人声称，根据商检证书，所交货物中有3017公斤原毛霉烂变质，5包原毛的细度与合同规定不符，原毛长度不足3.5英寸，还有567公斤弱节毛，净毛重量短重931.4公斤，为此共计索赔34694.40美元；被申请人则声称申请人计算索赔的差价有误，因原毛细度、长度不符及弱节毛问题的差价分别应为499.20美元、654.37美元和85.05美元，合计1238.62美元。至于短重问题，被申请人称该批货物在装船前检验时重量符合合同规定，即使短重属实，该亏短也没有超过合同规定的短溢幅度。
述评
在船名船期通知错误这一问题上，责任在被申请人方面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根据Incoterms1990CFRA7的规定，卖方有义务将转船的变化情况及时通知买方，以便买方能采取通常必要的措施来提取货物。可是被申请人没有这样做，使得申请人不得不设法打听货物的下落甚至支付滞报金之类的额外费用。被申请人辩称货物未按原计划转船不是被申请人造成的，也不是被申请人所能控制的，因此不应承担责任。这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对双方当事人都适用的1980年维也纳公约第79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或他所雇佣的第三人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况时才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免责，否则应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转船并不是不可抗力条件，而船公司又是被申请人雇佣而承担通知义务的第三人，当船公司没有履行到上述通知义务时，雇佣他的被申请人理应为此对申请人承担责任，故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赔偿16080元人民币滞报金给申请人。
关于商检证书的效力问题，仲裁庭认为，虽然合同的背面条款和《中纺羊毛交易条款》中都有关于商检的条款，但根据合同正面条款的规定，合同的全部条款均优先于《中纺羊毛交易条款》，而且后者并没有就商检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仲裁庭认为本案应适用合同背面条款中所规定的“货到目的口岸60天内”进行商检。但是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应从货船到港的7月20日起计算商检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由于被申请人错误地通知了船名和船期，致使申请人在1992年9月8日才提到货，因此把申请人进行商检的起算时间确定为1992年9月上旬是合理的，其截止日期应为1992年10月底，故申请人提供的由商检局于1992年10月30日出具的第一份商检报告是有效的，第二份于1993年1月5日出具的商检报告由于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期限而无效。
关于羊毛质量及短重的问题，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计算的因羊毛品质不符合同规定而发生的差价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被申请人对货物短重的理解是错误的，所谓2%的短溢条款，是指卖方在交付货物时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数量上多装或少装2%，买方不得以此作为拒收货物的理由，但这并不等于说买方付了100%的货款而只能收取合同重量的98%的货物，这多收的2%货物款仍应退给卖方。故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因所交货物的质量与合同规定不符而向申请人赔偿损失4089.93美元及相应利息。